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皎尘埃》爱吃肉的羊驼

6、一年级 【视角】周

　　2001年9月，我和沈予安一起，成了巷口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学校离家近，近到什么程度呢？出了大院的门，过一条不算宽的马路，再走几十步，就到了。我妈站在我家阳台上，能看见学校操场上升旗。她原本说要送我到教室，被我严词拒绝了——我都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还是班长（这是报到那天老师见我字写得工整，临时封的），怎么能让妈妈牵着手进教室，多没面子。
　　于是每天早上，我背着书包，系着红领巾，由予安陪着，自己走过那条马路。
　　说是我陪他，不如说是他护我。那条马路没有红绿灯，只有一道褪了色的斑马线，自行车、三轮车、偶尔还有突突冒烟的小货车，混在一起。予安过马路的架势，如临大敌，他会先伸出一只手，不由分说牵住我，另一只手抬起来，像交警那样对着来车比一个"停"的手势，然后抻着脖子左右看，确认没车了，才拽着我，小碎步快步通过。
　　"沈予安，"我被他拽得踉跄，"你手心里全是汗。"
　　"那是你手心出汗。"
　　"明明是你的。"
　　"……别说话，看路。"
　　他比我矮半头，年纪比我小两天，却非要走在靠车的那一侧，把我挤在里侧。一辆三轮车从我们身边擦过去，他立刻把我往怀里带了带，紧张得像只护食的小兽。我看着他绷得紧紧的侧脸，心里觉得好笑，又觉得暖，就由他牵着，乖乖跟着走。
　　很多年后我走过无数条比那条宽得多、也危险得多的路，再没有人那样牵我了。我才明白，一个人肯每天早上把手心攥出一把汗，只为了平平安安把你送到马路对面，这是多稀罕的事。
　　我们俩被分在同一个班，一年（3）班，还坐了同桌。
　　班主任姓郑，是个圆脸、说话柔声细气的年轻老师。她让我们按高矮排座位，予安本来排在我后面，趁老师不注意，一个劲儿往前蹭，愣是蹭到了我旁边的空位，一屁股坐下，冲我露出一个得逞的、缺了颗门牙的笑。
　　"你干嘛？"我小声问。
　　"坐这儿，"他理直气壮，"我好看着你。"
　　"我有什么好看的。"
　　话虽这么说，我心里是高兴的。
　　一年级的课，对我来说不算难。拼音我早跟着我妈认得了，字也写得端正，郑老师总拿我的作业本当范本，在班里传着看。我又是文艺委员，课前起歌、排队领操，忙得很。予安就惨一点，他坐不住，屁股底下像抹了油，铅笔头咬得全是牙印，写"3"字总写反，像两只背对背的小耳朵。每次他写不好，就用胳膊肘碰我，压低声音："望舒，借我看看。"
　　我把本子往他那边挪一挪，嘴上还要训他："沈予安，你自己想。"
　　"我想不出来嘛。"
　　"郑老师说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那……放学我请你吃跳跳糖。"
　　我立刻把本子又往他那边推了半寸。
　　一年级的周望舒，就是这么一个毫无原则、被五毛钱跳跳糖轻易收买的班长。
　　课间十分钟，是我们仨的天下。跳皮筋我和文雯一头，予安笨手笨脚总踩绳，被文雯撵着绕操场跑；跳房子我画的格子最端正，轮到予安，他单脚站不稳，一屁股坐地上，自己先笑得直不起腰。下雨出不去，我们就在课桌底下传小纸条，文雯画歪歪扭扭的小人，予安在背面写"望舒是大班长"，再偷偷推回给我，被郑老师抓包过两回，三个人并排站到讲台后面罚站，还憋着笑肩膀一抖一抖。
　　那时候的快乐真便宜，一根皮筋、半块橡皮、一张写着傻话的纸条，就能换来一整天。很多年后我走过那么多远路、见过那么多热闹，再没有哪段时光，像一年级走廊上那十分钟一样，干净得没有一丝阴影。
　　轮到我们三个值日，更是热闹。文雯个子高，抢着擦黑板，粉笔灰扬了予安一头一脸，白得像个小老头；予安拎着比他还高的拖把，在地上划出一道道歪歪扭扭的水痕，越拖越脏；我踮着脚，把课桌椅一张一张对齐。干完活，三个人挤在讲台边上，分一包五毛钱的话梅，酸得龇牙咧嘴，还要石头剪刀布，谁输了谁倒垃圾。锁教室门的时候，夕阳正好从走廊西头斜照进来，把我们三个背着大书包的小影子，一直拖到楼梯口。我们约好明天谁先到，谁就替另外两个占住走廊栏杆上那块能晒到太阳的地方。那样的约定小得不能再小，可在六岁的我们心里，重得像一个谁都不许反悔的誓言。
　　文雯是半学期以后转来的。
　　她扎一根高马尾，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眉眼利落，走路带风，说话像放小鞭炮，噼里啪啦。她爸在铁路上工作，调动，她跟着转了好几个学校，性子被磨得又泼辣又仗义，最见不得人受欺负。
　　她被安排坐在我前桌。第一天，她回过头，扫了我和予安一眼，直截了当："你俩是兄妹？长得不像啊。"
　　"不是，"我说，"我们是邻居，他比我小两天，是我……"
　　我卡了一下。按生日我该是姐姐，可他偏要当哥，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说不清。
　　予安抢答："我是她哥。"
　　"你？"文雯上下打量他，毫不留情，"你还没她高，你当哪门子的哥。"
　　予安被戳中痛处，脸涨得通红。我没忍住，笑出了声。
　　就这么一来二去，我们三个混熟了。文雯住得离大院不远，放学跟我们同路，三个人并排走，她永远走在最中间，一会儿挽我的胳膊，一会儿拍予安的后脑勺，嘴巴一刻不闲，从班主任的辫子说到巷口小卖部新进的干脆面。有了她，放学的路变得格外热闹。
　　真正让我们三个"歃血为盟"的，是那堂美术课。
　　那是十一月的一节美术课，郑老师让我们画一幅画，题目叫《我的一家》。
　　教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小朋友们趴在桌上，咬着蜡笔，认认真真地画。有人画一家三口手拉手，有人画爷爷奶奶围着圆桌吃饭，画得歪歪扭扭，却都用了最鲜艳的颜色。
　　我握着蜡笔，在白纸上坐了很久。
　　我画了我们家的窗户，窗台上摆着阿嬷种的太阳花；画了我妈，长头发，系着围裙，站在厨房里；画了橘子，一团橘红色，蜷在我妈脚边；画了我自己，扎两个小揪揪，站在中间。
　　画完，我数了数。一个妈妈，一只猫，一个我。
　　我盯着那块空出来的、本该再站一个人的地方，心里空落落的。我不是不知道"一家"通常有几个人，我太知道了。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在那里添上任何人。我把那块空白，涂成了一扇打开的、能看见月亮的窗。
　　我想，这样也好。我们家，有月亮照着。
　　我正涂着，后座的男生探过头来，他叫赵鹏，是个爱出风头的小胖墩。他瞅了一眼我的画，故意拔高了声音，生怕周围人听不见："哎——你们看周望舒！她画里没有爸爸！哈哈，她没有爸爸！"
　　周围几个小孩凑过来看，有的跟着笑，有的不懂，茫然地跟着起哄。
　　"我妈说了，"赵鹏更来劲了，"没有爸爸的小孩，是没人要的小孩！"
　　那一瞬间，我握着蜡笔的手，一点一点收紧。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这种话了，巷口那一架之后，我以为自己早就练出来了，不会再为这种话难过。可"没人要"三个字，还是像一根细针，精准地扎进我最软的地方。我张了张嘴，想反驳，想说我有妈妈就够了，想说我妈妈比谁都好，可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一个字也吐不出来，眼眶却先不争气地热了。
　　我不想在教室里哭。班长不能哭。
　　就在我拼命仰头、想把眼泪逼回去的时候，"啪"的一声，予安把他的蜡笔拍在桌上，站了起来。
　　"赵鹏你闭嘴！"
　　他个子小，声音却劈得震天响，整个教室都安静了。郑老师去办公室拿教具了，教室里一时没人管。予安脸涨得通红，指着赵鹏，一句一句，掷地有声：
　　"望舒有爸爸！她爸爸……她爸爸在很远的地方工作！她还有我爸，我爸就是她爸！我们全家都是她的家人！你再说一句没人要试试！"
　　赵鹏被他的气势噎了一下，嘴硬："本来就是嘛，画里都没有……"
　　"画里没有怎么了！"予安一把抓过我的画，又抓过他自己那张——他那张本来画了他们一家三口，牵着的手还没画完——他把两张画"啪"地并排拼在一起，用红蜡笔，在两张纸中间，重重画了一道，把他画里的他爸、他妈、他，和我画里的我妈、我、橘子，圈进了同一个大大的、歪歪扭扭的圆圈里。
　　"看见没有！"他举着两张拼起来的画，"这是我们一家！人比你家多！比你家热闹！你羡慕不来！"
　　文雯"腾"地也站起来了，高马尾一甩，双手叉腰，火力全开："赵鹏你是不是男的？拿这个笑话人，要不要脸？我告诉你，你再敢说望舒一句，我让你天天放学走不踏实！我说到做到！"
　　她那股泼辣劲儿一上来，赵鹏彻底蔫了，嘟囔了两句，缩回了座位。
　　郑老师回来的时候，风波已经平了。她让我们把画交上去，她一张张看，看到予安那两张拼在一起、被红蜡笔圈成一家的画时，愣了很久。
　　后来那堂课的结尾，郑老师没有评奖，她把那两张拼起来的画举起来，给全班看。
　　"同学们，"她声音柔柔的，却很认真，"老师问你们，一家人，一定要画在同一张纸上吗？"
　　底下七嘴八舌。
　　郑老师笑了，她说："老师觉得呀，一家人不是看画在几张纸上，也不是看有几口人。是看谁心里装着谁。沈予安同学把自己的一家，分给了周望舒同学一半，老师觉得，这是老师今天看到的，最好的一幅画。"
　　她带头鼓掌，教室里响起稀稀拉拉、随后越来越响的掌声。
　　我坐在座位上，侧头看予安。他被夸得不好意思，耳朵尖通红，假装低头去捡掉在地上的橡皮，嘴角却压不住地往上翘。我伸出手，在桌子底下，轻轻碰了碰他的小手。
　　他立刻反手，把我的手攥住了，攥得紧紧的，像怕我跑了。
　　放学路上，文雯还在义愤填膺，把赵鹏从头到脚、连带着他没见过的班主任，统统骂了一遍，骂得花样翻新、滔滔不绝。予安被她逗乐，我也笑。走到大院门口，夕阳把我们三个的影子拉得老长，叠在一起。
　　文雯忽然停下，郑重其事地伸出一只手，手心朝下。
　　"干嘛？"予安问。
　　"结拜啊，电视剧里都这么演。"文雯白他一眼，"从今往后，我们三个，就是最好的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谁也不许欺负谁，谁被欺负了，另外两个必须上。愿意的，把手叠上来。"
　　她先把手悬在半空。予安看了看，把自己的手"啪"地叠上去。我最后，把手轻轻放在最上面。
　　三只六岁的、小小的手，在1995年生人所经历的第一个秋天的夕阳里，叠成一座歪歪扭扭的塔。
　　"有福同享！"文雯喊。
　　"有难同当！"予安喊。
　　我跟着，小声却认真地喊："一辈子的好朋友。"
　　那天晚上回家，我找我妈要了胶水，小心翼翼地把予安拼在我画旁边的那半张画，粘成了一整张。红蜡笔画的那个大圆圈，正好把两家人圈在一起，圈得牢牢的。
　　我把这幅画贴在床头，贴着贴了很多年。
　　那时候我真心相信，那个红蜡笔的圆圈是有魔力的，它能把我缺的那一块，严丝合缝地补上；我真心相信，只要我们三只手一直叠在一起，我就永远是那个被护在最中间的、什么都不用怕的周望舒。
　　很多年后，这幅画和那个红圈，连同六岁的誓言一起，被我留在了南方那间再也回不去的小屋里。而2001年的秋天那么长，夕阳那么暖，我还不知道，命运给一个孩子的所有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期限；我更不知道，最先从这座手塔里被命运抽走的人，会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