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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 9 章 百兽为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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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那天,下雨。
我坐在市局三楼走廊的长椅上,膝盖上放着一个牛皮纸袋。纸袋是顾砚给我的,里面装着那张接运单——背面写满了字的那张。纸袋的封口用透明胶带粘了两道,胶带边缘翘起一角,我拿手指按了按,按不平。
走廊里有股味。旧地毯被脚踩了多年,散着一股闷;再混着暖风机的热气,吹得人脸发干。窗外是雨,不大,斜着打在玻璃上,"沙沙"地响,一片一片,像谁在外头翻旧报纸。
我左边坐着一个穿深灰夹克的老人,右边坐着一个抱孩子的女人。他们都在等,等叫号。
我低头看自己那双手。指甲剪得很短,指腹上有茧,是常年握镊子、握棉巾握出来的。左手手腕内侧那道疤,被白大褂的袖口盖着。
我今天没穿白大褂。我穿了一件藏青色的外套,是前天顾砚陪我买的,他说"去听证会,不能穿工作服"。我试的时候手不敢往袖子里伸,买回来挂了两天。
"简宁。"
走廊那头,顾砚叫我。
他站在听证室门口,手里抱着一摞卷宗,齐胸高。那摞卷宗不是打印的,是很多年前的旧卷,牛皮纸封面,边角起了毛,有的用棉线缝过。最上面那本,封面上贴着一张标签,字被磨掉了一半。
我站起来。纸袋抱在怀里。
听证室不大,一张长桌,几排椅子。坐在正中的是三个穿制服的,两边的书记员在敲键盘。顾砚把卷宗抱到桌上,放下的时候"咚"的一声,桌面都跟着颤了一下。
"这摞,"他说,声音很平,"是十二年前谢明远案的全部原始卷宗。有些没进过档案柜,有些被人从档案柜里抽出来,压在了别的地方。"
"哪儿。"桌那头问。
顾砚顿了一下。
"我师父,陈国栋的私人存物箱。"
屋里静了一瞬。键盘声停了。书记员的头抬了一下,又低下去。
我站在门口,听见这句话的时候,手指在纸袋上收紧了一点。
顾砚继续说下去。他说得很快,像在念一份已经背熟的提纲——十二年前的那桩案子,死者一名,证据链三条,三条全是"间接证据";证物检验报告里有一处自相矛盾,被当时的办案人陈国栋在结案前划掉了;三年前这案子被内部"复核"过,复核结果又压了下去。
他念到最后一页,停住。
"我师父今天早上八点,到案。"
他把那页纸合上。
"他自己来的。"
我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他没有看我。
接下来是周姐。
她是从侧门进来的,白大褂没穿,穿一件黑色的衬衫,手里也拿着一张纸。她走上去的时候,脚步不太稳,走到桌前站定,先把那页纸铺平,用手抚了两下,然后把双手放在桌子上,撑住自己。
"我叫周敏。"她说,"十二年前,我在市殡仪馆法医室做助理。"
她停了半秒。
"谢明远的尸检报告,第一稿是我写的。"
她的声音有点抖,她自己也听出来了,停了一下,重新起头。"我那年刚毕业,什么都不懂。办案的人跟我说,'这案子定了,你照这个写'。我照着写了。有一处不对,我看见了,我没说。"
她喘了口气。
"那处不对,就是现在能把人钉下来的那处。"
她说完这句,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一只很小的透明盒子,里面装着一截细线,乳白色的。
"这是我们在谢明远指甲缝里保留的最后一份样本。"她说,"十二年前我说它是'死者的纤维'。它不是。它是手套里的棉线。跟林晚指甲里那一点,是同一批。"
屋里很静。窗外的雨还在下。
轮到我。
书记员念了我的名字。我从最后一排站起来,走过去。
我把那个牛皮纸袋放在桌上,拆开胶带,把那张写满字的单子抽出来。单子正面是接运单的表格,背面是我那天夜里写满的字。
"这是什么?"桌那头问。
"这是我的记录。"我说。
我的声音比我想象中稳。我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纸上的两个圈。
"十二年前这桩案子,加上最近这三桩,一直有人在往一个人身上拼。"我指着那两个圈,"白手套、少一根小指的人,是殡仪馆夜接运工全德海。跛脚、右手完整的人,是谢明轩。"
我停了一下。
"他不是凶手。他这十二年,一直在追全德海。"
"你怎么知道?"
我抬起头,看向桌那头。
"我听见的。"
屋里有一秒钟没人说话。键盘声也停了。
"一只猫,在水库边上看见过他们两个人。一只橘猫,在老小区门口看见过跛脚的那个人。一只老鼠,在旧货市场的一个纸箱上看见过戴白手套的人。一只壁虎,三天三夜贴在那面墙上。一只乌鸦,十二年前就在我们殡仪馆那棵老槐树上。"我的声音一直很平,"它们不会说话,但它们看见的东西,比我们想象得多。"
我把那张纸往前推了一点。
"我把它拼错了。"我说,"我一开始,把它们拼成了一个人。"
桌那头看了我一会儿,拿起那张纸,翻到背面,一行一行地看。
"这份东西,作为附件。"最后他说,"签个名。"
我拿起笔,在纸的右下角签字。
笔尖落下去的时候,我的手腕在袖口下面——这一次,我没有把袖子往下拉。
"我叫简宁。"我写完,抬起头,说了一句,"我是目击者,也是……被害人的家属。"
散会之后,雨停了。
我走出市局大门的时候,天上的云散开一块,太阳斜着照出来,照在路面的水洼上,把水照得发白。空气是洗过的,凉,混着雨后泥土和柏油的味道。
顾砚在我旁边。他没说话,跟我并肩走着,手插在兜里。
我在台阶下站住。
"你怎么不问。"我说。
"问什么。"
"我签完字之后说的那句。"
他也站住了。他侧过头看我,眼底那片青黑还在,但今天看着没那么深。
"我师父到我这儿来的时候,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对不起这个孩子'。"他说,"他没说是哪个孩子。我当时以为是谢明轩。"
"后来呢。"
"今天早上他来自首的时候,说的第二句话是'我一直以为她在桥洞里没活下来'。"
风从马路上过,把路边的树叶吹得翻过来,露出底下浅的那一面,又翻回去。我没说话。
"他当年去过桥洞。"顾砚说,"执行谢明远那天晚上,他跟着全德海,看见他抱着一个孩子往桥洞去。他想拦,没敢。那孩子手上有血。"
我抬手,在袖口外面按了一下我的手腕。
"走吧。"他说,"我带你去个地方。"
车开了四十分钟,出了城,拐上一条沿江的路。
路两边是荒草,草长到膝盖高,穗子被风压得倒向一边。江面很宽,水是灰黄的,雨刚停,江上的雾气还没散尽,对岸的房子都看不清。远处有一座旧桥,横在江上,桥不高,桥墩是水泥的,颜色发暗,上面爬着青苔。
车停在桥头。我们下了车。
桥底下是一个三角区域的空地,被桥面和两个桥墩围起来,地上是碎石和泥,靠桥墩那一侧积着一层干了的河水渍,印子留在地上一圈一圈。桥上的车过,"嗡——"的一声,从头顶压过去,震得脚底下的碎石子都在响。
我站在那儿。风从桥下穿过来,湿的,带着江水的腥气。
我小时候来过这个地方吗?我不知道。我的脑子里没有一个六岁以前的画面,只有手腕上那道疤,和一块写着我名字的布——那块布早就没了,福利院搬迁的时候弄丢了。
我往里走了两步。
就是在这时候,我看见了它。
一只黄狗。
它蹲在最里面那根桥墩底下,缩成一团。毛是脏的,发了黄,尾巴垂着贴在地上,耳朵塌着半边。它的眼睛很老,眼白有点浑。
我看着它,愣住了。
就是那天在旧货市场门口、看门老头脚边的那只黄狗。
它怎么在这儿。
它听见了我们的脚步声,抬起头,看着我。它没有叫,只是尾巴尖在地上扫了两下,扫起一点灰。
我走过去,蹲下来。
"是你。"我说。
它看着我,喉咙里"咕"了一声。
"十二年前,那天晚上下着雨。"它说,"我在桥洞底下。"
我手停在半空。
"那天,先来了一个人。"它说,"他把一个孩子放在桥墩底下,用一件大人的衣服裹着,压了一块石头。他站了一会儿,走了。"
"然后呢。"
"然后,又来了一个人。"黄狗说,"这个人跑得很急,一路跑,一路喊。他到了桥洞,看见了孩子,想抱。就在这时候,来了第三个。"
我喉咙里堵了一下。
"第三个是警察。"它说,"他穿着制服,站在桥洞外头,看了一会儿,没进来。"
"他没进来?"
"他站了很久。"黄狗说,"雨很大。他站到最后,转身走了。"
我明白了。
那个警察,是老陈。
他看见了那个被丢在桥洞里的孩子,但他没敢往里走。他那时候已经知道这个孩子是谁——谢明远的女儿。
而第二个来的、跑得很急的那个人——是谢明轩。
那时候他多大?十几岁?父亲刚死,母亲刚没,他跑着去找妹妹。
"孩子被谁抱走的。"我问。
"被第二个人抱走的。"黄狗说,"他抱了很久,又放下了。"
"为什么放下。"
"因为他得回去。"黄狗说,"他说了一句话,我记得。"
"什么。"
它从桥墩底下慢慢站起来,前腿有点僵,站定之后,抬起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身后。
"他说,'妹妹,我去给你找人,你在这儿别动。'"
我回头。
桥头那边,站着一个人。
黑夹克,右腿微微往一边斜,重心压在左腿上。他站在雨后的光里,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脸上没什么表情。
谢明轩。
他也看着我,站了一会儿。然后他慢慢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下,右腿落地的时候,比左腿轻一点——就像那天在春和里楼下,跟我隔着一条街的那几步。
风从桥下过,把他夹克的下摆吹起来一下,又落下。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来了。我想起来的不是画面,是一个声音——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在雨里的声音,急,哑,一遍一遍地喊。
"妹妹。"
那时候他喊的是我吗?
还是他喊的,是他自己也找不着的那个位置?
"你找了十二年。"我说。
他没说话。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东西在动。他咽了一下,喉结动了一下。
"我问了很多人。"他终于开口,嗓子有点哑,"桥洞里那个孩子,被人抱走了。我不知道抱去了哪儿。我一直在找全德海,因为只有他知道。"
"你找到我家楼下,站在那儿看了半个小时。"我说。
他点头。
"我看着那扇窗。"他说,"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你。"
两个人谁都没再说话。风从桥洞下面过,桥上的车又压过去一辆,"嗡——"的一声,把地上的一层灰扬起来一点。
黄狗在我脚边坐着,尾巴在地上扫了两下。
谢明轩往前走了最后一步。他停在我面前,抬起右手。
那只手,五根指头,完整。
他没抱我。他只是把手伸到我面前,掌心朝上,停着。
我看着那只手。指腹上有茧,写字写的。指甲修得很短,跟我的手一样。
我把手伸过去。
我的手指碰到他的手,很凉。
十二年前那个雨夜,他放下我,去找人。这个动作,他大概在心里做过几千遍。
我没说话。我把他的手握住了。
握手的时候,我感觉到他在抖。抖得很轻,从掌根一路传上来。
我抬头看桥墩顶上。雨后的太阳从云缝里斜着下来,把桥墩上面那片湿的青苔照得发亮。青苔上有几只麻雀在跳,一跳一啄,"啾"一声,跳开。
桥洞的另一头,一只三花猫蹲在碎石上,尾巴盘在爪子上。
是阿花。
它看着我们,没叫。
我把它记在心里了。这笔账,回头得算——双份三文鱼,不加糖。
回殡仪馆那天是下周。
我把白大褂从挂钩上取下来,袖口抖了两下,穿上。铜盆接水,三十七度,试温,毛巾浸透,拧到半干。
台子上躺着一个刚送来的老人,走得很安详,脸上的皮已经松了。我给他净面,从额角开始,一道一道往下擦。托着下巴的时候,我想起我第一天学这个,师傅说"擦脸要托住下巴,不然皮会往下坠,坠得像在哭"。
我擦完一张脸,把棉巾放进盆里。
走廊那头有响动。
我推开门去看。
走廊里蹲着一只三花猫,一只瘸腿的老橘猫,一只黄狗趴在门口,后面还有一只断尾的壁虎贴在墙根上,一只黑乌鸦不知什么时候落在了门口的自行车筐里。窗户台上一排鸽子,正"咕咕"地叫。地上有两只老鼠,一只尾巴尖秃,一只鼻子大。
围了我一圈。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圈。
阿花站起来,懒洋洋地走过来,在我脚边蹭了一下。
"记着账。"它说,"双份三文鱼,热的。"
我弯腰,从抽屉最里面摸出那包小鱼干,撕开,倒在地上。它们凑过去吃,"呼噜"声、"咔咔"声、鸽子的咕咕声,响成一片。
顾砚站在门口,拎着一袋新买的鱼干,看了看地上这群,又看了看我。
"这个月报销,"他说,"局里批了。"
"多少。"
"三百二。"
"不够。"我说,"下个月得涨。"
他笑了。他那是真笑,眼角两道笑纹挤出来。
我没笑。我转身回停尸房,把门带上,重新拧了一把温热的棉巾,走到台子旁边。
台子上那位老人,脸还没擦完。
我低头,从额角开始,一道一道往下擦。
手腕上那道疤,在袖口外面露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