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士心

17、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之随军

　　一九八四年十月份，我们随军了，终于告别了两地奔波的日子。仔细算了算，我们从结婚到随军整整六年零六个月的时间，包括爱人回来探家和我们去部队探亲，总共加起来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还不到八个月。
　　漫长的两地生活，书来信往就是我们唯一的精神动力。那时候，交通很不发达，一封信差不多要走五六天，即便是接到来信马上就回信大概也要十来天才能收到。所以，每天都在盼望和等待中度过。
　　一九八零年的秋后，生产队把地都分给了各户，我们娘俩分了三亩地，因为土质有好有赖，为了达到均衡，每一块每个人都能分到一点。所以我们这三亩地就分散在十七块地里，种植管理非常不方便。我婆婆那屋五口半人的地（当时奶奶婆婆还在世），老大老三都已分家另过，老四当了兵，老五还在读中学，只有一个小姑子提前休学帮助家里干活，公公身体又不好，家里的农活根本忙不过来，无奈之中我辞去了心爱的工作，回家种地。
　　提起种地我可不含糊，因为在娘家时就当过十年妇女队长，庄稼活不在话下。点种、滤粪、拾茬子、掏厕所起猪圈里的粪，样样在行，村里人都说我比男劳力都强。院子里的空闲地我也不让它闲置，利用空闲时间，一侧种上了棉花，垄背上又种上了香瓜，周边还种了一些甜杆。另一侧是猪圈，猪圈里养了猪，猪圈后边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蔬菜。菜园的外边养了大大小小的鸡。可以说我们娘俩的小日子过得也挺充实，整天忙忙碌碌的倒也觉得时间过得快些。
　　我就怕下雨，赶上下雨天，别人家都在家里团团圆圆的过阴天，只有我抱着孩子在屋檐下看下雨，深感孤独、凄凉。有一次，下了一场大暴雨，风特别大，雨都被吹进了屋里。刚开始，我拿毛巾和盆接着吹进来的雨水，后来雨越下越大，窗户上的塑料布也被刮掉了，瓢泼大雨就往屋里灌，一会儿炕就冲塌了，我差点掉进炕洞里，没办法，我只好抱起孩子站在屋地上，一直等到雨停。大雨过后公公帮忙修好了炕，只感觉那时候日子简直太难了，唯一的希望就是盼着随军。
　　当时部队干部的家属随军有三条规定：一是军龄十五年，二是年龄三十五周岁，三是职务副营，只要达到其中一条就可以办理家属随军。
　　一九八四年夏天，爱人提了副营，终于熬到了随军条件，想到我们就要全家团聚，心情特别激动。到了十月份，爱人回来接我们，我赶紧把打下来的粮食全卖了，把猪也杀了卖了，鸡也卖了，使劲凑了一千块钱，刨去买车票，剩下九百多。到了部队，就用这些钱买了一部14英寸黑白电视，买了一辆二八红旗自行车，一台蜜蜂牌缝纫机，一台华升牌电风扇，还买了一台洗衣机。那年头，虽然钱不好赚，可花起来挺出息，九百多块钱办了不少事，基本的生活用品也就都备齐了。
　　我刚到部队，工作一时也解决不了。爱人当时的津贴只有一百多块钱，突然增加了两个人，经济上就不是很宽裕了。我和家属们在营房打扫卫生，还在后勤做过豆腐，每天能赚一块钱。后来，又在水泥瓦厂当会计，一个月能挣到四十块钱。虽然挣不了大钱，也总算能减轻点负担。结果因为销路不畅，水泥瓦厂开黄了。我忽然想起了老家都会用红薯淀粉熬凉粉，这里住的部队挺多，肯定有销路。我当即就给家里写信，然后哥哥弟弟们就帮我买淀粉，用自行车驮到滦县，再从滦县的火车站发到大同。
　　第一年和另一个家属合伙干，我负责购料和生产，她只负责卖，仅仅干了三个多月，每家就分了两千元钱，相当于爱人一年的工资。第二年继续干，别的没变化，只是产量增加了，熬得淀粉比第一年增加了一倍，我想赚的怎么也比第一年多，可是到了分红，仅仅分给我五百，正所谓财宝动人心啊！都是同车来的战友，也是一起随军的家属，竟然做出这样不道德的事情，简直要把人气死了。如果你有这种预谋，哪怕你把话说在前，两家各干各的，也不是不行，我已经把技术传给了她，何苦要这样对我呢，真是哑巴吃黄连。本想找他理论，可是爱人强力压制我不让我说，说什么如果闹起来对他们影响不好。为了爱人的面子上，我只好忍了。
　　第三年我就从老家把我三弟叫过来帮忙。三弟来了两个月，麦熟就回去收麦子了，我就开始自己干。每天下午熬，第二天早晨出去卖，因为部队六点钟吹起床号，我必须五点半起来，赶在部队吹起床号之前进到营房。一个伙房一个伙房地问，一个营房一个营房地串，早晨若是卖不完，上午再去串家属院。看到我挣钱了，其它几个老乡的家属也跟着干起来了。我亲自给她们指导，教他们技术，弟弟就说我心眼太实，都说同行是冤家，哪有像你这样的还亲手教人家。我说：“大家都不容易，走到一起就是缘分，现在大家都没工作，如果都出去挣几块钱也是个出路，只不过是我多跑点路”。三弟听我说的也有道理，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每天骑一个大二八自行车，穿一双军用胶鞋，串遍了附近所有营房，宁肯舍近求远，唯独不在本团卖，因为当时爱人已经提了副团，我不想影响到他的面子。到外边去卖，谁也不知道我是一个团职干部的家属。还以为我是哪个农村的村妇，所以经常遭受冷眼，遭受拒绝。有一个营房在挺高的山坡上，骑车子带着几十斤的凉粉根本就骑不动，只好一步一步地推上去，那时候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只要一想到靠自己的双手挣来的钱就感到特别欣慰。
　　其实，我每年熬凉粉挣的钱相当于爱人当时全年的津贴。但是，我每年都要攒一些钱回家看望母亲。我老是在想，看望母亲不能耽误，老人活一年少一年，我们看一眼就多一眼。如果等我们的日子过富裕了再去看望母亲，恐怕也是不会等我们的。人老了不图吃好的，不图穿好的，只图有人陪陪她。所以，后来爱人就让我把我母亲接到部队和我们一起住了三年。同时也把我婆婆接过来住，一直到部队撤编才把两位老人送回去。
　　爱人曾经开玩笑，说我是家里的好后勤部长。此话虽说是玩笑，但也很贴切。我不仅能够出去挣钱，而且培养孩子，照顾老人都是我的事。我只想把家里照顾好了，爱人才能全身心地去工作，支持他的事业就是我的本分。
　　记得有一次过年前的礼拜天，我找了人帮我刷房子，正赶上爱人回来了想休息休息，我只好一个屋子一个屋子地刷，刷西屋时就让他在东屋休息，西屋刷完了我赶紧把床铺好，让他挪到西屋休息，我再开始刷东屋，因为他难得回家休息一趟，尽量让他休息好。
　　他一身正气，往往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好多人见了都感到拘束。有一个小战士想学开车，不敢找他，而是买了一盒点心两瓶酒来家里找我。爱人知道后马上拿起东西要送回去。我劝阻说：“战士们都没啥钱，既然钱都花了，东西也不能退，况且他本来就是偷偷地来家里，你若把东西送回去他一定觉得难堪，还不如咱们把东西留下，你私下把钱退给他，再顺便进行教育。”爱人听了我的话觉得有道理，就把东西折合成现金退给了那个战士。从而使那个战士受到了应有的教育。还有一个战士想转志愿兵，到家里送来五百块钱，爱人知道后就把那五百元钱用那个战士的名字存到了银行，然后把存折还给了那个战士。爱人总是说：“心里坦荡荡，睡觉也踏实”。
　　一九七八年我们结婚时，他还是个战士。到了一九九一年他当上了团政委。十三年的时间，他从战士到班长、排长，再从排长到连队副指导员、指导员、副营职干部干事、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他一步一步的进步，都源自于党的培养，更是靠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努力奋斗的结果。他从来不向上级跑官要官，而且每一次提职前领导找他谈话时还总是谦虚地说：“我能胜任吗？”这话显然是违心的，因为不论对谁来说，提职都是梦寐以求的事，只不过他是为了那比命还要值钱的面子，不愿意去跑去要，唯有用自己勤恳的工作精神与做人做事的人格魅力来赢得领导的赏识和认可。他看不惯那些跑官要官的人。在他当团政委期间，有一次回家跟我说：“现在的人脸皮可真厚，张嘴就说自己工作干了不少，也该调调动动了，这样的话怎么就能张开口呢？”我说：“有的时候，该找也得找，过去有句老话叫做‘爱哭的孩子有奶吃’，当今社会上，在有些领导阶层真就存在着一些不良风气，你只知道傻干工作，不去活动，恐怕吃亏的就是你。”他说：“我宁可吃亏，也干不了那事，况且，为了部队建设多做些贡献也不是吃亏，而是作为一名军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领导阶层也是正气压邪气，我这么多年没活动，不是也提的不慢吗？说明领导的眼睛是雪亮的”。
　　回想起随军后的那些年，我始终记着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从来没有以官太太的身份自居，而是以一个普通军嫂的姿态行事，家里的菜园子都是自己种，脏活累活也是自己干，从来没有使唤过小战士们，我悉心扶持爱人的工作以及带领家属创业的事迹曾经被大同日报报道过。
　　一九九零年，因为工作需要，爱人被调往近百里外的怀仁县工作，离家远了，回家的机会更少了，有时候，到军、师来开会才能回家看看。有一次回家时，发现我和儿子都在生病，一个床上躺一个，儿子还在打着吊瓶，他见此状心里很是纠结，本应该在家好好照顾我们，可是部队还有好多工作，刚刚开完会还要回去落实，实在没有时间停留。只见他转身跑出去，花了24元钱买回来一个大西瓜，对于当时的物价标准来说，24元钱买西瓜可是金价，因为当时是冬天，西瓜是稀罕水果，所以他不惜花重金来弥补对我们的亏欠，把西瓜放下，人还是走了。
　　一九九三年，我做了一次宫外孕手术。那天夜里，我感觉肚子痛，自己又不能动，就让儿子去找医生，那时候孩子还不大，他看见人家都熄灯了就没敢敲门，所以我只好熬到天亮。等到团里接送学生的校车来接学生，我才搭车去了医院。我当时只以为是岔气，没太在意。经过检查，说是宫外孕，必须马上住院。可是儿子还在上学，回家找不到我怎么办？所以只好又搭车回家，把儿子安顿在老乡家里，又让老乡们把我送回医院，老乡帮我签了字，这才做了手术。后来，医院帮忙联系上了爱人，当他赶到医院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手术刚刚做完。第二天他就又赶回了部队，手术后的日子就靠老乡和病友们照顾。我住的是大病房，共有九个病人，全都是妇科疾病，每个人都有爱人陪床，看见她们受到老公关怀备至的照顾，心里感觉酸酸的。但是我很坚强，也很活跃，大家都帮我打水，打饭，我很感激她们。只是经常会在梦里哭醒。
　　一九九五年年初，经集团军、师研究决定，又把爱人调回本团。这个团是集团军、师出了名的后进团，连续三年都连窝端了领导班子。这次调他回来主要是改变这个团的后进面貌。其实，他当时所在的团已经是北京军区通报表彰的先进团，自己连续三年荣获三等功。当时我直埋怨：“既然拿咱当人才，为啥让咱来啃这块硬骨头却不给提职？”可是他却说：“军人就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也是领导对咱的信任，不能讨价还价”。就这样，阴历腊月二十九接到命令，大年三十就打着背包回来报到。我听说他回来了，心里倒挺高兴，以为就可以跟我们一块过大年了，我就在家里准备年夜饭，可是等了整整一天，连一个人影都没见到。原来他回来就直接去了团部，放下背包带了几个参谋、干事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转。一是给全团官兵拜年，二是跟大家见面。那一天，他把全团大小单位转了个遍，又到山上检查了弹药库，后半夜才回到家里。说实在的，他从军二十多年从来就没在家里吃过一次年夜饭，没和家里过上一个团圆年。
　　记得还是我们随军的第二年，他当时是营教导员，营部距离家属院约有三里路，他一个星期也不见得回来一趟，我家隔壁住的是营房股长，他的岳母来他家半年从来没见过我家爱人，她就悄悄地问她闺女：“这一家的男人呢？怎么一直都没见过？”此话一点也不夸张，就在那一年的三十晚上，他在连队里吃完饺子，看完演出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我心里挺高兴。以为他回来跟我们过年了。可是，他只是给儿子放了一挂鞭炮就又骑着自行车返回了营房。他说：“过年了，战士们远离父母自然会想家，当领导的要和战士们一起过年，战士们才会安心”。所以说他不在家里过年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次回到本团，我以为离家近了，能借点光了。其实不然，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有一天中午，我从营房服务社换班回家吃饭，正好赶上了他从集团军开会回来，怕到食堂赶不上饭，就来到家里吃午饭，吃完饭突然下起雨来，我本想今天可以借光蹭个车去上班，可是他怕影响不好硬是不让我坐。我抢着上了车说：“外边下着雨，没有人能看见”。那也不行，还是严厉地把我从车上赶了下来。我只好骑着自行车冒着雨跟在车后边去了服务社。
　　面对上届领导班子留下的这个“烂摊子”，他回到本团后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发现这个团的病根主要有两个漏洞：一是干部素质，二是经费管理。部队管理比较松散，经费亏空六十多万，有的官兵探亲的差旅费拿在手里已经三年没有报销，大家意见很大。所以，导致官兵情绪不高，工作消极，纪律涣散。仔细检查发现，营房周围两三公里长的围墙，竟有大大小小二十八个洞口，都是官兵外出时扒出来的。面对这种局面，他就先从堵墙洞入手。每天晚上他带一名军务参谋顺着墙根转，一转就是大半夜，连续三天，抓了七八名翻墙外出的官兵。每抓住一人就把所在单位的干部、战士集合到围墙下召开现场会，三个现场会开过之后，再也没有翻墙外出的了，墙的漏洞从此也就堵上了。
　　经费亏空更是个头疼事，他不是财神，也没有什么绝招，只能靠自己，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从自身开始树立形象。我家看病买药以及招待客人的发票攒了一大摞，从未报销过一张。有一年，老家一个县长来大同办事，为了招待家乡的父母官，从家里拿走两千块钱，当时跟我说是先垫上，可是这张发票我保留至今还在垫着。要知道在那时候两千块钱相当于他半年的工资。我几次催他报销，他都说：“我报销一张，别人就会报销两张，所以要想管好别人就得先管好自己”。由于他的以身作则，经费漏洞也就慢慢堵上了。经过紧抠细算，一年之内他把所有拖欠官兵的差旅费全部解决了。第二年修建了南北营房之间三里多长的水泥路，又把营区全部硬化，建起了蔬菜大棚和猪圈大棚，在全团自给自足之后还有外销。第三年，全团经费结余六十八万。
　　他利用了三年时间，把这个集团军、师的落后团打造成一个样样工作都靠前的窗口部队。先后被评为“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装备管理达标团”、“后勤建设样板团”，集团军、师多次推广团队建设的经验。他对部队建设呕心沥血，六年期间，他分别任职了两个团的政委，分别接受了□□刘华清、张万年的视察。他先后被北京军区表彰，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纪检干部”。他的事迹曾经被中央电视台《军事报道》节目报道，题目就是“靠人格力量带兵的人”。当记者来到家里采访时，正赶上我儿子放学回来，记者问我儿子：“对爸爸有什么看法？”我儿子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爸爸绝对是一个好军人，但不是一个好爸爸。”儿子说出了我的心声，但是我没有任何埋怨，因为他的军功章也有我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