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肖斯塔

1、现在-1

　　2月25日，我在杨岑先生的葬礼上又见到关倚文。三个星期不见，他剪短了头发。他看到我并没有走过来。很快追悼仪式开始，高矮肥瘦，逐个发言。我在倒数第二个。

　　我还能说些什么？人已经没有，丢下水一颗石子也说沉就沉。政客的悼文冗长严肃。管家的回忆短小深情。唯独来葬礼上睁眼闭眼坐着的那些人，从前也不见他们到蒲湾道107号上去。

　　我只能简短复述过去。“我认识杨先生很晚，在去年9月。我到K大文学院开始做一年的访问，希望能看到一些一手的资料，采访几位作家，以便写作我的博士论文。杨先生是我来时最期待的采访对象。感谢文化教育事务局牵头，把我介绍给杨先生。后来因为采访顺利，这半年来，每个月都造访杨宅。

　　“先生读书多，思路敏捷，旁征博引，我每去一次都有新的想法。他不止是我论文的研究对象，简直已经是我的另一位导师。不敢想象时间这么短，这么突然，先生便仙去。我有幸得他指点，还有许多话想对他说，这几周来每天惶然如行尸走肉，不知还能跟谁说起。我怎么也料不到，我给先生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在静山堂的读书会上，给先生打了急救电话……”

　　正式的环节结束后，中文系几个学生上台去朗诵他的诗。这时现场气氛稍不那么严肃，有人开始走动。我坐在第一排左边，一侧身就看到坐在后面的关倚文起身离开座位。

　　台上还在朗诵。最边上的一个男生低头哽咽。我尽量放轻手脚起身走到西侧的走廊，绕过门厅，进而向东拐去。我很快见到关倚文背影，他也转过身来。

　　三个星期不见他，我仍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只会堵他到走廊拐角，却说不出话来。半晌还是他先说：

　　“你节哀顺便。”

　　我本该觉得大松一口气，但他又已提起沉重话题。想当时也就是因为杨岑我才认识他。我说：“生死有命。我最后一次去先生家里见他时，他还显得很愉快。谁能料到。”

　　倚文说：“杨先生七十八岁，著作等身。这是善终。”

　　我点头：“如果他能预料，大概也不会遗憾。”我想说些别的，于是又问他：“你还在忙？”

　　他盯着我看了片刻之后才开口。他还是这镇定模样，像我在博雅楼下第一次见他，不疾不徐，即便真有端倪也都压在脚下。倚文说：“一般的事务而已。不是过年过节，再忙也没有多忙。你的论文进展怎样？”

　　“就是那样。只说是论文的话，我跟杨岑聊得已经远远足够了。只是每次他开口，你都恨不得时间再慢一些。”

　　“那么祝你写好，”最后他说，“我等一会再回来。”

　　祝我写好。祝我写好，这是什么意思。他是要跟我一拍两散，所以写对不写对，痴迷不痴迷，于他也没有关系？我只好点头让他走开。

　　我原路返回，从门厅绕行。这一个春日的上午没有阳光，湿气弥漫，殡仪馆门外一条小径悄寂无人，和门厅里一样寒冷。一个中年女子在门口台阶处站着抽烟。她看到我便转过身来。

　　她穿一件宝蓝色毛皮大衣，涂着血红色唇彩。这是一个周一的上午。除了K大学生老师，谁会来凭吊一个过气文人？

　　她说：“你好。我记得你刚才发言了。”

　　我停下点头：“是的。谢谢你来。”

　　“你说你是K大中文系的？”

　　“不是，”我惹人厌地解释着，“我读比较文学。在K大属于英语系。K大英语系全称叫英语与比较文学系。”

　　“哦，”她一脸茫然。接着又加上一句：“我先生以前也在K大读过MBA。”

　　啊，我忽然明白，爱好文学的富有全职家庭主妇，这样的女士，在这个高楼林立的城市大概有不多不少一万五千六百零七个。

　　她忽然又说：“你说你采访过杨先生。你研究的题目是什么？”

　　去年9月8日，我清楚记得是这一天，我第一次进蒲湾道杨宅。杨岑坐在他书房的高背木椅上说：“你说你要采访我？你研究的题目是什么？”

　　那一天这岛上城市闷热难耐，半山腰的宅邸里不开空调，他背对落地大窗，身后就是崖下海浪滚滚翻腾。我汗涔涔在他面前背出早拟好的太极台词，声东击西，左闪右避。可我哪里是他对手；杨岑把我逼至绝路。

　　这半年所发生的事情一言难尽，似舔一枚浆果，初时甘甜，越接近果核才越发苦涩。在这个时候我又看见关倚文，他终于从走廊出来。他这次看见我倒是一愣，但很快又再走开。

　　我转向那位女士说：“我研究同性恋文学。”

　　她明显反应不过来：“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我用更大声音说：“我说，我研究同性恋文学。”

　　她表情终于彻底凝固，手里的烟对在嘴边进不去出不来。我丢下一句：“我先失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