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暌违的河流》美女邱莹莹

7、第 7 章 第六章

　　第六章

　　九月初，我离开了那座生活了十八年的小城。

　　火车在清晨出发。天还没有完全亮透，车站的月台上亮着昏黄的灯，灯光在薄薄的晨雾中晕开，把每一个匆匆赶路的旅人的影子拉得很长。送行的人不多，父亲帮我拎着行李箱，母亲在一旁絮絮地叮嘱着那些已经重复过无数遍的话——按时吃饭，天冷加衣，到了打个电话。我听着，点着头，嘴里说着知道了知道了，心里却早已飞向了那列即将开动的火车。那个年纪的离别，还没有真正伤感的重量。它更多地像一场冒险的序曲，兴奋压倒了不舍，期待盖过了留恋。你还不知道这一走意味着什么。你以为这只是一次远行，假期就会回来，和以往每一次离家一样。你不知道从这一天起，故乡将逐渐变成他乡，那张你睡了十八年的床将不再专属于你，那个你叫了十八年的房间将变成“客房”，而你，将成为一个每年只回来一两次的客人。

　　汽笛响了。火车的汽笛声在清晨的寂静中格外嘹亮，像一把锋利的刀，把空气割开了一道口子。我上了车，隔着车窗向父亲和母亲挥手。母亲还在说什么，但车窗关着，我听不见她的声音，只能看到她的嘴唇在一张一合。父亲站在她身后，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另一只手微微抬起，做了一个“去吧”的手势。火车缓缓开动了，站台开始向后移动。先是慢慢地，然后越来越快。父亲和母亲的身影越来越小，先是整个人的轮廓，然后是两个小点，最后消失在月台的尽头。窗外的风景从站台的顶棚变成了铁路旁的树木，又从树木变成了田野，田野上有一层薄薄的、正在消散的晨雾。

　　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风景，心里涌起一种奇妙的感觉。那是一种介于兴奋和失落之间的、不可名状的情绪。像是你期待已久的大门终于在你面前打开，你迫不及待地跨了进去，但在跨进去的那一瞬间，你不自觉地回头看了一眼。那一眼，看到了门在你身后慢慢合拢，看到了那些留在门外的人和事，看到了那个你曾经住了很久、以为会一直住下去的地方，正在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方式离你远去。

　　在火车上，我经过了无数的田野和村庄。那些田野和我在故乡看到的田野没有什么不同——同样的水稻田，同样的玉米地，同样的被阡陌分割成无数个方块的绿色。那些村庄也没有什么不同——同样的白墙黑瓦，同样的炊烟，同样的在田间劳作的农人。但我知道，它们不一样。它们属于不同的地名，有着不同的方言，承载着不同的人的乡愁。它们对于我来说，只是窗外的风景，一闪而过，留不下什么痕迹。而对于那些在那里长大的人来说，它们是整个世界。我想起清明节站在祖坟前的那个午后，想起父亲蹲在地上割蒿草的背影，想起他说“这些墓以后谁来上呢”时那种平淡而苍凉的语气。我想起那些沉在泥土深处的先人，那些刻在石碑上被风雨侵蚀得面目模糊的名字。我离他们越来越远了。不仅是地理上的远，更是精神上的远。我正在去往一个他们从未想象过的世界，一个和他们的一生毫无交集的世界。而他们，躺在故乡的泥土里，沉默着，等待着一年一度的清明，等待着那把生锈的镰刀和越来越陌生的归人。

　　大学在北方。北方的秋天和南方的秋天完全是两回事。南方的秋天是含蓄的，是拖泥带水的，是绿叶迟迟不肯变黄、黄了之后又迟迟不肯掉落的漫长的、暧昧的过渡。北方的秋天是果断的，是干脆利落的，是忽然有一天你走出门，发现所有的树都换了颜色——金黄，火红，赭褐——像是有人趁你在睡梦里，把整个校园重新刷了一遍漆。那颜色浓烈得几乎不真实，像是梵高画布上的颜料直接泼洒到了树枝上。你在南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秋天。南方的秋天最多是一片山头上零星几棵变了色的树，夹杂在大片的常绿植物里，像是绿色幕布上偶尔溅到的几点颜料。而北方的秋天是铺天盖地的，是不留余地的，是把整个天地都变成了一张暖色调的画布，然后等待一场大风来收走所有的叶子。

　　走在校园里，脚下是厚厚的落叶，踩上去沙沙作响。那声音干燥而清脆，和南方落叶被雨水泡软后踩上去那种闷闷的、无声的触感完全不同。北方的落叶是脆的，碎的，你一脚踩下去，能听见无数的纤维在你脚下同时断裂的声音，像踩着一片一片的、薄薄的骨骼。空气是干爽的，清冽的，吸进肺里有一种微微发凉的感觉，不像南方的空气那样黏稠而沉重。天空是高的，远得让人心慌。那种蓝，是你在南方从未见过的蓝——深沉的，饱满的，像一块被仔细擦拭过的、没有一丝划痕的珐琅。偶尔有雁阵飞过，排成人字形，从北向南，叫声嘹亮而悠长，在空旷的天空中回荡，让整个秋天都显得更加高远了。

　　这里的一切都和故乡不同。气候、饮食、口音、生活习惯，每一个细节都在提醒你：你是一个外来者。食堂里的菜放了很多酱油和盐，咸得让你皱眉头；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是硬的，带着一股隐隐约约的漂白粉味道，洗过的头发干涩得像一把枯草；秋天刮起风来，干燥的风吹在脸上，嘴唇开裂，皮肤起皮，指甲边缘开始长倒刺。不适应是全面的，是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的。从吃什么到穿什么，从怎么洗衣服到怎么和人打招呼，每一个细节都需要重新学习。你想念故乡的食物——清蒸鱼的鲜嫩，白粥配小菜的清爽，甚至那个你以前抱怨过无数次的、总是潮湿得让人心烦的南方的空气。你曾经那么想离开它，现在却在想它。你想它春天里弥漫的、泥土和苔藓混合的腥甜气息，想它夏夜里稻田里此起彼伏的蛙声，想它秋天傍晚飘在空中的焚烧枯叶的微苦焦味，想它冬天早晨窗户上结着的、用手指一划就会留下一道透明痕迹的霜花。

　　宿舍里的室友来自天南海北。有东北的，说话一股大碴子味儿，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有西北的，带来了满满一行李箱的馕和牛肉干；有沿海城市的，精致讲究，书桌上摆着成套的护肤品。每个人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口音和饮食习惯，每个人说起自己的家乡都是一脸骄傲。在熄灯后的夜谈里，话题常常会绕回各自的故乡。东北人说起哈尔滨的冰雕和锅包肉，西北人说起兰州的拉面和敦煌的鸣沙山，沿海人说起台风季节惊涛拍岸的景象和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的鲜甜。轮到你的时候，你想了想，说起了南方的梅雨，说起了春天墙壁上渗出的水珠，说起了那条没有名字的、水面上漂满了浮萍的小河，说起了清明时节坟冢上飘着的褪色的纸幡。你说这些的时候，他们安静地听着。然后东北人说：你们南方也太潮湿了吧，受不了。大家都笑了。你也笑了。但你心里知道，那些被你描述出来的东西，它们是你的来处，是你这条河的源头。你讲述故乡的时候，故乡就在你的话语里重新活了过来。那些你以为已经淡忘的景象，在你讲述的过程中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你能闻到那股潮湿的空气，能看见那层玻璃上的雾气，能感受到脚踩在被雨水泡软了的泥土上那种微微下陷的触感。你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你那么爱它。你在离开它之后，才真正发现你爱它。

　　大学的生活和高中完全不同。没有人催你起床，没有人逼你做题，没有人把倒计时写在黑板上。课程是自己选的，时间是自己安排的。你可以睡到中午再去上课，也可以翘课去图书馆看闲书，没有人在意。刚开始的时候，这种自由让人兴奋得不知所措，像是忽然被放生在茫茫大海上，四周都是可以游的方向，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兴奋过后，是深深的茫然。海上的方向太多了，你不知道该往哪里游。你习惯了被绳索牵引，现在绳索解开了，你反而不会游泳了。选择太多，有时候比没有选择更让人焦虑。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放弃了其他所有的可能性，而你永远无法知道那些被放弃的可能性里，是不是藏着一个比你现在选择的更好的未来。

　　你开始思考一些高中时从来没有时间思考的问题：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所学的专业真的是我热爱的吗，还是只是因为分数够了就填了？我将来要做什么——读研、出国、工作、创业？这些问题没有人能替你回答。在高中，答案都是现成的——考上好大学。现在那个目标已经达成了，新的目标还没有建立起来，你正处在两个目标的间隙里，像一只在两棵树之间飞翔的鸟，松开了抓住第一棵树的爪子，却还没有找到第二棵树的枝丫可以落脚。那段时间，常常在夜里失眠。北方的夜比南方安静得多。窗外没有虫鸣，没有蛙声，只有偶尔的风声和远处楼管锁门时铁链发出的碰撞声。躺在宿舍那张窄窄的上铺，盯着天花板，想起高中时候的那些夜晚——那些被焦虑和疲惫填满的、辗转难眠的夜晚。那时候睡不着是因为有压力，现在睡不着是因为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两者的共同点是，你都在想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都在黑暗中睁着眼睛，都在等待天亮。不同的是，那时候天亮意味着新一天的复习开始了，有一张清晰的时间表等着你去执行；而现在天亮之后，你需要自己去填满那张空白的表格。

　　有一个周末的晚上，我独自在校园里散步。月亮很圆，很大，挂在白杨树的梢头。白杨树是北方的树，长得笔直，高耸，像一排沉默的哨兵。它们在北方的秋天里叶子会变成金黄，风一吹哗啦啦地响，那声音和南方樟树的沙沙声完全不同——樟树的声音是柔软的、湿润的，像蚕在啃食桑叶；白杨的声音是干脆的、响亮的，像无数面小旗在风里同时抖动。月光照在地上，把路面上落下的叶子照得发白，踩上去沙沙的，干燥而清脆。

　　我走到操场。北方的操场和南方的操场看上去差不多——同样的跑道，同样的足球场，同样的旗杆。但躺在上面，感受完全不同。南方的操场是湿润的，草坪软软的，躺下去能感觉到泥土的弹性；北方的操场是干燥的，草坪硬硬的，草叶扎在后颈上，有点痒，也有点疼。躺在草坪上，头顶是北方深秋的夜空，高得让人感到渺小。猎户座斜斜地挂在天上，和在家乡看到的角度完全不同——更倾斜，更靠近地平线。天狼星在南方低低地亮着，泛着蓝白色的冷光。

　　我想起了高三那年深秋的夜晚，躺在学校操场上看到的星空。那夜的星空和今夜有什么不同？星还是那些星，它们没有变，在过去的几百万年里都没有变。变的是看星星的人，是看他脚下这片土地的角度，是他心里装着的那些关于未来的想象和恐惧。那个时候，未来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是浓雾深处那些看不清的、令人既向往又畏惧的轮廓。现在，未来依然是问号，但问号的形状变了——它不再是“我能考上吗”，而是“考上了之后呢”。我忽然意识到，也许这辈子，我永远都会有这样一个问号悬在前方。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迷茫，你以为翻过这座山就是平原，但翻过去之后发现前面还是山。你以为河流汇入大海的那一刻就是终点，但也许根本就没有终点——大海不过是另一条河流的起点。

　　以前在高中，老师总是说，熬过这三年就好了，考上大学就轻松了。考上大学才发现，大学并不轻松——不只是课业不轻松，更重要的是，你需要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了。这是一个全新的、更加复杂的任务，没有标准答案，没有人给你打分，而后果也完全由你自己承担。这种感觉，像是一条河流从狭窄的峡谷冲进了广阔的平原。峡谷虽然逼仄，虽然湍急，但至少方向是明确的——两岸的峭壁不容你走岔路。平原上，水可以向任何方向流，你可以变成任何形状，你可以灌溉任何一片田地，也可以在任何一片洼地里停滞不前，慢慢蒸发。选择太多，有时候比没有选择更让人惶恐。

　　社团招新在开学后的第二周。校园主干道两侧摆满了各个社团的摊位，花花绿绿的海报和横幅，拉得满满当当，一眼望不到头。音乐社在放摇滚乐，鼓点震得地面都在颤；街舞社在地上铺了一块油布，有人在上面表演风车和托马斯旋转，旁边围了一大圈观众；动漫社的成员穿着奇装异服走来走去，假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每一个摊位前都挤满了新生，手里拿着一叠叠报名表，在各个摊位之间穿梭。

　　我加入了文学社。不是因为热爱文学——虽然也确实喜欢——而是因为那个摊位最安静。在所有社团都在声嘶力竭地招揽新人的喧嚣中，文学社的摊位只是安静地摆着几本社刊和往期的作品集，桌上的桌布是素白的，上面用毛笔写着“文学社”三个字，墨水有点洇，边缘晕染开来，像是被水泡过。值班的学姐坐在那里看书，有人来问才抬起头，说话声音细细的、软软的，像是在图书馆里怕吵到别人。那是我来到这所大学之后，第一个让我想起高中教室窗边那个座位的地方——安静，不被注意，可以发呆，可以走神，可以做自己。

　　文学社的活动室在教学楼顶楼的一个角落里，窗户正对着校园里那条主干道。从窗户望出去，能看见来来往往的人群，能看见白杨树在风里摇晃，能看见远山的轮廓在雾霾中若隐若现。活动室很小，只够摆一张长桌和几把椅子。桌上铺着一块旧桌布，布面上有几处洗不掉的墨渍，深深浅浅的，像一幅无意中画成的水墨画。墙角堆着往年的社刊，纸页已经泛黄，边缘卷起来，翻开来能闻到一股旧书特有的、微微发酸的香气。在这里，我第一次写下了关于故乡的文字。那篇文字后来发表在社刊上，标题叫《霜降之后》。写的不是人物，不是故事，就是那个躺在操场上仰望星空的夜晚，那些堆积如山的试卷，那些被用尽的笔芯，那些在深夜里被揉成一团扔进纸篓的草稿纸。那些都是我无比熟悉的场景，但在落笔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它们写下来。我觉得它们太平凡了，太琐碎了，不值得被写。可当我真的开始写的时候，那些细节像被打开了阀门的水库一样，争先恐后地涌出来——我甚至记得那些草稿纸被揉成团时发出的沙沙声，记得笔芯写到最后一笔时墨水突然变浅的那种触感，记得霜降之后早晨草坪上那层白色晶体在日出后消失的速度。

　　学姐读了之后，说：“你写的东西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很安静，但又很满。好像你写的不是文字，是时间本身。”我想了想，说：“大概是因为我离开了那里。”是的，离开之后，故乡才真正成为故乡。离开之后，青春才真正成为可以被书写的青春。当你还浸泡在那条河里的时候，你看不见河水——你只能感受到它的温度，它的流速，它把你冲向某个方向时的力量。你必须爬到岸上，站在足够远的地方，回头望去，才能看到河流的全貌。那些曾经让你痛苦不堪的、让你想要逃离的、让你在深夜里辗转反侧的东西——那些被窝里不愿起床的清晨，那些写满红叉的试卷，那些在星空下感到的渺小和孤独——在回过头看的时候，都变成了另一种东西。它们不再是痛苦本身，而是构成那条河流的水滴，是滋养那片土地的淤泥，是让后来的你之所以成为你的、最珍贵的东西。

　　第一个学期过得很快。从秋天进入冬天，北方的冬天和南方的冬天有着天壤之别。南方的冬天是湿冷的，是渗透式的，是冷在骨头缝里的，穿再多都不暖和。北方的冬天是干冷的，是凛冽的，是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的风，但只要穿得厚，就能挡住。更重要的是，北方的冬天有暖气。当室外零下十几度、滴水成冰的时候，室内温暖如春，穿一件单衣就可以在宿舍里自由走动。这在南方是不可想象的。南方的冬天，室内的温度和室外差不多，有时候室内甚至更冷——因为墙壁和地板在整夜的降温之后，散发出的是一种地窖般的寒气。

　　第一次走进有暖气的房间时，我站在门口愣了很久。那是一种从脚底涌上来的、铺天盖地的温暖，不是被窝里那种局部的、需要用自己的体温去一点点焐热的暖，而是一种均匀的、无所不在的、将你整个人同时包裹住的暖。它不需要你蜷缩身体，不需要你把双手夹在腿间，不需要你缩着脖子瑟瑟发抖。你可以舒展开来，可以穿着单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可以在半夜起床上厕所而不必做足心理建设。那一刻我想起了高中那些冬日的清晨——想起窗户上结着的霜花，想起被窝外面的冷空气，想起母亲第三次催促时声音里的无奈和心疼。我想起了那些在教室里度过的冬天，五十几个人的体温把一个密闭的空间烘得温热，窗户上凝着厚厚的水雾，有人在上面写字，有人在上面画画，有人只是把手掌贴上去，留下一个模糊的、很快就被新的雾气覆盖的手印。那些日子已经远去了。远得像是另一个人的记忆。但它们又如此清晰，清晰得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回到那个教室，回到那个座位，回到那个在冬天早晨挣扎着起床的十七岁。

　　在大学里，冬至那天食堂也供应了饺子。和高中食堂一样，皮厚馅少，醋兑了水。但我吃得很慢，一颗一颗地吃，把每一颗都嚼了很久。不是因为好吃，而是因为在那一刻，我想起了高三冬至那天晚上，教室里闹哄哄的十分钟课间，所有人都在讨论刚才的饺子到底有几个是真的有肉的。那时候大家还在一起。那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明确的目标，虽然辛苦，虽然焦虑，但我们不是一个人。现在，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吃着不同口味的冬至饺子，在各自的河流里独自向前游着。不知道他们此刻是否也在吃着同样的饺子，是否也想起了那个闹哄哄的课间，是否也在某一瞬间感到了一种说不清的、淡淡的落寞。

　　寒假回家，第一次以“归来者”的身份踏上故土。火车到站的时候是一个冬日的下午。阳光斜斜地照着，把整个站台染成了暖黄色。和离开时不同，这一次没有人送行，也没有人接站。我一个人拖着行李箱走出车站。车站广场上人来人往，到处都是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和举着牌子接人的旅馆老板。空气中有一股熟悉的、潮湿的味道——南方的冬天特有的、混合着尾气和水汽的、微微发酸的气味。以前生活在这里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种味道。现在，它扑面而来，像一记钝钝的、打在胸口上的拳头，不疼，但让人鼻子一酸。

　　回到家里，一切如旧。我的房间还是我走时的样子，书桌上还摊着那本没做完的习题集，笔筒里的笔芯还是那些用完了没舍得扔的，墙上还贴着那张写满了公式的便签纸。母亲把我房间打扫得很干净，被子是新晒过的，有太阳的香味，蓬松柔软。但她没有动过桌上的东西。她知道那些东西对于一个刚离开家的孩子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锚。晚上睡在那张熟悉的床上，天花板上的裂缝还在，墙角的水渍还在。但那床被子不再是以前那床了——以前的被子在冬天总是有点潮，要焐很久才能暖起来。现在这床是新的，蓬松的，干燥的，带着一股好闻的洗衣液的味道。躺在上面，我感到一种说不清的失落。这当然是一床更好的被子，但我在那一瞬间怀念的，竟然是那床旧的、潮的、需要用自己的体温去一点点焐热的被子。那床被子里有我过去所有的冬天，有那些蜷缩成一团的清晨，有那些在黑暗中独自面对恐惧和焦虑的夜晚。它不完美，但它是我的。现在它被换掉了。我感激母亲的好意，但我也意识到：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它不会再回来。那条河流过的地方，连河床都变了。

　　春节照常到来。亲戚们照常围坐在一起，茶几上摆着瓜子和糖果，电视里放着春晚。话题依然是老一套，但这一次略有不同。“大学怎么样？”“还适应吗？”“北方的饭菜吃得惯吗？”“有没有谈朋友？”我一一作答，脸上挂着标准的微笑，语气里有分寸感，有礼貌，也有距离。坐在客厅里，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听着那些熟悉的声音，闻着那些熟悉的气味——瓜子壳的味道，橘子皮被掰开时溅出的汁水的味道，茶杯里铁观音的清香——却觉得自己像是在看一场和自己无关的演出。他们是热情的，是关切的，但他们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之间，已经有了一道看不见的隔膜。那道隔膜不是恶意的，不是谁故意筑起的，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因为我现在关心的事情，他们不再理解；他们关心的事情，我不再感同身受。我成了一个“故乡的客人”，每年回来住几天，然后离开。

　　这个认知让人失落，也让人释然。失落是因为你真的不再属于这里了——那个你叫了十八年“家”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温暖的、亲切的、但终究只是临时停靠的驿站。释然是因为你也真的不再被这里束缚了——你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可以走一条和父辈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你是故乡的异乡人。这六个字，在去年的清明时节第一次出现在脑海里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模糊的、尚未被完全理解的句子。现在，它变成了一种真实的、可以被具体感受到的处境。那种被连根拔起的感觉，在回故乡的这一天，变得无比清晰。但同时，也正是在这一天，你意识到：那些根并没有被拔断。它们还在地下，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地给你提供着你意识不到的养分。你是一棵被移栽到远方的树，枝叶伸向北方干燥的天空，根系却还留在南方的红土里。这种拉扯感，也许永远不会消失。但它不再是痛苦——它是一种提醒。提醒你从哪里来，提醒你曾经是谁，提醒你在成为现在的自己之前，曾经在某个南方小城的冬天早晨，缩在被窝里，听着母亲的第三次催促，迟迟不愿睁开眼睛。

　　年后，我去了一趟高中母校。校门口那棵银杏树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伸向铅灰色的天空。冬天的树有冬天的美——褪去了所有装饰之后，剩下的只有骨架，只有结构，只有它本来的样子。寒假里学校空荡荡的，只有保安在门卫室里烤火。我站在门外看了一会儿。教学楼还是那栋教学楼，走廊还是那条走廊，窗户还是那些窗户。三楼从左数第七个，是我们以前的教室。窗帘还是那副蓝色的窗帘，边角被日光晒得褪了色，从下面开始变白，往上逐渐过渡到原本的深蓝，像一盒被水泡过的水彩颜料。窗户关着，看不到里面。但我能想象里面的一切——黑板上有没有擦掉的板书，课桌上堆着的书本，日光灯管两端发黑的灯头，墙角那片被雨淋湿后留下的水渍。

　　操场空无一人。跑道上的白线重新画过了，比以前更清晰，更规整。沙坑里的沙子换了新的，在阳光下泛着浅浅的黄色。旗杆顶端的国旗在寒假里照常升着，在冬天的冷风里猎猎作响，那声音在空旷的校园里回荡，听起来格外孤单。草坪枯黄着，覆着一层薄薄的霜。因为是寒假，无人踩踏，霜得以完整地保存了下来，铺成一片完整的、洁白的绒毯。我没有走进去。只是站在那里，隔着铁栅栏，看着那片我躺过的草坪，看着那根旗杆，看着那些在风中微微晃动的窗户。

　　我想起了那些深夜里独自躺在操场上的时刻。那些被焦虑和迷茫所浸透的、独自度过的夜晚。那时候的我，躺在草地上，看着星空，感到前所未有的渺小和孤独。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不知道自己的努力会不会有回报，不知道那条看起来没有尽头的路到底通向哪里。我以为那些时刻只属于我自己，是只有我一个人在承受的、无法被分担的重量。但此刻，站在铁栅栏外面，看着那片空荡荡的操场，我忽然意识到，那些时刻，也许并不只属于我一个人。每一个走过那段路的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点，感受过同样的渺小和孤独。那些独自在深夜里做题做到头昏脑涨的人，那些在走廊上伸出手去接雨水的人，那些在清明节的坟冢前第一次感受到时间重量的人，那些在高考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失眠的人——他们都在各自的那条河流里，在同一个时刻，经历着同样的迷茫和挣扎。我们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在游，其实不是。我们是一整代人，在同一片水域里，朝着各自的方向，奋力地游着。那些孤独的夜晚，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挣扎，那些反复问自己却得不到答案的问题——它们是那条河流的一部分。它们塑造了河床，塑造了水流的方向，塑造了现在的我们。

　　在母校对面的小吃街上，那家关东煮的窗口在寒假里关着。卷帘门拉下来，上面用粉笔写着“春节放假，正月十五后开业”。我站在紧闭的窗口前，想起了高三那个冬天，晚自习的课间，排着长队买关东煮的场景。滚烫的汤，烫手的杯子，竹签扎起鱼丸时那种弹牙的触感。那些在寒冷的冬夜里支撑我们走过来的、微不足道的温暖——一个暖水袋，一杯关东煮，一个陪你一起跺脚的人。它们比任何远大的理想都更真实，因为它们就在手边，可以被触碰，可以被感受。理想是遥远的，抽象的，不一定能实现的。但关东煮是热的，是此刻的，是你可以立即拥有的。在那些看不到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就是靠着这些微小的、具体的温暖，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回来的路上，经过那条河。河水在冬天流得格外缓慢，水面上漂着几片枯叶，在漩涡里打着转。和一年前那个冬天的傍晚一样，那几片枯叶还在同一个位置打转——当然不是同一片叶子，但看上去一模一样。它们被水流推着，被风推着，被河底的暗流拉扯着，转了一圈又一圈，既不向前，也不向后。以前觉得它们是被困住了，现在觉得，它们只是在等待。等待春天的雨水，等待上游的来水把河水抬高，把河面拓宽，然后它们就可以继续向前漂了。漂到哪里？也许是大海，也许是另一个漩涡，也许在半路上被某个散步的人捞起来，成为他记忆里的一片枯叶。我们也是一样。在某一段河道上，我们也会被困住，转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继续前进。但那不是终点。只要你还在河里，河还在流，你就总会被带向下游。总有一天，你会到达一片更宽阔的水面。

　　大一的春天，学校组织了一次写作比赛，主题是“故乡”。我在图书馆里坐了一整个下午，写下了那篇后来被收入本书的长文。写的时候，窗外正下着雨。北方的春雨不像南方那样缠绵，它来得快，去得也快，雨点大而稀疏，打在玻璃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图书馆的暖气还开着，室内温暖干燥，闻得到旧书和木头混合的气味。那一刻，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春天，在南方那间潮湿的教室里，听着窗外的雨声发呆的下午。那些下午，我什么也没有做成，只是在发呆，只是在听雨，只是在本子上随手写着一些没有意义的句子。当时觉得那些时间被浪费了，现在才明白，正是那些被“浪费”的时间，构成了青春里最柔软、最值得回忆的部分。它们像河床上的淤泥，黑黑的，软软的，看起来不起眼，却是所有水生植物的养料来源。那些发呆的时刻，那些走神的瞬间，那些在课本空白处画着无意义的线条的下午，那些站在走廊上伸出手去接雨水的课间——它们没有产出任何可以量化的成果，没有提高任何一科的分数，但它们让我成为了我。它们让一个在题海中挣扎的少年，保留了一小块不被应试教育完全占据的内心领地。在那块领地上，他可以自由地发呆，自由地走神，自由地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而正是那些事情，让他在多年以后，有东西可写，有情感可表达，有记忆可回望。

　　我写下了那条暌违的河流。我写下了那座被窝砌成的坟墓，写下了惊蛰时节的浓雾和春雷，写下了清明时节祖坟上褪色的纸幡和柏树沉默的陪伴，写下了父亲蹲在坟前割草时那个微微驼着的背影，写下了霜降之后早晨草坪上那层短命的霜花，写下了那些堆积如山的试卷和那些被揉成团的草稿纸，写下了那个在深秋操场上仰望星空的夜晚，写下了所有被埋葬的、被遗忘的、被抛弃的，却从未真正消失的东西。写作的过程，像是重新走了一遍那条河。从源头出发，一步一步地，经过每一个转弯，感受每一段水流。那些曾经让我痛苦的回忆，在落笔的时候，都变成了温柔的、泛着微光的片段。它们不再刺痛我。它们只是在那里，安静地，像河底的卵石，被时间打磨得光滑圆润，在记忆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文章交上去之后，我没有抱什么期待。参加比赛的人很多，中文系的、新闻系的、文学院的，都是比我专业得多的人，我只是一个工科学生，写作对我来说从来只是一种私人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消遣。一个月后，结果公布了。我的文章没有得奖。这个结果并不意外，我也不觉得失落。真正让我意外的，是另外一件事：那篇文章被文学社的学姐推荐给了本地一家文学刊物，编辑读了之后，辗转联系上了我，问我有没有更多的稿子。

　　“你写的那些东西，”编辑在电话里说，声音里有一种让人意外的认真，“有一种我们很久没有在来稿里看到过的质地。它不是那种花哨的、堆砌辞藻的文字，也不是那种故作深沉的、假装看透一切的调子。它很安静，很耐心，像是在慢慢展开一幅卷了很久的画卷。你能写更多吗？”

　　我把高中时写的那些零散的随笔整理出来，发给了他。那些文字都写在试卷的背面、日记本的边角、课本的空白处——那些被粉笔灰和油墨味浸透了的、断断续续的、从来没有想过要给别人看的文字。它们像河滩上的卵石，散落在各个角落，现在被一颗一颗地捡起来，串在一起，形成了一条隐约可见的、通往过去的线索。编辑读了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有没有想过，把它们写成一本完整的书？”

　　这本书的种子，就是在那个电话里种下的。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我断断续续地写着，增删着，修改着。有些章节写了又删，删了又写，反反复复，像是河道的变迁——每一次修改都会改变下游的走向，每一次删减都会带来全新的生长。有些记忆需要时间才能沉淀成文字；有些感受需要距离才能被看清楚。就像那条河，你必须站在岸上，才能看到它的全貌。你必须走得足够远，才能理解那些曾经困住你的漩涡和暗礁，在整条河流的格局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如今，它终于完成了。它不完美，但它完成了。它不讲述某个人的故事，因为“那个人”可以是任何人。它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那条河流本身——那条流经我们所有人的青春、带着同样的水草和泥沙、映照着同一片月光的、沉默而汹涌的河流。

　　而写这本书的人，那个曾经在冬日的清晨蜷缩在被窝里不肯起床的少年，那个曾经在雨季的走廊上伸出手去接雨水的少年，那个曾经在清明的坟冢前闻着纸钱燃烧的青烟感到迷茫的少年，那个曾经在霜降的操场上仰望星空感到渺小的少年——他已经被埋葬在河的对岸了。那座坟墓上长满了青草，春天开着不知名的野花，冬天覆着薄薄的霜。但他也从来没有真正死去。他在每一个深夜里醒来，在每一个雨天的窗前驻足，在每一个忽然想起过去的人的心底，安静地活着。他活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活在每一个读到这些文字的人的心中。

　　而我们，站在河的此岸，望着彼岸那个曾经年轻的自己，隔着无法泅渡的滔滔岁月，轻轻地，挥了挥手。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