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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对等 住进安全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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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安全屋的第八天,沈知棠把谢临渊叫住了。
那天晚上谢临渊照例过来,吃完饭坐在沙发上看材料。沈知棠没去拿修书的工具,搬了把椅子坐在他对面。
“谢队长,我有话跟你说。”
谢临渊把材料放下,看着他。
“我住进来八天了。八天里你每天过来,跟我说案子进展,但你说的都是结果,不是过程。刘明远审到哪一步了你告诉我,韩敬平那边有什么动静你也告诉我,但中间的过程——你们查了什么、怎么查的、下一步打算怎么办——你一个字都没提过。”沈知棠说,“我不是要你汇报工作。我是要你把我当合作者,不是当被藏起来的证人。”
“你住在安全屋是因为有人盯你。”
“我知道。我没有说不安全屋不对,我是在说信息对等。”沈知棠说,“你让我每天发‘出发’‘到了’‘回去’,我发了。你让我换路线、别一个人加班,我照做了。你把证据备份给我,我收好了。但我问你案子查到哪一步了,你说‘还在查’。我问你下一步什么计划,你说‘等刘明远撂’。谢队长,我手里的东西不比你少,我缺的是你脑子里的进度条。”
谢临渊靠在沙发上看着他,没打断。
“我爸把账页藏了十年,把陈骁的笔记本藏了十年。他藏东西的时候不跟任何人说,连我妈都没告诉。结果呢?他等到出事也没等到陈骁说的‘内部查清楚’。他自己一个人扛了十年,扛到死。”沈知棠的声音低了一点,“我不想走我爸的路。你查案子我可以等,但我不能什么都不知道地等。”
谢临渊沉默了几秒。“你说得对。”
“我不是要你认错。我要你改。”
“我在改。”谢临渊说,“以前查案子我习惯自己扛。师父出事之后我一个人查了十年,谁也没告诉。你来了之后我把证据备份给你,把时间线同步给你,我以为这就是‘不自己扛’了。但我刚才听你说完,发现我还是没做到——我给你的是结论,不是过程。结论你可以自己看报告,过程你得跟人商量着来。”
“对。”
“从今天开始,我每天来的时候把案件进展的完整版跟你过一遍。查了什么、查到什么程度、下一步怎么走,你听完了觉得有问题就提。”谢临渊把材料合上,“我做不到每天来两次,但每天晚上过来这一趟,把当天的进展从头到尾过一遍。”
“行。”沈知棠从椅子上站起来,“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
“我习惯了。”
“你改。”
谢临渊嘴角动了一下。“我在改。”
第二天晚上,谢临渊来的时候带了一沓打印好的案件进展汇总表。他把表格在茶几上摊开,从第一行开始讲:三月到六月物证鉴定的全部流程、刘明远案开庭前的证据准备、周德胜车辆轨迹的排查结果、韩敬平近期活动的监控记录。
沈知棠坐在对面听着,时不时插一句问细节。问到刘明远案开庭时间的时候谢临渊说:“下个月十五号。他如果开庭之前撂东西,韩敬平的案子就能并进去审。他如果不撂,就得分案起诉,拖时间。”
“他撂的条件是什么?”
“认罪认罚,争取从轻。”谢临渊说,“非法侵入这条他跑不掉,判得不重。但他如果交代韩敬平指使他监视你、送封口费的事,性质就变了,刑期往上走。他现在赌的是韩敬平在外面能帮他活动。”
“韩敬平自身难保,怎么帮他?”
“韩敬平现在还没被限制人身自由,他还能打电话、见人、托关系。刘明远不知道韩敬平已经被我们盯死了,他以为韩敬平还在外面使劲。”谢临渊说,“我这两天打算让律师给他递个话——韩敬平的事我们已经掌握了关键证据,他扛着没意义。”
“律师递话算不算违规?”
“不算。律师有会见权,递话是正常辩护工作。我通过律师转达的是案件进展的事实,不是威胁。”谢临渊说,“他听完了自己权衡。”
沈知棠想了一下。“刘明远如果撂了,韩敬平那边会不会提前动?”
“会。所以刘明辉那边我加了人手,周德胜的车也上了监控名单。韩敬平手里能动的牌不多,他如果提前动,反而会暴露更多。”
“那我的安全屋住到什么时候?”
“刘明远案开庭之前你得继续住。开庭之后如果刘明远撂了,韩敬平被控制,你就能回去。”谢临渊说,“最多再住一个月。”
沈知棠把表格翻到最后一页。“韩敬平近期的活动记录里,有一条他跟一个叫‘老郑’的人吃了两次饭。老郑是谁?”
“郑怀德,2003年在港区派出所当民警,跟韩敬平是搭档。刘继业当年那批货被举报,郑怀德是具体经办人,韩敬平签的放行单。”谢临渊说,“我们查了郑怀德近期的银行流水,没有异常。但他跟韩敬平在刘明远被抓之后吃了两次饭,时间点太巧了。”
“你打算查郑怀德?”
“查了。他退休之后在临江郊区开了个农家乐,名义上是做生意,实际上靠老关系拉客。韩敬平去他那儿吃饭,可能是叙旧,也可能是别的。”谢临渊把表格收起来,“明天我带人去郑怀德的农家乐转一圈,看看有没有异常。”
“你带人去农家乐,韩敬平那边会不会知道?”
“会。但我就是要让他知道我在查郑怀德。他如果着急了,可能会犯错误。”谢临渊把材料装进物证箱,“你这边继续做你的检测,有需要馆里设备的跟我说,我安排人陪你去。”
“行。”
谢临渊站起来准备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沈知棠。”
“嗯。”
“你今天提的意见,我之前没意识到。我师父当年查案子也是一个人扛,最后扛出了事。我不想重复他的路。”他停了一下,“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沈知棠站在客厅里看了他一眼。“你师父如果当年有人跟他说‘你得改’,他可能不会走那条路。”
“嗯。”谢临渊推开门,“明天晚上我把郑怀德那边的进展带过来。”
“好。你路上慢点。”
谢临渊走了之后,沈知棠把茶几上的表格重新看了一遍。表格做得详细,每一步都标了时间节点和下一步动作。他把表格折好放进抽屉,坐在沙发上想了一会儿。
谢临渊在改。改得慢,但在改。
第二天上午,谢临渊带人去了郊区的农家乐。
郑怀德六十多岁,见到警车的时候手一直在抖,但真问起来,话反而说得很顺。问到2003年那张放行单,他说:“单子是韩敬平签的,我就是个跑腿的,经办手续。你们要查,去问韩敬平。”
这句话,是郑怀德十年来第一次把“韩敬平”三个字和放行单放在一句里说出来。
谢临渊想趁热补一份正式笔录,约的第三天。第三天早上,电话是郑怀德的老伴接的,说老郑一早就出了门,没说什么事。
晚上郑怀德自己打来电话,声音发紧:“小谢,那天我说的话,你就当我老糊涂。2003年的事我哪还记得清,你们找错人了。”
电话挂断之前,谢临渊听见电话那头有小孩的笑闹声。
郑怀德的孙子,周末在他家。
谢临渊放下电话,在办公室里站到后半夜。韩敬平比他预计的动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