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诸子（主法家）》蔚蔚谭

6、儒

　　“春秋决狱”，是指西汉时董仲舒提出的一种审判案件的推理判断方式，特定情况下儒家经典是判案的依据，即以儒家强调的思想作为判案原则。“春秋”二字是儒家经典的统称，因其在决狱中用的最多。

　　为什么要说是“法儒”而不是“儒法”？作为一个偏正结构的词语，笔者要强调的是，儒才是断案的根本落脚点。这里“法”当然代表着“法律”“规则”，“儒”当然象征着“人情”“人伦”“道德”；它指代的是，凡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的，司法官就以儒家经义作为裁判的依据，凡是法律条文与儒家经义相违背的，则儒家经义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具体操作方式是，根据案件的事实，追究犯罪人的动机来断定案件事实，即所谓的“原心定罪”。

　　这种断案方法跟现代刑法指导思想是有龃龉的。现当代，法只处罚行为，法不处罚思想；有行为、有结果、有因果关系，那么行为人的动机如何是不必理会的。况且，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法网必须严密，罪行要由法律明确规定。

　　但如果深入了解过现代的一些判案规则，会发现，所谓随意的违法的“春秋决狱”思想到处可见——对此罪与彼罪、既遂与未遂与犯罪中止、罪轻与罪重进行区分时，动机常常被纳入“主观过错”里，作为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之一来考量。民法判案也经常以“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裁判结果的重要依据。

　　现在与古代唯一的区别，只是法律规定的严密性，原则援引的比例大小而已。

　　要评价“春秋决狱”的好坏，就必须要立足于西汉那个时代背景来讲。汉承秦制，汉代变战时秦法为宽大的常法，有继承有摒弃更有完善。不过可怕的是，汉武帝以后，法律的“完善”一发不可收拾，立法权滥用，法律冗多，知法-之士一生都看不完国家的法律，加之新旧法更替频繁，法与法-之间相互矛盾，百余年即导致了法制的瘫痪。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想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无疑是痴人说梦，“春秋决狱”的判案方式应运而生。

　　儒家经典主要有六，《诗》《书》《礼》《乐》《易》《春秋》，不管是“圣王之法虽历万世而不朽”的《尚书》经义，还是《春秋》案例、人物对话中所体现的价值主次，都足以成为一种道德的风向标。它寄托了孔孟先人“再使民风淳”的入世理想。

　　《春秋决事比》记录过一则故事：有个大夫跟着君主出外打猎，君主打得一头小鹿，让大夫带回。半路上，碰见了母鹿，互相哀鸣。大夫可怜他们，就放了小鹿，君主要以违背君命处罚。还未处罚，君主得了病，想到大夫心地好，不但免了罪，还想提拔他。

　　董仲舒认为，当初君主捕猎小鹿，大夫没有阻止，是违背了春秋大义，有罪。后来释放小鹿，算是有功，可以赦免。但提拔是不应该的。秦汉法律规定，春天禁止捕杀一切禽兽，其依据的便是《乐》之理（《乐经》传说在秦代大火中失传）。其立法依据兴许可以用一个美丽的传说来解释：

　　春日迟迟，草长莺飞，君子沐于春台，感花叶飘零，彩云流散，（木神句芒）鼓琴而作，乃有怜惜众生，愿其常保青春之意。故闻奏《郁轮袍》者，不杀，不怒，不怨，仁爱忠厚，惠及草木，借春之勃勃，惜天下之生灵。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事万物都有其时序规律，也能与人事相互对应。“琴”（或者说乐）为古典四大才艺之首，向来就与个人操守、君臣之道息息相关，《辩乐》所谓“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的圣王之仁，齐相邹忌以大小弦协奏的琴道比喻君臣合作，这就是《乐》对人的教化。

　　封建社会尊卑森严的等级秩序，也并没有打断人们对基本善的追求。上接秦法。秦法认为，只要“一断于法”——法律面前，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即现代刑法强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那么处罚就算过严也没有关系。这种以横向平等代替纵向合理的立法观念，显然是违反了现代宽严相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于是其僵硬性将由儒家经义来补正。

　　《尚书》有曰：刑罚世轻世重（刑罚根据当时的民情来规定其轻重程度；乱世当用重典，强调法律的效率价值，治世用平典，展现法仁慈宽和的一面）。汉代对秦代立法、司法的儒家化修正，正是引导国家规范朝人性、人道一方发展。所以“缇萦救父”可以成为当权废除肉刑的引导索，《春秋》“当罪而诛不言于报,匹夫之怨止于其身”反对复仇与株连的理念得到大力提倡。春秋决狱，微言大义，这就是人们心中所认可的正义。

　　虽然，运用“儒学”（道德）判案有其随意性，甚至给人以儒学用“道德”杀人的第一感官，但在一个法治无以为继的时代，春秋大义强调“法无可恕，情有可原”，却是时代的心声。这项制度绝不应该只在后世只背负骂名，而没有受到该有的尊重。

　　所以我一再强调，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应该慎言。不设身处地地理解时代的限制，我们对历史的解读是对历史的污蔑，对先人的评价是对先人的诋毁。每一个时代都有共同的朴素正义，在法律无法达到的地方，道德就应该成为最应该得到敬畏的东西。儒学并非不可理喻，请尊敬哺育我们两千年的文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