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场，我来说（贰）》柿恩酥

5、李勣 他们叫

　　他们叫我李勣。可最早我不姓李。我姓徐，名世勣，字懋功。曹州离狐人。后来李渊赐我姓李，为了避讳李世民，又把“世”字去了，单名一个“勣”字。名字换了好几个，可我始终是那个从瓦岗寨走出来的人。一个见过太多主公、打过太多仗、也活过太多朝代的人。
　　他们把我画进凌烟阁，说我是二十四功臣之一。可我记得最清楚的，不是我站在长安城头的样子，是我十七岁那年，揣着一把刀走进瓦岗寨的那个下午。那时候我还叫徐世勣。
　　我这一辈子，换过三个皇帝，打了一辈子仗，最后死在病榻上。活了七十六岁。可我刚入瓦岗寨那年，连明天能不能活都不知道。一个从乱世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人，不相信什么天命，只信手里的刀和脚下的路。
　　一、瓦岗
　　大业七年，我十七岁。隋朝已经烂到根子里了。我带着一帮人，投了翟让。
　　别人起义是为了活命，我不全是。我是为了赌一把。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不甘心一辈子窝在曹州那片小地方。我要看看，这天下到底能乱成什么样。
　　后来李密来了。他有本事，有野心。我和王伯当劝翟让让位。翟让是个好人，可好人当不了乱世的主公。李密当了魏公，我做了东海郡公，守黎阳。
　　李密这个人，成也急，败也急。他请翟让喝酒，在宴席上杀了他。我脖子挨了一刀，是王伯当替我挡了第二刀。血从脖子往下淌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一件事——这世上没有永远的主公，只有永远的路。
　　武德元年，李密打了败仗。他带着残兵投了唐，我守在黎阳。我手里有十郡之地。我若自己献给李渊，也能换个好价钱。可我没有。我对郭孝恪说——“魏公既归大唐，此众人土地，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献之，是利主之败，自为功以邀富贵，吾所耻也。”
　　我把所有的人口、土地，造册送给李密，让他去献。李渊听说了这件事，说——“徐世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他赐我姓李。一个“纯”字，是我这辈子最重的封号。一个在乱世里换了三个主人的人，被人称作“纯臣”。你知道这句话有多重吗？
　　二、虎牢
　　归唐之后，我跟着秦王李世民。武德三年到武德四年，我随他东征西讨。
　　打王世充，他困守洛阳。窦建德带了十几万大军来救。秦王在虎牢关设伏，我和程咬金、秦叔宝埋伏在侧。那一仗，秦王以三千五百人破十万。我亲眼看见他骑着马，在敌阵中冲杀，刀光映着日光。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个人，是值得我跟一辈子的人。
　　后来窦建德败了，王世充降了。我的父亲也被救出来了。那些年我东征西讨，跟着秦王打刘武周、打刘黑闼、打徐圆朗，后来跟李靖打辅公祏。仗打完了，天下定了。我封了曹国公，后来改封英国公。可我知道，那些封号不是给我的，是给那些年跟着我一起死的人。
　　三、长城
　　贞观三年，突厥犯边。我和李靖分路出击，他在阴山突袭，我在白道拦截。颉利可汗想往北逃，被我在大漠隘口堵住了去路。五万突厥人，放下刀，跪在我面前。
　　后来，我在并州守了十六年。唐太宗说——“炀帝不择人守边，劳中国筑长城以备虏。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贤长城远矣！”一个将军能被人比作长城，比什么爵位都重。那些年，我令行禁止，并州百姓安宁。
　　贞观十五年，薛延陀又反了。我率六千轻骑，在诺真水大破八万敌军。那年我已经快五十了，骑马冲阵的时候，风灌进甲胄里，还是凉的——和十七岁那年第一次上战场一样。
　　四、削须
　　我打过那么多仗，也受过不少伤。有一回病重，御医说要用须灰入药。太宗听说后，剪下自己的胡须，烧成灰，和进药里。我病愈后去谢恩，磕头磕到流血。他说——“朕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
　　一个皇帝，剪自己的胡子给臣子做药引。这份情，比十万大军都重。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病重。他把太子李治叫到床前，说——“李勣重视恩义，你无恩于他，恐怕日后他无法尽心辅佐你。朕先将他外放，等朕死你登基后，你再将他召回，受以仆射，如此一来，你就有恩于他，他就会对你誓死效忠。”
　　然后他下旨，把我贬到叠州做都督。我接到诏书那天，连家都没回，直接上路。一个在朝堂上站了三十多年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该走。走慢了，命就没了。
　　五、家事
　　太宗驾崩后，高宗即位，把我召回长安。他问我立武昭仪为皇后的事。长孙无忌、褚遂良都反对。我看着那些争得面红耳赤的大臣，说了一句话——“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一句话，定了乾坤。我不是在帮武昭仪，我是在帮皇帝。一个皇帝，连立谁做皇后都要听大臣的，那他还能做什么？
　　后来武则天当了皇后，我没有后悔过那句话。一个从乱世里走过来的人，见过太多皇帝被大臣架空的例子。权力在谁手里，刀就在谁手里。我不敢让刀落偏。
　　六、灭国
　　乾封元年，高宗命我东征高句丽。那年我七十二岁，头发全白了。我带兵跨过鸭绿江，一路势如破竹。总章元年，唐军攻破平壤，高句丽亡国。
　　我站在平壤城头，风吹过来，带着鸭绿江的水汽。我这一辈子，灭过东突厥，平过薛延陀，最后又灭了高句丽。那些年我打过的仗，够写半部兵书。一个从瓦岗寨走出来的少年，打到了鸭绿江对岸。
　　总章二年十二月，我病了。躺在长安的宅邸里，窗外的风从终南山吹过来。我这一辈子，见过太多人死——死在战场上，死在朝堂上，死在皇帝手里。可我活到了七十六岁。高宗辍朝七日，把我葬在昭陵。他们说我是“贞武”。一个“武”字，足够重了。
　　后来，我的孙子徐敬业起兵反武则天，兵败被杀。武则天追削我的官爵，掘墓砍棺。一个死了的人，被从棺材里拖出来，挫骨扬灰。那些年我替她说过话，可她不在乎——她连自己儿子都杀，何况一个死人。
　　后来中宗复辟，给我平反昭雪。可那些都不重要了。一个在乱世里活了七十六年的人，早就学会了一件事——活着的时候好好活，死了以后的事，随它去吧。
　　我这一生，从瓦岗寨的十七岁少年，到大唐的七十六岁老将。换过三个皇帝，打过无数仗，灭过三个国家。刀光剑影里走过来，同僚的排挤里走过来，皇帝的猜忌里也走过来。我见过太多人倒下，可我还站着。
　　我叫李勣。一个从乱世里走出来、又在盛世里走完一生的人。风从昭陵吹过去，吹了一千四百年。那些我打过的仗，已经没有人记得了。可那些我走过的路，还在。风还在吹，我已经不在了。可那条路，还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