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爱情》美女邱莹莹

2、第 2 章

　　五金爱情

　　第一章香江路的螺丝钉

　　我叫张汉钦，石狮香江路长大的，家里开五金店。

　　这话说出来没什么好光荣的。香江路在石狮算不上什么好地段，两边挤着五金机电、水暖配件、建材批发，一家挨一家，招牌褪色褪得爹妈不认。白天路上跑的都是三轮货车，柴油味混着铁锈味，熏得路边的绿化带都活不长久。我爸那间铺子在香江路中段，门脸不到四米宽，招牌上五个大字——“顺发五金商行”，金漆掉了一半，剩个“顺”字还算完整，远远看着像“顺发”其实是“页发”。

　　我从会走路开始就在这铺子里混。别人家小孩玩具是变形金刚四驱车，我的玩具是不锈钢螺丝、铜角阀、六角扳手。我爸拿膨胀螺丝教我数数，拿游标卡尺教我认刻度，拿生锈的钢管教我什么叫“一分钱一分货”。我五岁就能分清M6和M8的螺丝，七岁会给客人找零钱，十岁已经能一个人看店，隔壁卖电线的大姐都管我叫“小老板”。

　　但我不是老板。我是老板的儿子，而且是那种注定要接班的儿子。

　　我爸叫张建国，名字起得爱国，人活得现实。他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一间四平米的五金摊折腾成了四十平米的五金店，并且坚定地认为这就是他儿子的人生巅峰。“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这是他饭桌上的固定开场白，“你表叔读到大学毕业，现在在厦门送外卖。你爸我初中没毕业，照样供你吃供你喝。毕业了回来帮忙，过两年这铺子就是你的。”

　　我妈在旁边听着，从来不搭话。她是漳州嫁过来的，跟我爸过了十几年，学会了在该沉默的时候沉默。她偶尔会在晚上我写作业的时候坐到我旁边，看看我的作业本，然后叹一口气，那种叹气的意思我懂——她不想我一辈子困在香江路。

　　但她不说。在这个家里，她说了也不算。

　　我没跟我爸犟过嘴。不是因为我孝顺，是因为我知道犟嘴没用。他认准的道理比不锈钢还硬，你用牙齿咬，碎的只会是你自己的牙。所以我学会了另一套生存法则：嘴上说好，手上干自己的。他说毕业回来接班，我说行。然后转头继续翻我的物理课本，在膨胀螺丝和角阀的缝隙里找一条别的路。

　　那条路我还没找到，但我先找到了蔡环环。

　　---

　　那是初三上学期刚开学的事。九月的石狮热得像蒸笼，香江路上的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踩上去黏鞋底。学校要我们买一批新教辅，老师列了单子，让我们自己去书店买。我懒得跑书店，打算骑车去石狮五金批发市场——别误会，不是去买书，是我爸让我去拿一批货。

　　石狮五金批发市场在市区边上，一大片铁皮棚子搭起来的，卖什么的都有：螺丝螺母、水管弯头、电线电缆、开关插座、电动工具。你要是有本事，能在里面攒出一整套装修材料。我从小就跟我爸来这儿拿货，闭着眼都能找到常去的那几家档口。

　　那天我骑着我那辆破电动车，车龄比我的学龄还长，跑起来嘎吱嘎吱响，后视镜只剩一个，另一个用胶带缠着。我到了市场，先把货拿了，搬了一箱不锈钢螺丝、两捆PVC水管、一袋子角阀混装，全堆在后座上，用橡皮绳勒紧。然后我蹲在路边喝水，准备歇口气就回去。

　　就是这时候我看见了蔡环环。

　　她蹲在不远处一家档口前面，面前摊着一堆塑料零件，好像是水管接头之类的东西。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T恤，黑色运动裤，脚上一双帆布鞋，鞋面倒是干净，但鞋底的花纹几乎磨平了——这个细节我当时就注意到了，因为我自己也穿过那种鞋，知道鞋底磨平了雨天走路有多滑。她扎一个马尾，用的是那种十块钱一大包的最便宜的黑色皮筋，头发大概是出门前随手拢的，几缕碎发被海风吹散了，糊在脸颊上。她手里拿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另一只手捏着笔，正在一笔一画地记什么。

　　她写几个字，就抬头看看档口里的样品，嘴里念念有词，然后低头继续写。那专注的劲头，不像是来买东西的，倒像是在做学问。

　　我本来没打算多管闲事。批发市场里蹲着记型号的人多了去了，多半是哪家店派来的小工，记下型号和价格回去交差。但她站起来的时候，我改了主意。

　　她站起来是因为蹲太久腿麻了，身子晃了一下，本能地伸手去扶旁边的货架。货架上堆着一箱水龙头，被她一碰，最上面那个滚了下来，砸在地上哐当一声。档口老板抬头看了她一眼，眼神不是很友好，但也没说什么，大概是看她一个小姑娘，懒得计较。

　　她赶紧把水龙头捡起来放回去，冲老板点了点头，意思是抱歉。然后她转过身来，正好对着我蹲的方向。

　　我就那么看清了她的脸。

　　说实话，我愣了一下。石狮这地方不大，好看的女孩子我见过，石光中学的、华侨中学的、还有周末在德辉广场逛街的。但她的好看跟那些人都不一样。她的五官很端正，眉眼之间有股子英气，不是那种甜腻腻的漂亮，是那种干干净净的、不带任何修饰的好看。皮肤不算白，被海风吹得有点粗糙，颧骨上有一点淡淡的晒斑，嘴唇有点干，大概是喝水少了。

　　最特别的是她的眼睛。那双眼睛不大，但很亮，亮得像是里面点了一盏灯。她看东西的时候有一种很专注的神情，好像她在看的不是水龙头，而是一道数学题的最后一步。那种认真的劲头，在她这个年纪的女孩子身上不多见。

　　但她的穿着出卖了她。那件蓝T恤的领口已经有点变形了，袖口磨出了毛边。运动裤膝盖的位置布料明显薄了一层，是洗太多次的结果。帆布鞋的鞋帮和鞋底接缝处有一点开胶，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但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在五金店长大的人，对“磨损”这种事比谁都敏感。

　　她的家境大概跟我差不多。甚至可能比我还差一点。

　　“看什么看？”

　　她的声音突然响起来，把我从观察里拽了出来。她发现我在看她了，眉头皱起来，眼睛瞪着我，嘴唇抿成一条线。她说的是闽南语，凶巴巴的，尾音往上挑，带着石狮本地人说话特有的那种硬气。

　　我笑了。

　　不是嘲笑，是觉得有意思。在香江路混大的男生，什么场面没见过？被人瞪一眼就怂，那我也不用混了。我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朝她走过去，蹲到她旁边，保持了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太近了讨人嫌，太远了没诚意。

　　“美女，”我用闽南语回她，“你家拿货价多少？我家的比这家便宜五分。”

　　她显然没料到我是这个反应，愣了一下，然后眉头皱得更紧了，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大概在判断我是什么来路。她看了看我脚边那箱不锈钢螺丝，又看了看我那辆绑满货物的破电动车，脸上的表情从警惕变成了半信半疑。

　　“你家是哪家？”她问，这次用了普通话。大概是觉得闽南语太乡土，换了普通话能显得正式一点。

　　“香江路，顺发五金。”我说，“知道不？中段那家，招牌掉了一半。”

　　她想了想，摇了摇头。

　　“不打紧，”我摆摆手，从兜里掏出一把不锈钢螺丝递到她面前，“M6×30，304不锈钢，我家拿货价比这边便宜五分钱一颗。你要量大，还能再谈。”

　　她低头看了看我手里的螺丝，又看了看我，目光里的戒备慢慢淡了一点。她从我手心里捏起一颗螺丝，放到眼前转了转，对着光看了看螺纹。那手势，一看就是懂行的。

　　“你家这个，螺纹头是冷镦的还是车出来的？”她问。

　　我差点被她问笑了。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子，蹲在五金批发市场问螺丝的工艺，这画面说出去都没人信。但我没笑，因为她是认真的。

　　“冷镦的，”我说，“车出来的螺纹尾巴有毛刺，你摸摸这个，光滑的。”

　　她用拇指搓了搓螺纹末端，点了点头，把螺丝还给我。

　　“你家M8的膨胀螺丝什么价？”她又问。

　　“看你用啥管子，塑料管还是不锈钢管，价格差一倍。”

　　“塑料管。”

　　“M8×60塑料管套装，批发价一盒十二块五，十盒以上十二块。”

　　她的眼睛亮了一下。不是我夸张，是真的亮了一下，像是算账算出来能省多少钱。她低头在那本笔记本上记了几笔，然后抬头看我：“你家名片有吗？我回去给我妈看看，下次拿货可以去你家。”

　　我从兜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她。名片是我爸的，上面印着“顺发五金商行张建国”，电话地址一应俱全，就是边角有点卷，在我兜里揣了好几天了。

　　她双手接过名片，看了一眼，然后郑重其事地夹进笔记本的塑料封皮里。那个动作让我觉得她不是应付我，是真的打算去。

　　“你家也是开五金店的？”我问她。

　　她点了点头，“祥芝那边。”

　　“祥芝哪里？”

　　“渔港旁边，叫‘阿环五金’，小铺子，你可能没听过。”

　　阿环五金。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祥芝那边的五金店我大概有数，渔港附近确实有一片小商铺，卖些船上用的五金配件、绳索、防水胶之类的东西。那边的生意跟香江路不一样，香江路做的是装修建材，祥芝那边做的是渔船维修，客户群体完全不同。

　　“你叫阿环？”我问。

　　“蔡环环。”她说，然后看了我一眼，“你呢？”

　　“张汉钦。”我说，“汉族的汉，钦差的钦。”

　　“名字起得挺大的，”她笑了一下，嘴角往上翘了翘，那个弧度很浅，但确实是个笑，“汉族钦差。”

　　“我爸翻字典翻的，他说这个名字当官。”

　　“那你将来当官吗？”

　　“不了，”我指了指旁边那箱螺丝，“我将来卖螺丝。”

　　她真的被我逗笑了，笑出了声，虽然很短，就“嗤”的一声，然后她赶紧抿住嘴，但笑意从眼睛里漏了出来。她笑起来的时候，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刚才那种戒备的、硬邦邦的劲头一下子松了，像一个一直在绷着的人突然忘记了要绷。

　　就是那一瞬间，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不是那种小说里写的心跳加速一见钟情之类的，我没那么矫情。就是单纯地觉得，这个人笑起来好看，我想再看一次。

　　但生活不是你想什么就来什么的。她笑完那一下之后，就恢复了之前那副淡淡的表情，合上笔记本，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谢谢你的报价，我先走了。”她说，语气又变回了那种礼貌而疏远的调子。

　　“你家铺子在祥芝哪条路？”我问，“改天我去看看。”

　　她犹豫了一下，大概在想该不该告诉一个陌生人自己家铺子的位置。最后她还是说了：“渔港路，往里面走，挨着阿海渔机维修，门口挂一个蓝色的招牌，不大好找。”

　　我点了点头，把地址记在心里。

　　她转身走了，帆布鞋踩在批发市场的水泥地上，没什么声音。她的背影瘦瘦的，马尾在脑后晃来晃去，黑色皮筋扎得不太紧，好像随时都会散掉。她走路的速度很快，带着一种“事情太多时间太少”的仓促感，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一排铁皮棚子的拐角处。

　　我站在原地，把那把不锈钢螺丝揣回兜里，然后弯腰拎起那箱货，绑上电动车。发动车子的时候，破电动车照例嘎吱嘎吱响了三声才启动，我骑着它出了市场大门，拐上沿海公路。

　　从石狮市区到祥芝大概八公里，沿着海岸线一直往东开就到了。那条路我走过无数次，两边是防风林和零零散散的厂房，空气里永远有一股咸腥的海水味，晴天的时候混着柴油尾气，雨天的时候混着泥土腥气。我骑着电动车突突突地跑在沿海公路上，脑子里莫名其妙一直在想蔡环环。

　　想她说“你家M8的膨胀螺丝什么价”时的那个认真劲儿。

　　想她检查螺丝螺纹的那个手势。

　　想她笑出声的那一下，像是一块冰突然裂了一条缝。

　　然后我想起她帆布鞋鞋底磨平了的花纹，想起她T恤领口的变形，想起她接过名片时郑重其事夹进笔记本的那个动作。

　　穷人。我脑子里蹦出这两个字。她跟我一样，是个穷人。

　　但这个穷人跟我见过的别的穷人不太一样。她的穷是写在身上的——磨平底的鞋、洗变形的衣服、扎头发的便宜皮筋——但她身上有另一种东西，跟这些穷的东西完全不相称。她看人的眼神里有戒备，但戒备底下是骄傲。她蹲在档口前面记型号的时候，腰杆是直的。她走路的步子迈得又大又快，像是前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在等她，她不能迟到。

　　那种东西我认识。因为我身上也有。

　　我爸说我这辈子就两个出路，要么继承五金店，要么滚去电子厂打螺丝。我不服。我也说不清我不服什么，但就是不服。凭什么我的人生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就被定好了？凭什么我连试一下的机会都没有？我不觉得自己比谁差，我脑子不笨，我动手能力比谁都强，给我一个机会，我不一定比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差。

　　但机会这种东西，对穷人来说，就像石狮冬天的雪——听说过，没见过。

　　我在沿海公路上把电动车开到最快，风吹得我头发全竖起来，带着海腥味灌进领口。远处的祥芝渔港隐约可见，桅杆密密麻麻地竖在海面上，像一丛生了锈的铁树。渔船的马达声远远传来，突突突的，跟我这辆破电动车的发动机声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更寒酸。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把货搬进铺子，在后面的小隔间里冲了个凉，然后瘫在床上。我爸在铺子前面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是那种抗日神剧，枪炮声噼里啪啦地穿过隔墙传进来。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水渍，脑子里还是蔡环环。

　　我翻了个身，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打开QQ，在搜索栏里输入“蔡环环”。

　　跳出来一堆结果，有厦门的蔡环环，有福州的蔡环环，还有几个显示地址是泉州的，但头像都不像她。我一个个点进去看，没有一个是。我又换了微信搜，一样没有。

　　我放下手机，觉得自己有点蠢。我连她有没有QQ微信都不知道，就在这里搜。而且搜到了又怎样？加她好友然后聊什么？聊螺丝的冷镦工艺吗？

　　我笑了一下，把脸埋进枕头里，闭上眼睛。

　　但我没睡着。我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件事——她说她家铺子叫阿环五金，在祥芝渔港路，挨着阿海渔机维修。

　　骑电动车过去，也就二十分钟的事。

　　---

　　第二个周末，我去了。

　　我没告诉我爸，也没跟任何人说。我骑着我那辆破电动车，沿沿海公路一路往东，过了祥芝镇的牌坊，拐进渔港路。渔港路是祥芝最靠近海的一条路，路不宽，两辆车并排走都费劲，路边挤着各种跟渔船有关的铺子：渔机维修、渔网批发、船用蓄电池、防水涂料。空气里的海腥味比沿海公路上浓了十倍，混着一股柴油和死鱼的味道，熏得人鼻子发酸。

　　我骑着车慢慢往里面走，一边走一边看路边的招牌。渔机维修有好几家，阿海的、阿强的、老陈的，我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那块蓝色招牌。

　　“阿环五金。”

　　招牌不大，挂在门口的铁架子上，蓝底白字，漆面还挺新，大概挂了不到一年。铺子门脸比我家那间还小，撑死了三米宽，卷帘门只拉开了一半，露出里面昏黄的灯光。门口堆着一些船用的五金配件，有锈迹斑斑的铁锚扣、一捆捆的尼龙绳、几箱防水密封胶。

　　我把电动车停在路边，站在铺子对面，犹豫了一会儿。我该用什么理由进去？说我路过来看看？说我家有多余的货可以便宜卖？还是直接说我上周在批发市场见过你、记得你家铺子在这儿、所以来看看？

　　哪个理由听起来都像个傻子。

　　就在我站在路边纠结的时候，铺子里走出来一个人，手里提着一捆麻绳，弯腰放到门口的铁架子上。她穿着跟上次一样的蓝T恤，头发还是扎着马尾，只是这次多套了一件围裙，围裙上印着某个五金品牌的logo，已经洗得发白。

　　蔡环环。

　　她放完麻绳，直起腰，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的汗，然后一抬头，看见了我。

　　她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海风吹过来，把她额前那几缕碎发吹得飞起来。她眯了一下眼睛，然后认出了我，脸上的表情从茫然变成了意外，然后变成了一个我很熟悉的表情——她皱了皱眉。

　　“张汉钦？”她的声音透过海风传过来，带着一点点不确定。

　　“是我。”我冲她点了点头，把电动车停好，朝她走过去。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个傻子，手插在裤兜里，步子迈得慢悠悠的，好像我真的是路过的。

　　“你怎么在这儿？”她上下打量我，目光最后落在我脸上，“你家在香江路，你跑祥芝来干什么？”

　　“拿货。”我说，这个理由我来的路上就想好了，“你家不是开五金店嘛，我过来看看有什么可以互相调的货。香江路那边主要做家装建材，你们这边船用的多，有些东西可以串着卖。”

　　这个理由听起来合情合理。五金店之间互相调货是很正常的事，尤其是不同区域的店，客户群体不一样，货品结构也不一样，偶尔需要从同行那边拿一些自己不做的东西。

　　她盯着我看了两秒，大概是判断我是不是在说谎。然后她放弃了，大概觉得我没必要大老远跑来骗她。她往旁边让了一步，朝铺子里偏了偏头：“进来吧，不过我家铺子小，你别嫌弃。”

　　我跟着她走进了阿环五金。

　　里面确实小。狭长的一条，宽不过三米，纵深大概五六米，两边墙壁上挂着各种五金配件，中间一条窄窄的过道，两个人并排站都嫌挤。最里面是一个小小的柜台，玻璃台面底下压着一些单据和名片，旁边放了一台老旧的台式风扇，嗡嗡嗡地转着，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

　　铺子最里面还有一扇小门，门虚掩着，里面隐约传来一个女人的咳嗽声。

　　“我妈在里面，”蔡环环说，顺着我的目光看向那扇门，“身体不太好，在休息。”

　　我点了点头，没多问。我在铺子里转了一圈，假装在看货，其实眼角余光一直在看她。她回到柜台后面，拿起一个本子继续记什么东西，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风扇的风吹得她额前的头发一飘一飘的，她时不时抬手把那几缕头发别到耳后，别了又掉，掉了又别。

　　“你家主要做船用的？”我开口问，拿起一个不锈钢卸扣翻过来看底部的标号。

　　“嗯，我爸以前是跑船的，认识一些船老大，他们维修保养需要的配件都来我家拿。”她的声音很平淡，说到“以前”两个字的时候顿了一下，然后很快接上了，“后来他不跑了，这个渠道还在，我妈就接着做。”

　　“那你爸现在做什么？”

　　沉默了一会儿。

　　“不在了。”

　　风扇嗡嗡地转，吹得柜台上的一张单据飘了起来，她伸手按住，动作很稳。

　　我的心沉了一下，想说“对不起”又觉得这种安慰太廉价，咽了回去。

　　“那你家现在全靠你妈一个人撑？”我换了个问题。

　　“她撑铺子，我帮忙。”蔡环环说，语气平静得好像在说今天的天气，“放学回来看看店，周末去拿货，寒暑假全天都在。没什么，习惯了。”

　　没什么，习惯了。

　　这五个字她说得轻描淡写，但我听出了里面的分量。因为我太清楚这种“习惯了”是什么滋味了——别人家的孩子在打游戏看动漫的时候，你在看店。别人家的孩子在逛街喝奶茶的时候，你在搬货。别人家的孩子在讨论考哪个高中的时候，你在算这个月的进货成本。你说“习惯了”，不是真的习惯了，而是你不想让别人觉得你可怜。

　　我什么都没说，继续看货架上的东西。我看到角落里放着一个小纸箱，里面装着一些零散的螺丝螺母，上面盖了一块旧毛巾。纸箱旁边有一个书包，黑色的，拉链坏了，用一个大号的别针扣着。书包鼓鼓囊囊的，从形状看，里面应该是课本和练习册。

　　那个书包我看了很久。

　　我家的五金店虽然也不大，但我爸起码还能给我买个新书包。那个书包她用了多久了？小学六年级到初三？拉链坏了也不换，因为换一个书包要几十块钱，几十块钱够她家吃好几天。

　　我把那个不锈钢卸扣放回货架上，转身看着她。

　　“你上次在批发市场，是在记进货价？”我问。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嗯，我妈身体不好，不太能跑市场了，进货的事慢慢交给我。我刚接手，不太懂行情，所以去多问几家，记下来对比。”

　　“你家进货量不大吧？”

　　“不大，”她没有掩饰，“小铺子，一次拿不了多少，价格不好谈。”

　　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说出口就后悔了，但我还是说了。

　　“下次你拿货可以叫我一起。我家量大，拿货价比你单独拿便宜。你用我家的价拿，省下来的都是你的。”

　　她停下了笔，抬起头看着我。

　　风扇嗡嗡地转。海风从门口灌进来，带着咸腥的味道。她看了我大概五秒钟，那五秒钟里她的表情变了好几次，从惊讶变成了怀疑，从怀疑变成了警惕，最后停在了一个我没想到的表情上——她瞪了我一眼。

　　跟上次在批发市场一模一样的瞪法。

　　“张汉钦，”她说，声音比之前冷了两度，“你是不是对谁都这么好心？”

　　“不是。”

　　“那你图什么？”

　　图什么？我被问住了。图什么？图她长得好看？是有点。图她让我多看几眼？大概也是。但这些话说出来太轻浮了，而且不是全部的答案。还有别的东西——她蹲在批发市场记型号的那个背影，她检查螺丝螺纹的那个手势，她说“习惯了”时那个平静的语气。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让我想帮她。

　　但我没办法把这些说出来。说出来太肉麻了，而且我跟她才认识不到两周。

　　“图你家可以当我的长期客户，”我说，这个理由连我自己都不信，“多个朋友多条路，以后你家有啥好货，也可以给我调。”

　　她又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低下头，继续写她的东西。

　　“不用了，”她说，语气淡了下来，“我家小本生意，欠不起人情。”

　　我被噎了一下，站在那儿有点尴尬。风扇吹出来的热风打在我脸上，铺子里的五金配件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冷光。我忽然觉得自己确实有点蠢——大老远跑过来，跟一个只见过一面的女孩子说“我帮你进货”，换成谁都会觉得你别有用心。

　　“行，”我说，往门口退了一步，“那我先走了。名片上有我电话，你要是有需要，随时打。”

　　她没抬头，只是“嗯”了一声。

　　我走出铺子，阳光一下子打在脸上，晃得我眯起眼。我发动电动车，突突突地离开了渔港路。后视镜里，那个蓝色招牌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渔港路上的桅杆和铁架之间。

　　一路上我都在想，我是不是把事搞砸了。

　　---

　　之后两个礼拜，她没给我打电话。

　　那段时间我照常上学、看店、写作业，日子过得跟以前没什么两样。但我自己知道不一样了——我每天早上起来会看手机，看看有没有陌生号码的消息；我每次去批发市场都会下意识地多转一圈，看能不能碰上她；我甚至把我爸那盒破名片全部换成了新的，放在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万一来电话的是她妈呢。

　　都没用。电话没响，批发市场没碰上，名片一张没少。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完了。说实话，我也有点赌气——我好心好意想帮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不领情拉倒。我爸说得对，这世上最难做的生意就是穷人的生意，因为他们防着所有人，总觉得别人想占他们便宜。

　　但第三周的星期五晚上，我刚写完作业准备睡觉，手机响了。一个陌生号码，泉州本地的。我接起来，对面先是一阵海风声，然后一个声音传过来，有点哑，像是刚哭过，又像是被风吹久了。

　　“张汉钦。”

　　是蔡环环。

　　我的心跳了一下，然后我稳住声音说：“嗯，怎么了？”

　　对面沉默了几秒钟。风声灌进话筒，呼呼地响，像是她站在海边。然后她开口了，声音很轻很轻，轻到我差点听不见。

　　“你上次说的进货的事，还算数吗？”

　　我说算数。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个“谢谢”。那个谢谢说得很艰难，像是这两个字咬在嘴里太久了，咬得全是牙印，吐出来的时候已经破破烂烂了。我忽然意识到，她打这个电话，一定是因为她遇到了她和她妈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明天周六，我上午去批发市场，”我说，“你来不来？”

　　“来。”

　　“几点？”

　　“你定。”

　　“八点，市场门口那个卖鱼丸的摊子旁边碰头。”

　　“好。”

　　然后她挂了。通话时间四十二秒。

　　我放下手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那块水渍，心跳得比刚才接电话的时候还快。我告诉自己这没什么，就是帮个忙，多个朋友多条路，仅此而已。

　　但我知道不是。

　　---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我就醒了。周六的石狮还没完全醒来，香江路上的店铺大多还关着门，只有几家卖早点的小摊冒着热气。我洗了把脸，换了件干净T恤，从抽屉里翻出我存了半年的零花钱，数了数，三百多块，全揣兜里。我知道用不上，但揣着心里踏实。

　　我爸在铺子门口刷牙，看见我推电动车，满嘴泡沫地问：“大早上又去哪？”

　　“批发市场，咱家膨胀螺丝快没了，我顺便看看不锈钢管的价。”我说得面不改色。

　　“嗯，去吧，记得——”他咕噜咕噜漱了口，把水吐在路边，“——别在外面乱花钱。”

　　“知道。”

　　我骑上车就跑，没给他继续念叨的机会。清晨的风还有点凉意，灌进领口里很舒服。沿海公路上的车不多，我一边骑一边在想见了面该说什么。说我帮你是因为你好看？不行。说我觉得你跟我很像？也不行。说我就是想帮你没别的意思？听起来像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还没想好，就到了批发市场。

　　八点差五分钟，市场门口的鱼丸摊子已经支起来了，老板娘在锅里下丸子，滚水咕嘟咕嘟冒泡，热气腾腾的白雾飘了半条街。我停好车，站在摊子旁边，东张西望地找人。

　　然后我看见她了。

　　她从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后斗上跳下来。骑三轮的是一个中年妇女，瘦瘦的，皮肤很黑，穿着一件褪色的花衬衫，应该是她妈。蔡环环跟她妈说了句什么，她妈点了点头，把三轮车停在路边，然后两个人一起朝市场门口走来。

　　蔡环环今天穿的跟上次差不多，但换了一件深绿色的T恤，领口依然有点变形。她背了一个布袋子，里面大概是笔记本和钱。她走路的步子还是迈得很大，但今天脸上多了一点紧张，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心里盘算什么。

　　她走到我面前，停下，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点什么开场白，但最后只说了一句：“走吧。”

　　她妈倒是多看了我两眼，目光在我脸上转了转，然后说了句：“你就是香江路那个小张？”

　　“对，阿姨好。”我赶紧点头，尽量让自己看起来靠谱，“我家在香江路中段，顺发五金。”

　　“听环环说了。”她妈的声音有点沙哑，带着常年咳嗽留下的那种粗粝感，“谢谢你啊，特意跑一趟。”

　　“没事阿姨，反正我也要来拿货，顺便的事。”

　　我说完就后悔了——“顺便的事”，说得好像我根本不在乎一样，其实我在乎得要死。但我又不能表现得太在乎，太在乎了就显得我别有用心。这中间的尺度太难拿捏了。

　　蔡环环没说话，只是在旁边站着，布袋子抱在胸前，目光从我脸上扫过，落在市场入口的方向。她的眼神很专注，像是一个准备考试的学生在看考卷。

　　“你家今天要拿什么？”我边走边问她。

　　她从布袋子里掏出那个巴掌大的笔记本，翻开，递给我看。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货品清单，字迹很工整，一笔一划都清清楚楚——

　　不锈钢卸扣 M8×80 50个
　　不锈钢卸扣 M10×100 30个
　　尼龙绳 8mm 2捆
　　尼龙绳 12mm 1捆
　　防水密封胶 6支
　　船用黄油 2桶
　　镀锌铁链 6mm 20米
　　不锈钢弹簧扣 20个
　　……

　　清单很长，大概有二十几项。每一项后面都标了上次的拿货价，有的旁边还打了问号，大概是那家老板给的价格她觉得不太对。最后一行是她算的总预估成本，旁边画了一个圈，圈里面写了一行小字：“超了就砍。”

　　“砍什么？”我指着那行字问她。

　　她犹豫了一下，说：“尼龙绳和铁链。这两样贵，实在不行就少拿一点。”

　　她妈在旁边咳了一声，说：“铁链不能砍，老陈那条船的锚链等着换，已经催了两次了。”

　　“那不砍铁链，砍绳子？”蔡环环皱起眉头，咬着笔帽在算，“绳子砍了下次还得来拿，来回跑一趟，油费都不止——”

　　“不用砍。”我打断了她。

　　母女俩同时看向我。

　　“我家的进货量比你大，卸扣螺丝这些我来拿，按我的价格走。你到时候按比例分我那份就行。”我顿了顿，补了一句，“不让你吃亏，我按我的进货价给你，一分不加。”

　　蔡环环看着我，眼睛里的光闪了一下，然后迅速暗了下去。她摇了摇头，“不行。我不能占你便宜。”

　　“你没占我便宜。我拿的量大价格本来就低，转给你是这个价，转给别人也是这个价。你以为我跑这么大老远过来是做慈善？”我故意把话说得粗一点，“这是生意，互利互惠。”

　　她盯着我看了好几秒。她妈在旁边拉了拉她的袖子，小声说了句闽南语，我没听清全部，大概意思是“人家愿意帮忙你就别犟了”。

　　最后她把笔记本合上，往布袋子里一塞，抬起头看着我说：“好。但我要记清楚账，每一项多少钱，一分都不能少。”

　　“行。”

　　然后我们三个人走进批发市场。早上的市场已经开始热闹了，档口老板们陆续开了门，三轮车和面包车进进出出，柴油味混着金属摩擦的气味充满整条通道。我带她们去了我常去的那几家档口，跟老板们打了招呼，用我家拿货的价格帮她一样一样对清单。

　　M8卸扣，我之前拿的价是两块二一个，她上次拿的是两块八。

　　12mm尼龙绳，我拿三块五一米，她上次拿的是四块二。

　　防水密封胶，我拿十二一管，她上次拿的是十五。

　　……

　　每对完一项，蔡环环就在笔记本上划掉之前的价格，写上新的数字。她的笔尖戳在纸上，力气大到纸都快被戳穿了。写到一半的时候，她的手顿了一下，我低头一看，她已经把总成本算出来了——比她预估的少了将近四分之一。

　　她盯着那个数字，沉默了很久。

　　“怎么了？”我问她。

　　“没什么。”她吸了一下鼻子，继续写。她的鼻尖红了一点，但她低着头，头发挡着脸，看不清表情。

　　我在旁边站着，假装在检查档口的货，不去看她。我知道她不想让我看见她的表情。穷人最怕的不是穷，是被人看见自己因为一点点便宜就想哭。这种感觉我太懂了。

　　她妈在旁边一直没怎么说话，只是在算账的时候偶尔低声跟蔡环环商量两句。但结算的时候，她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解开，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现金，十块二十块的居多，还有几张五块的。她一张一张数出来，数得很慢，每一张都要摸一下确认面额，然后递给档口老板。

　　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关节有点变形，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污。那是一双干了几十年粗活的手。

　　全部买完之后，我帮她们把货搬上三轮车。她妈发动了三轮，发动机突突突地响起来，跟渔船的马达声差不多。蔡环环爬上后斗，坐在一堆五金配件中间，布袋子抱在膝盖上。

　　她低头看了我一眼，我站在路边，抬头看着她。

　　海风从市场的铁皮棚子之间穿过来，吹得她的马尾晃来晃去。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她只是冲我点了点头，动作很轻，轻得像是怕被人发现。

　　然后三轮车突突突地开走了，拐出市场大门，沿着沿海公路往祥芝方向开去。她坐在后斗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绿色的小点，消失在公路尽头的海平线里。

　　我在鱼丸摊子旁边站了很久，然后买了两串鱼丸，坐在电动车上吃完，骑车回家。

　　---

　　从那以后，每隔一两周我就会帮她们拿一次货。有时候她一个人来，有时候她妈跟她一起。我们的关系也慢慢从“两个陌生人”变成了“两个还算熟的陌生人”。她在我面前话还是不多，但至少不会用那种警惕的眼神看我了。偶尔她还会问我一些五金方面的技术问题，比如304不锈钢和316不锈钢的区别、冷镀和热镀哪个更防锈、尼龙绳和丙纶绳承重差多少。我一一回答，有时候答不上来就回去查，查完了用QQ发给她。对，我们加了QQ。是她主动加的，加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以后方便联系拿货。”

　　没有“你好”，没有表情包，干净利落得像一笔交易。

　　但我已经把她的QQ空间翻了个底朝天。她的空间跟她的性格一样朴素，没有自拍，没有心情小作文，转发的全是各种学习资料和考试技巧。唯一一条原创动态是三年前发的，只有四个字和一个句号——“想去看海。”

　　底下有人评论：“你家不就在海边吗？”

　　她回复：“不一样。”

　　那句话我看了好几遍。不一样。哪里不一样？祥芝的海是渔船和柴油味的，是生计和汗水味的。她想看的，大概是另一种海——没有渔网和锚链的，不需要用五金配件来维持生计的，那种纯粹的、自由的海。

　　我对着那条说说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关掉了手机。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别人看来可能很蠢，但对我来说，它比我做过的任何决定都重要。

　　我要认真读书。

　　不是为了我自己——至少不全是。是因为我想起她坐在三轮车后斗上被海风吹乱头发的样子，想起她看着减掉四分之一的总成本时红了鼻尖的样子，想起她在空间里写“想去看海”时那种向往的语气。她不甘心，我也不甘心。两个不甘心的穷人，在这个遍地厂房和渔港的小城里，如果连彼此都不能成为对方的光，那就真的没有光了。

　　周一早上到学校，我把书桌里的小说和漫画全部清了出来，塞进书包最底层。然后我把上学期发下来就一直没翻过的数学习题集拿出来，从第一页开始做。

　　坐在我旁边的兄弟李志鹏看了我一眼，表情像见了鬼。

　　“汉钦，你是不是发烧了？”

　　“滚。”

　　“你真的在写数学作业？你上次写数学作业是什么时候？初一？”

　　“少废话，我问你，这道二次函数——”

　　“别问我，我自己都不会。”

　　我踹了他一脚，然后拿着习题集去办公室找数学老师。数学老师姓刘，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头发掉了大半，说话慢条斯理的。他看到我拿着习题集进来，表情跟李志鹏差不多。

　　“张汉钦？”他推了推眼镜，“你来找我……问问题？”

　　“对。”我把习题集摊在他桌上，指着那道二次函数的题，“这个配方怎么配？”

　　刘老师看了我五秒钟，然后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意外，有欣慰，还有一点点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他拉了一把椅子让我坐下，拿起笔，从配方法的第一步开始讲起。我听得前所未有地认真，每一个步骤都记在草稿纸上，遇到不懂的就打断他问，问清楚了再让他继续。

　　讲完之后，他摘下眼镜擦了擦，看着我说：“张汉钦，还有一年就中考了。你要是能把这个劲头保持下去，石光中学不是问题。”

　　我说谢谢老师，然后拿着习题集回教室。

　　石光中学。那是石狮最好的高中之一。如果在今天之前，我根本不会考虑它。但现在不一样了。我需要一个目标，而且我需要那个目标跟蔡环环有关。

　　因为我不知道除了“一起去一所好高中”之外，我还能用什么理由继续出现在她的生活里。

　　晚上回家，我给我爸的饭桌上宣布了一件事：我要考高中。

　　我爸正在夹菜的手停在了半空中，然后他把筷子放下，看着我，表情像是听到我说“我要登月”。

　　“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考高中，考石光。”

　　“你不是说毕业回来帮忙吗？”

　　“我没说不帮忙。但我先考上高中，考上大学，毕业了一样可以帮忙。”

　　“你考大学有什么用？”我爸的声音拔高了一点，“咱家又不是什么有钱人家，供你上大学的钱哪里来？再说了，大学毕业不还是找工作？你表叔——”

　　“爸，”我打断他，声音比我自己预想的要平静，“我不是表叔。我也不会送外卖。”

　　我爸盯着我，我也盯着他。我们俩面对面坐着，中间是一盘炒青菜、一盘红烧肉、三碗白米饭。我妈坐在旁边，筷子停在半空，看看我又看看我爸，嘴唇动了动，但什么都没说。

　　沉默了大概有十秒钟，我爸把筷子重新拿起来，夹了一块红烧肉塞进嘴里，嚼了嚼，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考得上再说。”

　　我知道他松口了。对于我爸这种犟了几十年的人来说，没有直接拒绝就是同意。

　　“能考上。”我说，然后埋头扒饭。

　　那顿饭我吃了三碗。

　　从那天开始，我每天早上六点起来背英语单词，骑车去学校的路上都在听英语录音带，那个录音带是我从英语老师那边借的，发音不太标准，但总比没有强。上课的时候我坐在第一排——对，我从最后一排换到了第一排，把李志鹏一个人扔在后面。他开始天天骂我叛徒，后来骂不动了，改说“你变了”。我说我没变，我只是想赢一次。

　　他说：“赢什么？”

　　我说：“赢我自己的命。”

　　他觉得我疯了。我也觉得我疯了。

　　但疯就疯吧。疯了的人做事不用讲道理。

　　两个礼拜后的周五晚上，我正在书桌前做英语完形填空，手机震了一下。我拿起来一看，是蔡环环发来的QQ消息。

　　没有开场白，直接甩了一道物理题的照片过来。题目是浮力相关的，一个木块放在水里，上面放一个铁块，问抽掉铁块之后木块浸入水中的体积怎么变。照片下面跟着一行字：“你会做吗？”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好几秒。她第一次主动给我发消息，是问题目。不是问螺丝的价格，不是问拿货的时间，是问物理题。

　　这说明什么？说明她在学。说明她没放弃。

　　我回了两个字：“会，等我。”

　　然后我翻出物理课本，从浮力那一章开始从头看起。说实话，我以前物理学得稀烂，浮力这块更是一塌糊涂，阿基米德原理我到现在都念不顺。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她问我的。她要答案，我就必须给答案。

　　我研究了半个多小时，在草稿纸上画了七八个图，列了四五行公式，终于把思路理顺了。然后我拍了张解题过程的照片发给她，下面附了一段文字说明，从受力分析讲到排开水的体积变化，一步一步拆得很细。最后我又加了一句：“明天我给你带早餐，你别啃馒头了。”

　　发完我就后悔了。这句话太明显了。

　　果然，过了两分钟，她回了一个表情。

　　是一个白眼。

　　我盯着那个白眼笑了半天。一个白眼有什么好笑的？我也不知道。但就是觉得，她能发这个白眼，说明她对我没那么防备了。一个女孩子对你翻白眼，要么是讨厌你，要么是觉得你够熟。我选择相信后者。

　　第二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骑车去了学校附近那家包子铺，买了两个肉包和一杯热豆浆。包子是刚出笼的，烫得我手直甩，豆浆是用那种老式封口机封的塑料杯，杯壁上凝了一层水珠。我把早餐裹在校服外套里，骑到学校的时候刚好七点半，教室里还没几个人。

　　我找到蔡环环的教室——她在三班，我在五班，中间隔了一个楼梯间。我从后门溜进去，找到她的座位，把包子和豆浆塞进她的桌肚里。她的桌子上整整齐齐摆着课本和一个文具盒，文具盒是铁的，漆掉得斑斑驳驳，上面印着某个已经过时的卡通图案，大概也是用了好多年没换。

　　我从她桌肚旁边抽了一张便利贴，写了一句——“豆浆是无糖的，要甜的自己加。”

　　然后我溜回了自己教室。

　　上午第二节下课的时候，我路过三班门口，往里面瞄了一眼。蔡环环坐在座位上，面前摊着物理课本，桌角放着一杯喝了一半的豆浆。她低头在写什么东西，耳朵尖有一点红。

　　我没进去，转身走了。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李志鹏从后面冲过来勾住我的脖子：“张汉钦你完了，你他妈的早恋！”

　　“滚。”

　　“还送早餐，你什么时候给我送过？”

　　“你再废话我把你送走。”

　　但我没推开他。我心里有一团东西在烧，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烧，是那种文火的、缓慢的烧，温度不高，但持续时间很长，长到我开始觉得，这个冬天可能不会太冷。

　　中午去食堂打饭，我故意绕到三班那边。远远看见她从教室出来，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我早上给她那个空包子袋和豆浆杯。她走到垃圾桶旁边，把塑料袋扔进去，一抬头，正好看见我。

　　我们对视了两秒钟。

　　然后她朝我走过来。步伐还是那么快，马尾在脑后甩来甩去。她在离我半步远的地方停下来，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塞到我手里。我低头一看——是一颗糖。不是什么好糖，就是那种最便宜的水果硬糖，透明包装纸裹着，粉红色的，不知道是草莓味还是西瓜味。

　　“早餐的钱，下次还你。”她说，不看我的眼睛。

　　“不用——”

　　“要还。”

　　她说完这两个字，转身就走了，步子迈得比来的时候还快，好像怕我追上去似的。我把那颗糖攥在手心里，硬糖硌得掌心有点疼。我把糖拆开，扔进嘴里。草莓味的，很甜，甜得有点腻。

　　我站在原地嚼着那颗糖，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我想，这辈子就她了。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一个初三的学生，才十五六岁，说什么“这辈子就她了”，说出去会被人笑死。但我心里清楚，这不是一时冲动。我从小到大没对什么东西特别上心过——五金店是爸的，书是老师逼着读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但现在我知道了。我想要的，就是这个蹲在批发市场记螺丝型号的女孩子，是这个为了省几十块钱跑遍市场比价的穷学生，是这个坐在三轮车后斗上被海风吹乱头发、红了鼻尖都不肯哭的蔡环环。

　　她身上有一种东西，我在别人身上从没见过。那是一种沉默的倔强，一种被生活摁在地上反复摩擦但就是不服的硬气。她的骄傲不是挂在嘴上的，是刻在骨头里的。她穷，但她从不伸手要任何东西。她累，但她从不抱怨。她难过，但她把所有的眼泪都咽回肚子里，只让你看见一双发亮的、写着“不甘心”的眼睛。

　　这样的人，值得我用全部的力气去靠近。

　　下午放学，我骑车回家，路过祥芝岔路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往左是香江路，往右是渔港路。我看了那条岔路好一会儿，然后拧了一把油门，拐向了右边。

　　渔港路还是老样子，海风裹着柴油和死鱼的腥味扑面而来。我骑到阿环五金门口的时候，天边的火烧云正红得发紫，把铺子门口的蓝色招牌染成了一片暖色。铺子的卷帘门半开着，里面亮着灯。

　　我停好车，没有马上进去。我站在门口往里看——蔡环环坐在柜台后面，面前摊着那本物理习题集，手里握着笔，眉头紧锁，嘴唇咬着笔帽。风扇还是嗡嗡地转，吹得习题集的页脚一掀一掀的。她妈坐在旁边一把竹椅上，膝盖上放着一个塑料筐，正在挑拣螺丝。她妈的手虽然粗糙，但动作很轻，把好的螺丝放进一个塑料袋，把有瑕疵的挑到另一边。

　　这个画面很安静，安静得让我不忍心打破它。

　　但蔡环环还是发现了我。她抬起头，看见门口站着的人是我，眉头松开了，嘴角微微翘了一下——只有一点点，但我看见了。

　　“你来干什么？”她问，语气比之前在批发市场的时候软多了。

　　“路过。”我走进铺子，冲她妈点了点头，“阿姨好。”

　　她妈冲我笑了笑，那笑容跟她女儿如出一辙——很淡，很短，但很真。“小张来了，坐，我给你倒杯水。”

　　“不用不用，阿姨您忙，我说两句话就走。”

　　我在柜台旁边蹲下来，看着蔡环环面前的习题集，“昨天的物理题会做了吗？”

　　“会了。”她顿了顿，补了一句，“你讲得很清楚。”

　　“那当然，你以为我白研究半小时？”

　　她瞪了我一眼，但这次瞪人跟之前两次都不一样。之前是“你谁啊离我远点”，这次是“行了行了知道你能干了”。我用了一天就看出了这两种瞪法的区别。

　　“你来找我，不会是专门来炫耀你物理好的吧？”她把笔放下，往椅背上一靠，双手抱在胸前看着我。

　　“不是。我来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你想考哪个高中？”

　　她愣住了。风扇嗡嗡地响。她妈挑螺丝的手也停了一下。铺子里安静了好几秒，然后蔡环环低头看着桌面上的习题集，声音很轻地说了一句：“泉州五中。”

　　泉州五中。泉州最好的高中，全省排名前几的学校，每年考上清北的都有好几个。从石狮考泉州五中，竞争激烈得像打仗，录取分数线高得吓人。

　　但我一点都不意外。她这种不甘心的人，目标一定是最好。

　　“好，”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那就泉州五中。”

　　她抬头看我，“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你考我也考。一起去。”

　　她盯着我，嘴张开又闭上，闭上又张开，最后挤出来一句：“你疯了吧？”

　　“可能吧，”我耸了耸肩，“但疯了的人做事不用讲道理。”

　　说完我转身走出了铺子。背后传来她妈的声音，说的是闽南语，我没完全听清，大概是在问她什么。然后我听见蔡环环回了一句，也是闽南语，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被海风送进我耳朵里——

　　“这个人是个傻子。”

　　我骑上电动车，在祥芝港的火烧云下笑得像个傻子。

　　没关系。傻子就傻子。谁说傻子就不能追光？

　　电动车突突突地跑在沿海公路上，晚霞把整片海面染成了橘红色。远处渔船归港，桅杆的影子长长地拖在水面上。我迎着海风，感觉胸腔里有一团火在烧，不烫，暖洋洋的。泉州五中。我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一个卖五金的儿子要考泉州最好的高中，说出来谁信？

　　但蔡环环信。她连问都没问“你行不行”，她只说了“你疯了”。这不一样。问她行不行，是一种看低。说你疯了，是一种认可——认可这件事太难了，但还是有人在做。

　　那就够了。

　　回到家，我翻了翻期末的成绩单。班级排名三十二，年级排名三百多。石光中学在我们初中每年的录取人数大概三十个左右，泉州五中就更不用说了，一个学校能考上一个就算烧高香了。我从三十二名冲到前几名，中间隔着的不只是分数，是整个初中前半段荒废掉的所有时间。

　　但我没时间害怕。我把成绩单折起来，夹进一本崭新的笔记本里，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字——

　　“蔡环环，泉州五中。等我。”

　　然后我翻开数学课本，从初一第一章开始重新学起。

　　窗外的香江路上，货车隆隆地开过，五金店的招牌在路灯下闪着褪色的光。我爸在楼下看电视，抗日神剧的枪炮声穿过地板传上来。我戴着耳机，听着英语录音带里那个不标准的发音，一个字一个字地跟着念。

　　那是我十五岁秋天的一个普通夜晚。

　　但我后来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那其实是我一生中最不普通的一个夜晚。

　　因为那个晚上，我第一次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做了选择。那个选择的代价很大——它意味着我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把我浪费掉的时间一寸一寸地抢回来，要在所有人都觉得我不行的时候拼命证明我行，要在一个遍地都是退路的环境里把自己逼到一条没有退路的路上。

　　但我不后悔。

　　因为这个选择的名字叫蔡环环。

　　而我，是那个选了就不会回头的张汉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