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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第33章 印书铺 他数钱数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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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初一,招牌换了。
旧的招牌是块木板,上面四个字:李记炭行。字是他自己写的,写得急,最后一笔拖得太长,“行”字下面多出一条尾巴,像被人拽了一把。
新招牌是梨木的,三尺长,一尺二宽,上了两层清漆。四个字是请人写的。
写字的是一位在国子监门口代写书信的老先生,姓严,七十多岁,手抖,可落笔极稳。李砚给了他二百文,他写了三遍。
半步斋。
“为什么叫这个?”赵元问。
“因为只走半步。”
“什么半步?”
“别人走一步,我走半步。”李砚说,“走一步的人,脚抬得太高,落地的时候动静大。走半步的人,声音小。”
赵元看着他。
“你这话,我听不懂。”
“你不用懂。”李砚说,“你只要记住,以后有人问你,半步斋是什么,你就说:是一家印书的。”
招牌挂上去那天,西市下了一场小雪。
雪不大,落在招牌上,落在“步”字那一撇上,很快就化了。
七娘站在门口,仰着头看。
“阿兄。”
“嗯。”
“我能在这儿做活吗?”
李砚低头看她。
十二岁。头发扎成两个角,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短袄,袖口挽了三道。她的手在袖子里攥着,攥得很紧。
“你要做什么活?”
“卖单张。”七娘说,“我会算账。你教我的那四个字,我会了。”
“哪四个?”
“旧管,新收,开除,见在。”她背得很顺,“旧管加新收,减开除,等于见在。”
李砚没有说话。
“我还会画圈。”七娘说,“我画得比写快。”
“画圈不行。”
“我知道。”七娘说,“我用四个字。”
第一天,她卖了三十七张。
第二天,五十二张。
第三天,一百零四张。
她坐在柜台后面的一张矮凳上,面前摆着一只木匣,匣里是分好类的单张:千字文、开蒙要训、孝经单章。每一叠上面压一块小石头,石头上写着价。
她个子矮,客人来了,得低下头才看得见她。
有的人低头看了一眼,就走了。
有的人站住,问:“小孩,你家大人呢?”
七娘就说:“大人不在。你要什么?”
“我要一张千字文。”
“三文。”
“三文?南头那家卖五文。”
“南头那家字是歪的。”七娘说,“你去看第七行,‘寒来暑往’,他的‘往’字少了一点。我这儿不少。”
那人愣了一下,掏出三文钱。
七娘把钱丢进匣子,抽出一张纸,双手递过去。
“你回去对着日头照一照。”她说,“纸角上有一个印。”
纸角上那个印,是李砚想出来的。
很小,半个指甲盖大,刻一个“半”字,外面一个方框。印泥是他自己熬的,用朱砂和桐油,颜色偏暗,不刺眼。
他把这个印盖在每一张纸的右下角,位置固定,一寸二分处。
“这是干什么?”赵元问。
“认人。”
“认谁?”
“认我的纸。”
赵元不明白。
李砚把一张纸举起来,对着窗。
“你看见没有?这一张纸,从裁纸到刷墨到晾干,一共七道手。七道手里,只要有一道是我做的,这张纸就是我的。可我一个人做不了七道。所以我得让别人知道,哪一张是我的。”
“别人也能刻这个印。”
“能。”李砚说,“可他刻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印的‘半’字,竖是断的。”李砚说,“中间断了一分。刻的时候要留一刀,这一刀留不好,就断了,或者不断。这一刀,我练了四十天。”
盗版是在腊月初七出现的。
赵元从西市南头跑回来,手里攥着一张纸,脸通红。
“你看。”
李砚接过来。
是一张千字文。纸是糙纸,墨色发灰,字歪,行距不匀,第七行“寒来暑往”的“往”字少了一点。
右下角有一个印。
一个方框,里面一个“半”字。
“他连印都刻了。”赵元说。
李砚把那张纸翻过来,对着窗看。
看了很久。
“他刻错了。”他说。
“什么?”
“我的‘半’字,竖是断的。”李砚用手指点着那个印,“他这个,竖是连的。”
“那有什么用?”赵元说,“买的人看不出来。”
“买的人看不出来。”李砚说,“可卖的人看得出来。”
那天下午,他去了西市南头。
卖盗版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姓吴,摊子摆在一家绸缎庄的墙根下,一张草席,席上摞着三堆纸。
李砚在他摊子前面站了一会儿。
“多少钱一张?”
“五文。”
“南头都卖五文?”
“都卖五文。”年轻人说,“你买几张?”
“我不买。”李砚说,“我是半步斋的。”
年轻人的手停了一下。
他抬起头,看着李砚。
“你要怎么样?”
“我不要怎么样。”李砚说,“我来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你的印,刻错了。”
年轻人愣了一下。
李砚蹲下去,从他席上抽起一张纸,对着日头。
“你看这里。我这个印,竖是断的,中间断一分。你这个是连的。”
“……”
“买的人看不出来。可书肆的人看得出来。你今天卖给散客,没事。你哪天想卖给书肆,书肆的掌柜拿起来一对,就知道你这不是我的货。他会怎么办?”
年轻人没有说话。
“他会压你的价。”李砚说,“压到两文,你卖不卖?你不卖,他就去我那儿进。你卖了,你白刻一套版。”
年轻人的脸慢慢红了。
“你……”
“我不是来砸你摊子的。”李砚说,“我是来跟你说,你要卖,卖三文。”
“三文?”
“三文。跟我一样。”李砚说,“你卖三文,你还有得赚。你卖五文,你就是骗人。骗人能骗一个月,骗不了一年。”
他站起来。
“还有一件事。”
“什么?”
“你的字,得重刻。”李砚说,“你这个‘往’字少一点,小孩子照着认,认错了,一辈子改不过来。”
那天晚上,赵元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告他?”
“告什么?”
“告他盗版。”
“大唐没有这个律。”李砚说,“《武德律》里有‘私造’,是私造历日、私造钱、私造兵器。纸和墨不在里头。他刻我的书,律不管。”
“那就这么算了?”
“不算。”李砚说,“我有三个法子。”
“哪三个?”
“第一个,降价。降到两文,他撑不住。可我也撑不住,两文一张,我只赚半文,卖一万张才五贯。”
“第二个呢?”
“第二个,加印。让买的人认印不认字。”
“第三个?”
“第三个,快。”李砚说,“他刻一套版要两个月。我一个月出一套新的。他追上我一套,我已经出了三套。他永远在我后面。”
赵元沉默了。
“你选哪个?”
“三个一起。”李砚说,“降价的不是我,是他。我不降。我只做后面两个。”
腊月初十,安元礼来了。
他带来一卷纸,往柜台上一放。
“摸摸。”
李砚摸了摸。
纸很薄,很软,颜色偏黄,抖一下,声音是闷的。
“这是什么?”
“蜀纸。”安元礼说,“成都来的,走的是剑阁道。一刀一百张,九文。”
“比竹纸便宜?”
“竹纸一刀十五文。”安元礼说,“这个九文。”
“为什么这么便宜?”
“因为成都今年竹子多。”安元礼说,“竹子多,纸就贱。纸贱,就有人往北运。运到长安,加上脚力,九文。他还有得赚。”
李砚把纸对着光看。
纸里有细小的竹筋,一根一根,像头发。
“这纸能印书吗?”
“能印。”安元礼说,“印完了不能久放。放三年,会脆。”
“三年够了。”李砚说,“蒙书不是给人藏的。是给小孩用的。小孩用完就扔。”
他抬起头。
“你有多少?”
“你要多少?”
“先要五十刀。”
“五十刀,四百五十文。”安元礼说,“我给你送到门口。”
“等等。”李砚说,“我要问一句。”
“问。”
“这个价,你能保多久?”
安元礼看了他一会儿。
“保不了。”他说,“成都的竹子,今年多,明年不一定。价是会变的。”
“那你跟我说个数。”李砚说,“什么价,你保三个月。”
“十一文。”安元礼说,“三个月内,超过十一文,我贴。低于十一文,我退你差价。”
“成。”
安元礼笑了一下。
“李郎,你知道你刚才做的是什么?”
“什么?”
“你把纸,变成了米。”安元礼说,“米有价,一年四季都在变。买米的人,要先问一句:这个价,能保多久?你今天问了这一句,你就是个商人了。”
腊月十五,半步斋门口挂出一块新牌子。
牌子上写着六行字:
千字文三文
开蒙要训三文
太公家教 三文
孝经单章二文
长安月诗帖三文
本斋纸角有半字印,竖断一分者为真
最后一行字最小,可挂在最下面,人一低头就看见。
《开蒙要训》是他在国子监门口听来的。
一个老监生跟人吵架,说:“现在的童子,认了一千字,什么都不知道。《千字文》是字书,不是蒙书。真要教童子,教《开蒙要训》,教《太公家教》。”
李砚站在旁边听了半个时辰。
回去以后,他找了三天,在西市一家旧书铺的角落翻出一本《开蒙要训》,纸都脆了,一翻就掉渣。他花了八百文买下来,抄了两遍,抄完了才敢上版。
《太公家教》更便宜,一百二十文,是从一个走街的货郎手里买的,书皮没了,开头缺三页。他凭记忆补了三页,补得不好,可读得通。
两部书,一千四百字,八百字。刻版十一块,刻了二十四天。
腊月二十,《开蒙要训》出来。
腊月二十三,《太公家教》出来。
腊月二十六,一个穿青袍的中年人来了。
他在柜台前站了很久,把架子上的单张一张一张抽出来看。看完了,把七娘叫过来。
“你们掌柜呢?”
“我阿兄不在。”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七娘说,“你要什么,跟我说。”
中年人笑了一下。
“我是东市‘文会堂’的。”
七娘的手在匣子上停了一下。
文会堂。东市最大的书肆,三部《五经》标价二十一贯五百的那一家。
“我要进你们的货。”中年人说。
“进多少?”
“先要三千张。”
七娘愣了一下。
三千张,一张三文,九贯。
她张了张嘴,差点说出来。
然后她停住了。
“你等等。”
她跑到后面,把李砚拉出来。
李砚跟中年人谈了半个时辰。
谈完,条件定下来:
一、文会堂进货,按七成结,一张二文一。
二、卖不掉的,一个月内可以退,退货按原价退纸,不退工。
三、文会堂不得翻刻,若翻刻,半步斋断供。
四、半步斋每月给文会堂两张“新样”,先供东市十日,十日后才供西市。
中年人把第四条念了两遍。
“为什么要先供我十日?”
“因为东市的人有钱。”李砚说,“有钱的人先买,买的是新。西市的人后买,买的是便宜。同一样东西,先卖给愿意多付钱的人,再卖给愿意等的人。”
中年人看了他一会儿。
“你多大?”
“二十一。”
“二十一岁,谁教你的?”
李砚想了一下。
“没人教。”他说,“我是被逼的。”
腊月二十九,结账。
七娘把四个字写在纸上:
旧管:三十贯零六十文。
新收:一百零六贯四百二十文。
开除:六十五贯八百文。
见在:七十贯零六百八十文。
李砚看着那个数。
七十贯零六百八十文。
他手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
他把铜钱一摞一摞码在桌上。一摞一百文,七十摞,另加六百八十文。桌子摆不下,他把床板拆下来铺在地上。
铜钱堆在床板上,灯照过去,一片暗黄。
他坐在钱堆边上,开始数。
数到第三十摞,他停了一下。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一年前,他怀里有两枚铜钱。一枚开元通宝,一枚前朝五铢,边缘都磨圆了。
他用那两枚钱,买了一个胡饼。
那时候他想的是:明天怎么办。
现在他想的是:明年怎么办。
数到第六十摞,他又停了。
他想起一句话。
不是他想的。是她说的。
去年春天,他们还没吵架的时候,坐在沙发上看一个财经节目。节目里在讲一家公司,说这家公司今年利润三千万,可是账上没钱,发不出工资。
她当时剥着一个橘子,说了一句:
“现金流比利润重要。”
他当时说:“废话。”
她把橘子瓣塞进嘴里,说:“不是废话。利润是纸上的,现金是手里的。一家公司可以亏十年不死,可它一天没有现金就死。”
他当时没听懂。
现在他懂了。
七十贯零六百八十文,这是现金。
他还有两千六百部《孝经》拆剩的散页,两百多部《千字文》,十一块版,一间铺子,一块招牌。
这些是纸上的。
如果明天有人来收铺子,他能拿出来的,只有这七十贯。
他把钱一摞一摞收进一只木箱,箱子是他自己钉的,钉得不好,有一块板翘着。
收完了,他坐在箱子上面。
屋外有人在放爆竹。腊月二十九,长安城里已经有人开始放了,一声一声,很远。
他忽然很想跟谁说一句话。
不是七娘,不是母亲,不是赵元,不是马周。
他想跟一个能听懂“现金流比利润重要”这句话的人说。
他伸手,从怀里摸出那半片碎镜。
镜子在灯下,什么也没有。
他把镜子举起来,对着自己。
镜子里是一个二十一岁的男人,很瘦,眼睛下面有青,头发乱着,手上有一层薄茧。
他看着镜子里的人,说了一句话:
“我赚到一百贯了。”
镜子里的人也在说这句话。
他等了一会儿。
镜面上没有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