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年三中后墙的爬山虎》美女邱莹莹

14、第 14 章

　　第十四章

　　《白线外》上架那天，张田径二十四岁，坐在出版社六楼靠窗的工位上改三校样。书是凌晨零点在网店挂上去的，她不知道，也没守。早上到岗，裘编辑端着保温杯路过她桌子，说：“你的书能搜到了，自己去看一眼。”她打开网页，封面那片暗绿在屏幕上发亮，中间一道白线，书名下面是“张田径著”。

　　她把页面关了，继续改题干。

　　不是不高兴，是高兴这种东西在她身上长得慢，得像温水一样，得一口一口地热起来。她等了一整天，到下午才允许自己再打开一次，点进评论区。前面几条是出版社同事和写作班的人留的，后面有一条很短，没有书名号，没有表情：

　　“白线外那道线，我也在走。”

　　她盯着这条看了五秒，关掉。不是没感觉，是感觉太多的时候，她习惯先把东西摁回原处，像当年把散了的笔记一张一张摁齐。

　　下班她坐七路车回出租屋，车上人不多，她照旧坐倒数第二排靠窗。车窗上映着自己的脸，长发扎低，工牌在胸口晃。车过老城区那站，她没下，看了一眼玻璃幕墙，灯已经亮了，跟很多年前的白墙一样白天也亮着。

　　第二天，书收到第一封读者长信。信封没有寄件人，牛皮纸，三中旧址对面那个邮局的戳。她拆开，信纸是琴房常用的五线谱背面，横格被划掉了，字迹往右倒，却不是他的——是女生的，清瘦，一笔一画。

　　“张老师：

　　我叫陈穗。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就跟着书封叫你张老师。

　　我是在书店看见这本书的。封底那道白线，我盯着看了很久，像看见后墙根那阶台阶。我哥在你书里没出现，可我看见你写‘台阶’那两个字的时候，手抖了。

　　你书里写一个人蹲下来捡笔记，手没碰你。我哥这辈子没蹲下来捡过任何人的东西。他十七岁那年，把别人的书包扔进河里，我坐在河边看他扔，没敢说话。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哥和别人的哥哥不一样。别人的哥哥拦着不让妹妹受委屈，我哥制造委屈。

　　出事那天我不在。我在教室里包书，挂历纸的边角压不平，我急得快哭了。后来我听见外面吵，跑出去，只看见白墙和台阶，还有你蹲在地上。你没哭。我站在走廊里，也想蹲下去，可我怕我一蹲，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我转学去城北我外婆那儿，上到高二，我妈把我接回去。我哥判了八年，已经减过一次刑。他每个月可以写一封信，信上全是琴谱，没有一句话。我给他回的也是琴谱，我抄《白线外》里的句子，抄成五线谱，一个字都没有。我们在里面用音符说话，像两个不敢开口的人。

　　我在音乐学院念的是作曲，不弹琴了。老师说我写的旋律都很闷，闷得像有人在墙里敲。我说那是穿堂风。老师问穿堂风怎么记谱，我说写在会掉的地方，每天重写一遍。

　　张老师，你书里那句‘白墙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盏白天也亮着的灯’，我抄在谱子最上面。我哥看见这句，回了我一行谱，是do到sol再往下掉。我认得，那是‘记得头疼’的调。

　　我不打算让你原谅谁。我就是想告诉你，你写的那阶台阶，有很多人每天都在走。我们走得比你还慢，因为我们手里还端着自己哥欠下的东西。

　　陈穗”

　　张田径把这封信折好，放进《白线外》的扉页夹层里。下班路上她买了一瓶矿泉水，凉的，放在出租屋书架上那阶“台阶”——她用三块旧书立起一道矮台，上面放着杨晓东的那本样刊、那本旧政治笔记、那瓶贴着“我”字的空保温杯。

　　她看着那瓶凉水，想起陈穗说的“我把凉的放墙根”。她没动那瓶水，就让它立在那儿，跟温的那只杯子并排。

　　这周出版社排了一场分享会，在文化路书店，周三晚上七点。裘编辑把流程发她，她扫了一遍，说：“我不讲话，就坐着。”

　　“那你坐那儿干什么。”

　　“坐着也是讲。”

　　裘编辑笑，说你这人讲话跟改题干一样，能省就省。

　　分享会那天，书店临窗摆了四把椅子，她坐最靠窗那把，桌上摞着一叠《白线外》，封底朝上。来了不到二十个人，有写作班的，有她妈托邻居来的，有一个戴眼镜的老读者，还有一个穿浅灰夹克的男生，坐在倒数第二排靠窗。

　　她进来的时候扫了那排一眼，看见那男生的手——左手腕上戴着一根黑电话线手环，起毛了，跟一个人十几年前那根一模一样。

　　她没停，走到台上坐下，把温水杯放桌角。

　　主持人先说了出版经过，又读了两段书摘，一段是“他第一次帮我捡笔记，手没碰我”，一段是“白墙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盏白天也亮着的灯”。读完问她：“很多读者问，你写这些的时候，会不会怕被当事人看见？”

　　她抬起头，看了一眼那排靠窗的男生，说：“怕了十四年。第十四年开始不躲了。我书里没写真名，只写‘前面那排的人’。谁对得上，谁就认识自己；对不上，就当看墙。”

　　台下有人笑了一下，很轻。

　　散场签书，排了十几个人。穿浅灰夹克的男生最后上来，把书翻到扉页，说：“签给我哥吧，他以前也坐倒数第二排靠窗。”

　　她笔尖停了。

　　“我哥叫杨晓南。”男生说，“晓东是我堂哥。我小时候跟着他去三中打球，他让我坐在观众席最边上，说别挡着。后来他出事，我爸把我和我妈户口都迁到外地，我念完初中才回来。我哥的照片我一直带在钱包里。”

　　他把钱包掏出来，里面夹着一张很小的证件照，就是书里写的那张，笑得拘谨。

　　“他后颈那颗痣，偏左。”杨晓南说，“我小时候想摸，他拍我手，说别碰，那是他的坐标。他说他全靠那颗痣找北。”

　　张田径的笔尖在扉页上洇了一点。她写了几行字，又划掉，最后写：

　　“给晓东的坐标。

　　他走前面半步，你替他坐好。

　　——张田径”

　　写完她抬头：“你哥的痣，偏左，我记得。”

　　杨晓南愣了下，说：“你连这个都记得。”

　　“我记得所有他没碰过我的地方。”

　　他没再说话，把书接过去，夹进夹克内袋，像放证件照那样小心。

　　二

　　十一月下旬，出版社转给她一封信，牛皮纸，监狱教育科的信笺，字迹横着长，比最后一封更慢，也更稳：

　　“张田径：

　　我是张汉钦。监狱这边有图书角，管理员把我妹寄来的那本《白线外》登记进去了，编号B-3741。我每天放风回来，坐在那个号码前面看五分钟。图书角的人问我看什么，我说看墙。他们说这本书写的不是墙，是人。我说墙比人好记，墙刷白了就一直白着，人刷不白。

　　我在这本书第47页停了很久。那页写‘哀不是哭，是每天从那阶台阶走过去，不绕’。我把这一页折了个角，管理员让我弄平，我弄不平，就撕下来，夹在我妹上封信的琴谱里。现在我的褥子下面压着一张撕下来的纸，上面有你的字，也有我妹的音符。

　　我妹来信说她念作曲了，说她把《白线外》抄成谱，一个字没有。她说她写的旋律闷，像穿堂风。我回她的那行谱，do-sol-fa-mi-re，往下掉。她在下一封信里告诉我，这行是‘记得头疼’的调。我在里面把这四个字数了无数遍，数到后来，头疼变成一种规律，像放风、开饭、熄灯。我靠这个规律活着，像靠一堵墙。

　　我妹说她去了你的分享会，看见一个男生坐倒数第二排靠窗，腕上有根黑电话线。她说她心跳得很快，以为是她哥。后来知道是晓东的堂弟。她写信说，她看见那根手环的时候，手抖了，抖完又稳住了。她说这大概就是活着的办法：抖一下，再稳一下。我把这句话抄在图书角的借书卡背面。

　　张田径，我在里面认了很多字。我现在能读你这本书，能写信，能把我妹的谱子听出句子。老师让我写‘改过自新’，我写不出来这四个字。我写出来的是：‘那天我带了三个人，我只想让他怕。他不怕，他还往前站，把你往身后挡。我就想让他知道，横是要付钱的。我没想踢他后脑。他倒下去的时候，我去拉他，手上全是血。那血是烫的，比他骂我的话还烫。’

　　老师把这段划掉，说太长了，重写。我重写：‘我错了。’

　　重写完我把它贴墙上，每天看。可我心里那本账，还是写的是那一大段。我不是不认错，是怕认完错，那一大段就没了。没了，我就真成墙了。

　　张汉钦”

　　张田径把信折好，放进《白线外》扉页夹层，和陈穗那封信一上一下压着。她打开书，翻到第47页，那页她自己看过无数遍，白纸黑字，没有任何记号。她在页脚用铅笔写了一行很小的字：

　　“哀不是哭，是每天从那阶台阶走过去，不绕。——此页已有人折过角。”

　　写完她把笔放下，拿温水杯捂手。杯子贴着“我”字，已经磨得发白，可还认得出。

　　这之后她开始收到更多信。有被判过刑的人的家属，有校园暴力的受害者，有和哥哥断了的妹妹，也有和“前面那排的人”隔了一道白线的女生。她不回，就把信折好，夹进那本旧政治笔记里。笔记越来越厚，半片黄叶子被压得只剩叶脉，像一小块旧太阳。

　　十二月，陈穗寄来一张谱子。五线谱，没有标题，第一行是do-sol-fa-mi-re，往下掉；第二行是re-mi-fa-sol-do，往上走，可走到一半就断了，最后一个音落在半空。谱子背面写着一行铅笔字：

　　“往上的那半句，我唱不上去。等我哥出来，我让他替我唱。”

　　张田径把这张谱子夹进《白线外》的最后一页，和张汉钦那封“我错了”的信并排。谱子不响，信也不响，可她觉得它们互相听得到。

　　三

　　春节她回老城区，把书放在家里饭桌上，她妈翻了两遍，说：“你爸不敢看，他说看了要抽烟。”她爸在厨房炒白菜，锅铲响得很响。她把书拿进屋，放在枕头边，听着巷子里的烟花，一下一下的，像很久以前那声发令枪。

　　假期最后一天，她去香樟里商场。那面玻璃幕墙白天也亮着，底下奶茶店换成了连锁咖啡。她买了杯热柠檬水，温的，站在当年后墙根那块地砖上喝。喝完，把杯子放进包里，没扔。

　　她低头看自己的鞋。新回力，白的，没开胶。她想，他看见过她开胶那双，说“田径你这鞋真该换了”。现在换了，他不在。

　　回家路上，她在旧邮局门口停了一下。柜台后面还是那个老职员，正在盖戳。她买了两张牛皮纸信封，一张写上“陈穗收”，一张写“城北监狱教育科张汉钦 收”。写完她把“张汉钦”三个字看了一遍，笔迹比当年那张“离杨晓东远点”整齐一点，可还是发抖。

　　她第一次回信，给两个人。

　　给陈穗的，只有三行：

　　“谱子我收着了。往上的那半句，你不用急着唱。等你哥出来，你们一人一半，唱成一个。我在白线外这边，给你留一个靠窗的位子，倒数第二排。”

　　给张汉钦的，她写了很长：

　　“张汉钦：

　　信我收到了。你那本《白线外》编号B-3741，我已经跟管理员说了，那本不用还，你看到旧为止。

　　你问我怕不怕被当事人看见。我以前怕。现在我书里写的不是你，是台阶。你站在台阶的哪一阶，你自己知道。我没写你名字，不是替你遮，是那阶台阶上该记的不只是你一个人，还有她写的纸条、他挡的那半步、我每天走过去的鞋底。

　　你说你写‘我错了’贴墙上，心里那本账写的是那一大段。你不用删。你那一大段里，有句话是他在你面前唯一说过的正经话——‘你不该动她’。他为了这句话，把跟郑安琪那点东西全断了。你踢他后脑之前，他先替我把线划清了。你不用记住他长什么样，你只要记住这句话是谁说的。

　　你说那血是烫的，比他骂你的话还烫。我在台阶上碰到的也是烫的，我手心到现在还有印子。

　　你妹写‘抖一下，再稳一下’。你回她那行谱，她说叫‘记得头疼’。我把这两句都抄进我那本旧笔记了。那本笔记是我初一包挂历纸的，里面还夹着她写的‘我把凉的放墙根，你把温的留给自己。我们都不欠了’。你妹从来不欠，欠的一直是你。

　　别急着认‘改过自新’四个字。你先认那一大段。认完了，再认字。认到能写一整句话，而不是一句口号，你就已经不是在开刀了。

　　我在白线外这道线外面，不替谁原谅你。我只告诉你，台阶还在，灯白天也亮着。你每天从那本账里走一遍，走慢点，别绕。

　　张田径”

　　两封信她都没留底稿。封口贴好，贴上邮票，投进邮筒。手缩回来的时候，风从巷口进来，凉得发涩。

　　她想，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把话说给墙里的人听。

　　四

　　年后她请了年假，一个人坐七个小时火车，去西北看沙漠。不是为谁，是书里那句话——“白墙上什么都没有”，她想看看一面墙全是沙的，会是什么样。

　　敦煌那天风大，鸣沙山的沙顺着风往上跑，像墙在倒着长。她坐在一个避风的坡下面，把温水壶拧开，喝了一口。沙子落进她袖口，她没拍，就让它在那儿。

　　风停的那十分钟，沙漠静得像教室。她忽然想起初一那年自习，全班写题，只有窗外的爬山虎在响。那种响不是声音，是绿色在呼吸。她坐在沙坡下，第一次觉得，绿色不是长在墙上的，是长在空气里的。三中那面墙只是替它站了一阵。

　　回程火车上，她写了《白线外》的续篇，一篇很短的随笔，题目叫《沙墙》。她写：“沙漠教我一件事：墙是可以倒着长的。沙子被风一吹就往坡上跑，像要把那道白线重新画一遍。我坐在沙坡下面，忽然懂了他说的‘站直’。站直不是给谁看，是让风从你身上过去的时候，你不被吹成另一个人。”

　　写完她把稿子发给编辑，附言写：“这算是第二本的头一篇，调子别动。”

　　四月底，她收到张汉钦的回信。牛皮纸，图书角借书卡的背面也夹在里面，上面抄着陈穗说的“抖一下，再稳一下”。

　　“张田径：

　　信我收到了。那天是放风时间，我坐在墙根念了三遍。墙是灰的，不是白的。里面所有的墙都是灰的，只有放风场的墙根有太阳。我坐在太阳里念，念完我把你那句‘别急着认改过自新四个字’也抄在借书卡上，贴墙。同号的人问我写的什么，我说写墙。

　　我妹这周来看我。她坐在会见室的玻璃那头，头发长了一点，抱着一本谱子。她把谱子举起来给我看，上面写着‘白线外’三个字，下面是我回她的那行do-sol-fa-mi-re。她说这是我们的暗号。我说我认得，这是‘记得头疼’。她笑了一下，说哥你记住了。我说我记一辈子，不是记头疼，是记那个调。

　　她告诉我她去了你的分享会。她说你坐在最靠窗那把椅子上，桌上放着温水，手边是一本她当年跟你一起包过的挂历纸。她说你讲话的时候不看人，看窗外。她说你那句‘我书里没写真名，只写前面那排的人’，她听见的时候手抖了。她说她抖完又稳住了。

　　我说我妹，你比我强。她说不是强，是有人给我递了温水。她说那瓶水是温的，她喝了，没敢多喝，怕喝完就没了。她说她后来天天自己带温水，瓶子跟你的长得一样。

　　张田径，我以前不懂什么叫递水。我只会把人的东西扔地上。我在里面练递东西，从打饭窗口递碗，从图书角递书。我递碗的时候手抖，碗沿磕响，别人骂我。我说我在学。

　　我现在每天递三次，一次打饭，一次递书，一次递扫帚。扫帚那次，我递给一个十七岁的小孩，他手也抖。我说抖一下，再稳一下。

　　这封信写完我要去上夜课，学认字。老师让写读后感，我写的是你那句‘每天重写一次’。老师说这不是读后感。我说读后感太短，我得写一辈子。

　　张汉钦”

　　张田径把信读完后，从包里把那块陈穗留下的挂历纸拿出来，摊平。纸上那行“我把凉的放墙根，你把温的留给自己。我们都不欠了”，被沙漠的风吹过的手指再摸一遍，边角都软了。

　　她把这四样东西重新摆了一遍：凉的瓶子、温的杯子、撕下来的第47页、那块挂历纸。四样，各占一个方位。她坐在出租屋的窗下，第一次觉得，白线外不是没有东西，是东西都在，只是都不出声。

　　五

　　五月，出版社把《白线外》加印了一次。裘编辑路过她工位，说：“你的书开始往外走了。”她问走去哪儿，他说有人转给了几个做校园安全讲座的，有中学想请你去做一次分享，不是卖书，是讲“怎么把说不出口的东西写下来”。

　　她想了三天，说去。

　　第一次讲座在城西一所初中，新校区，没有老楼，只有连廊和玻璃幕墙。主办方让她讲四十分钟。她走上台，没看稿，先看了一眼教室方位——她被安排在舞台侧面，背对着窗。她停了两秒，说：“能不能把话筒架挪一下，我想看着窗外讲。”

　　架子挪了，她面对窗。窗外是操场和一段水泥矮墙，没有爬山虎。

　　“我今天不讲校园暴力，讲动作。”她说，“我在初中的时候，坐倒数第二排靠窗，前面那排的人帮我捡过一次笔记。他蹲下来，手没碰我，说‘你这字挺齐的’。这句话我记了十七年。不是因为他多会说，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被人把‘我’这个字认出来。”

　　台下六百多个孩子，没声。

　　“后来他死了。死的时候，我碰到了他的手。他第一次帮我捡笔记，手没碰我；最后一次，我碰到了他。我们之间能碰的地方，只有这两下，中间隔着一整面爬山虎。”

　　她停了下，窗外的光打在她侧脸上。

　　“我讲这个，不是让你们记住他，是让你们记住‘动作’。你喜欢的那个人的动作，你害怕的那个人的动作，你以后要递出去的那瓶水。你们这个年纪，最大的问题不是不敢说，是只会说‘我好喜欢他’或者‘我好恨他’，一说完就空了。你把那个动作写下来——他弹你笔帽那下，他挡在你前面那半步，他踢人后脑之前手上的血——你写下来，事情就不再是墙里敲的声音，它变成你能看的东西。”

　　有个男生举手，声音很轻：“那写下来会被人看见吗？”

　　“会。”她说，“所以你先写在会掉的地方。写日记，写日志，写只有你自己看得见的本子。你每天重写一遍，不是因为它重要，是因为你每天都要认一次自己。等你哪天站直了，再把会掉的东西印成纸。”

　　又一个女生问：“老师你恨过害他的人吗？”

　　她看着窗外那面没有爬山虎的水泥矮墙。

　　“恨过。后来我发现，恨是一种很费力的站法，你得一直弓着背。我就改成每天从那阶台阶走过去，不绕。恨就变成走路了。”

　　讲座结束，主办方让她留句话，她写在黑板上，只有一句：

　　“哀不是哭，是每天从那阶台阶走过去，不绕。”

　　回程车上，她收到陈穗的信息，一张谱子的照片，标题写着“白线外·续”。第一行还是do-sol-fa-mi-re，往下掉；第二行往上走的那个断音，现在接上了，是一个很轻的do，悬在半空，却落在了线上。谱子背面写着：“往上那半句，我哥唱了。他在会见室里，隔着玻璃，哼的。声音很小，可他落音了。”

　　张田径看着那个落在线上的do，手在手机屏幕上停了很久。她回了一条：

　　“落了就好。落了就不倒着流了。”

　　六

　　七月，杨晓东的堂弟杨晓南给她寄了一个牛皮纸包，没有信，里面是一小盒东西：一枚很旧的校徽，三中初中部的，背面用针刻了一个歪歪的“杨”字；一根黑电话线手环，起毛得厉害，已经断了口；还有一张小学生作业本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我的坐标是后颈偏左那颗痣”。

　　杨晓南的短信只写了一句：“我哥的东西，我爸让我扔了。我没扔。给你吧。他要是知道你在白线外站着，应该会笑一下。”

　　张田径把这三样东西放在书架上那道矮台上。校徽、手环、写着坐标的纸，和她的温水杯、那瓶凉水、第47页、那块挂历纸，一共七样。

　　她站在书架前数了一遍，七样。像初一政治课那四个字后面，又多出了三个。

　　她打开电脑，把空间里那两百多篇仅自己可见的日志重新看了一遍。这次她没有导出，没有摘抄，就一篇一篇往下翻。翻到2010年6月18日那篇定时的《白线外》，看见最后一句“这三年我不打算再写给他看”。她在这句下面，隔了十四年，补了一行：

　　“十四年了。我还是没写给他看，我写给墙根的、台阶上的、白线外的所有人。包括那个踢他后脑的人。他也在看。”

　　补完她保存，还是仅自己可见。然后她关掉页面，打开一个空白文档，标题写：《白线外·第二辑》。

　　第一个句子她写了很久，最后落的是：

　　“沙漠教我，墙是可以倒着长的。沙被风一吹就往坡上跑，像要把那道白线重新画一遍。我坐在沙坡下面，第一次觉得，绿色不是长在墙上的，是长在空气里的。”

　　写到这里，她停了笔，抬头看窗外。梧桐新叶浅绿，像被稀释过的爬山虎。风从树叶里漏过来，一下一下，像有人在墙里敲。

　　她想，从今往后，她就是自己的穿堂风了。

　　吹过那面白墙，吹过那阶台阶，吹过2007年秋天的那片绿。

　　风不停，人走了。

　　可她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