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南京的声音 194 ...
-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
市谷高地，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大礼堂被彻底改造为法庭。审判席高踞前方，背景是十一面联合国旗帜。旁听席坐满了各国记者、外交官和获准进入的日本民众，黑压压一片，空气沉闷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
我坐在审判长席的正中央。黑色法袍熨烫得笔挺，领口的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勒得喉结微微发紧。左手边坐着苏联法官扎里亚诺夫，右手边是印度法官帕尔。十一位法官沿着U形长桌排开，像一排沉默的裁判。
庭警敲击木槌，全场起立。
我翻开面前的案卷，声音不高，但整座大厅都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现在开庭。”
检察长季楠起身，开始宣读起诉书。五十五项罪状，从1928年皇姑屯事件到1945年日本投降，涵盖了整个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史。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每一条都指向坐在被告席上的二十八名甲级战犯。
被告席上，东条英机戴着助听器，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他身后是畑俊六、梅津美治郎、南次郎、小矶国昭、荒木贞夫——一张张我在历史照片上看过无数次的脸，此刻都活生生地站在不到三十米远的地方。
他们的面色各不相同。有的铁青，有的惨白，有的试图用傲慢掩饰恐惧。但没有一个人露出悔意。
宣读罪状的过程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检察长逐条念出那些地名和数字：南京、重庆、武汉、长沙、哈尔滨、沈阳……三十万、二十万、十万、三光政策、细菌战、万人坑。
旁听席上有人低声啜泣。我没有抬头，但我知道那是中国记者团的方向。
起诉书宣读完毕。我望向被告席，声音平稳：“被告方，请回答对起诉书的意见。”
日本首席辩护律师清濑一郎站起来。他穿着一身剪裁精良的黑色西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神情自信得像在参加一场学术辩论。
“辩护方认为，起诉书中的指控完全不成立。”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口音，“日本在东亚的军事行动并非侵略战争，而是自卫行动，是为了解放亚洲各国免受西方殖民统治。所谓的‘南京事件’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附带伤亡，数字被严重夸大。至于‘细菌战’指控，日本从未进行过任何此类活动，这是战胜国强加给战败国的政治宣传。”
他说完后，微微鞠了一躬，重新坐下。
旁听席上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我能感觉到中国记者团那边传来的压抑的愤怒，像火山喷发前的地鸣。
我低头翻了一页文件，用平静得出奇的声音说：“辩护方的答辩意见已经记录在案。控方可以开始举证。”
清濑一郎微微一愣，他显然期待我会当场反驳他，好让他有继续辩论的机会。但我没有给他这个舞台。审判长的职责不是和辩护律师吵架，而是让证据说话。
季楠检察长站起来：“控方请求传唤第一位证人。”
第一位证人是一个三十出头的中国男子，姓陈，南京人。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长衫，被法警搀扶着走进证人席。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但脊背挺得很直。他的面容沧桑得像是老了二十岁，眼角的皱纹比同龄人深得多。
他宣誓的时候，声音沙哑但清晰：“我发誓，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句句属实。”
季楠走到他面前，语气温和：“陈先生，请告诉法庭，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您经历了什么。”
他沉默了几秒。整座大厅都安静下来。
“我那年二十二岁，”他说，“日军进城那天，我和我爹、我娘、我妹妹躲在城南的屋子里。听见外面枪响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五个日本兵踹开了我们家门。他们把我爹拖到院子里，用刺刀捅死了。我娘扑上去哭，被一枪托打晕在地上。我妹妹……我妹妹才十四岁。”
他的嘴唇在发抖。
“三个日本兵把她拖进了里屋。”
他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但他的沉默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旁听席上有人捂住了嘴。
季楠等了几秒，轻声问：“后来呢？”
“后来我也被带走了，我和三百多个男人一起被押到江边，用机枪扫射。我中了两枪，掉进江里，被尸体压在底下。天黑以后我才爬出来。我是那三百多人里唯一活下来的。”
他抬起左手，挽起袖子。手臂上赫然两个弹孔疤痕，像两只永远闭不上的眼睛。
季楠转向法官席：“控方提交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词，编号A-001。同时提交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报告、美国传教士马骥拍摄的影片、以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档案中的死亡统计。”
我点头：“接受为证据。”
这时，清濑一郎站了起来。他整了整领带，走到证人席前，脸上挂着一个礼貌的、职业化的微笑。
“陈先生，您说您全家被杀害，只有您一个人幸存。请问，您能提供任何书面证明来证实您当时确实在南京吗？”
陈先生愣了一下：“我当时在南京，我的邻居都知道。”
“邻居的证词不是书面证明，”清濑一郎说，“而且，据我所知，南京当时人口大量流动，很多人根本不在城内。您如何证明您不是后来才进入南京、听说了事件之后编造的证词？”
这是典型的辩方交叉盘问技巧——不是直接否认屠杀，而是攻击证人的可信度和记忆准确性。
旁听席上有人发出愤怒的低语。我敲了一下木槌：“肃静。”
清濑一郎继续：“另外，您说您中了两枪掉进江里。请问，1937年12月南京的气温是多少度？您穿着什么衣服？江水的温度能让人存活多久？您能详细描述您是怎么从江里爬出来的吗？”
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陷阱。如果陈先生答不上来细节，辩方就会说“记忆模糊，证词不可靠”。如果陈先生答得太详细，辩方就会说“提前排练过的”。
我看见陈先生的手在发抖。他不是一个受过法庭训练的人，他只是一个在十年前侥幸活下来的普通人。
清濑一郎再次开口：“还有，您说您看到三百多人被机枪扫射。请问您当时的具体位置？机枪的型号？扫射持续了多长时间？——您不记得？那我是否可以认为，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整个证词都同样模糊、同样不可靠？”
陈先生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清濑一郎微微一笑，转向法官席：“辩护方认为，证人证词——”
“反对。”我开口了。
全场安静。我放下手中的笔，看着清濑一郎，语气不紧不慢。
“辩方律师对证人进行交叉盘问的权利受法庭规则保护，但本庭注意到，辩方的提问方式已经超出了合理质疑的范畴，进入了恐吓和骚扰证人的领域。”
清濑一郎的眉头跳了一下。
“证人不是被告，”我说，“他没有法律团队，没有文件准备，没有时间线梳理。他所拥有的，只是十年前亲身经历的、刻在骨头上的记忆。辩方要求他精确到机枪型号和水温数字，这既不合理，也不人道。”
我转头看向几位西方法官。英国的帕特里克法官微微皱眉，但美国的希金斯法官面无表情。
“根据本庭采纳的诉讼程序规则，”我继续说，“交叉盘问应当限于与证词直接相关的事实问题，不得以骚扰、侮辱或不合理的方式对证人进行质询。辩方律师的提问方式，本庭认为已经超出合理边界。请辩方律师调整提问方式，否则本庭将限制你的交叉盘问时间。”
清濑一郎的脸色变了一下，他无法反驳。我引用的是他自己知道的法庭规则，而且在场所有法官都听得出来，我刚才那段话合情合理。
他重新坐下了。
陈先生感激地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让我心里发堵。
他不需要感激我，他只需要说出真相。而我作为审判长，保护他说出真相的权利，是我最基础的职责。
接下来的几天，控方陆续传唤了十几位中国幸存者。南京的，华北的，东北的。有些人证词清晰有力，有些人说着说着就哭得说不出话来。
每次辩方交叉盘问都会试图用同样的技巧来瓦解证词的可信度，而每次我都会在合适的时机用法庭规则限制他们的过度质询。
休庭的间隙，希金斯找到我，语气委婉，分量却很重：“审判长，您对辩方的约束，会不会太过严苛？一次公平的审判，理应给予辩护方充分的辩论空间。”
我回答他：“公平审判的原则同样要求保护证人免受不当骚扰。而且，希金斯法官，这些证人不是为了出名或牟利才站在这里的。他们冒着被公众嘲笑、被日本右翼威胁的风险，把最痛苦的记忆剥开给全世界看。他们应该得到最基本的尊重。”
希金斯没有再说什么。
我知道他不是在担心辩方的权利，而是在担心审判太“反日”会影响美国对日占领的稳定。冷战的阴影已经在地平线上浮现了，华盛顿需要的是一个稳定、亲美的日本，而不是一个被钉在耻辱柱上的日本。
大国博弈那不是我的战场。
我所求的，仅仅是一场真正的公正审判。
作者有话说
第2章 南京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