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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五十 新铸五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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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彻极力压制着胸中翻腾的怒火,最终爆发。他“哗”地一声将案几上的笔墨砚台推落在地,起身在宣室殿满地乱走,却仍难纾解气恼之意。
算缗之法推行的极为顺利。所谓顺利,其一指的是敛财有道、手段高效。可算缗的关键,在于其二。
一贯暴利、甚至在政府财政亏空时能把控资本的豪绅商贾,怎会心甘情愿地交出囊中利益?若这算缗之钱从一开始便不曾进入口袋也罢,可进去过又要白白交出,则绝大部分商人无法接受。被政权克扣之利从何处贴补?这就回到算缗刚颁布之时“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句话,克扣工钱、资本垄断、物价飞涨,最终油水出自百姓最基本的需求之中。故而,最终民怨四起实属意料之中。
另一件事——也是当初设置算缗之法极为关键之处——算缗的基数。此基数为工商业者的资本、财产、收入,可财产、收入以何为据?既非掌管财政谷货的九卿司农署,亦非当地官府,而是工商业者自己。故此,谎报财产、收入之偷漏税行为泛滥亦在意料之中。
民怨与偷漏税相撞,若此时加入一点催化剂,便可激起剧烈反应。
这个催化剂,便是张汤与桑弘羊计划之内、但从未对外公布的“告缗”之法,以丰厚奖励,鼓励民间揭发偷税漏税之行为。此行既可将民怨的矛头由政策本身转移至偷税漏税的工商业者,又可达成缗法之真正目的——两缗一算也好、四缗一算也罢,对于暴利收入、偷税漏税的商人来说不过九牛一毛,张汤的目的岂是这一毛,分明是全部。若商人老老实实按实际数据缴税便也罢了,若心存侥幸瞒报漏报,等待他的,将是对国家不诚不忠所付出的代价。
其实算缗之法,早在秦时便可追溯,汉初亦尝试颁布。在这个以农为本、政权皆建立在土地所有权的时代,工商业的发展必然挤压剥削农民、影响地主利益,威胁政权,更别提那些空手套白狼的子钱家了,故抑商重农是那个时代一直延续的思想。然秦最终敌不过暴政造成的动荡,汉初则因战乱内耗严重、资本虚空,过度抑商只会带来负面作用,故秦末汉初的算缗之法皆不同程度地告败。
但是,在本次算缗之法孵化的矛盾被激发到最佳、正适于推出“告缗”之法时,却被人借以秦末汉初的教训、带领一干老卿阻止。刘彻迫于这一队人中不乏元勋老臣、压力较大,而不得不承诺再慎重考虑。
这带头之人,便是耿直的汲黯。
按说守旧之人的思想应不偏离祖制,汲黯本身自然是支持“重农抑商”的,但他看不上张汤凡事顺应圣意、丝毫不考量民间疾苦的行为,认定张汤谄媚奸诈、苛刻狭隘,营造了算缗敛财成功的假象、蒙骗迎合陛下以换取权势荣耀,便直接动员了颜异等同一派系的臣子、又说服朝中郑当时、赵周、石庆等老臣,轮番劝谏刘彻考量民情、缓行告缗、勿加剧民间矛盾。
若只汲黯一人,刘彻听听便过。可汲黯此番动员的皆是威望之人,尽管许多老者已不在朝中为官,可仍有一定舆论根基,甚至那现任太子太傅赵周、石庆也出面劝谏,石庆可是名门之后,庄青翟提任丞相、离任太子太傅之后,刘彻百般考量才择此至孝至礼至义的家族后人来教诲刘据。
刘彻即便再乾纲独断,亦是不敢触动朝廷权势的平衡秤杆。
他本欲通过内朝议定的形式直接将告缗之法颁发,没想到走漏了风声,被汲黯先发了难。这是他与张汤、桑弘羊花费几个废寝忘食的日夜商定的结果,就这么被中途搁浅,岂能不气。
“蠢!”刘彻气哼哼地吼了句,接着一脚踢翻了地上的香鼎,啐道,“愚直!”说罢走了两步,恨恨道,“简直是胡言乱语!”接着又乱转了两圈,抬头便喊,“韩焉!韩焉!”
一直跟随在刘彻附近拾掇的杨得意闻言,试探地回复:“陛下,上大夫出征了……”
刘彻一愣,这才想起来韩焉都走了个把月了。他不由得气极。
这些日每每遇到纠结烦心之事,失神之下他总是急唤韩焉的名字。过去韩焉常在身侧,便也察觉不到呼叫频率如此之高。此番是数十年来韩焉第二次离开他身侧如此之久,且与河西之战那次不同:此次分别之际,他二人之间的关系,已不似河西之战前那般亲密无间。河西之战韩焉离去时,将鹰隼之事全盘布置,刘彻于长安依然应用得当、游刃有余。但此番,韩焉走得干脆彻底,以至于刘彻根本无法顺手处置阴晦杂症。
至于良平义那百余人,便更无法指望。既能易主,便不能再称之为鹰隼。何况她带走了一多半随军出征,剩下那寥寥无几能成什么事。
刘彻因着发觉自己当真离不开韩焉而郁结情绪更重。若有需求,必受其挟制。刘彻不喜欢被挟制,他陷入了矛盾挣扎之中。
满心愤懑无处发泄,刘彻的焦点又回到汲黯身上。想到在接见汲黯之时连贵为九五之尊的自己都要穿靴戴帽庄重端正,更加气不打一处来,越发不想再见到这个老匹夫。
“陛下,”杨得意略微阴柔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打破了刘彻满头乱绪。“陛下,”杨得意提示道,“御史大夫张汤、御史尹齐、大农丞桑弘羊、太仓丞杨可到了。”
刘彻回过神来,闻及此四人姓名先是一愣,接着一个主意窜入脑海,催促道:“快宣!”
于是,之后这一个半时辰的商谈,便定了汲黯余生的命运。
汉初沿袭了秦朝币制,以金为上币,多用为权贵赏金;铜为下币,多用于市面流通。刘彻登基时流通的是半两钱,因着高祖吕后起的陆续改革,秦时重十二铢的半两面值的钱币,到了刘彻登基时已变成重四铢。又因民间铸钱偷工生料,已轻至四铢的半两钱越来越轻、价值更加名不副实。随着市面上钱币越来越多,人们发现,以前值半两钱的物件,如今要花费两个甚至三四个半两钱才能买到。大家隐隐察觉,尽管这钱币面值仍为“半两”,可随着质量减轻,价值好似也减少了。故而,刘彻登基之后便尝试主持了第一次钱币改制,想法也很简单:遵循“重如其文”的祖制,既然市面上的钱多重为三铢,那就干脆将面值改为三铢好了,什么半两一两通通不要,直接以币重为面值。
原以为此币简单明了、公平公正,能顺应民众所需,但后来发现民间的半两钱非但没有绝迹,反而顶着一张“半两”或“四铢”的脸和三铢钱一并流通,不时出现混乱;且民间半两四铢钱币量大,民众习惯非一时能扭转,这三铢钱竟然屡屡被半两四铢碾压,根本无法打入市场。
刘彻方察觉,钱币的流通不可只想表意、更非他随意下个旨意便能解决。尽管景帝已下旨收回文帝时颁发的民间铸钱许可,但天高皇帝远,民间依然在私自铸钱,三铢钱的质量也无法保证。此时发出动作插一杠子,只会令民间集市更加混乱,后期整改难度增加。刘彻无奈,干脆撤销了三铢钱的推行令,全当他没出过这主意,先稳定下集市再说。
然而其一,市面钱币种类混乱,价值每况愈下,经济矛盾隐现;其二,国家财政亏空,适逢要战在外。再推币改,一石二鸟,适逢其时。
原本刘彻的思维仍陷在早年他的失败点上——三株钱上。他深刻反思,认定自己疏漏如下:其一未严格执行罢用半两,其二未严格查处市面盗铸,其三在于钱币本身式样设计不精、标准不一,除易于磨损、偷取铸料外,钱币出品时质量便参差不齐了。故而,他想此番哪跌倒哪爬起,其一重新设计、明确标准,细化至厚度、径长等,以确保币值与面值相差无多,同时外缘加郭,以严防剪除磨损偷取物料;其二严化法纪:合法铸币偷工减料者罚、民间盗铸者死;其三,强罢半两、旧三株,各地设置机构、派驻人员监督。
此新三株钱早就下了铸币令,大军未出征前就已投入生产。然而就在适才由张汤携样币入殿之时,桑弘羊却忽然开口问了句:“陛下既下决心推新币,何不彻底推翻过去?”
一时在场人全都静默。刘彻楞了一下,才催促道:“卿直言。”
桑弘羊自坐席起身上前俯身行礼后道:“币改非小事,推陈出新势必需要百姓的全力配合,若以利民之意为由,设计、铸造出一种更为便利、适于买卖的钱币推行,岂不是比推行那已经为民众带来混乱的三铢钱更为容易?”桑弘羊边思考边尝试道,“秦钱罢用原因之一是过重,至高祖、吕后之后几代更改,才有了而今的四铢半两,半两钱变轻致使钱币泛滥、价值贬损,但就算不被偷工减料,四铢的面值,也并非最适于当前集市上大部分物资的买卖。”
“何解?”尹齐追问。
“假设,”桑弘羊转身,“市面绝大多数货物价格以五计价,那一个五铢钱可直接买走此物,三株、四铢、乃至吕后八铢、秦十二铢,要如何计算?”
“这——”张汤心存疑虑,“你又怎能判定集市绝大部分货物如何定价?”
“可是即便以九为尊,人们计数之时,仍计至十后从头再计。”桑弘羊说着,转向刘彻,“臣以为,五铢利于三株,臣请陛下考量改发五铢。”
“你说的容易,那三株都已铸了四批了。”尹齐略微不悦。他的币改法案都写的差不多了,此时若改行五铢,他岂不是又要返工。
张汤伸手打断尹齐,道:“铸完,融了再铸就是了。”他说着,再看了下刘彻放光的眼睛,低头暗自思忖了一番,便明了其中关键。正在此时,刘彻刚好问到他见解,他便赶紧起身答道,“臣以为此法可行。”
“这、……”尹齐大惑不解,却也只吐了一个字,便不再言声。
“如何可行?”刘彻问。
“五铢从未推行于市面,是全新钱币,趁此可将旧币尽数回收。”张汤说着,瞥了桑弘羊一眼,见其眼神无波澜,似对自己所言无反对意见,便接续道,“若指望旧币自行流回朝廷不知何年何月,何不直接制定换币策略,令民众持旧币换新币。但旧币质素参差不齐、多有掺杂磨损,所以,即便朝廷调整下换币倍数、不以等值交换,也无可厚非吧?”
“赚差利?”尹齐这才听懂,也不由得露出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