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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笼 一九四九年 ...

  •   一九四九年秋,海城解放后的第一个秋天。
      李毓秀把报告归档的第二天,城北土地庙斜对面那块空地上,有人摆了个花生摊。摊主六十来岁,姓周,从前在城南码头管账,叫周德贵。他摆摊不图挣钱,图有个地方坐着晒太阳。花生搁粗布口袋,秤还是那杆老秤,秤砣磨得锃亮。有人来买,他抓一把搁秤盘,秤杆翘老高。人家说够了,他摆手:“多给点,自家炒的。”
      周德贵每天收摊不急着走,蹲摊后抽袋烟,看街两头。对面原先有棵歪脖榆树,前些日子叫雷劈半边,剩下半边还活着,叶黄一半绿一半。树下有个孙老太太摆针线笸箩,替人缝补。她从前住兰心后巷,男人死早,一个人拉扯俩孩子,后来一个去南,一个去北,都没回来。她也不问,收摊回家路过花生摊,抓一把搁两分钱。周德贵喊钱多了,她头也不回:“搁着下回。”
      他收摊后常去城南兰心旧址。戏院烧后一直没重建,地基长草,有人拿碎砖垒小龛,龛里木板写“家燕之位”,字叫雨冲模糊。木板前有时一碟栗子,有时几个冻柿子,有时啥也没有。周德贵每回路过蹲下看看。有一回龛前搁张广和楼《定军山》旧戏报,纸脆,边角卷起,背面没字。他翻翻,搁回原处。
      那年十月,军管会清敌伪档案,周德贵叫去问两回,问他从前在码头管账时认不认识一个姓方、卖花生瓜子的。周德贵说认识,老方嘛,秤给得足,不坑人。来人问还记得长相吗,他说记得,四十岁上下,蓄胡子,说话南边口音。来人搁张照片,人瘦脱相,嘴边有血痂。周德贵看半天:“是他,就是瘦了。”来人收起照片,在本上记一笔。
      过几天,军管会人在乱葬岗庄稼地起出几具遗骨,其中一具裤腰缝油纸包,里头半张纸,铅笔字叫血洇大半。纸包交江北来的干部。干部看半天,说这是日军南撤路线底稿,当年江北等大半年没等着,后来从别的线补上,没想到老方还留一份。周德贵听说后,蹲花生摊后抽半宿烟,第二天出摊眼睛红。孙老太太问怎么了,他说烟呛的。
      转过月,李毓秀去谢宅登记谢水生烈士遗物。她四十多岁,灰布制服,胳膊别军管会牌子。谢老爷问谁的烈士,她说谢水生,艺名家燕,生前为抗日情报工作提供掩护,一九四〇年十月牺牲。谢老爷站一会儿,回屋把条案上油纸包拿出,里面半片灰衬衫。李毓秀看看,问还有别的吗,谢老爷说没了,就这些。李毓秀点点头便低头开始记,快写完时,谢老爷又指了指旁边一张叠好的纸条:“还有这个,水生写的。”李毓秀展开看了看,在登记本上补了一行:“纸条一张,谢水生遗言。”她登记完,临走说往后每月有抚恤。谢老爷摆手:“不要,给旁人吧。”李毓秀说规定如此。谢老爷说那就搁着,我不花。
      那天傍晚,谢老爷把水生请安信一封封翻。信纸黄,每回一行:“儿子水生给爹请安。”最后一封日子是一九四〇年农历十月,离水生自焚没几天。信上多一行:“爹,天冷了,你老寒腿记得贴膏药。我挺好的,别惦记。”谢老爷叠好,拿镇纸压住,去院里透风。原先两棵白玉兰早没了,原地栽棵槐树,叶落一半。他冲树上麻雀挥手,麻雀往旁边蹦两步。他嘟囔:“不走就待着吧。”
      柏村那边也来人。柏兄妹妹接到海城民政局通知,说柏兄身份核实,让来领抚恤。她坐一天牛车到海城,民政局问柏兄本名,她说不知道,就叫柏兄。册上登记也是柏兄,后头括“原名不详”。她签字领钱,出来找到乱葬岗歪脖槐树。树比几年前粗一圈。陈景义当年埋下的好鞋早烂,土里还剩右脚铁掌,锈得不成样子。她蹲下把铁掌抠出,拿手帕包好,又挖一捧土装布袋,坐牛车回柏村。
      她从前回来过一次。那时战后不久,民政局说柏兄牺牲在外,无正式墓葬,也无骨灰可领。她在乱葬岗转三圈,挖一捧土装坛,抱回柏村埋爹娘坟旁,坟头木牌写“柏兄之墓”。立牌那天下小雨,墨迹往下淌,“兄”字最后一捺拉得老长,像个人往远处走。
      她在槐树下还挖出过那双好鞋,烂得只剩鞋底,带回坟头烧了。火里她嘟囔:“哥,你的鞋我给你捎来了。你跟景义兄这辈子没睡过一个宽敞被窝,下辈子找间大房,买张大床。”铁掌没烧,仍留土中,隔几年才叫她又找着。
      柏兄家里,只有妹妹知道陈景义。柏兄活着时往家捎信,不提全名,只写“景义兄处捎来大洋两块”“景义兄教我认字了”“景义兄说等不打仗带我去北平吃烤鸭”。她把信收针线盒,没给旁人看。柏兄死后,她按信上地名一路问到江北,才听说陈景义后来也没活下来。
      民国三十三年秋,伪军偷袭根据地。陈景义抱刚调好的样机往山里撤,在山口遇一队溃兵。他腿挨一枪,一米九三的大个儿往山洞缩,肩膀还露外头。他扒两块石头挡自己,把样机零件拆散埋进碎石堆,又拿石头砸碎关键件,自己趴外头装死。溃兵拿刺刀捅两下,没中要害,走了。搜山同志找到他时,人已经硬,手还勾着,像要拿落在身边的一颗野枣。
      他死时四十六岁。同志整理遗物,翻出粗纸簿子,血洇半边,最后一页写半句:“柏兄,我今天又想起你——”后头叫血糊住。前面篇目大多只写“你呀”,有一篇终于落名字,偏偏一滴泪把“柏”后那个字洇开,蓝黑一团。记录员问战友,战友说不知道,只晓得老陈天天念叨一个叫柏兄的人。记录员就在“柏”后添个“兄”字。从此材料上都写柏兄,本名那两个字,再没人知道。
      妹妹后来每年清明给柏兄上坟,也去江北给陈景义烧刀纸。两座坟隔几百里,一个柏村,一个山里,谁也没挨谁。每年腊月二十三,她在柏兄坟前多摆一副碗筷,对北边念叨:“景义兄,吃饺子了。”
      这回她拾回铁掌,又去江北一趟。山洞还在,洞口野枣结一树,红艳艳没人打。她摘一把搁石头上。当地老乡说前两年有干部来寻过山洞,拍照,说往后立碑。她问立碑写什么,老乡说“陈景义烈士牺牲处”。她点头。出山时天上过大雁,排人字往南飞。她抬头看,心想:哥,景义兄,大雁又肥了,你俩逮一只炖一锅吧。
      张玉兰仍没有消息。码头有人说她跟学生队半道遇轰炸,没躲开;有人说她到北边,在后方医院帮工,后来病死。军管会查两回,没查着。周德贵每回在码头听人提她,就蹲旁边听一耳朵。有个卖鱼老头说,早年见张玉兰蹲城隍庙墙根捡馊饼,瘦得跟猴儿似的。周德贵问后来呢,卖鱼的说后来跟学生走,走那天他看见,灰褂,头发拿白布条扎,上小火轮。周德贵问往哪开,卖鱼的说北边。周德贵站起来拍拍裤子,走了。
      那年冬天,海城下大雪。周德贵花生摊歇两天,第三天雪停,出来扫门口,看见对面榆树下蹲个年轻要饭的,冻得嘴唇发紫。他把人搀进屋,煮碗热粥。要饭的喝完说谢谢大爷,周德贵说不用谢,往后别蹲树下,后巷口有破棚,背风。要饭的问大爷贵姓,他说姓周,从前码头管账。要饭的说周大爷心善,周德贵摆手:“我心不善。我从前胆小,该帮的人没帮上。”
      要饭的走后,他坐门口抽烟。雪地有鸟爪印,细细碎碎,从榆树下延到巷口。电线杆上蹲只灰鸟,尾巴一翘一翘。他认不出是什么,也想起何明那只灰背雀,不知当年飞去了哪。鸟叫两声,往北飞。周德贵把烟袋锅在门槛磕了磕,回屋。
      转过年来开春,军管会在兰心旧址开会,说重建戏院,往后演新戏。周德贵去听,回来跟孙老太太说要建戏院。孙老太太说那敢情好。周德贵说头一场演《白毛女》。孙老太太说那出苦。周德贵说苦完了甜。
      动工那天,周德贵去看。工人把烧剩地基推平,从土里捡几块烧熔的铁疙瘩,不知戏台钉子还是酒坛铁箍。他要一块,拿布包揣兜。回家经过城隍庙西墙根,蹲下放块石头,跟旁人说往后这儿要修路。旁人问修什么路,他说不知道,反正要修。
      也是那年,军管会决定给牺牲同志立碑,问谢老爷要不要把水生名字刻上。谢老爷说刻,又问能不能加一个。人家问谁,他说沈望舒。办事人翻册,说沈望舒是国军的人。谢老爷说他替共产党做事死的,你们查。后来档案核清,碑上刻两行,头行“谢水生同志”,第二行“沈望舒同志”,两行挨着,底下小注“情报工作牺牲”。碑立兰心旧址墙根,不大,一尺宽,水泥抹的。立碑那天谢老爷去,蹲下看半天,拿手摸摸“沈望舒”三个字,站起来走。后来碑前常搁东西,有时一包栗子,有时几个冻柿子,有一回搁张旧戏报,纸都脆了。没人知道谁搁的。
      戏院到秋天盖起来。新戏院比从前大,门口挂红绸,头一场《白毛女》,座儿全满。周德贵没进去,蹲门口听一耳朵,里头唱“北风那个吹”。他听着听着站起来,走到巷口买包栗子,剥一颗,甜的。
      他想起家燕散戏后蹲后门剥栗子,想起方先生秤给得足,想起沈少校往托盘里搁油纸包,想起柏兄拉洋车在门口趴活儿。这些人都不在了。他把栗子揣兜,在新戏院门口站一会儿,看见房檐下有个新泥燕子窝,燕子进进出出衔食喂崽。周德贵仰头看半天,拿手遮光,嘟囔:“飞吧,这回没人拿竹竿捅你们了。”
      那晚他做个梦。梦见海城还没叫日本人占,兰心门口挤满人,家燕在台上唱《四郎探母》,嗓子亮堂堂;沈少校坐二楼包厢,柏兄拉洋车在门口等活,方先生摆摊卖花生,狗剩爹娘在街口下馄饨,张玉兰坐洋车里啃煎饼,付贵在杂货铺拨算盘,陈景义蹲修械所后院擦驳壳枪。所有人都在,都活着,天蓝,鸟在天上飞,没人拿枪打它们。
      他醒来,天刚蒙蒙亮,窗外有鸟叫。他披衣推窗,看见一只灰背雀落窗台,翅膀有道浅杠,像何明养过的那种。他伸手逗一下,鸟没飞,往他手心蹦。他从兜里摸出昨晚剩的半把花生搁窗台,鸟啄两口,扑棱飞起,在空中兜个圈,往北去了。
      周德贵站窗口看半天,自言自语:“走吧,都走吧。往后日子好了,不用笼子了。”
note 作者有话说
第13章 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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