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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3 ...

  •   那天夜里有个大面积烧伤的伤员发生应激性溃疡而大量呕血。值班医生普鲁申科叫护士把伤员的头掰到一侧以防止误吸,在发现伤员口腔里的血块堵着喉咙以致胃管没法顺利通过之后,他只好戴着手套徒手把那些咖啡渣子一样的东西抠出来;年轻的护士在这场面下不有自主的发抖,普鲁申科很不高兴:“你是受过训练的护士,镇静点别乱动行吗?”可护士抖得越发厉害。
      普鲁申科正要发火,有人从护士身后把伤员接过来靠在自己胳膊上说:“你闪开,我来吧。”
      那人是亚古丁。
      普鲁申科瞪了他一眼。
      他们给伤员下了胃管,给了止血药和小苏打,又输了些液体;等伤员生命体征都平稳下来已经是第二天凌晨3点。
      刚开始抢救的时候,伤员呕出的血液喷溅得到处都是,普鲁申科的白服前襟上也有一大块;此时那些血渍都干成了暗红色,普鲁申科郁闷的低头看着,嫌恶地把白服脱掉,四处看着像是想扔在哪里。
      “你知道在哪放统一送洗的白服?”他问正要离开的亚古丁。
      亚古丁打了个哈欠说:“在这里,恐怕要自己洗白大衣的。”
      普鲁申科皱着眉头,也不知是在咒骂什么:“呃,真可恶……”
      亚古丁笑道:“我说,你不是有洁癖吧?”
      普鲁申科嘟囔着说:“我最讨厌血……”
      亚古丁对这个说法感到诧异:“你讨厌血?那你怎么干上了这行?”
      普鲁申科不耐烦的说:“那又怎么?我的工作又不是给人放血!”他拎着那件脏白服沮丧的说:“真糟糕透了,半个晚上完全晾不干,明早我穿什么?”
      亚古丁看着他那副表情就像是个糖果被人抢走的小女孩儿,又委屈又可怜,忽然莫名其妙的感到万分同情;他说:“我帮你想个办法。”

      普鲁申科的确没想到亚古丁的办法是什么:他生了一堆火,用两根点滴架搭了个架子,用夹病例的小铁夹子把湿淋淋的白服晾在点滴架之间的绳子上,“这样一会儿就干了。”
      普鲁申科怀疑的问:“这样没问题吗?”
      他没得到答复,亚古丁带着得意的神情欣赏了一会儿自己的工作成果,之后在火堆边坐下来;夜空中雾蒙蒙的看不清星辰,不知道是朦胧的云层,还是白天里的硝烟尚未散尽。这个季节列宁格勒夜晚的郊外,气温已经有点凉了。
      火焰周围空气的温度高了起来,火堆那一侧亚古丁的脸也因此像是隔着水纹显得模糊晃动。普鲁申科讪讪的捏起白服的一只衣角,触手仍是一阵湿冷,而隔着面前的白服布料,他感觉到的却是橘红色篝火的明亮和温暖。
      他们就这样,隔着白大衣和火堆,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只有柴火在夜风中噼噼啪啪的响。

      在几个巡逻的卫兵气急败坏的冲他们大吼之前,他们还都没意识到自己闯了祸。那士兵几乎是边喊着边冲过来:“谁点的火,快点熄灭!”“你们在干什么!给德国人当靶子吗?晚上是不能点明火的!”
      他们被骂骂咧咧的卫兵推搡进军代表值班室的时候,普鲁申科已经套上了他那件烤的半干的白服;只是领口和袖口都还是湿的,冰着他的脖子后面,风一吹过,整个后背都在起鸡皮疙瘩。
      事情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军代表厉声质问他们“想给敌人发信号或者和他们联系吗?”德米特里耶夫也被叫来。
      严厉的盘问一直进行到天色发白,经过德米特里耶夫的一再担保和肇事者沉痛的检讨保证,事情才算了结。他们走出办公室,德米特里耶夫阴沉着脸看着亚古丁:“又是你,一天里的第二次,唔?我不管你们想搞什么,可看列宁格勒这城市份上,都再别惹麻烦!” 他又向前走了两步,忽然回头说,“Evgeni,你跟我来一下。”
      “那小子是谁?你认识他?”他们走开一段距离之后,德米特里耶夫问他;普鲁申科稍稍犹豫了一下说:“他是我医学院的同学——事实上他比我高两级;他原来是个胸外科医生,但是后来不干了;嗯,其实他还有点经验,比起一般的护士或者护工……”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想问他有没有什么,唔,我是说可疑的地方?当然了,在军代表那里我不能拆自己医院的台,但我也不想真弄出乱子。啊,直说吧,他不会和德国人有什么勾当吧?”
      普鲁申科睁大了眼睛说:“当然不会!怎么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
      德米特里耶夫挥手打断他:“算了吧,怎么不会呢?为了自己的好处,总会有人做点这个那个,就像沉船上的老鼠——这座城市已经到了这样山穷水尽的地步。”
      普鲁申科沉默了——他当然知道,几个月以来城市的包围圈是怎样的越缩越小;现在,德国人甚至已经可以从望远镜里看到市中心广场的雕塑。一旦城市被攻破,列宁格勒人将何去何从,这是实际上是每一个人都被迫要考虑的问题。
      “不会,”他有一点迟疑的开口说,但随即变得坚决,“不会,Alexei不会这样做,我们也都不会。”

      几乎与此同时,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院长zhulin的办公室里亮着灯光。
      学院已经停课,学员们留在学校待命;他们很早就准备好被补充到城防前线里去,但这样的命令却始终没有下达。
      托尔马乔夫态度激进的青年教官们对守卫列宁格勒的决策者们的抱怨已经由私下议论转为半公开的批评:“畏首畏尾,在严峻态势下依然丝毫不敢采取断然措施”。Zhulin因此接到非正式的警告:“加强思想上的约束,越是在战争期间越不能采取纵容的态度,苏维埃军人应该有更强的纪律感。”
      在这种时候Zhulin默许他年轻的下级们自由的发表言论,很难说是不是明智,不过他很清楚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作为经历过国内战争的布琼尼第一骑兵师成员,zhulin有时会感到一种滑稽而苦涩的庆幸;由于阴差阳错的原因他过早离开部队而转向军事理论的研究与教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失去了许多在军中进一步晋升的机会,但也因此避开了红军遭受残酷清洗的血雨腥风。
      但如果认为zhulin是靠着清白正统的背景和远离军队的境遇逃过一劫也不完全,在不讲情面的政治运动与人们沉默的道德标准的夹缝中生活了这么多年,zhulin自有属于自己的处世哲学;在当年围绕军队建设方向的激烈争论中,zhulin始终保持着立场含糊的中立态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机械化建军”的含蓄支持,但他从来不曾明确反对过“骑兵神圣”的观点。
      事实证明,骑兵出身的历史的确可以得到网开一面的宽大对待,但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走运;与他年资相近的战友,许多遭到秘密处决连尸骨都不知所踪;而仅仅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叛国案中,他在伏龙芝的几位上级就都遭到牵连,丢了性命。
      Zhulin从不奢望做个圣人,只要在抛开那些必要的圆滑之后,他依然可以被认为“是个好人”,就足够了。
      就像对待他现在放在面前的这份档案的所属人——这份厚厚的档案中就包括一份zhulin亲自撰写的材料,以证明这位同志政治上的可靠和对国家的忠诚,那些捕风捉影的指控都是令人遗憾的“误会”。Zhulin不否认,他并非会对每一个陷于困境而向他求援的人都施以帮助,在这种帮助的动机中,个人感情因素所占的比例相当之大,但即便如此,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也不是每个人都具有他这样的勇气。
      但那些都过去了,zhulin用手揉着太阳穴想——抑或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他走到窗前。他的办公室在学院的二楼,晨曦的第一道光亮正直射进这间屋子,就像格里格的《晨景》,微露的晨光像清冽的泉水,荡涤开死沉沉的夜,焕发出蓬勃的希望。
      也许人们在清晨醒来时并不会觉得新的一天有什么不同,纵然情态危机,他们却依然坚守着这座城市,也许经过一天的劳累,他们会在睡前祈祷:但愿明早一觉醒来,会发现这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
      但恐怕这个睡前愿望无法实现——这一天,是1941年9月7日。
note 作者有话说
第14章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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