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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燕 兰心戏院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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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心戏院在海城城南一条窄巷子里,门口两盏红灯笼,漆皮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的竹篾骨架。戏院不大,拢共三百来个座儿,池子里的长条凳磨得油亮,二楼包厢统共四间,木板隔的,板壁上净是历年名角儿拿指甲划的道子。班主姓周,唱老生,年轻时在天津卫跟人搭过同台,后来嗓子上不去了,就窝在海城攒了这个戏院,一开二十年。
家燕是民国二十四年来的。那年他十九,瘦得跟根竹竿似的,站在戏院后门口,拿一只蓝布包袱裹着两件换洗衣裳和一双厚底靴,问周班主要不要人。周班主让他亮一嗓子,他站那儿唱了出《贵妃醉酒》,嗓子又窄又亮,跟新磨的刀片似的,刮得满屋子人耳朵眼里疼。周班主说行——留下先跑龙套。跑了一年,正旦病了,他顶上去,一出《霸王别姬》唱完,底下有老戏迷拍大腿:“这哪是家燕,这是家雀儿成了精。”
他艺名家燕,本名叫谢水生。当年周班主问他叫什么,他说水生。班主说水生这名字太素,上台压不住场子,得改一个。他自己琢磨了三天,想起小时候祖母带他去听戏,台上那角儿唱“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祖母抹眼泪,说咱谢家从前也是堂前燕,如今飞进老百姓堆里了。他就跟班主说,叫家燕吧。班主说好,这名字有嚼头。只有他自己知道,家燕家燕,谢家的谢,拆开了就是“言身寸”,言是唱,身是身段,寸是分寸。唱戏这碗饭,处处得拿捏分寸。
水生本姓谢,正经是没落氏族的大少爷。祖父那辈还在京城做官,后来闹革命,家就散了,他爹带着一家老小迁回海城老宅。宅子三进三出,到他这辈只剩前院一进还收拾得出来,后头两进塌了半边,拿油布盖着。祖母去得早,父亲还在,只是父子之间的话越来越少。小时候祖母管他严,三岁描红四岁背诗,不许他跟胡同里小孩疯跑,说谢家子弟得有谢家子弟的样子。可老太太自己爱听戏,每个月逢五逢十让轿子抬她去兰心戏院坐二楼包厢。水生五六岁就跟着,坐老太太腿上,看台上人画着大白脸咿咿呀呀。他不懂戏文,台上人一甩袖子他就乐,一瞪眼他就往祖母怀里缩。老太太说这孩子胆小,他说不是胆小——是好看。
后来老太太死了,再没人带他去听戏。他长到十五六,趁家里人没留神,半夜翻墙出去,钻到兰心戏院后台看人勾脸。周班主拿他当贼,揪着耳朵要送官,他怀里掉出本《元曲选》。周班主捡起来翻了翻:“你看得懂?”他说看得懂。周班主说那你给我念一段,他张嘴就来《窦娥冤》第三折,念得眼泪吧嗒吧嗒掉。周班主叹了口气:“这孩子魔怔了。”
他回家跟父亲说想学戏。父亲气得拿鸡毛掸子抽了他一顿,说谢家三代没出过下九流,你要敢去戏园子丢人,我打断你的腿。水生没吭声,第二天留了封信,信上写“爹,我去学戏了,别找我”,翻墙跑了。父亲找了三天没找着,后来对外只说大少爷去南边念书了。
可水生没跟家里断干净。他唱戏头一年攒下两块银元,拿红纸包了,托家里老仆捎回去,附一封信:“爹,我挺好的,给祖母坟前添点香火。”父亲收了银元没吭声。第二个月他又捎回去一块五,信上写:“天冷了,爹你腿上老寒腿记得贴膏药。”父亲还是没回信,老仆来送换洗衣裳时捎了句话:“老爷说下回别寄了,家里不缺你这点。”水生嘴上说行,下个月照寄,月月不落。后来他唱红了,赏银多了,每次包了钱搁信封里,信封上写“谢宅收”,里头信纸就一行字:“儿子水生给爹请安。”父亲一封没回过,老仆却说,老爷每回收了信都搁在堂屋条案上,拿镇纸压着,攒了厚厚一摞。
家燕在兰心戏院唱了五年,唱红了。他本工旦角,嗓子不是宽厚洪亮那一挂,亮,脆,像早春树上的冰凌子化了往下滴水,滴在青石板上脆生生一响。他扮相也好,瘦,脸盘小,贴上片子能勒出个尖下巴,眼风一扫,底下老头老太太都觉得这闺女俊。戏班里缺老生时,他也能反串一出《空城计》,只是周班主不轻易让他串,怕把他的苏三、虞姬唱串了味儿。
台下他是个闷葫芦,卸了妆就窝在后台角落里看闲书,拿张旧报纸包着,封皮上写《论语》,翻开是《西厢记》。戏班的人跟他搭话,他嗯一声;不搭话,他能坐一下午不动弹。
柏兄就是那时候认识他的。柏兄拉洋车,常年在兰心戏院门口趴活儿,夜戏散了拉角儿回家。家燕不坐车,他住得近,走回去一刻钟。有一回下大雨,他站在戏院门口发愁,柏兄把车往前一拉:“家燕老板,上车,我不收钱。”家燕说那不行。柏兄说那你给我唱两句就抵了。家燕站雨里给他唱了两句《空城计》,柏兄拍车帮子叫好。打那以后两人熟了。柏兄有时候散戏了来后台,带一包糖炒栗子,两人蹲后门口剥着吃。柏兄话也不多,两人蹲那儿能剥一斤栗子不说十句话。有一回家燕问他:“柏兄,你老来听戏,听得懂吗?”柏兄说:“听不懂,我就爱看你甩袖子。”家燕噗嗤笑了:“那你不如去看甩大绳的。”
柏兄跟陈景义的事,家燕知道。有一回柏兄带陈景义来听戏,坐池子最后一排。陈景义一米九三的大个儿窝在长条凳上,膝盖顶到前排椅背,憋屈得脸都红了。家燕在台上看见了,差点笑场。散戏之后柏兄领他来后台,陈景义站着跟门框差不多高。家燕仰头看他:“柏兄,你哪儿捡这么个大个儿?”柏兄说:“修械所,我媳妇。”家燕正在卸妆,油彩擦了半张脸,另一半还画着虞姬的妆,回头冲陈景义一乐:“柏兄嫂子好。”陈景义脸更红了,拿胳膊肘杵柏兄:“你跟人说什么了?”柏兄说:“我就说你是我媳妇,怎么了?”家燕笑得卸妆纸都掉了。
陈景义后来托人给戏班送过一回旧衣裳,说是柏兄生前穿过的,天冷了,谁合身谁拿走。衣裳底下还有一双旧布鞋,右脚后跟钉着铁掌。家燕认得那声响。柏兄每回踩上后台青石台阶,右脚总比左脚重一点。他把鞋留下了,没跟任何人说。
那时柏兄已经死了。家燕听街面上人说,拉洋车那个胖子让便衣堵在茶馆后头过道里,扎了一刀又挨了一枪托,天亮之前就没了。家燕晚上有戏,唱《贵妃醉酒》,唱到“海岛冰轮初转腾”,眼泪把妆冲花了一道,底下观众以为是新使的眼泪功,还叫好。散场后他去乱葬岗找了一夜,没找着,天亮回来在戏院后门口蹲着,蹲在柏兄往常带栗子来的位置,蹲到日头升起来。周班主出来轰他:“你蹲这儿当石狮子呢?进去勾脸!”他站起来,腿麻了,扶着墙站了半天。
那双旧鞋从此搁在他箱子底下。鞋尖磨得发白,右脚铁掌却亮。家燕偶尔翻出来擦一回,擦完了仍拿旧衣裳盖好。他也没问陈景义去了哪儿。那几年,海城有些人说走就走,说没就没,能留下一双鞋,已经算有信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