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士心

16、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之探亲

　　一九七八年的四月份，我结婚了。爱人是个当兵的。婆家的家境也不好，兄弟姐妹七个，只有一间半正房，三间厢房。公公有严重的胃下垂，腰椎还受过重伤，基本上干不了重活。虽然当时哥哥姐姐已经结婚，可是上还有奶婆需要奉养，下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没有成家，家里的负担很重。
　　那时候，我正在公社当计划生育协助员。有一天，突然接到了爱人托战友捎来的一封信，说是叫我去部队结婚。当时我连一点准备都没有。婆家给了我一百块钱，八十尺布票。母亲则借了一个被面给我做了一床被褥（那一年国家物资紧缺，到处买不到被面），然后就随着那个战友来到了部队。
　　在部队结婚很简单，没有礼堂，没有礼炮，没有礼服，也没有喜字。就在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摆了一点瓜子和糖块。因为白天大家工作忙，只能等到晚上，大家吃过了晚饭，有一个副连长简单主持了一下婚礼，几个老乡在一起热闹了一会儿，就算完婚了。第二天中午，连队里让炊事班特意加了两个菜，有连长、指导员陪我俩吃了一顿饭，也体现了部队领导的关怀。
　　部队有规定，战士的家属不让自己立火，后来的日子，我只好到连队的饭堂去吃饭。每天早晨，连队开饭比较早，我基本赶不上，只能等到中午，尽量早点去，争取在连队开饭之前，找个旮旯赶紧吃，吃完了赶紧走，不然一会儿连队开饭了，几十个大兵呼啦进了饭堂，大家都看新媳妇，我会觉得不好意思。晚上，爱人吃过晚饭后，就用裤兜给我装回两个馒头，第二天早晨，就在炉子上烤一烤算是一顿饭。所以我经常挨饿，还不好意思说，回到家里时，别人见我黑了瘦了，都以为我病了呢。
　　爱人他工作积极上进，没有因为结婚请过一次假，我很理解，因为我也是共产党员嘛！营房离市区很远，我又是人地两生，没有人领着我哪也不敢去。有一天，爱人和一个战友要去市郊买菜秧子。我估计他也是想带我出去一下，特意寻找的机会。他们用自行车把我带到了市里，把我安排在一个“四排楼”的附近，让我等他们（因为大同是一座古城，市中心有一座“四排楼”，正正地矗立在大街的中央，特别醒目）。他们两个就去了市郊。我坐在了一个门口的台阶上，等啊等啊，累了就坐一会儿，急了就站一会儿，始终也不敢动地方，生怕他们回来找不到我，那时候也没有手机，不知等了多长时间，直到他们买菜秧子回来，我竟然没有离开原地半步。还有一次，那个带我来部队的战友，因为他在连队负责买菜，爱人就让他抽时间带我去了一次动物园。除了这两次，几乎十几天我都是在那个十来平米的小屋度过的。感觉就像生活在一个鸟笼里，不到半个月我就回家了。
　　一年后，我去部队探亲。这时候，爱人已经提了干部，干部的家属就可以自己立火了。虽然住的还是那间小屋，但是，起码可以自己做饭吃了，不用再挨饿了。还有一些小战士时不时地给送些菜啊、米面油之类的，偶尔还会拿一些肉。自己想吃什么就可以随意做。想出去转一转也不觉得那么生疏了。可是部队有规定，临时来队的家属不能住超过两个月，所以我在住满两个月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怀孕，爱人就把我送回了家，他也顺便休完了他的年休假。部队规定：干部结婚后凡是夫妻双方两地分居的，每人每年都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和两个月的家属来队，只不过是由于部队特殊的工作性质，好多时候都不能按时休，这一次也是因为他两年没有休假才回来的。
　　一九七九年的年底，就在老家的土炕上，我生下了我的儿子。初为人母的心情特别激动，母以子为贵的观念顿时萌生，觉得自己好幸福。遗憾的是爱人没有回来，没有和我一起分享那一刻的痛苦与喜悦。望着那满脸胎毛的儿子，不由得眼睛里浸出了几滴酸楚的泪水，是激动、高兴还是委屈，恐怕这些交融都来自于一颗感到孤独的心灵。不过没有关系，是我鼓励爱人不要回来的，我只想让他在部队好好干，总不能因为自己家里的事情影响工作，个人的事情再大都是小事，工作上的事情再小都是大事。我这个人也很坚强，很自立，什么事情都愿意自己扛，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爱人接到喜讯，得知自己做了爸爸也很高兴，当即给家里邮回了六十元钱，同时给马上要结婚的三弟邮回来五十元。那一年爱人没有休假，只是在儿子百天的时候趁出差的机会回来看了看儿子。
　　第二次到部队探亲是在儿子周岁以后。快两年了，爱人也没有时间回来休假，我只好带着孩子去部队探亲。这一次，多了个孩子，就多了很多东西，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小孩的东西比大人的还多，整整装满了一大提包，还有一个小挎包。家里用老牛车把我们送到汀流河汽车站，然后又坐汽车到滦县，从滦县坐火车到北京转车换票，第二天的晚上才到达大同，从火车站又坐自行车回到营房，整整两天一宿，一路上抱着儿子，提着东西，几经周折终于到了部队。可是，还没住上两个月，爱人又接到命令出差学习，只好提前把我们给送回来了。
　　从大同返回去的车是晚上，连队里有一辆小毛驴车，是用来磨豆腐和买菜时用的。那天晚上，就用毛驴车把我们送到了车站。车厢特别小，春节刚过，冬天的寒气还没有彻底离去，天气还是很冷，我们穿的衣服比较多，我抱着孩子坐上去，后边放了两个大提包，车厢里挤得满满的。也许是因为天太黑，那头毛驴说什么也不肯走，老往漫地里拐来拐去。我在车厢里抱着孩子吓得不敢松手，生怕把我们从车上给扣出来，几个战士帮忙拽着那头毛驴，好不容易才把我们送到车站。晚上从大同上了火车，第二天早晨到北京，到北京站又签字又换票，到了下午才到滦县，又从滦县坐汽车到汀流河。可是当到了汀流河汽车站天已经黑了，家里没接到电报，也就没有来人接我们。汽车站离我们家还有二十多里路。怎么办？那天的风特别大，天特别冷，候车室的窗户上，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哪里也找不到一个避风的地方。正在犯难的时候，忽然想到了一个堂妹在丰庄水泥厂上班，水泥厂距离汀流河也就是三四里路，我们只好投奔了堂妹。爱人扛着两个大提包在前面走的很快，我抱着孩子紧跟在后边，因为是逆风行走，两条腿往前迈着特别吃力。我把孩子抱在胸前，更是受的风多。走着走着，裹着孩子的小被散了，脚已经露在外边，，我本想在路旁重新裹一裹，可是爱人本来就嫌我走得慢，一直催着我快走，就那样凑合着把孩子抱到了堂妹的单位。到宿舍一看，孩子已经冻得摸不到脉搏了。那天晚上，我们母子就住在了堂妹的集体宿舍里，宿舍里十来个工友都已睡下，我们就悄悄地挤在里边。爱人就骑了一辆自行车连夜回了家。第二天早晨，孩子暖和过来也就好了。堂妹和妹夫用自行车把我们母子送回了家。现在这个堂妹已经因病离开了人世，我们很是怀念。
　　第三次探亲是在我儿子三岁的时候。秋后，收完了地里的庄稼，农活基本上忙完，我准备带着孩子到部队过冬，也好省些柴禾。因此和本公社的两个家属联系好一起去部队，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因为我们三家是一个连队的战友，一些事情会方便很多。
　　临走之前，我们都分别写了信，告诉这三个男人接站的时间。然后，我们每人带着一个孩子，手里提着大提包，肩上背着小挎包出发了。不用问一看就知道我们是部队家属，连挎包都是统一军用的。我们这一次是从倴城坐的汽车，然后到古冶乘火车，再到北京转车。第二天的傍晚到了大同，当我们满心欢喜地下了火车，在茫茫地人流中寻找来接我们的人时，可是一个也没找到。原来，我们三家写的信一个也没收到。当时我们就傻眼了，火车站离营房还有十几里路，又赶上天黑，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出租车，怎么办？我们三个一商量，只有靠自己了，没有别的办法。我们辨别了一下方向，毅然地背起孩子，提着东西朝着营房的方向走去。三个孩子，就属我儿子大，所以也就最重，再加上刚入冬，身上穿的衣服也多（为了少拿点尽量都穿身上了）。临出家门，我还特意买了一双厚厚的棉皮鞋，那一身装备即便不带孩子都笨的不行。没有办法，我们边走边打听，正好遇上一个中年男子，说是认识我们要去的部队，而且主动带我们去，当时我们还算是有了一点希望。可是那人抱起了最小的就走，这个孩子的母亲就紧跟着他走，她倒是轻松了，有人给她抱着孩子，一会儿就把我们落下很远，我们两个怎么也追不上，不由得就担心起来，担心那个人是不是坏人，担心那母子会不会遇到不测，想到这里，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我俩是边追边喊，连累带吓，别提多狼狈了。中途路过一个叫小陈庄的村子，我们刚进村，全村的狗都叫了起来，我们真是壮着胆子往前走。耳边听见有人在井边挑水，好像给我们壮了点胆子。穿过村子，又找不到路，只能朝着营房的方向一步一坑地走。走着走着，突然眼前出现了黑压压的一片大树，因为天太黑，也分不清是树还是墙，感觉好像是一片坟地，也不知道究竟走到了哪里。忽然眼前一亮，朦朦胧胧看见了营房的门口，旁边有当兵的在站岗，我们第一句话就是问，前边那个家属带着孩子进没进营房，当得知她们母子安全到达，我们的眼泪都流出来了。不知道是吓得还是累得，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是不了解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次经历让我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