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口黄昏》榆木槿桑

1、第 1 章 《巷口

　　《巷口黄昏》

　　一

　　巷口的梧桐树又长高了。
　　我搬来的时候，它才不过二层楼高，如今却已探到四楼的窗台。每到夏天，便有一枝绿意探头探脑地伸进人家的阳台里去，像谁家淘气的孩子，趁大人不注意，悄悄把手伸进邻居的糖罐。树是这样的，你不注意它的时候，它就悄悄地长，等到你猛然抬头，才发现它已经亭亭如盖了。而我在这巷口住了七年，搬来那年栽下的月季早已枯死，换过三茬，梧桐却一声不响地成了气候。
　　七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长到足以让一个婴儿学会顶嘴，短到你还来不及把这条巷子走厌。巷子其实很旧了。青石板铺的路面坑坑洼洼，雨天积起一汪一汪的水洼，倒映着灰扑扑的屋檐，像谁打翻了一匣子旧镜子。两边的房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公房，六层，没有电梯，外墙刷过几回涂料，每回都刷不牢，一场雨过后就斑斑驳驳地露出底下的红砖来，像老人没染匀的头发。可就是这样一条巷子，每天黄昏时分，活得像一幅会动的《清明上河图》。
　　我常在这个时辰站在巷口。不做什么，就是站着。看卖菜的妇人收拾摊子，看卖花的老人慢悠悠地插花，看放学的小孩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看下了班的中年人坐在路牙子上抽烟，看天光从白到黄再到紫，看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有时候我觉得，这巷口就是一个戏台子，每天黄昏准时开演，演员是这些街坊，剧目叫“过日子”。没有脚本，没有彩排，却场场满座——满座的不是观众，是过日子的自己。

　　二

　　卖菜的妇人姓周，大家都叫她周姐。她的摊子摆在巷口第三棵梧桐树下，一只竹筐、一块木板、一杆老秤，便是全部家当。菜是自己地里种的，不多，每天就那几样：春上是青菜、菠菜、水萝卜；夏天有黄瓜、番茄、茄子；秋天是毛豆、芋头、老南瓜；冬天最寡淡，只有大白菜和萝卜，偶尔有几把蒜苗，算是稀罕物。她从不贪多，卖完就走，有时候下午四点出摊，五点半就收工了。
　　“够一天吃用就行。”她说这话时，正把最后几根黄瓜码进竹篮里，动作从容得像在给自家孩子整理书包。她的手指粗短，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可码菜的动作却有几分讲究，大的在下，小的在上，带花的朝外，歪脖子的垫在中间。有一回我夸她摆得好看，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好看啥呀，就是顺手。种了三十年菜，闭着眼也知道哪根搁哪儿。”
　　我问她为什么不多进点货，多挣些钱。她拿围裙擦了擦手，说：“钱哪挣得完？我男人在厂里上班，儿子读大学，家里不缺我这一口。种点菜，一来自己吃着方便，二来出来透透气。你看这条巷子，人来人往的，比电视有意思多了。”她说着，朝路过的一个老太太喊了一声：“张婶，今儿的番茄好，沙瓤的，给你留了仨。”老太太颠颠地走过来，拿起一个番茄在手里掂了掂，说：“还是你懂我，超市里那些硬邦邦的，切开跟萝卜似的。”两个人就站在摊子前聊起了家常，从番茄聊到儿媳妇，从儿媳妇聊到孙子考大学，聊着聊着，周姐又顺手塞给老太太一把小葱：“搭着吃，不要钱。”
　　老太太走了，周姐冲我挤挤眼：“你看，这不比挣钱有意思？”
　　我后来才知道，周姐的菜摊摆了十五年。十五年前，她刚从苏北农村搬来，在巷口摆下第一只竹筐时，心里是虚的。城里人挑剔，菜要水灵，秤要足两，说话还得客客气气。头一个月，她赔了八块钱。第二个月，隔壁卖水果的老刘教她一招：“你笑一笑，少收一毛，人家下回还来。”她试了，果然灵。第三个月，她开始给老主顾送葱送蒜，生意慢慢稳了。如今她有了自己的“粉丝团”，巷子里二十几户人家，谁家吃她的菜、谁家爱什么口味，她一清二楚。李老师家爱吃嫩南瓜，王奶奶牙口不好只买茄子，三楼的小夫妻隔三差五要一把香菜拌凉菜。她说：“我这哪是卖菜，我是给他们当半个家呢。”
　　说这话时，她正弯腰把空竹筐摞起来，准备收摊。夕阳从梧桐叶的缝隙里漏下来，碎金似的洒了她一身。她直起腰，捶了捶后背，忽然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很久的话：“日子嘛，就是一筐一筐地码，码着码着就码出意思来了。”

　　三

　　卖花的老人来得比周姐晚些。他姓何，七十多了，头发白得像他桶里最白的那朵栀子。他的摊子小，不过一只木桶、一把剪刀、一捆麻绳。桶里斜插着几把花，春天是白兰花，夏天是栀子，秋天是菊花，冬天是腊梅，一年四季不空。花都是自家院子里种的，院子在老城南，骑车过来要四十分钟，他每天下午五点准时到，七点半准时走，风雨无阻。
　　何老头从不吆喝。他把木桶往路牙子上一放，自己就坐在旁边的小马扎上，眯着眼看人来人往。有人问价，他伸出一根手指头：“五块一把。”不还价，也不多话。有人嫌贵，他也不恼，只是把那把花重新插回桶里，说一句：“你再看别家的。”有人买了，他接过来用麻绳扎好，递过去，再加一句：“回去剪根换水，能开一礼拜。”就这些。
　　有一回，一个年轻姑娘挑了把栀子，左看右看不满意，说这朵开大了，那朵叶子黄了。何老头也不急，从底抽出另一把：“你挑这个，刚摘的，花苞多，回去养两天正好开。”姑娘接过去一看，果然好，掏钱时多给了一块。何老头把那一块钱推回去：“说五块就五块，多一分不要。”
　　我跟他聊过几回。他年轻时是工厂里的钳工，退休后闲不住，把院子里的花圃扩了两倍，越种越多，家里摆不下，就拿出来卖。“不是为了钱，”他说，“花这东西，开在自家院子里，谢了也就谢了。拉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一朵开给张三，那一朵开给李四，一朵花能开好几个人眼里，多值。”他管这叫“借花献佛”，我说佛在哪呢？他指了指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人：“都在呢。”
　　有一年夏天，一连下了七天雨，何老头七天没出摊。第八天放晴，他照常来了，桶里只有三把栀子。我问他今年的花怎么少了，他叹口气：“雨水太大，烂了不少根。不过也怪，烂了根的栀子，剩下来的这几把反倒格外香。你闻闻。”他把一把花递到我鼻子跟前，我闻了，确实香得浓烈，像把积攒了一辈子的香气都使出来了。他点点头：“人也一样。遭了难，还能站住的，身上都有股特别的劲儿。”
　　那天他一把花都没卖出去，到了七点半，他把剩下的花一枝一枝地插进路边的土里。有人笑他痴：“你插这儿，明天就让人踩了。”他摆摆手说：“让它开给路过的人看。”第二天我经过那里，三把栀子果然都被踩了，花瓣碾进泥土里，白花花的一片。可奇怪的是，那一片泥土周围，有人特意用石子围了个圈，还插了块小纸牌，歪歪扭扭写着四个字：“小心脚下。”
　　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但那天早晨，我在那块小纸牌前站了很久。

　　四

　　巷口最热闹的时候，是傍晚六点半到七点。下班的人回来了，放学的孩子也回来了，整条巷子像一锅慢慢烧开的水，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汽车喇叭声、电瓶车的刹车声、孩子的嬉闹声、楼上炒菜的滋啦声、谁家窗户里飘出来的电视新闻声，混在一起，稠得化不开。
　　可就是在这一片稠密的喧嚣里，我见过最安静的一幕。
　　那是个五六岁的小姑娘，扎着两个小辫子，蹲在何老头的花桶旁边。她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在发呆。然后她伸出一根手指头，轻轻碰了碰一朵半开的栀子，又飞快地缩回去，好像那花瓣会咬人似的。她回头喊：“妈妈，这朵花在睡觉呢。”
　　她妈妈正提着菜走过来，闻言蹲下身子，也认认真真地看了一回。那朵栀子确实半开着，花瓣微微合拢，像一个刚睡醒还没睁开眼睛的小孩。她妈妈说：“那咱们别吵它。”小姑娘点点头，站起来，拉着妈妈的手，踮着脚尖走了，一边走还一边回头，用气声说：“花宝宝晚安。”
　　何老头在旁边看着，一声没吭。等母女俩走远了，他才跟我说：“这孩子，将来错不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能对一朵花说晚安的，心软。心软的人，日子过得不会太硬。”
　　这话我琢磨了好几天。后来我想起外婆，想起她院子里那棵栀子。

　　五

　　外婆的院子在苏北乡下，三间瓦房，一圈土墙，墙根下种着一排栀子。每到六月花开，满院子都是那股甜丝丝的香，甜得有些发腻，甜得蜜蜂都不肯走。外婆每天早上摘几朵，养在堂屋条案上的青瓷碗里。那碗是她的陪嫁，碗沿磕过一个小口，用铜钉锔过，锔钉锈成了深绿色，像一朵朵小梅花。
　　外婆说，花是通人性的。你待它好，它就开得认真。她给花浇水从来不用自来水，存雨水，或者去河边提。她说自来水有漂白粉味，花闻不惯。她给花施肥用豆饼，泡在坛子里沤着，那味道臭得我捂鼻子跑，她却说：“臭是臭，可花知道这是好东西。”果然，她院里的栀子比谁家的都大，花瓣厚墩墩的，白得像刚出水的豆腐。
　　有一年大旱，两个月没下雨，河也干了，井也见底了。外婆每天走三里路去邻村挑水，一趟就挑两桶，一桶人喝，一桶浇花。我舅舅说：“人都快没水喝了，你还浇花？”外婆把扁担往地上一杵：“人一天不喝水能忍，花一天不浇水就没了。再说了，花开了，人看着心里舒坦。心里舒坦了，比多喝一碗水还解渴。”
　　那一年，她院里的栀子照常开了。花不大，但格外香。外婆摘了一朵别在我耳朵边上，说：“记住，日子再难，该开的花还得开。”
　　外婆去世那年，我十四岁。她走的那天，院子里的栀子正好开第一朵。我妈摘了一朵放在她枕边，说：“妈，花开了。”外婆已经说不出话，只是嘴角动了动，像是笑了一下。第二天她就走了。后来我每次闻到栀子花香，都会想起那个下午：外婆躺在堂屋的竹床上，窗外的栀子开得正好，阳光把花影投在她脸上，一晃一晃的，像她在轻轻点头。

　　六

　　巷口还有一个常年出现的人，是个水电工，姓陈。他每天下午干完活，路过巷口时总要停一停，坐在路牙子上抽一支烟。他的电瓶车后座上绑着个铁皮工具箱，锈迹斑斑，用橡皮筋勒着，跑起来叮当响。他抽的是最便宜的那种烟，一块钱三支，烟味冲，隔着三米都能呛人。
　　有一回我跟他搭话。他刚修完七家的水管，从早上七点忙到下午六点，午饭是在路边摊上吃的，一碗拉面，两瓣蒜。“累不累？”我问。他深吸一口烟，眯着眼看天：“累啥？比在工地上搬砖轻松多了。再说，今天挣了三百块，儿子下个月的补课费有了。”他儿子在读初三，成绩中等，他想让孩子考个重点高中，将来上大学，别像他一样整天跟水管打交道。
　　“其实修水管也有意思，”他忽然说，“家家户户的水管毛病都不一样。有的漏水，有的堵，有的水压上不来。你光看表面看不出来，得拆开，一节一节地查。查到了，修好了，水哗地一通，那声音听着就痛快。”他笑了笑，烟在嘴角歪了一下，“今天最后那家，老太太八十多了，一个人住，水管锈得拧不动。我给她换了段新的，她非要留我吃饭。我说不用，她就把一个西瓜塞进我工具箱里。”他把烟蒂摁灭在垃圾桶的灭烟处，“西瓜在箱子里，你说好笑不好笑。”
　　我说：“那你怎么不吃了？”他摆摆手：“带回去给儿子。老太太的心意，得让孩子知道。”他发动车子，临走还回头说了一句：“这天，明天准晴。”仿佛他是天边最后一抹紫的熟人，替它传个话似的。
　　后来我经常看见他。有时候他带着工具箱，有时候工具箱空了，后座上绑着菜。有一回他载着一盆绿萝，说是客户不要了，他捡回来养。绿萝放在工具箱上头，叶子垂下来，一路走一路晃，像一面小旗子。我问他：“你不是修水管的吗？怎么还管养花？”他嘿嘿一笑：“顺手的事。花又不费电。”

　　七

　　巷子里的人，各有各的营生，各有各的忙法。可一到黄昏，大家就像被一条看不见的线牵着，陆续聚到巷口来。有人是路过，有人是特意出来透气，有人是为了买把菜，有人纯粹是来看人。卖水果的老刘每天推着三轮车从巷东头走到巷西头，边走边吆喝：“西瓜——沙瓤的——不甜不要钱——”他的吆喝有调子，前两个字高，中间拖长，最后三个字急转直下，像唱戏。有一回他嗓子哑了，吆喝到一半破了音，逗得几个小孩哈哈大笑。他也不恼，跟着笑，笑完了说：“嗓子哑了不要紧，瓜甜就行。”当场切开一个，一人一块，连路过收废品的老头都分了一块。
　　修鞋的老赵在巷口摆了个摊，一摆二十年。一台手摇补鞋机，一只铁脚撑，一盒针线，几块皮子。他的活计不多了，如今鞋子破了直接扔，谁还补？可总有人来，不为补鞋，为聊天。老赵话不多，一边摇补鞋机一边听人说，偶尔嗯一声，或者抬头发一句：“那你做得对。”他补出来的鞋，针脚密得像蚂蚁排队，看着就结实。有一回一个年轻人拿来一双名牌运动鞋，鞋底开胶了，问能不能修。老赵翻了翻鞋底，说：“修是能修，可这鞋底磨得差不多了，修好了也穿不了半年。”年轻人说：“没事，这鞋我穿了五年，有感情。”老赵点点头，低头忙活了四十分钟，修好了，收五块钱。年轻人掏了十块说不用找了，老赵硬是追了半条巷子把五块钱塞回去：“说多少就多少。”
　　后来那个年轻人每个月都来一趟，有时候修鞋，有时候不修，就是坐着聊天。他说：“赵师傅这儿，比心理咨询便宜多了。”

　　八
　　巷口东北角有一面墙，墙上贴满了告示。租房、卖房、招保姆、疏通下水道、老中医治风湿、少儿英语培优，红的白的黄的，层层叠叠，像地质断层。有一张“寻猫启事”贴了快一年了，纸都晒白了，上面的照片是一只橘猫，胖乎乎的，名字叫“橘子”。启事上写着：“橘子，公，三岁，胆小，不咬人。走失于去年八月十五，有见者请联系王女士，重谢。”底下留了两个电话号码，一个划掉了，另一个也快看不清了。
　　我见过王女士贴启事。那天晚上八点多，她提着一瓶胶水、一沓打印纸，一张一张地贴。贴完了，站在墙前面看了半天，然后弯腰把地上一片废纸捡起来扔进垃圾桶。我问她：“猫还没找到？”她摇摇头，笑了笑：“大概不回来了。可万一呢？万一有人看见了呢？”她顿了顿，又说：“其实我知道，它可能早就不在了。可这启事贴着，我心里踏实。就像……就像还在等它似的。”
　　后来那张启事旁边又多了一张，是手写的，用圆珠笔写的，字歪歪扭扭：“橘子，我见过一只像你的，在城南公园。你去那儿找找。祝你好运。”没有署名，没有日期。王女士看见了，又在那张纸旁边贴了一张小的：“谢谢。我去找过了，不是它。但谢谢你。”
　　再后来，墙上又多了一张：“王姐，别找了。猫有猫的命。你好好过日子。”还是歪歪扭扭的字，还是没有署名。王女士这次没贴回复，只是在那张纸条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伸手把它揭下来，折好，放进口袋里。
　　我不知道写纸条的人是谁。可能是楼上的李大爷，可能是隔壁开小卖部的张姐，也可能是那个每天来修鞋聊天的年轻人。但这面墙，从此在我眼里就不一样了。它不光贴告示，它还替人传话——传一些当面不好意思说的话，传一些说了也没用但不说憋得慌的话，传一些陌生人之间的、笨拙的、歪歪扭扭的善意。

　　九

　　天彻底暗下来，是七点半以后的事。路灯亮透了，梧桐的影子投在地上，斑斑驳驳的，像谁撒了一把碎银子。这时候巷口就安静下来了。周姐的竹筐早收走了，地上剩几片菜叶子，被风吹着跑。何老头的木桶也空了，他正把马扎折叠起来，往车筐里塞。老赵的补鞋机还在，人不见了，大概回家吃饭去了。水果老刘的三轮车停在路灯底下，车斗里剩几个歪瓜，他自己靠在车帮上打瞌睡。
　　这时候巷子里会传出各种声音：电视里新闻联播的片头曲，楼上小孩练钢琴的叮咚声，夫妻吵架的嚷嚷声，炒菜下锅的滋啦声，还有谁家窗户里飘出来的红烧肉味儿，混着花椒、八角和酱油的香。这声音和味道混在一起，就是“家”的样子。具体说不出是什么，可你一闻就知道：哦，到家了。
　　有一回我加班到十点才回来，巷口已经没人了，只有路灯亮着，梧桐叶子在风里哗啦啦地翻。我以为大家都睡了，拐进巷子，才发现三楼李老师家的灯还亮着，窗台上摆着一盆茉莉，白花在灯光底下像一小捧雪。四楼那对小夫妻在阳台上吃西瓜，一人一半，拿勺子挖着吃，边吃边笑。五楼王奶奶家的电视开着，声音很大，放的是戏曲频道，咿咿呀呀地唱。六楼新搬来的小伙子在阳台上打电话，声音很小，听不清说什么，只看见他靠着栏杆，一只手夹着烟，烟头一明一暗的。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条巷子从来没有真正睡过。它只是把热闹从巷口收回了各家各户的窗户里，化整为零，藏起来了。等到第二天黄昏，这些藏起来的烟火气又会从窗户里跑出来，聚到巷口，重新热热闹闹地开张。

　　十

　　我在这巷口站了七年，看了七年黄昏。七年里，巷子变了不少。街对面的杂货铺改成了奶茶店，开了半年又关了，如今是一家房产中介，玻璃门上贴着花花绿绿的房源信息。巷子里的路灯换过两回，从白炽灯泡换成节能灯，又从节能灯换成LED，越来越亮，亮得有点刺眼。梧桐树倒是没变，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地长，每年春天冒新芽，夏天撑绿伞，秋天落黄叶，冬天光着枝桠在风里站着，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可有些东西没变。周姐还在卖菜，虽然竹筐换成了塑料筐，杆秤换成了电子秤，可她码菜的姿势没变，送葱的习惯没变，那句“够一天吃用就行”也没变。何老头还在卖花，虽然他的白头发又多了几根，骑车的速度又慢了几分，可七点半准时插花入土的规矩没变。老赵还在修鞋，虽然补鞋机换过一台，手摇的把儿锈成了黑红色，可他收五块钱的价没变。水果老刘还是每天吆喝，嗓子哑了就切瓜，切瓜不分给谁，见者有份。
　　我也变了。七年里，我从一个刚毕业的愣头青，变成了一个会在黄昏时分站在巷口发呆的中年人。我搬过两次家，一次搬到城东，住了半年又搬回来。朋友问我为什么，我说城东太新了，楼太高，路太宽，走了半天碰不着一个熟人。不像这儿，下楼买包烟能碰上三个打招呼的，走两步就能看见老赵在补鞋，再走两步就能闻见周姐的黄瓜香。
　　朋友笑我提前老了。可能吧。可我觉得，人总得有个地方，让你觉得日子是可以慢下来的，是可以站一站、看一看、发发呆的。这巷口就是我的那个地方。

　　十一

　　有一年冬天，下了场大雪。苏州的雪难得积起来，可那回积了半尺深。巷子里的青石板全白了，梧桐树上挂满了冰凌，风一吹叮叮当当响。那天黄昏，我以为没人出来了，可推窗一看，巷口热闹得很。周姐没卖菜，改卖雪里蕻，说是雪前腌好的，正好下饭。何老头没卖花，花都冻坏了，他把木桶倒扣着当凳子坐，看几个小孩堆雪人。老赵的修鞋摊支了把大伞，伞上积了厚厚一层雪，他坐在伞底下，等一个说好来取鞋的老太太。水果老刘的三轮车推不动了，他就把车停在路边，把车斗里的苹果分给路过的小孩，一人一个，不要钱，说：“吃吧，吃了暖和。”
　　我下楼去，站在巷口。冷风灌进脖子里，可心里是暖的。周姐看见我，老远就喊：“今天没菜，给你拿把雪里蕻，回去炒肉丝。”我接过来，她又塞给我两个冻柿子，说：“霜打了，甜。”何老头冲我点点头，说：“花没了，雪有。”我笑了，说雪也能卖？他也笑了，说：“雪不卖，雪白送。你抬头看看就行。”
　　我抬头看。雪还在下，细细密密的，路灯照着，像一万只小飞蛾扑着光。梧桐树的枝桠被雪压弯了，弯成一道一道的弧，像谁用白笔在黑纸上画的画。巷子那头走过来一个穿红羽绒服的小孩，踩得雪地咯吱咯吱响，身后跟着她妈妈，拎着一袋子菜。小孩走到何老头跟前，蹲下来，伸手接雪，接了一片，看化了，再接一片。
　　那一刻，我觉得这巷子跟七年前没什么两样。它老了一点，旧了一点，有的人走了，有的人来了，可那些东西还在：码菜的姿势，插花的规矩，修鞋的价码，分苹果的豪气，还有雪地里接雪的小孩。日子就是这样，表面上看天天都在变，可底下的那层东西，厚着呢，轻易变不了。就像外婆说的：日子再难，该开的花还得开。

　　十二

　　今晚我又站在巷口。春天了，梧桐冒出了第一批嫩叶，卷着边儿，绿得发黄，像刚出生的小鸡崽。周姐的摊子上多了春笋和荠菜，何老头的桶里是白兰花，用细铁丝穿成手环，五毛一串。老赵在给一个姑娘修高跟鞋，跟断了，他拿胶粘，拿线缝，拿锤子敲，敲得叮叮响。水果老刘换了一车草莓，红艳艳的，堆得像座小山。
　　我站在梧桐树下，看了一会儿。卖花老人正好收摊，把最后两串白兰花递给我，说：“今天剩的，送你。”我接过来，香味淡淡的，不浓，可一直往鼻子里钻，像一首小声哼的歌。我说谢谢，他说不用谢，明天还有。
　　他骑上车走了，车筐里空桶晃来晃去，叮当叮当的，一路响到巷子那头。我低头看手里的白兰花，花瓣上还沾着一滴水珠，亮晶晶的，像一颗小眼泪。
　　我想起很多年前，外婆别在我耳朵边的那朵栀子。想起王女士贴的寻猫启事。想起那个小女孩说“花在睡觉”。想起水电工把西瓜塞进工具箱。想起大雪天巷口分苹果的老刘。想起何老头把花插进土里时说“让它开给路过的人看”。
　　这些事都不大，小得搁在一天里，一转身就忘了。可它们攒在一起，就成了这条巷子的底子。就像青石板底下的土，你看不见，可它托着所有的坑坑洼洼，托着雨水、落叶、脚印、车辙，托着七年里来来往往的每一个人。
　　天彻底暗了。路灯亮了，梧桐影子落下来，斑斑驳驳的。我转过身，往家走。楼上厨房传来炒菜的滋啦声，谁家在烧红烧肉，香味飘下来，钩子似的，钩着我的胃。我加快脚步，手里的白兰花一晃一晃，香味也跟着一晃一晃，像在跟我说：快走快走，饭要凉了。
　　走到楼下，我回头看了一眼巷口。路灯底下空荡荡的，只有梧桐树的影子还在那儿，安安静静地铺着，像一条被子，等着明天黄昏，再把这条巷子的人重新裹进来。
　　我想，明天我还来站一会儿。不做什么，就站站。看周姐码菜，看何老头插花，看老赵敲鞋跟，看水果老刘切西瓜。看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看梧桐一年一年地长。看这条老巷子，怎么把寻常的黄昏，过成不寻常的、热腾腾的、让人舍不得走开的日子。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