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诸子（主法家）》蔚蔚谭

5、儒

　　周星驰在《审死官》当中有这么一段表演：香港法庭上，周星驰用逼问的方式使得被告说漏了嘴，然后就以为大获全胜。结果法官却告诉他，被告没有进行“宣誓”，就是所谓的向《圣经》祷告，以证明自己不会说假话；由于没有这一仪式，因此这一当庭证明无效。

　　当然这一说法很牵强，有点类似于在中国非法取证，结果取得的确凿证据被宣告无效一样，令人无法接受。在要求程序正义的西方，这点却是毋庸置疑的。古老的罗马法有言，“由于履行了宣誓仪式，证辞具备了法律约束力，因而不许更改证辞”，就是所谓的“诬告宣誓”。

　　孔子的程序思想早已外化为“礼”，只要符合“礼法”这一外在特征，其实质是篡位也好，要挟也罢，都不在他的批判范围以内。这就是为什么鲁公被三桓驱赶到邻国，他不计较；而季孙用鲁君才能用的排场看歌舞，他立即气得辞官不做。

　　孔老夫子在众人眼中是如此的可笑和迂腐。可能也是因为他“自有主张”，就是后来孟子所谓的，只要统治者能够有所作为，国人可以接受任何人的统治。他并不觉得鲁君的权力是天然的，也不觉得他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只是觉得任何一个人继位，都必须名正言顺，不会引起百姓的争议，造成舆论上的怀疑，即是所谓的法统正当。

　　历史与法律有一个交叉点，即时效取得。这是一种历史惯性，某种情况延续的时间长了，就误以为该种存在是合理的。存在即合理，长时间存在更能够验证它的正当性。

　　四书五经读下来，发现儒家的道与道家的道其实是相通的，甚至儒家更顺应人性，尊重个人私心：亲亲尊尊，“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甚至官官相护。儒家的一切理论都从血缘伦理出发，寻求一个平衡私心和公利的法子。儒家本身并不强调道德，就算众道归一的“恕”，孔子的解释也是功利性的，毫无真正的正义可言。正面的“恕”，是“己所立而立人，己所达而达人”，反面的“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认为，如果每个人都“为己”，势必造成不公，进而将是大动荡。因而仁者“为人”，个人应当把自己的需求寄望于别人，“交相利”。社会依靠这种“道德”来获得长足的稳定发展。孔子是智慧的，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清楚这个道理，并按智者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以实现长治久安。

　　这个理论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即所谓的“齐鲁斗法”。姜子牙获得分封，其地在齐；周公旦获得分封，其地在鲁。姜子牙尊重当地的生活习俗，提出“尊贤”，即能者当之，不赞成世袭公卿；周公旦要用礼法来治，派自己的儿子伯禽制定一套“礼”制，让所有人都了解何为礼，进而教化民风，相处融洽。三年之后，齐鲁两地民风迥异，齐地强大富庶，鲁地文化深厚。这就是鲁国长期受齐国欺压的缘故，俗话叫做：君子在小人眼中总是可欺的。

　　孔子出生在鲁地，对礼法耳濡目染，自然倾心于君子之治。他也知道自己的“道”是“王道”，在小国林立的春秋格局中不足以匹敌法家的“霸道”。各国后期都选择了法家的“法术势”，只是因为它够实用够霸道。

　　但百家争鸣，采用一家之法都不是个人的胜利、门人的胜利，甚至不是此种理论的胜利，它只是文化的胜利，政治的胜利。士想要把控一个帝国，都不得不牺牲自己，成全门人，有时还不得。郑国子产铸刑鼎，后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孝公死后，秦人杀商鞅而用其法；秦始皇统一中国，杀韩非而用《韩非子》。

　　秦能够因“法”而兴，最终也因法而亡，何也？此一时彼一时，此一地彼一地也。

　　孔子终其一生都不能说服一国用其“法”。即使是鲁国，信奉的也只是“相忍”，说的好听点叫做中立；说的难听叫做“夹着尾巴做人”。儒家学说想大放异彩，只能为一个统一的国度所用，这个国家就是西汉。

　　但凡国家统一，那么国人的差异性就大打折扣，正适合儒家“圈地养德”。儒家在统一的国度有它的天然优势。它主张道德，帝王的统治因此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纱，所以为统治者所认可。又以孝为道，遵循天伦，仁者也不会去抵触。百姓受统治，但与春秋战国时动辄刀兵加身两相比较，也得到了实在的实惠。

　　自此，儒家融合天地人阴阳理论、法家理论形成儒教，成为华夏之地两千余年的信仰。这是统治者、儒家和百姓的共赢，也是各种学说杂揉的结果，虽然现在看来不尽人意，但是其历史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儒家的“礼”就是现在的法，为“定分止争”而设，尽管造就不公，仍然合乎整体的利益。

　　如今的法律也是一样，所规定的不公平之处比比皆是，甚至有些是毫无道理的“恶法”。在不太过分的大前提下，我们能忍就忍吧，毕竟意识形态还算统一，还能安宁地过活，已经是人之大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