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肖斯塔

2、过去-1

　　我第一次见关倚文也是在去年夏末。他是文化事务局的公务员，代表负责教育的副局长来跟我接洽，商量怎样把我介绍给杨岑。杨岑留洋逾三十年，十年前才经K市政府安置回乡定居。杨岑生在书香门第大户人家，四十年代家门败落，流亡至K市。他年轻时正逢打仗，K市喧哗躁动，他曾住独住市东一间小公寓，所在的街道叫做露水街，后来被他改头换面写进一篇短篇小说里。三十年后杨岑返乡，由市政府和K大中文系当代文学研究所牵头，于是选中的房产就在K大附近的蒲湾道上。他就在此直到终老。

　　我见关倚文那天下午，蒲湾道上狂风大作，暴雨将倾。我从文学院博雅楼下来，走那条歪斜的小路往蒲湾道上去，只听见头顶树木扭动枝节哗哗作响，感觉自己也要被吹走。我正在后悔没有带伞出来，这时看见关倚文在公共汽车站边，远远向我打招呼。

　　他没有我那时十分之一的狼狈，西装革履，戴一架黑框眼镜，稳步穿过人行横道，向我伸出手来。

　　关倚文说：“黄博士，我是关倚文。”

　　这句话被风吹走一半，但我还是听见楷体加粗博士两个大字。我说：“你好，我是博士候选人，还没有博士学位。叫我黄卓彬就好。关先生你好。”

　　蒲湾道是一条细带，从海岸盘旋至到山顶。K市的大半都在一片崎岖岛屿上，是天然的绝佳深水港，码头客轮忙碌，家庭作坊式海产店毗邻五十层写字楼，同样地生意兴隆。从前这里只有渔民，海岸线斗折如扇状，这处称为蒲扇湾，蒲湾道因此得名。

　　九月的海港城市仍然炎热，每日上午碧空如洗，烈日将树荫投落半山街道，将写字楼针尖状的影子投落海洋。但中午时分准要起一场大风，接着下一场瓢泼大雨，然后雨过天晴，又复烈日暴晒。

　　我和关倚文在大雨来临前回到博雅楼里。我的办公室原来属英语系一个研究生用，这学期研究生毕业，房间被腾出来给了我。用寸土寸金形容K市毫不夸张，大学的房产也极尽空间利用之能事。这间小室极其逼仄，在二楼楼梯拐弯处，开门见窗，左右都没余地，就那样狭长的一条。

　　房间被腾出来一个暑假，桌椅布满灰尘，极其混乱。也只有一张书桌一张椅子。

　　我对他说：“陋室太陋，真不好意思。我帮你搬张凳子来。”

　　关倚文叫住我：“不用这样麻烦。从电梯上去就是咖啡厅，我们直接上去也行。”

　　那是我刚来K市第三天，搬进K大第二天，对地形一片茫然。我说：“哪里上去是咖啡馆？”

　　关倚文说：“很近的，我带你走。”我锁上门跟他出去，这时雨点已经扑进天井。我们从电梯上到四楼，果然有一条长廊通向咖啡厅。三五个学生抱起书和纸杯从露天座位奔进店里去，我们也跟着进去。

　　我说：“实在惭愧，还没有你熟悉地形。”

　　关倚文转过来笑了笑：“不是。我也是这里的毕业生。”

　　我们各自要了饮料，在墙角沙发坐下来。他说：“你可否详细说说见杨岑先生的打算？”

　　我告诉他我的博士论文。“除了杨岑外，还有两个作者也在计划中，但他们都可经K大联络。”

　　“我了解了。想必你也知道杨岑先生有多深居简出。但其实你来这一趟，我们不能再高兴了，我们会尽量帮你联系。”

　　我问：“他身体可好？”

　　“没有大碍。我们每半年都请医生去体检。如果你只是与他聊天的话，肯定不会有问题。我只是不确定他是否会愿意。有不少媒体联络过采访，他一概推掉。但你和媒体又不一样。我们其实也希望更多人能了解杨先生，这几年读他书的不多，这一点你肯定也知道。如果你可以的话，能否发一份论文的提纲给我们，我们转给他看，也许会更好些。”

　　“这没有问题。我今晚就可以发给你。”

　　他也问：“你研究什么题目？”

　　“离散文学的现代主义。坦白说，虽然我拟定采访几个作者，但这采访内容未必一定成为论文的核心，可能只能一些辅助资源而已。我来K大除了做采访，其实也是希望能多借助图书馆的一手素材。写出来的论文，可能和杨先生本意相差甚远。希望你们和杨先生都能理解。”

　　“相差甚远是什么意思？”

　　“有的作家和研究者关系闹僵，都是嫌研究者过度阐释。我的论文还没动笔，我也拿不准，但到时候写出来，如果杨岑先生读到，有可能会觉得和他本来意思相去甚远。”

　　“那我们会先与他做好沟通。如果他不愿意，也无法强求。”

　　我说：“我再感激不过。”

　　只说了半个小时关倚文就告辞，两杯咖啡钱也各人各付。他举手投足文质彬彬，却又直截了当，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倒是有一句，就是他也是K大毕业生。除此之外我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如果这里的公务员都像关倚文一样，那么本市早成为廉洁高效的柏拉图理想国。他这个坚不可摧的人。关倚文一概如此。他一概如此。早知如此，我应该杀死我的想象。就像杨岑用他戏剧性的死亡杀死我的梦幻泡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