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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章:三次失踪 顾承查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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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承在奥赛美术馆的档案室里,第一次觉得自己离真相很近。
说是档案室,其实是美术馆后楼一间逼仄的小办公室。管理员是个姓杜的华裔中年男人,戴一副圆框眼镜,法语说得比中文还流利。又看了眼顾承手机里拍的那幅画,沉默了一会儿,从铁皮柜底层抽出一个灰扑扑的文件夹。
“这画,馆里记载不多。”杜先生把文件夹搁在桌上,“但前几年有个日本学者来查过,留了些资料。”
顾承翻开文件夹,一股陈旧的纸味扑面而来。里面有几页复印的英文报告、一张泛黄的法文剪报、还有一张黑白老照片。照片上一个东方男子站在美术馆门前,手里拿着一束白花,面容模糊,但下颌线条很清晰。
“他和你长得有点像。”杜先生瞟了一眼顾承说。
顾承的后颈像被针扎了一下。他盯着照片看,越看越觉得那不是“有点”,而是非常像。像到如果把照片上那身旧式长衫换成现代大衣,这人完全可以站在今天的巴黎街头,不被人多看一眼。
“他是谁?”
“没人知道。”杜先生摇头,“1944年,画被送来那天,管理员匆忙记了一笔,说送画的是个中国年轻人,不肯留名字,只说了句‘此画属于未来之人’,然后走了。后来巴黎解放,也没人再见过他。”
“走了”两个字轻飘飘的,却让顾承觉得心里像被丢了一块石头。
他继续翻到下一页,是那条法文剪报。报纸叫《费加罗报》,日期是1911年10月。新闻很短:说奥赛美术馆前身的旧展馆发生一起“离奇窃案”:一幅来自中国的古画不翼而飞,但门锁完好,所有安保人员均未发现异常。三天后,画又被放回了原位,旁边多了一朵水仙。
那朵水仙,是刚从枝头摘下来的,花瓣上还带着露水。
顾承慢慢往后翻。文件夹最后一页,是一份1990年的入馆记录,打印字已经有些模糊。上面写着:《水泽蝶影》于1990年11月7日第三次“失踪”,次日上午在展厅原地重现。馆方未做公开说明。
1990年11月7日。
顾承的呼吸停了一拍。
他飞快地在心里计算。不是算,是他记得太清楚了。
1990年11月7日,是他的出生日。
满月那天,母亲在黄历上圈过那个日子;后来每次填表、□□、过生日,这七个数字都是他生命里出现频率最高的数字。
画第三次失踪的日子,就是他出生那天。
顾承盯着那行日期,像被人从后脑打了一棍。
他怕自己看错了,又把那份入馆记录往灯下挪了挪。打印字有些模糊,但数字清晰得很:1990年11月7日。
杜先生见他脸色不对,起身又从另一只铁皮柜里取出一本旧笔记。封面是灰绿色的,边角磨得发白。
顾承把文件夹合上,手指微微地发抖。
杜先生看了他一眼:“你还好吗?这一页之前也有人看得脸白。”
“这是那个日本学者留下的。”杜先生说,“他叫高桥,东京来的。研究东方帛画出土传播史。这画他查了三年。后来没写完,笔记留在馆里。你可以看看。”
顾承接过来,翻开。笔记是日文,夹杂着不少中文和法文。顾承日文不好,只能半猜半读。可有些地方,高桥用中文写得极工整,像怕弄错了什么。
有一页,高桥用蓝色圆珠笔写着:
“《水泽蝶影》,战国晚期帛画。1973年出土于商丘。画角有古篆,释文为:‘漆园庄氏女栖迟,梦蝶写之。’此十字中,唯‘栖迟’二字最难解。或为名,或为号,或为‘游息’之意。”
顾承看着那两个字,像被什么轻轻碰了一下。
栖迟。
他在唇间无声地念了一遍。
“那个日本学者。”顾承压着声音问,“他还查到了什么?”
杜先生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像在犹豫。
最后他说:“他查到了‘梦师’两个字。”
“梦师?”
“对。他怀疑这画出自战国时一个叫做‘梦师’的流派。这个流派的人能入梦、观梦,还能把梦画下来。但那日本学者后来没写完论文,人就不再来了。”
杜先生顿了顿,看着顾承:“这些就当故事听。你一个学画的,别陷太深。”
顾承没说话。
“高桥后来回国,生了一场大病。”杜先生把笔记收回来,重新放回柜子,“他给馆里写过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话:‘画不是等人,是在找人。’”
顾承没说话。
他脑子里反复滚着那句话:画不是等人,是在找人。
找谁?
他忽然想起昨天在画前,自己后颈烫得发疼。那感觉,像有人隔着玻璃,用目光在他身上轻轻划了一下。
“杜先生,”顾承说,“这画,现在还能借出去看吗?”
杜先生摇头:“不可能。它太脆了。平日连展厅的灯都只敢开到最暗。你能看到的,已经是难得。”
顾承点头。
他谢过杜先生,把那份档案里那张1911年的旧照片,用手机拍了下来。
走出奥赛美术馆的档案室时,天又黑了。
顾承站在塞纳河边,河水在夜色里流成一条黑色的绸。他打开手机相册,把那张黑白照片放大,和白天拍的画作局部并排放在一起。
画中男子、照片里的东方青年、自己。
三张脸,三个时代,同一条下颌线,同一种抿唇时微微向上的弧度。
“你到底是谁?”他对着照片问。
照片里的人当然没有回答。
但就在他准备锁屏时,手机屏幕突然黑了一秒,然后重新亮起来。是母亲的电话。
他接起来。
“阿承,你那里几点了?我做了个梦,梦见你站在一片水边上,旁边全是水仙花。”母亲的声音从九千公里外传过来,带着上海老弄堂里的嘈杂和暖意,“你是不是又发烧了?出门在外要当心。”
顾承张了张嘴,喉咙发紧。
“妈,”他叫了一声,又不知道说什么。
“怎么啦?声音这么虚。”
“没事。”他用力吸了口巴黎夜里的凉气,“我就是想问,我出生那天,家里出过什么事吗?”
电话那头突然静下来。
静得太久了,久到顾承以为信号断了。
“妈?”
“你出生那天啊……”母亲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浮起来,“那天很冷。你爸不在,是你大阿姨陪我去的医院。生你的时候,产房停了一分钟电。你一生下来就哭,哭得整个楼层都听见了。护士把你抱给我,我看见你肩膀上……”
她停住了。
“肩膀上什么?”
“有块青记。”母亲说,“淡青的,很小,像只蝴蝶。后来长大了,慢慢就退了。”
顾承攥着手机,站在巴黎的河边,指尖冰凉。
他后颈上那块淡青色的蝴蝶状痕迹,从昨晚开始,还在。
母亲在电话里又絮叨了几句,说家里都好,说天冷了让他多穿,说别总吃法棍,没营养。顾承嗯嗯地应着,直到挂了电话,才发现自己站在塞纳河边,已经冷得浑身发抖。
他转身往蒙马特走。
巴黎的月亮从云层后露出来,清冷的光落在河面上,像撒了一把碎银。他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望向奥赛美术馆的方向。
夜色里,那座建筑像一只伏在河边的巨兽,沉默而庄严。
顾承忽然有一种强烈的直觉:那个送画的人、那个在1911年把水仙放在画旁的人、还有那个1990年他出生时失踪又重现的画,都在同一个晚上,用不同的方式,做过同一件事。
他们在和那幅画告别。
而他自己,刚刚才和它相遇。
这一晚,他回到小房间,没有吃任何东西。他把速写本翻到空白页,就开始画。画的不是那幅画,是照片里那个站在奥赛美术馆门前的男人。他凭记忆画,从眉骨开始,到鼻梁、到嘴角、到下颌。画着画着,炭笔越走越顺,像是手自己在动。
画完的那一刻,他停下来。
纸上的人,和他自己,一模一样。
他盯着看,胸口像被什么东西慢慢撑开。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悲伤,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漫上来。
他放下炭笔,走到镜子前。镜子里的人也在看他。
顾承抬起手,碰了碰自己的脸。镜中人也碰了碰他的脸。他看自己的眼睛,想知道里面到底装着谁。
“我是不是,也是你?”他轻声问。
镜中人没有回答。
但桌上的《庄子》无风自动,翻到了《齐物论》那一页。
顾承回头。书页停在最后几行。
他走过去,低头看:
“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他读了好几遍,忽然觉得每一个字都在水里浮起来,朝他飘过来。
“物化。”
他小声重复。
然后他关了灯,躺到床上,把白天那片鲜嫩的水仙花瓣放在枕边。花瓣在黑暗里发出淡淡的荧光,像一小片落在枕上的月亮。
他闭上眼。
水仙香慢慢聚过来,像一条河,把他托起来,往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送。
他不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