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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长(1) 从那以后再 ...

  •   飞机降落在成都天府机场,舱门一开,潮湿的冷空气便灌了进来。我立刻给妈妈发了消息,几乎是同时,她的电话就追了过来。

      “乖乖,落地了吗?冷不冷?成都机场大不大?”她的声音里透着关切和不易察觉的紧张。

      “落地了,不冷。哇哦,这个机场很大,很新很漂亮。”我边走边描述着航站楼的景象,穿过熙攘的人群,按照指示牌朝地铁口走去。妈妈已经提前到高铁站等我。庆幸的是,成都到梓州市的高铁行程不长。

      由于一直跟妈妈通话,快把电量耗完了。上了高铁,找到座位下的插座充上电,我才挂了电话。现在是工作日的下午,车厢里人不算多,毕竟离年关还有一个月。

      我不喜欢边充电边玩手机,所以现在无事可做。我躺在靠背上眯着眼睛,思绪又像脱缰的野马,奔向了过往。

      不知道为什么,这趟旅程,回忆总是不请自来。

      在陈建军家那三年,我真的特别开心,可能是我记忆中难得的亮色。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陈思阳,是他把我从老家的思念里拉了出来。

      陈思阳就像一团跳跃的火苗,驱散了我童年的孤寂。

      他调皮捣蛋,我就跟在他身后,做个沉默的小跟班。他闯了祸,我便适时出现,用我“文静乖巧”的形象替他解围。

      因为我在陈家乃至村里的人设很不错:话少,礼貌,安静、懂事、可爱。但事后,陈思阳都会把他过年的压岁钱、新得的玩具、舍不得吃的零食塞给我作为补偿。

      那时我们刚读完一年级,即将升入二年级。我的成绩很好,名列前茅,深得老师喜爱。陈思阳看重了我的学习,则开辟了他的“副业”——拉我入伙替人写作业赚钱。

      他负责招揽“客户”,我负责代写,一份作业两块钱,五五分账。靠着这笔“灰色收入”,陈思阳经常带我去游戏厅玩。老板是他爸的初中同学,因此也默许我跟着。每天放学后,我俩都会偷偷溜去玩上一个小时。拳皇、炸弹人、冒险岛……陈思阳手把手教会了我这些游戏,当然我自己学得也快。偶尔,我们还会带些“慕名而来”的同学,顺便赚点他们的“学费”。

      快乐的日子像指缝里的沙,流逝得飞快。对我来说,在陈建军家的日子是温暖的,哪怕妈妈在城里上班,只有周末和节假日才能和她相见。

      也正由于每周只有两天见面时间,因此我不知道妈妈是否真正的开心。

      因为我快乐,便一厢情愿地认为,所有人都是快乐的,包括妈妈。

      然而,后面故事的走向却证明了她应该是不快乐的。

      命运的转折猝不及防。三年后的那个假期,我又一次被连根拔起,离开了陈建军的家,告别了这里的“爷爷奶奶”,也告别了陈思阳。

      我再一次失去了短暂的“家人”。

      因为妈妈和陈建军离婚了。

      那时的我已明白“离婚”的含义,不再是第一次离开四川时的茫然无措。又或许是因为格外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亲情陪伴,离开那天,我哭得撕心裂肺,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妈妈却异常坚决,拉着我的手,头也不回地离开。

      我记得离开那天,爷爷奶奶一人塞给我一个厚厚的红包,陈思阳把他的宝贝存钱罐和游戏卡全塞进我怀里。我们俩抱着哭成一团,怎么都分不开。最后是陈建军过来,强硬地拉开了陈思阳。他蹲下身,粗糙的手掌轻轻抚摸我的头顶,我看到了他眼里的不舍——不止是对我,或许还有对妈妈。

      至今我都不清楚妈妈为何要跟陈建军离婚。

      从陈建军和他家人对我们的态度来看,他们应该是满意甚至喜欢的。那么,只能是妈妈想离开。这个疑问,像根细小的刺,一直扎在我心底。因为她到现在也没有再结婚或者找男友。

      那个暑假,我像被烈日炙烤过的木头,失去了所有水分,每天在托管班里一动不动地坐着。偶尔画画,更多时候是长久地发呆。我又一次封闭了自己,整整一个暑假,没开口说过一句话。

      这下好了,班级里所有小朋友包括老师都真的以为我是哑巴了。

      妈妈辞掉了商场的工作,进了一家工厂。因为厂里的工资更高,加班还有钱拿。我们在工厂附近租了一间当地人的房子。

      我也在附近上了小学,整个小学阶段,我都异常努力。因为转学没几天,我接到了陈思阳的电话。他也转学到了城里,他舅舅是那所学校的老师。他在电话那头兴奋地说:“陈思月,我要考宁波最好的初中!你也考进来,我们在初中集合,这样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我曾问过妈妈,同在宁波,我为什么不能见陈思阳,哪怕一年一次也好?我知道无法见到远在四川的亲哥哥,但陈思阳,为什么也不行?

      妈妈告诉我:“我们已经不是一家人了。早点分开,不见面,对你、对思阳都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但,她不知道我心底藏着的秘密——我和陈思阳的约定。这也是我在那段时间对她唯一隐瞒的心事。

      小学那几年,这个近乎执念的想法在我脑中疯长:我要和陈思阳考进同一所初中,然后是同一所高中,同一所大学。

      奇怪的是,我从未想过要去寻找四川的亲哥哥。他的样子早已模糊不清,只存在于概念中,像个遥远的、无关紧要的陌生人。

      “各位旅客请注意,K2024次列车即将到达绵阳站,请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及随身物品……”

      高铁广播再次将我从回忆的深潭里拽出。

      一出站,便一眼看到了妈妈。她高挑纤细的身影在人群中格外显眼。一身黑色打扮:黑色短款羽绒服,黑色铅笔裤,黑色长筒靴。黑色的长发披散着,发尾有点枯黄,齐刘海有些出油。皮肤略显粗糙,带着些晒斑。但五官的底子极好:瓜子脸,柳叶眉,鼻梁高挺,嘴唇的形状也好看,只是此刻有些干裂起皮。她的眼神,在疲惫的底色下,依然蕴藏着一种柔韧的力量。

      怎么看都是一个美人。只是如今,得在前面加上一个限定词:“饱经风霜的美人”。

      没等我走过去,她已经冲过来紧紧抱住了我。“乖乖,冷不冷啊?穿这么少,里面穿毛衣没?”她摸着我的手背,语气满是担忧。

      “我不冷,一路上都在室内。”确实是如此,我到现在的行程一直是从地铁到机场,再到飞机、地铁、高铁,暖气充足得很。

      “那就好。饿了吧?走,我们先去吃碗粉,去年回来你不是说老家的粉好吃吗?”妈妈挽起我的胳膊,熟门熟路地带我走向高铁站外的小餐馆。一人一碗粉,热气腾腾。

      四岁离开四川,在浙江生活了这么多年,我的口味早已没那么嗜辣。还好粉有清红汤可以选,味道刚刚好。这碗粉,成了我每次回来必尝的味道。

      看了下时间,现在回老家已没有直达大巴。从市区到县城,再转车到乡里,耗时太久。妈妈干脆叫了一辆“野的”,一人一百块,可以直接送我们回老家。

      随后,我们坐上了一辆有些破旧的车,我和妈妈一人戴上一只耳机。妈妈揽过我,示意我把头靠在她肩上休息,她的头也轻轻倚靠着我。司机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不爱说话,一路沉默。

      在耳机的音乐声和车辆的颠簸中,我闭目假寐,回忆的潮水又一次无声漫上心头。

      妈妈在厂里一直有缴社保,按政策,我小学毕业后本可以在那片区域直升初中。但那时我的成绩不错,便鼓起勇气向妈妈提出:我想去城里读那所好初中。当然,我没有告诉她,我想和陈思阳一起,只是表达我想读好学校的意愿。虽然以我们家的条件进去很难。

      因为那所学校的门槛极高:钱、人脉、成绩,缺一不可。

      钱?妈妈没有多余的积蓄。

      人脉?她认识的都是厂里的工友、商场的前同事,都是外地务工人员。或许……还能找陈建军?但以妈妈的性格,她不会找他,不然她也不会为此离婚。况且算是找了陈建军,更别提他也要再托人办事,这个程序太复杂了。

      成绩?我在普通小学算拔尖,但在更优质的教育资源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希望渺茫。但我那时涉世未深,还是固执地提出了我还是想要读那个学校,结果虽然可想而知。

      果不其然,一个深夜,我起床上厕所,听到她在阳台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卑微和祈求:

      “对,她成绩很好的……需要我提供什么资料吗?……成绩单我明天就去学校开……”

      “钱……钱的话,我会想办法的……您看需要多少?……只要她能进去读就行……”

      “……求您再帮帮忙……”

      妈妈站在阳台,靠着窗,月光和屋外的路灯的光柔和地映照她孤独的身影,不停地微微低头,言语中透露着一丝祈求与无措,看来电话里的声音似乎不能带给她任何实质性的答案。

      她每一次开口,声音里都带着一点颤抖,感觉快要被夜风吹散。

      外面的世界静谧而遥远,月光洒在她的肩膀上,照亮了她那失落的面庞。此时的她应该感到无比的无助吧。

      她的目光时而凝视着远方,时而低垂,像是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却又似乎什么都想不明白。

      我大概已经明白了结局。

      犹豫片刻,我还是决定走了过去。听到脚步声,她立刻换了一种情绪望向我。我加快脚步,甚至小跑过去抱住了她。

      “妈,我不去那边读了,就在这边读也挺好的。” 这句话发自肺腑。在看到妈妈放下尊严求人的那一刻,那个强烈的、关于和陈思阳重聚在同一个初中的愿望,瞬间灰飞烟灭。

      妈妈的身体一颤,随即低声抽泣起来:“无恙,妈妈对不起你……对不起……” 她紧紧抱着我,一遍遍重复着这句话。

      她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针,狠狠扎进我的心脏。我痛恨自己的不懂事,为什么要逼她做她自己做不到的事,为什么要让她如此痛苦?

      那一晚,我们在狭窄的沙发上,相拥着坐到了天亮。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陈思阳。我开始刻意逃避,认定自己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背叛了诺言,无颜见他。

      也许是我太痛苦了吧,为了不让这种痛苦啃噬着我,这时另一个声音不断从脑海里冒出来安慰:“小孩子的话哪能当真?说不定陈思阳早就忘了你,忘了这回事了,你又何必这么在意?”

      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带来了疗愈,竟成了我那段时间唯一的止痛药。我不太清楚在心理上这种是属于什么,但对我来说确实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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