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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担架过弯，人的头在后
入冬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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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后的第一场大活，是从建筑工地下来的。
四十七岁的架子工老宋，上午还站在二十六楼的架子上绑钢筋，中午从架子上摔了下来。人送到急诊的时候已经不行了，下午走完流程，四点多，电话打到我们那儿。
电话是老周接的。他听完，把电话搁下，对我说：「去，接人。」然后又补了一句，「先把告示挂出去。」
告示，就是挂在告别室门口那一块小木牌，写着「使用中」。太平间的规矩，只要有遗体在告别室，牌子就挂出去，好让后来的人不用白等。我们这儿地方小，一天只有一间告别室，来的人多了，就得排队。
我挂牌子的时候，老周在后面说：「这一家，人多。」
「多到什么程度？」
「比你想的多。」他说。
他说对了。老宋是下午六点半到的「下面」，人是用工地那种蓝色的简易担架抬进来的——不是医院的推车，是那种窄窄的、绑着绳子的旧担架。抬的人有八个，都是工友，个个一身灰浆，进了门不知道该站哪儿，就在走廊里站成一排，像一支打了败仗还没散伙的队伍。
这还只是先头部队。
七点不到，太平间外面的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是一群人的。我出去一看，从楼梯口一直排到走廊尽头，男女老少，全来了。有抱孩子的，有搀老人的，有穿棉睡衣的，还有两个穿着同款棉袄的老太太，一看就是亲姐妹。
我后来数了数，连工友带亲戚，一共十七个人。
十七个人，挤在告别室外面，谁也不说话，谁也不肯走。告别室一次只让进四个，这是规矩，我在门口站着，一句一句地劝，请他们排队，一个一个来。
他们排了。队伍安安静静地排着，从告别室门口，一直排到走廊拐角。没有人插队，没有人大声说话，连孩子都不哭——有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手里攥着一辆红色的小汽车，大概是他爷爷给他的，他一直低着头，用手指在那辆车的车轮上转来转去。
轮到第四个人的时候，拐角那边忽然吵起来了。
是老宋的儿子和工头。
工头是从工地直接过来的，穿着一件崭新的黑色羽绒服，手里捏着一个信封，一直在往老宋儿子手里塞。老宋的儿子不要，两个人推来推去，声音都压着，可是走廊里太静了，什么都听得见。
「你拿着！」工头的声音有点急，「这是规矩，工地上出的事，工地上有交代！」
「我不要你的交代！」老宋的儿子，三十来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我爸给你干了十八年架子工！我不要你的钱！我要我爸！」
最后一句是把嗓子喊出来的。喊完，他自己先愣住了，站在原地，看着手里那个信封，像不认识那是什么东西。
走廊里那支队伍，安安静静地看着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话。
告别的队伍还很长。天彻底黑了，太平间外面的走廊，只有顶上一盏灯亮着，照得每个人的脸都是半明半暗的。我看见队伍里有几个工友，站在最外圈，脚上还是那双沾满灰浆的靴子，手里攥着安全帽，帽檐冲下。
告别室这一晚上，进进出出，一共走了十七个人。
最后出来的是老宋的妻子。
她进去的时候我没注意，出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她是被她的两个女儿搀出来的，其实不是搀，是架着，两条腿已经软了，可她还在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跟屋子里面说：「老宋，我先回去了啊，你等我，你别怕黑。」
她走到门口，回过头，又对着里面，像对着一个躺在床上的人说话：「晚上我把你爱吃的腊肉带上。你那边冷，你多穿点。」
我站在告示牌旁边，看着她被人搀下楼梯，忽然想起来，她还不知道她男人现在躺在冷柜里。她一直当他是躺在床上的。告别室那几张凳子，她可能真的当成他们家的床头了。
人都走完了，走廊空了。老周从里面出来，手里拿着登记簿，让我记今天的流水。
我记的时候，笔尖顿了一下。我不知道「家属十七人」这四个字怎么写才对。要是按规矩写，就是：家属及工友十七人，先后入告别室，无异见。
可我知道不是这么回事。这十七个人里，有十二个是从二十六楼直接下来的，八个小时前他们还和死者一起站在钢筋架上。这不是「无异见」，这是——我把笔搁下了，一时想不出该用什么词。
老周在旁边看着，没催我。过了一会儿，他说：「写吧，照规矩写。」
我照写了。写完，他拿过去看了一眼，签了字，把簿子合上。然后他忽然说：「担架过弯，人的头在后。这一条，你今天看见了吗？」
我愣了一下。这是白天接老宋的时候，他做的一个动作，当时我没留意——那个蓝色的简易担架过走廊拐角的时候，他自己站在拐角的那个位置，伸出手，扶住了担架的前端，让担架慢下来。担架上的老宋，头是朝后的，过弯的时候，老周的整条手臂，几乎是把那个人的头，整个兜住了。
「看见了。」我说。
「为什么头在后？」
「怕磕着。」
「不止。」老周说，「是因为活着的人，过弯的时候，也总是要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人死了，不回头了，我们替他回。」
他说完，拿起挂在墙上的老棉袄，往外走，走了两步，忽然回头问我：「小陈，你当护工五年，在急诊科，见过几个走掉的？」
「记不清了。」我说。
「一个一个跟我说说，」老周站在门口，很认真地看着我，「能记住几个，说几个。」
我站在那儿，脑子里过了一遍。五年，我抬过的担架上百回，从抢救室往太平间送的，也总有四五十个。 faces 一张一张地过。有的记得，有的真的想不起来了。我最后说：「记得三四个吧。」
「三个，四个，都行。」老周把棉袄的扣子系上，「记住几个，几个就是债。」
「什么债？」
「你忘不掉的债。」他说，「人这一辈子，谁也不欠谁的，就欠这些记不清名字的。你今天记三个，将来哪天你自己的事来了，你就是拿这三个当本钱，慢慢还。」
他没头没尾地说完这一段，推门出去了。
我站在工作间里，那本登记簿还摊在桌上，页脚是我自己的名字。外面，走廊尽头的那扇窗，是黑的。窗户玻璃上映着屋里的灯，也映着我自己的脸。
我忽然想起五年前，也是在急诊科，也是这样一个冬天的晚上。
那天夜里，急诊科送来一个中学生，十七岁，晚自习上到一半，心梗，就这么没了。我在抢救室外，抱着一摞刚发下来的物理竞赛卷子，那是我给自己报的名，我这辈子第一次报名，想试试自己到底能走多远。卷子我还记得，第一题是力学，我到现在都记得那道题的图——一个小球，从斜面上滚下来。
我抱着一摞卷子，站在走廊里，看着那扇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听见里面喊肾上腺素，喊肾上腺素，然后喊得一次比一次轻，最后那个声音就停了。
后来，我抱着一摞卷子，一个人坐在走廊尽头那张长椅上。那张椅子的第三根木条是松的，我一坐上去，它就咯吱响了一声。
就那一下，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得很清楚，像一道我做了五年的题，忽然有了答案：
我这个人，不管干什么，都注定要留在这一行了。
不是因为我救得回来什么，是因为我忘不掉。
那些忘不掉的名字，一笔一笔，全都是我的债。老周今天问的那三四个，我跟你说实话——不止三四个。
是四十七个。
五个年头的每一天夜里，我都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