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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漫长的假期 人世间,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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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里没有厕所,每次大便只能去粪坑解决。孩童时的我蹲在坑边上,小腿微微发抖,那黑漆漆的坑口像一张张着嘴的怪兽。我不敢往下看,又怕不看清会掉进去。每次我的手心里全是汗,心里怦怦直跳,只想快点结束,赶紧逃离这又臭又可怕的地方。
可我还是跌入了那片污浊的深处,四周又腥又臭,潮湿、滑腻、令人作呕的气息让人几乎无法呼吸。我伸手去抓,却什么都抓不住,只有黏腻的空无,脚下的每一次挣动,都让我陷得更深,没有依靠,也没有人伸手。恐惧与恶臭混成一股钝痛,从嘴巴涌进喉咙,无处可逃!
啊!啊!啊!我从睡梦中惊醒,幸好又是梦,虚惊一场。村里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老人和小孩跌落粪坑,或被救出或被淹死的事件。所以我从小都是憋足一个星期才敢上一次粪坑,但那片漆黑与恶臭的冲击感实在太强烈,一直萦绕在我的梦里,不肯离去。
窗外传来“淅沥沥、滴答答”的声音,下雨了。房间的小风扇凉快地转动着,墙壁白白净净的,软软绵绵的床铺和被子轻轻裹着我,像躺在云朵里一般。
这是哪里?
我穿上鞋子,穿过浴室、厨房,停留在小阳台上,看着外面的小雨像一层薄纱,轻轻呢喃,将世界包裹在温柔的静谧里。我抬头望向上方,平整、明亮的天花板光滑如镜。可在记忆里,大院旧房子的屋梁早已被岁月啃蚀,木头发黑、布满霉斑,瓦片之间渗着细细的雨水,一滴一滴落在地上,溅起灰尘与霉味。
哦!这是妹妹打工的租房处,在东莞的城中村里,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单间。中考结束后,我一个人坐大巴车来东莞找妹妹,今天凌晨到的,卸下行李就沉沉地睡下了。一种从所未有的安全感紧紧裹着我。
这里没有腐臭的粪坑,没有潮腥的屋梁,没有奶奶严厉的呵斥,哪怕是下雨天,也不用躲进柜子里睡觉。父亲分到的小院里只有一间小卧室,小时候我们姐弟三人一起睡在一张小床上,过年时,一家五口人挤在这张小床上。父亲的放屁声、母亲的呼噜声和妹妹弟弟的梦话此起彼伏。
如今的我可以享受一张完整的床,竖着滚横着滚也撞不到人,枕头和被子香香糯糯的,我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自己的笑声回荡。此刻,我完全属于自己,小小的身躯在自己的世界里欢快地翻腾,没有约束,没有烦恼,只有温暖、舒服和属于自己的安全感。
雨呀,再猛烈些吧;风呀,再狂妄些吧;我不再害怕了!
过了一会,妹妹打开门,提着早餐走进来,“啊!是谁把房间闹得乱糟糟的?”
我拿枕头砸向她,调皮地说:“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整个屋子里就你一个人,快起来吃早饭。”
我麻溜地走到小桌子前,打开热乎乎的早餐,是石磨肠粉!肠粉入口滑嫩,软糯而有弹性,米香浓郁,伴随着鲜美的酱油与辣椒,回味悠长。我几口就扒拉完了一份肠粉,妹妹又打开了一份早餐推到我面前。
“这是什么?”我好奇地问道。我第一见到这样的粉条,晶莹剔透,像柔软的丝带蜿蜒在碗中,汤汁透着橘红与微微的油光,汤面漂浮着碎花生、葱花和香菜,辣油和醋汁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妹妹回应:“这是酸辣粉,用红薯粉做的,是北方的美食。”酸辣粉是川渝地区的美食,但在我们的观念里,广东以北都是北方。
我吃上一口酸辣粉,酸味清爽而开胃,辣味香而不燥,汤汁咸香适中,融合了花生的香气和酱料的鲜美,粉条在口中滑润却不散,酸味与辣味交织,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后面的日子里,妹妹继续带我体验了饺子、云吞面、烧腊饭、螺蛳粉、麻辣烫、黄焖鸡米饭等美食。虽然这些食物是很常见的“打工人快餐”,但对当时的我来说,除了腌芋头梗、腌酸菜,其他的食物都是新鲜的、好奇的。那段时间,我的味蕾像被唤醒的旅人,踏入了一片崭新的天地,酸、甜、苦、辣交织成一场盛大的交响。
妹妹来东莞打工是投靠了二伯家的堂哥堂姐们,大堂哥阿杰和二堂姐小美的租房在楼上,大堂姐大美则在附近的小区房里和男朋友同居。
我很快把酸辣粉吃完,因为前面一份肠粉下肚,所以无法再容纳这份酸辣粉剩下的汤汁,看着如此鲜美的汤汁要白白浪费掉,心里涌现了说不出的可惜与难过。
妹妹似乎看出了我的烦恼,打趣着说:“城里人不喝汤汁的,你要入乡随俗哦。”
然后我们一起到楼上阿杰和小美的租房处串门,他们租了一厅一房,阿杰睡沙发,小美住卧室里。
门被推开的一瞬间,一股浓重的药味混着血腥味扑面而来。前来开门的小美大声地对屋内喊道:“阿香和小妹来了。”
我们走进屋内,看到阿杰坐在厅中间,赤裸着上身,背上的皮肤布满细碎的伤口,玻璃碎片的划痕交错纵横。
小美走到他身后,轻轻抹上双氧水,皮肤一碰到双氧水,立刻冒出一层细密的白泡。阿杰的肌肉微微绷紧,背脊一阵抽动,似乎痛痒得难耐,却又不敢去碰,嘴唇抿得发白。
我的脚像被钉在原地,定定地看着这场景,只能听见呼吸声与药棉摩擦皮肤的细微响动。
阿杰反而笑出了声,“阿香没见过大阵仗,肯定被吓到了。”
小妹和小美也跟着咯咯地笑了起来。原来阿杰的老板是大耳窿(高利贷放贷者),前几天他和同伴们去追债,与逃债人发生了冲突,被玻璃砸伤了背部,因而有此一幕。大家似乎已经见怪不怪,只有初来乍到的我被惊到。
接着,我们一伙人又去看望大美,她和男朋友住在一个有电梯的小区里。电梯是一个小小的方格子,亮亮的,有一面能照出我的脸。“叮”的一声,两扇门自动向两边滑开,像被施了魔法一般。人们走进小格子里,“叮”的一声,门又自己关上了。紧接着是一阵失重感,我下意识地扶住墙壁,但其他人毫无反应地稳稳站住。这看似普通的一格小空间,像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
大美住在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里,像一个真正的“家”一样,有沙发、茶几、餐桌、电视机等物件。她热情地招呼我们,还把我引到她男朋友面前。
“这是堂妹阿香,还在老家念书。”
我轻轻地点了下脑袋,大美接着说:“阿香,喊姐夫。”
我错愕了一下,还是小声地喊了一句:“姐夫~”
大美十几岁出社会摸滚爬打,如今也不过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女性,而面前这个半倚着椅背的“姐夫”已经年过三十。他个子高挑、身材偏瘦,鬓角有些许白,指间夹着一支烟,烟雾缭绕里,神情淡淡的,像在想什么,又像什么都不想。
他淡淡地吐出一句话:“五官很精致,皮肤再白些,个子再高点,就更好看了。”然后举起酒杯,只轻轻碰一下就喝下去,眉头都不皱一下。那份沉默和克制,让我觉得他没有明显的敌意,却有一种无形的距离感。
我没听懂他话里的意思,其他人似乎不愿主动和他说话。客厅里的电视声一直响着,大家嗑着瓜子,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气氛表面上热热闹闹,却又隐隐透着一种说不出的疏离。妹妹后来私下提醒我:不要随意好奇“姐夫”这种人。
去年春节,大美曾带着这位“姐夫”回老家见二伯和二伯母。那天,“姐夫”开着一辆宝马车进村。车子刚停下,两位老人脸上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了,忙前忙后地招呼,言语间不停催促他们早点领证、办婚礼,把事情定下来。
“姐夫”的神情,和今天一样。他坐在大院里抽烟,神色淡淡的,很少说话,对周围的热闹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尽管二伯一家热情招待,张罗饭菜、端茶递水,可他坐了没多久,便起身开车离开了。
直到今天,大美和他依旧只是同居的关系。没有婚礼,也没有结婚证。
晚上,大伙一起到大排档吃烧烤,现场还有几个头发染得红红绿绿,打耳钉、唇钉,有纹身的“朋友”。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吃烧烤。街角的摊子上,烟气缭绕,油花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空气里混着孜然、辣椒、啤酒和香烟味,像一股热浪,钻进鼻腔。
我们围着几张拼起来的桌子坐满了人,吵吵闹闹的。阿杰和几个小混混模样的“朋友”大声笑着,猜拳,拍桌子,碰瓶子,嘴里骂骂咧咧,烟雾在他们头顶打着旋儿。“姐夫”、大美、小美、妹妹和几个朋友在玩摇骰子游戏,输的人要喝酒。我不想参与,只低着头啜着炒田螺。肉香本该让我的胃口大振,可这种闷热、嘈杂、带着酒气的氛围,反而让我感到有些迷糊。我听不清大伙在说什么,只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太近、太吵、太油腻。
烧烤摊越发热闹,大伙们已经喝得脸上泛红,有人把空酒瓶往桌上一磕,大声嚷嚷:“走啊走啊,骑车比一把!最后一名请客!”
话音一落,旁边的人立刻起哄。
“就他跑得慢!”
“输了别装穷啊!”
“敢不敢?不敢就是怂!”
几个人笑得前仰后合,“姐夫”似乎也来了兴致,拍手称快。
阿杰把椅子一推就站了起来,仿佛已经闻见风声、听到油门怒吼。有人把外套一甩扛在肩上,有人掀开头盔狠狠一扣,他们瞬间亢奋得像打了鸡血,像要去赴一场只有年轻人才会懂的“英雄式荒唐”。
夜风从街口吹过,他们急不可耐地朝摩托车堆放处冲去,只留下烤串签子和啤酒瓶叮里当啷的一阵乱响。这一刻,没有人关心明天,也没人去想危险,“勇士们”只想在速度里赌一把面子,赌一腔热血。
“姐夫”和我们几个女生则在摊子上等着看戏。
夜色被几个油门声猛地划破,摩托车一辆接一辆冲出巷口,尾灯在黑夜里拖出一道道红色的光痕,像春节烟花里甩出的火焰。他们在狭窄的街道上左右穿梭,谁也不肯先松手,像是在用速度证明那股“不服输”的劲儿。
领头的两人几乎并排,肩膀一沉就能撞到对方;后面有人弯腰把身体压得很低,车身倾斜得快要擦到路沿;还有人满口脏话笑得像疯子。这种既危险,又沸腾的疯狂场景,让我想起了大富和小贵的话:这才是活着的感觉!原来,无论在村里还是在城里,人们都无法无聊地活着。
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后,顺序定了。
有人摘下头盔仰头大笑;有人“啊”地骂了一声,说自己差一点儿;还有人直接跳下车吹口哨,无敌兴奋。
而最后一个慢悠悠停下车的人脸色铁青,半天没说话。那个小伙个子不高,瘦瘦的一身骨头架子,T恤在他肩上显得宽大,脸颊有些凹,皮肤黝黑,眉毛细而紧,像两道拧着的细线。输掉比赛后,他站在人群里苦笑,肩膀微微塌着,身型看起来更单薄了几分。
周围立刻响起起哄声:
“你埋单!”
“别想赖账啊!”
他站在原地愣了一会,然后低头挪到“姐夫”身边,刚才赛道上拧得死紧的那股劲儿,全收进了嗓子眼里。
“哥……这一顿我先欠着行吗?这个月的工钱全寄回老家盖房子了,下次我请。”
说完他不敢抬头,像怕别人笑。他咽了口唾沫,低着头,站得笔直,却又显得格外瘦弱,像在风里硬撑的小树苗。
“姐夫”叼着烟听完他那句“先欠着” ,冷笑了一声,“行,这顿我请。”
话说得爽快,周围立刻一片“哇”的起哄声。
小伙松了一口气。“姐夫”从旁边的啤酒箱里抽出一瓶冰啤酒,塞到他手里。
小伙点点头,以为领会到他的意思,正要仰头开喝。“姐夫”突然抬手一挡,嘴角一勾,“等等。”
只听“啪”一声脆响,“姐夫”把另一瓶酒直接摔在地上,玻璃四溅,在灯光下冷冷闪烁着。他捡起几块最细碎、最锋利的渣子,用纸巾胡乱裹成一团,丢在小伙面前。
四周瞬间爆发出更大的起哄声。
“吃进去!”
“要敢就整!”
......
小伙脸色一僵,喉结滚了滚,那团纸巾又轻又小,却像一团铁块压在他胸口。他抬眼看了看“姐夫”,“姐夫”没说话,只是抽着烟,眯着眼,像在等他“自己选”。
那不是一种命令,却是比命令更狠的沉默。
小伙牙关狠狠一咬,猛地把那团纸巾塞进嘴里,紧接着抓起啤酒,一仰头就开始灌,喉结上下翻滚,酒水沿着下巴淌下来。
瓶底见光的那一刻,他才停下,脸色涨得通红。
热闹四起,笑声震天,旁人拍着小伙的背哈哈大笑。他也跟着笑了起来。
在“姐夫”介绍的网吧里,妹妹干着网管的活。小美则在一家发廊当洗头妹。阿杰偶尔会跟着“朋友们”出门收债。至于“姐夫”和大美具体做什么,则始终透着一股神秘。我只知道,“姐夫”是地下夜场的股东,大美跟着他混吃混喝,但他们做的事情显然不止这些。
我也想在附近找一份兼职,奈何我长得过于瘦小,身形和样貌都像个孩子,很多厂子看了都不敢收我。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只能一个人待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打发时间。
妹妹有一台二手台式电脑。我开始学着使用电脑,练习五笔和拼音输入法,折腾QQ空间,浏览快播上的视频。最重要的是,恶补性教育知识。
生物书上说,男性的精子与女性的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从而孕育出新的生命。可我一直以为,所谓“精子和卵子结合”,是男女接吻时,通过唾液进入女性身体里的。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会刻意远离男性,害怕他们说话时飞溅出来的唾沫星子,会不小心落进我的嘴巴里。
妹妹知道我对“新生命”的认知后,笑得几乎直不起腰,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捂着肚子,断断续续地说:“你连月经初潮都还没有,怎么可能怀孕?”
虽然我已经初三毕业,但月经一直没动静。胸前依旧空空荡荡,衣服被风一吹,便轻飘飘地鼓起来。妹妹已经悄悄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她个子比我高,尽管身形还显得稚嫩,但在肩膀和胸口处已初露少女的曲线。走在外面时,别人总会下意识觉得她才是姐姐,而我更像那个年纪更小的妹妹。
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自己的身体,保护自己的身体。老师翻来覆去只会说一句:“洁身自爱。”可到底怎样才算“洁身自爱”?怎样又不算“洁身自爱”呢?
小时候,村里的男孩子会伸手摸女孩子的胸部和臀部。那时的我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样的行为。
父亲和叔伯们站在一旁起哄,嬉皮笑脸地问:“爽不爽?”奶奶和母亲则在另一旁骂骂咧咧:“丢死人!”
被围观,被羞辱,被责骂的是女性;而男性却被默认可以这样做,不会受到责罚,甚至对此习以为常,洋洋得意。
也正因如此,村里人谈起那些从外地被拐来的女人时,语气像是在炫耀家里的牲畜和收成;父亲把包养情人当作“有本事”的象征,用来证明自己混得风生水起;大伯也能理所当然地侵犯收养来的女儿。
那些倒错的伦理与道德,在我们的成长中生根、腐烂。我们不仅不觉得这是错的,还骄傲于“别人不敢干,我们敢干”。
这天,小美来找我。她抬眼看向我,用一种像是在商量今天去哪儿吃饭般的语气说道:“阿香,我怀BB了。”
小美没有手足无措,也没有情绪颤动。她见我愣住,又补充了一句:“有空陪我去一趟医院吧,我准备做人流。医院规定做人流手术至少要有一位家属陪伴在场。”
那种冷静让我心里忽然升起一种不安,“阿杰和大美知道吗?”
小美撇了下嘴巴,“他们说不想理我。”
我继续问:“孩子的爸爸呢?”
她噗嗤地笑了一下,“其他的你不用管,在医院等我麻醉清醒就可以回来了。”
我疑惑,她怎么如此清楚医院的流程,似乎这不是她第一次进行人流手术。
后来从妹妹那里得知,小美的发廊用洗头服务进行非法活动。她接待的“客人”是“姐夫”与大美推荐的,她怀上的孩子连父亲是谁都不知道。
我惊慌地跟妹妹讲:“这是违法的!他们有没有逼迫你做这样的事?”
妹妹低眉一笑,用食指轻轻戳了一下我的脸,轻轻地说:“保密哦!”
第二天,小美和我到医院办理手术手续。在准备签字时,护士问了她三遍:“是否确定进行人流手术?”她不假思索地回答了三遍:“是!”
手术室等候区里,医院的灯光明亮、冰冷,我们坐在长椅上等叫号。走廊两侧的长椅几乎坐满了人。大多是成年妇女,或有丈夫陪同,或有母亲、婆婆在旁,轻声交谈着,偶尔有人垂头叹气,有人紧紧握着伴侣的手,也有人板着脸低声埋怨。我和小美格外显眼,因为我们明显太年轻了。有人低声和身旁的人耳语;有人眼神里带着审视;还有人带着那种“我知道你们是什么情况”的轻蔑式同情。
空气里像被拧出一层默默的评价:
“这么小?”
“是不是未婚?”
“家里人怎么管的?”
“看着还像学生……”
这种无声的围观,让我感到这条走廊不是等候区,而像一条审判席。别人都有“身份”解释她们为什么在这里,只有我们,被默默归类为“问题本身”。
小美没有在意,只一脸扑在手机里玩QQ空间,还时不时跟我分享有趣的漂流瓶留言。
叫号的声音在走廊尽头响起,电子屏亮起小美的名字。她本能地起身,“我进去一下,很快。”
我点点头,她才继续往前走。门缓缓合上,她的背影也随之被隔在另一侧。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手术室的门打开了。护士搀扶着一位还没过麻药劲的、迷迷糊糊的妇女走了出来,那位妇女的先生上前一把抱起她,走向术后观察室。
接着小美也被扶着走出来,我立即上前想接住神情恍惚的她。护士一松手,小美像一头小熊一样完全往我的身上压过来。瘦弱的我使劲地抱住她,可是双脚不听使唤地退后了两步。护士赶紧扶稳小美,她淡淡地瞥了我们一眼,叹了一口气,然后架起小美左边腋下。我扶着右边胳膊,颤颤巍巍地走进术后观察室,把小美安置在一张小床上。
术后观察室的灯光是昏白的,冷得像一块被打磨过的金属,把每个人的脸色都衬得更加苍白。房间里一张挨着一张的小床,被薄帘半隔开,帘子后面是低声的安慰、掺着疲倦的呼吸声,以及悉悉索索的保温瓶开盖声。
旁边的床位传来细声安慰,丈夫小声嘱咐“再忍一下就好了”;母亲抚着女儿说“家里炖了鸡汤”;那些轻声细语在空气里一层一层堆叠起来,让我们显得更加孤独,也更加突兀,像两块从世界边缘剥落下来的影子。
我握着小美冰凉如石的手背,一遍遍地抚摸着,试图用自己的体温把热量传给她。她的睫毛微动,像从深海里慢慢浮回来,迷迷糊糊睁开眼,声音虚弱得像隔了好几层棉:“结束了吗?”
我俯身一点,听她断断续续地描述:手术台上亮得刺眼的灯,医生冷静的指令,刺痛的麻醉针,冰凉的仪器,短暂的晕眩,还有那种“像是突然被抽空”的失落感。她说得很平静,好像讲的不是真实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只是一段已经和她无关的过程。
在回去的路上,我买了一条鱼,村里人常说孕妇补身体要喝鱼汤,我觉得小美也需要进补。但不知道是妊娠反应还是术后副作用,小美一闻到鱼腥味就马上呕吐,吓得我不知所措。大美也来了,她带来了盒饭和几串冰糖葫芦,还有一袋从药店买来的避孕套和避孕药。
大美深吸一口气,火气就这样一下子从胸腔爆出来。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
“不知道事后可以吃紧急药吗?”
“这是在拿命开玩笑,你当是一次感冒打个点滴吗?”
......
小美躺在床上低着头,像一只快被雨压垂了翅膀的小鸟,只是轻轻咬着嘴唇,不反驳,也不解释。
大美生气地责骂小美,随后便摔门离开了。
我拿起冰糖葫芦给小美吃。她马上恢复成没事人一样,咔哧咔哧地啃起来。我也一块吃,冰糖葫芦很甜,我的心却很酸,小美接待的“客人”不正是“姐夫”和大美推荐的吗?
不知不觉我的泪流了下来。小美用手轻轻地给我擦拭着眼泪,“阿香,你哭什么,最惨的人是我呀。”
我忽然意识到,比她的无知更让我伤心的,是她居然觉得自己“不值得被更好地对待”。
中考放榜的那天,天还闷得热,房间里的小风扇呼呼地吹着。我正把手机丢在枕头边,QQ忽然“叮”地跳了一条消息,是班主任在群里发布的成绩名单,我的名字在第七个。
那一瞬间,屏幕的亮光把我整个人都照得发烫,像夏夜里忽然炸响的一束烟火。
我考上市一中了!!!
这一届镇上参加中考的一千多名学生里,最终能挤进市一中的人,不到三十人,而我在其一。我用手指捏着手机屏幕,指尖有些发抖,不是激动得跳起来的那种快乐,而是一种慢慢浮上来的轻飘感,像被推上了一条陌生又陡峭的路。我已经踏进去了,可腿还是软的。
消息传得很快,我考上市一中的喜讯像蒲公英一样顺风散开。很快我就接到父亲、母亲和奶奶的祝贺电话。表哥阿远也考上了,但我的成绩比他的高十几分,这令父亲更有优越感。我已经能想象到,他打电话给二姑妈道喜时压不住的嘴角。小桃也考上了镇上的中心小学,今年暑假真是太热闹了。
那个周末,我和妹妹受叔叔婶婶邀请,到他们家里做客。叔叔在东莞做纺织生意,堂弟堂妹们也一直在城里上学、生活。
婶婶一家热情地招待我们,做了一大桌丰盛的饭菜,还陪我们去逛超市,一起吃冰淇淋蛋糕。
在返程的公交车上,妹妹像卸下什么重担似的,长长吐了一口气:“我以后再也不来叔叔婶婶家了。”
我有些疑惑:“怎么了?他们对我们不是挺好的吗?”
妹妹低着头,声音闷闷的:“他们只是对你好。因为你读书好,考上市一中,所以才高看你一眼。”
随后,她慢慢讲起了今天的感受。堂弟堂妹们其实并不待见她,甚至直接说:“我们只想和阿香姐做朋友。”
去买冰淇淋蛋糕时,婶婶给我和堂弟堂妹们一人买了一份,唯独漏掉了妹妹。
我这才猛然意识到,自己一直沉浸在那些赞扬与掌声里,竟完全忽视了妹妹的难堪与失落。
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向前开着。我心里发酸,悄悄握紧妹妹的手,默然无语。
暑假即将结束,母亲让我来深圳玩玩。
我坐车过来找到了她的出租房,背着大书包在楼下等她下班。老旧楼房的外墙上密密麻麻贴着出租、电话套餐等小广告,楼下的巷子狭窄昏暗,电线像藤蔓一样交错拉着。
那年,深圳的关外地区,还带着明显的城乡交界气息。空气里混着潮湿的热风和工厂食堂里蒸汽腾腾的米饭味。街口的摊摊推着铁皮车,一边煎着蛋饼一边吆喝“蛋饼油条~热的热的~”,身后就是一排贴着“房屋出租”、“厂房招工”的旧广告墙,纸张被日晒雨淋得皱起了边。
道路旁的绿化不算精致,土黄色的地面一阵阵风吹过,就能扬起粉尘。电动车、自行车、摩的和运输小卡车混在一起穿行,拐弯时常常要靠一声喇叭提醒。街角的电子厂外,防静电服的年轻人刚刚换班,有人随手把工牌塞进兜里,三三两两围在十字路口的小卖部前买瓶一块钱的冰红茶解暑。
刚下班的母亲缓缓走过来,她微胖的身形被那套蓝灰色工服勒得更显臃肿,腰间的松紧绳也被磨得起了毛边。整个人像被流水线捶了一整天,肩膀塌着,背微微弯着,脚步沉得像拖着一袋看不见的货。头发因为汗水和防静电帽的闷热,全都贴在头皮上,额头的刘海分成几撮,像被雨水碾过。
母亲的出租房,一进门就有一股潮气往脸上扑,像是墙角常年积着一滩看不见的水。窗户只有一扇小小的推拉缝,还被隔壁楼堵得严严实实,根本透不进阳光。白天也得开灯,不然整间屋子就像浸在灰绿色的雾里。
屋子不大,却被衣服和包包塞得满满当当。铁架子上挂满了四季的衣服,冬天的羽绒服跟夏天的短袖挤在一起,谁也顾不上秩序。鞋子摞成一小塔,旧的变形塌陷,新的来不及清理,全部堆在门口,把出入口挤得只剩一只脚能过的宽度。这样的出租房,不算脏乱到无法居住,却永远透不进“松快”两个字,就像被挤在城市缝隙里,勉强留出一点能喘气的空间而已。
周末,父亲要过来带我和母亲去游乐园玩。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光顾游乐园,我本应该高兴得手舞足蹈,像故事书里的小孩那样跳起来、拍手、追着问“真的嘛真的吗”。但我没有,我把“高兴”整个压在心里,没有往外翻一点点。我已经懂得,越是期待的东西,越容易落空。在这个家里,这种“说说而已”的承诺太多了,像空罐子叮当作响,热闹,却装不进现实。我提前把失望预演过一遍,于是不用害怕真正到来时的疼。
但父亲真的带我们出门了,难道这次是真的吗?
我的父亲,身材矮肥,脖子和肩膀之间几乎分不清界限,整个人像一截被推着滚动的肉墩子。他顶着一个锃亮的光头,皮肤被日晒和油脂堆叠成一种暗沉的焦黄色,带着一层黏腻的反光,油腻得发亮。不近视的他总喜欢戴着一副平光镜,镜片后面一双小眼睛眯成缝,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逮住人就喜欢高谈阔论。他讲话的时候喜欢把肚子往前一挺,一边抬下巴一边扶眼镜,仿佛自己是某种“民间智者”。当汗珠顺着头皮一路往下流,最后停在脖子褶皱里,他那副“斯文”装得越发滑稽,像在表演一种廉价的体面。
在去游乐园的路上,父亲母亲又因为“二奶和私生子”的事情吵架了。母亲的嗓音嘶哑,情绪失控得像要把这些年的委屈和怨恨一次性撕开。父亲的语气里带着推搡、辩解,以及那种“为什么还要翻旧账”的不耐烦。两人越吵越近,手也开始甩上去了,母亲脱下一只凉鞋,狠狠地往父亲的脑壳砸去,接着推、抓、拽,整条路边的行人都在看着我们。
我站在原地,看着这一切,神情波澜不惊,没有害怕,因为“害怕”这种情绪,在很小的时候就用完了。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极其疲惫又冷漠的念头:要是现在就有一辆车冲上来,把他们俩一起撞死就好了,世界终于能安静一点。
母亲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她看都没看我一眼,一个人上车离开了。
闹剧收场了。
果然,没能去成游乐园。
幸好,已经提前预演过失望。
父亲递来20块钱,让我打车回母亲那边。接过钱的那刻,我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响起,“爸,我饿了。”
他无奈地摇摇头,又看到附近正好有个商场,便带我到里面找了一家小店坐下来。上餐之后,他一直絮絮叨叨地解释:“这次没去成游乐园,是你妈的错,爸爸对你还是很用心的,你要恨就恨你妈......”
此时,父亲的手机铃声响起,是二姑妈。阿远考上市一中,二姑妈打算办一场升学宴,她询问父亲,要不要两家合办?
父亲回应:“二姐,你家有出息的是儿子。阿香是个妹仔,我拿不出手呀。”
挂电话后,他又向我解释:“办升学宴要很多花钱,我们家没那实力,还不如留着钱给你买个学习机,哪里不会点哪里。”
刚开始,我还是觉得很恼怒,听到“学习机”三个字,心里的喜悦像一颗小灯泡突然通电,一瞬间被点亮了。学习机在学生们的眼里,不只是一个电子产品,它更像是一扇通向更聪明、更体面、更被认可的世界的门。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敢表现得太盼望,小心翼翼地像捧着一朵还没开的小花,连呼吸都轻下来,生怕一口气太重,把希望吹没了。
父亲居然真的把我带到买学习机的店里,一个高高瘦瘦的导购员小哥热情地接待我们。
父亲骄傲地说:“我女儿今年中考考了680分(实际是650分),把你们最好的学习机拿出来。”
小哥一边拿出最新款的学习机,一边夸我聪明伶俐。他拿出英文书开始做一些演示,想展示学习机的强大功能。我的心飘飘然的,立马把书上的英文句子翻译出来。小哥直夸我是天才。
父亲又翻了几页,“阿香,大声读读这段英文。”
我自信满满地把这一页所有的句子都读出来。父亲在一旁露出了自豪的神情,他又让我一一体验了其他型号的学习机,最后让小哥把卖得最好的那一款包装起来。
走到前台准备结账时,父亲问我:“今天高兴吗?”
我大声地回答:“超级无敌高兴!”
“高兴就好。”接着他转身直直往前走,脚步很快,头也不回。小哥喊他结账,他也不理睬,一溜烟地不见身影了。
我赶紧小跑地跟上父亲。走到了商场外面,他对我说:“你现在可以回去了,今天的你已经收获了无限的快乐!”
我愣在原地,茫然若失。
记忆忽然把我拉回小时候的某一天。那天,父亲往家里的座机打来电话。他问我:“知道中秋节的意义吗?”
我照着课本上的话回答:“中秋是花好月圆、阖家团圆的节日。”
电话那头的父亲笑着说:“对啊,爸爸已经提着月饼到村口了,快出来接我。”
我一下子来了精神,猛地冲出大院,对着奶奶和弟弟妹妹大喊:“爸爸回来看我们了!”
弟弟妹妹也赶紧跟了出来。我们一路跑到村口,站在那里张望了很久,却始终没见到半个人影。
直到奶奶过来,把我们喊回家,我们才慢慢明白,又被戏弄了。
曾经的我,还能清晰听见那个蹲在枯井边、盼着父母年关归来的孩子的心跳声。只是如今,那颗跳动的心,已经悄无声息地死去了。
回到母亲的出租房,已经是傍晚时分。母亲在昏暗的屋里专注地研读着《金牌白小姐特码年刊》,“白小姐的书”是买彩票的学习资料。人们觉得在书里就能找到大奖、特奖的线索。我只觉得可笑又可悲,因为“白小姐的书”正是彩票方出售的,书里还有许多吸人眼球的裸女写真和一些低俗的色情笑话,让人欲罢不能。
“白小姐的书”既是母亲当下的“消遣读物”,又是未来的“希望良药”。她喜形于色地告诉我,今天看得很准,花了一千块钱买彩票,要是中奖了,去多少回游乐园都不成问题。
孩子们长期衣食不足,连继续读书都成了奢望,只能早早辍学外出打工。母亲对此却始终不闻不问。在她看来,只要哪天中了彩票,眼前这些苦日子便都不算什么。
她让我们向奶奶和父亲讨要学费和生活费,理由也简单:孩子既然跟着父亲姓“谭”,自然该由谭家来养。
多年以后,年迈体弱的母亲回到谭家村养老。她逢人便声泪俱下地诉苦:“我十几岁就生下三个孩子,在工厂里没日没夜地加班赚钱养活他们,为什么没人肯回家看看老人家......”
在我的再三恳求下,母亲终于答应带我去医院,检查这个迟迟没有来月经的身体。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神情严肃的中年女医生。她抬起头,语气生硬地问:“为什么一直不来月经?”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这正是我来医院想弄明白的问题。
见我迟迟不开口,医生有些不耐烦:“你不说实话,我没办法帮你。”
我变得更加慌乱,完全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只能磕磕巴巴地解释:“我......我就是一直没来月经,老师让我来看医生。”
医生低头在电脑上敲了几行字,随后打印出一张检查单,语气平淡地说:“先去做个B超,看看有没有怀孕。一楼缴费。”
她把单子递给母亲的那一瞬间,母亲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
我们一路往一楼缴费处走去。快到门口时,母亲忽然拽着我,径直走出了医院。
下一秒,她的手猛地挥了过来。
“啪——”
一声脆响重重落在我的脸上,半边脸瞬间发麻。
紧接着是第二下、第三下,几乎没有停顿。急促而凶狠的力道裹挟着她粗重的呼吸,连周围的空气都像跟着震了一下。
路过的人纷纷停下脚步。有人偷偷张望,有人低声议论。
我的脸火辣辣地疼,耳朵里一阵嗡鸣,头发也被打得散乱下来。我不敢抬头,只是本能地捂住脸,任由眼泪失控地往下掉。
母亲的声音像刀一样,一句一句往我心里戳。
“丢人!丢人!丢人!”她生气地在医院门口指责着我。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她的女儿,只是她怒火的出口,是她羞耻的象征。
我想逃,可脚像灌了铅一样动不了。
我只能站在那里,手还捂着脸,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就像一个被世界当众剥光尊严的孩子,孤立无援,却又无处可去。
母亲正在气头上,喋喋不休地骂:“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就这样报答我?十几岁未婚先孕!要是真生个女孩出来,别指望我帮你带。还以为你读书多好、多有本事,结果还不是一样下贱!”
那些尖酸刻薄的话,像石头一样不停砸过来。
骂完后,她又拉着我去了药店买验孕棒。站在柜台前,母亲毫不避讳地对店员说道:“拿一支验孕棒给她。十几岁就有仔了,丢死人。”
说完,她又抬手狠狠往我后背劈了一巴掌。
那个女店员明显被吓到了。可她很快稳住神情,拿出一支验孕棒结账,一边保持着礼貌的微笑,一边轻声劝慰:“小孩子不懂事,大人还是要慢慢引导的嘛。”
回到出租屋后,我按照说明用了验孕棒。结果显示:没有怀孕。
这是意料之中的结果。
可母亲依旧不肯罢休,仍阴沉着脸,恶狠狠地说道;“你最好说实话!”
与其说母亲是在生气,不如说,她是在失望。就像以前那样。
有一次,我独自走在村里通往镇上的路上。迎面走来一个陌生男人。我下意识想绕开他。他却忽然拦住了我的去路,目光肆无忌惮地在我身上停留,脸上浮现出令人厌恶的狎昵神色。
我转身想跑,却被他一把攥住肩膀,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他的手跨过了界限。恐惧像电流一样,剎那间从脊背窜遍四肢。我吓得浑身发软,却还是本能地拼命挣扎。
我甩书包,拼命扭身,用力推开他的手,慌不择路地从他的掌控中挣脱出来,然后发疯似地往前跑。剧烈的心跳声在耳边轰鸣,几乎盖过了一切。
身后传来那个男人粗重而刺耳的笑声,那笑声像鞭子一样抽在我的背上。
他在追我!
我根本不敢回头,眼泪被风吹得不断往下掉。我只知道,自己绝不能停下来。只要慢半步,等待我的,就是无尽的深渊。
直到我冲进前方热闹的村庄,人声、脚步声、猫狗的叫声重新包围了我,那阵笑声才终于停止。
我死死攥着书包带,拼命想让自己站稳,可手还是抖得厉害,只能继续跌跌撞撞地往前跑。
从那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只要有陌生异性靠近,我就会下意识屏住呼吸。即便对方只是普通路人,我的身体还是会骤然绷紧,手指微微颤,心跳失控,呼吸变快、变浅,胸口像被铁圈箍住一样。
后来,我鼓起勇气,把这段经历告诉母亲,希望能从她那里得到一点安慰。
母亲沉着脸问我:“他有没有侵犯你?”
我摇头否认。
她听完后,竟有些失望地说:“切,没有被侵犯,算什么事呀。”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母亲失望的,并不是我受到了惊吓,而是我没有真正“出事”。
多年前,因为未婚先孕,她曾被外婆羞辱、责骂。那段经历像一根刺,深深扎在她心里。于是,她也想把同样的刺扎进我的心里。仿佛只有这样,她才能摇身一变,成为那个“早就提醒过你”的人,再顺理成章地把积压多年的怨气、羞耻与痛苦,统统倾倒在我身上,从中获得一种扭曲而虚假的平衡感。
晚上,我睡在母亲身边。她背对着我,留给我的,是一个冷硬而沉默的背影。
我睁着眼,盯着那个弧度出神。忽然间,脑海里浮现出《名侦探柯南》里的某个情节:凶手用一根细得几乎看不见的针,从人的后背刺入心口。没有血迹,没有挣扎,睡着的人只会像继续沉睡一样,悄无声息地死去。
那个画面不知为何突然变得异常清晰,仿佛就在眼前。
我甚至开始想象,那根针落在母亲背上的轨迹:穿过皮肉,避开骨骼,缓缓抵达心脏,然后让一切终于安静下来。
每一次,当我在脑海里想象杀死父母的画面时,胸口那股长期积压的窒闷感,都会短暂地松开一点,像终于能喘上一口气。
可我从未真正动过手。
只是心里的某根弦,在漫长的压抑、羞辱与失望里,悄无声息地断掉了。
开学的时间越来越近,我收拾好行李,准备坐大巴回老家。
我原以为,可以在城里顺利地找到一份工作,再也不用回到那个发霉潮腥的大院;我原以为,只要离开学校、离开那些要交学费的账单,就能轻松一点;我原以为,去到城里打工挣钱,或许能早点过上“大人的生活”。
可当亲眼看到父亲母亲、妹妹和其他人的城里生活时,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粪坑,每个人都在边缘战战兢兢地挣扎。
我开始怀疑,眼前这种生活,究竟是不是自己渴望的“自由”。
虽然我不知道,读书到底能不能真正改变命运,但我很清楚,我不甘心困在这里。我想去看看那些从未走过的路,想知道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离开深圳前,我又去了那家药店。
还是那位店员。
我向她要了几盒益母草颗粒。上网查资料时,我看到“益母草具有活血调经的功效,可用于月经不调、痛经、经闭”。既然医院没能给我答案,我便开始笨拙地尝试,自己拯救自己的身体。
那位店员三十多岁,个子不高,却让人一眼就觉得亲切。她说话时总带着温和的笑意,声音轻轻的,喜欢微微俯下身与我交谈,让我感觉被温柔地照顾着。
“靓妹妹,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有人欺负你吗?要不要阿姨帮你报警?”
我沉默地摇摇头,拿起药离开了。
每一次疼痛、每一次恐惧、每一次羞辱,我都想过呐喊,想过求助。
老师?医生?警察?
这些念头曾一闪而过,却每次都被现实无情击碎。即便我心里满是伤痕,仍要回到那个斩不断的家庭里,那里有痛苦,也有血缘带来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