《J.斯坦利先生的证词》Valerian

1、1

　　The Testimony of Mr. Jasper Stanley

　　1.
　　杰森死了。

　　这是他们告诉斯坦利的第一件事，在他醒来之后。一个灰暗的单人病房，两个警察守在门外，窗户上装着生锈的铁栅，从他躺着的地方只能看见阴沉的天空，像积满灰尘的玻璃，像圣马洛海滨那栋旧房子的窗户，杰森徒劳无功地试图用报纸把灰尘擦掉，在脏兮兮的阳光下制造出一场小型沙尘暴。枪放在他们之间的桌子上，灰尘缓缓地、几乎是懒洋洋地落在黑色金属上。

　　负责审讯的探员是个穿着灰色套装的小个子，头发牢牢地扎在脑后。她就像某种水鸟，用带蹼的爪子谨慎地在沼泽里跋涉，打量斯坦利的样子犹如打量陷在泥浆里的贝类，偶尔用喙啄一啄外面的硬壳，确保里面的软体动物还活着。斯坦利似乎没有留意到她，即使留意到了，分给探员的注意力也不会比分给一张椅子或一个玻璃杯更多。他们共同组成了一幅黯淡的素描，铁窗栅的影子缓慢移动，拉长，随着日光的消失而消失。出于某种理由，病房灰泥剥落的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肺结核宣传日海报，日期是六年前。斯坦利久久地盯着它看，仿佛那两片平面化的肺叶是他长久的梦游状态里唯一真实的事物。

　　他睡得很多，但并不做梦。吗啡如同不透水的、沉重的帆布，一层层地盖住了他的意识，令它们只能在重压之下低语和蠕动。有好几次斯坦利认为自己听见了报纸刮擦窗户的沙沙声，睁开眼睛的时候护士正把针头刺进他布满瘀血的手背。病房的窗玻璃通透干净，一个晴天。

　　杰森死了，他在脑海里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肢解词语和音节，又砌回去。斯坦利是循序渐进地理解这件事的，就像意外窥见了一本小说的结局，他不得不往前翻页，理清来龙去脉。这些角色都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一个死去了，另一个活着；为什么活着的那个会在病床上，为什么病床旁边等候着一个禽鸟般的探员。

　　“斯坦利先生。”水鸟说，她不是主要角色，因此没有名字，斯坦利只需要记住她的职业，探员，问问题的人，“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科尔曼的笔记在谁手上？”

　　他专心致志地听着自己的呼吸，肺的扩张和塌缩。打着夹板的右手疼痛不已，后脑也是，医生从前天开始就不再给他吗啡了。斯坦利把相对完好的左手举到眼前，入神地打量着突起的关节和手腕内侧的针孔，深色瘀血的形状就像一杯打翻的咖啡。

　　“斯坦利先生，你能听见吗？”

　　“圣马洛。”他沙哑地开口，声带像没有上油的铰链，干涩地互相摩擦，他思忖着自己能不能咳出一些铁锈来。

　　“是个地名吗，斯坦利先生？”

　　“是的，”斯坦利放下手，转过头去，第一次认真打量那只敲打蚌壳的水鸟，她的钢笔犹豫不决地悬停在笔记本上方，“不是。”

　　——

　　圣马洛是六个夏天的总和，是布列塔尼渡轮公司散发着尿臊味的船只，大贝岛和小贝岛，退潮时露出水面的灰色石阶，成排敲进沙里的木桩，海藻，盐，有气苹果酒，旅馆吱吱作响的地板，突如其来的暴雨和帷幕般的浓雾。芒什海峡这一边的夏天苍白疲弱，像是被滤纸包裹起来，压榨了一番。旅馆老板是个快活的爱尔兰人，十七年前第一次跨过海峡，再也没有回去。斯坦利既害怕又喜欢他，害怕是因为这个卷发的中年人高大健壮得像一堵砖墙，嗓音响亮得堪比雾角；喜欢是因为这堵墙上总是散发出酵母、石榴糖浆和烤肉的气味。他像头水牛一样在厨房和露台之间横冲直撞，运送着加了冰块的基尔酒和装在彩色纸杯里的覆盆子雪糕。大人们在露台上消磨时间的时候，斯坦利和杰森赤脚跑过被晒暖的石板路，只穿着短裤，追逐一个破烂不堪的足球。旅店老板的双胞胎常常加入战局，两个红发姑娘，套着一模一样的棉布连衣裙。当她们私下谈话的时候，说的是一种夹杂着英语——十分偶尔地，还有少量盖尔语单词——的古怪法语。这从来没有妨碍比赛，孩子们在鱼市场后面空无一人的窄巷里互相推搡，在足球有气无力地滚过粉笔线的时候发出兴奋的尖叫。

　　杰森比斯坦利大两岁，高出他整整一个肩膀，虽然这个差距后来慢慢有所缩短，但在当时看来还是非常可观的。杰森的父母，科尔曼先生和太太，在银行工作。按照原本的计划，1979年夏季他们理应在马赛度假，但最终因为旷日持久的铁路罢工而无法成行，转而买了渡轮票，和其他带着孩子、抱怨连连的英国家庭一起在挤满鱼贩子的码头上登陆——当时的港口还没有被各式私人帆船挤占。他们被安排在斯坦利一家隔壁的客房里。见面是不可避免的，旅店顶层就只有这两个房间，都朝向沙滩，窄小的阳台紧挨在一起，伸出手就能摸到对面的栏杆。对斯坦利而言，他童年的夏天就这样永久地和嘎吱作响的地板以及粘着干硬海鸥粪便的窗台捆绑在一起。

　　六个夏天，1979到1985，当斯坦利回忆起来的时候，他总是先记起出海钓鱼的那一年。母亲凌晨四点把他叫醒，给他套上一件硬邦邦的雨衣，盖在灰色毛线背心外面，盔甲一般。“外面很冷，加斯帕，”斯坦利太太说，相比起关心，更像是抱怨，这个地方和这个气温对她本人构成了冒犯，而且她必须时时刻刻提醒她的丈夫：当他兴高采烈地附和科尔曼先生的提议、付押金租下渔船的时候，她私下里可是表示过强烈反对的。

　　“穿这双靴子，”母亲指示道，斯坦利顺从地蹬掉皮鞋，套上雨靴，“到了船上别乱跑，被浪卷走的话谁都没法把你救回来的。”

　　“特雷多先生说今天的浪很小。”父亲插嘴。

　　“他当然会这么说了，不是吗？”母亲尖锐地回答，“否则你们怎么会同意租他的船呢。‘海很平静，先生！’”她模仿着渔船主人的口音，又把背包的拉链拉开了，像是要检查六份三文治是不是还好好地待在里面，“浪是大还是小，我都会晕船的。”她补充道。

　　“搭渡轮的时候你看起来还好。”

　　“我很惊讶你注意到了，约翰。”

　　母亲说“约翰”的方式，仿佛那是一句诅咒。斯坦利穿着雨靴的脚一下下地踢着床沿。

　　“我们能在船上看日出，”父亲最终说道，仿佛这就是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法，他戴上了新帽子，从两边支棱出来的耳朵显得特别滑稽，“加斯帕，别制造噪音。”

　　他站了起来，地板吱嘎抗议，走向门口。斯坦利一家鱼贯离开客房，加斯帕·斯坦利走在最后，盯着母亲的深蓝色发带。雨衣阻碍了他的动作，男孩笨拙地摇晃着，像只企鹅。

　　科尔曼夫妇和他们的儿子等在前厅里，装着渔具的帆布袋放在脚边。杰森同样套着儿童雨衣，假如说这件塑料制品让斯坦利看起来像只企鹅的话，那杰森穿着它就像个旧灯罩。孩子们交换了一个目光，杰森冲他严肃地点了点头，斯坦利别无选择，只能跟着颔首，仿佛在签订某种双边协议，令他们在成年人的愚行中成为沉默的搭档。

　　特雷多先生的渔船在笼罩码头的雾气中浮现，通往驾驶室的舱门边挂着一个裸露的灯泡，光线稀释在浓雾里。“非常早，非常早，”作为招呼，这个穿着脏兮兮衬衫的布列塔尼渔民说，拧着手里的帽子，他的英语犹如间歇泉，每次涌出一股四处飞溅的词组，“今天往西，鱼。”

　　“我希望今天的风浪不会很大。”斯坦利太太说。

　　“不大。”特雷多先生打了个手势，为他身后的大西洋辩护，“海很温柔。”

　　男孩们绕着甲板跑了一圈，雨靴敲在甲板上，砰砰作响，最后溜到船尾，俯身去看黑漆漆的水面，栏杆顶着他们的腹部。引擎发动的时候整艘船都震颤起来，轻微摇晃着，一头扎进雾气里。

　　往西。

　　冰冷的水雾沾在他们脸上，在渔船加速之后就变成了货真价实的浪花，浇进塑胶靴子里，打在雨衣兜帽上，把杰森的头发变成一团纠缠不清的黑色细钢丝。“离日出还有二十分钟。”年长的男孩说，那么笃定，仿佛太阳是按照他的意志运行的，假如真的是这样，斯坦利也不会惊讶。杰森是一颗G型恒星，要是这个世界不肯绕着他转的话，他恐怕是会亲自动手把它的轨道扭正的。

　　晨雾消散得那么快，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现在他们从哪个方向都看不见海岸了，只有深绿色的海水，浸没在海平面以下的太阳仿佛一颗用力搏动的心脏，喷涌而出的血液每分钟都把海水染得更红。甲板在他们脚下震动，有那么几秒钟，船仿佛随时能脱离水面起飞。随后太阳彻底摆脱了海水，一个刺眼的天体，魔法消失了，斯坦利垂下视线，金色的光点随着浪头晃动。

　　特雷多先生说了实话，海面平静温和，风似乎比岸上还要暖和一些。男孩们看着渔夫熟练地绑鱼饵，甩出吊钩，卷着钓线的滚轮飞速旋转着，发出轻细的咝咝声。父亲们在谈论银行和赛马，杰森又在谈论他的基地——这一整个夏天他都在说这个——圣诞节前后科尔曼先生把后院工具棚的钥匙给他了，杰森把这个旧棚子改造成了工作室，假如说把木工套件和工具箱放进去能叫“改造”的话。他在修理一辆坏掉的单车，一点一点地磨光链条，拧紧踏板，校正轮子。斯坦利并没有在听，父亲在收线，钓竿弯出一个那么危险的角度，斯坦利觉得它随时都会和钓线一起绷断。一条海鲈被拽出水面，银光闪闪，水花四溅。

　　这条鲈鱼当晚出现在他们的餐桌上，仔细地切成漂亮的块状，用加了鼠尾草碎的黄油略煮，再炸得金黄。杰森从无人看管的冷餐台上偷了半瓶苹果酒，拉着斯坦利溜出了旅馆。某种节日还在进行，沙滩上燃起篝火，但夏日的白昼是如此漫长，火光和久久不落的太阳比起来那么苍白，像个做工不良的摆设。男孩们爬到礁石上，远远地看着火堆和周围的人影。酒瓶在他们手中来回传递，杰森喝掉了最后一点已经没有了气泡的酒，随手把玻璃瓶插进岩石之间的凹陷处。

　　风转了方向，卷来了篝火边的喧哗和微弱的风琴声。

　　“我们可能该回去了。”杰森说。

　　“对。”

　　他们继续坐在原处，直到星星出现。火堆熊熊燃烧着，一个缩微的太阳，把跳舞的人群映成单薄的影子。

　　那是1982年6月21日，离斯坦利的十岁生日正好还有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