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北大，我以为我终于能配得上她了》幺肆捌

1、第 1 章 北大的消息 即将从北大

　　秋招开始后的第三周，我在凌晨一点同时收到两封邮件。

　　一封是导师退回来的论文初稿，正文里多出四十八处批注；另一封来自我投过的岗位，开头是“感谢你的投递，很遗憾地告知您......”。我关掉两个页面，从书架最下层抽出参考文献准备应付导师的修改意见，但本科入学时写给毕业后自己的时间胶囊突然滑落了出来。

　　我有点意外当年的信封竟然还能保存到今天。本科四年，博士五年，时间让当年初入北大的自己在脑海中仅剩一个模糊的轮廓。

　　出于对当年的自己的好奇，犹豫再三，我拆开了这封来自过去的来信。

　　信纸开头，是当年时间胶囊提出的第一道问题：为什么选择北大？

　　我的回答写道：

　　因为一个曾经照亮过我的女孩。考上北大，我应该能真正配得上她了。

　　十八岁的我把这句话写得很认真，认定了一个有她在的人生。

　　我没有继续改论文，也没有再去翻参考文献，只是怔在原地。

　　那一刻，回忆似开闸的洪水般涌来。我的眼眶有点发酸，我不由自主地把信放在键盘旁，另开一份空白文档，点燃仅剩的最后一颗香烟，回忆起当年的故事：

　　北大给我降分录取资格那天，我并没有太高兴。

　　当时的我刚刚经历了竞赛生涯的失利，已经重新开始准备高考，没对竞赛降分有太多期望了。

　　可当那份迟来的好消息真的来临，我第一个想找的不是父母，而是一个已经很久不和我说话的女孩——在报喜之前，我还欠她两个迟到了整整一个月的坏消息。

　　下午最后一节自习刚开始，班主任站在教室后门，隔着两排低头做题的人叫了我的名字。

　　“路森曦，你出来一下。”

　　他没有招手，也没有多说。我放下笔，跟着他走到教室外面。走廊的窗户没关严，风一阵一阵地灌进来，把他手里那张纸吹得贴住了手背。

　　那一个月，我已经不再打听北大的消息。课桌里那些很久没被认真翻过的高考资料全被我重新搬了出来，哪一科先补、每天补几页，我都排好了。只要计划足够细，那条已经落空的竞赛之路的结果就可以暂时不去想。

　　所以我站到走廊里，先看了一眼班主任的表情，猜他大概又要问我的复习进度。

　　他却说：“北大那边来消息了。”

　　“什么消息？”

　　“你的降分资格，定下来了。”他把手里的纸往我面前递了一点，“北大给你降到一本线录取。后面正常参加高考，只要过一本线，北大就录。”

　　我盯着那张纸：“真的么？”

　　“当然是真的。晚是晚了点，但学校刚确认过，不会错。”班主任看了我两秒，“不是，你就这个反应？”

　　“什么反应？”

　　“至少笑一下吧。”

　　我配合地扯了扯嘴角。他大概觉得还不如不笑，摆摆手让我算了。

　　一本线对当时的我并不难。那意味着，只要高考不出极端意外，我就一定能进北大。这个结果和保送几乎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是我还得坐进高考考场，把卷子答完。

　　可我身体里没有任何东西跳起来。

　　我没有想大喊，也没有想冲回教室接受谁的祝贺。我离北大明明就只还差一场高考了，我已经99%踏进了那所大学的大门，但我并没有开心的冲动。我的第一反应是把这个消息分享给那个已经很久不和我说话的女孩。北大为什么与她有关，我很少向别人解释；但这个结果，我只想先讲给她听。

　　“老师，”我问，“今晚能让我打个电话吗？”

　　班主任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这还用专门申请？该打。先给家里报个喜。”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

　　他又叮嘱我，一本线对我不难，但也得正常考，降分资格毕竟不是录取通知书，回去该做题做题，别让最后这几个月出岔子。我一句句听完，点头，转身回了教室。

　　同桌等我坐下，拿笔帽戳了戳我的胳膊：“什么事？你又挨批了？”

　　“北大春季联赛的选拔结果下来了。”

　　他的笔帽停在半空：“降一本线了？”

　　我点头。

　　他咧开嘴，抬手就要往我背上拍。我提前往旁边躲了一下，那巴掌还是落下来，震得桌上的尺子掉到了地上。前排回头瞪了我们一眼，他压低声音骂道：“你这表情怎么跟别人降分了似的？”

　　我捡起尺子，说：“别吵，做题。”

　　“你有病吧。”他嘴上这么说，笑却一直没收回去。

　　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初中每次模拟考进了年级前列，学校会把人叫到台上领奖。站得高，人又多，我偏偏总能从下面找到她。别人看老师，她看见我在找她，就会先低下头，装作没发现。

　　我知道她是故意的，于是偏要趁老师转身，对着她挑眉，或者把奖状举歪一点。她不肯像我那群朋友一样当场起哄，通常要忍上几秒，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才低着头笑。领奖结束以后再遇到，她还要若无其事地问我：“你站在台上就不能老实一点吗？”

　　我总会回答：“那你别看我。”

　　她往往瞪我一眼就走。我则会因为她那一眼，觉得手里的奖状忽然比刚才值钱了不少。

　　那些考试远没有北大重要，我却知道该怎么高兴。现在，真正想要的结果放到面前，我连一个开心的表情都要别人提醒。

　　下课铃响过两次，黑板上的内容从一科换成另一科。班主任递来的降分通知被我压在练习册下面，像一张还不能公开的底牌。我照常听课、记笔记、订正错题，甚至比平时更专心，因为我只要稍微停一下，就会开始想那通电话应该怎么打。

　　我和她已经很久没有好好说过话了。

　　她听电话时不爱抢话。以前我能一口气说许多学校里的琐事，她偶尔应一声，等我说完，再从里面挑出那件被我故意绕开的坏消息。她不是每次都能猜中，但通常知道我在躲什么。

　　如果我坚持说没事，她也不会逼着我承认，只会安静几秒，再把话题接过去。她的分寸曾经让我觉得轻松，而我也就一次次借着这份轻松，把真正的坏事藏得严严实实。

　　最开始我想，第一句就告诉她结果。这样最干脆，也不容易冷场。后来又觉得太突兀，仿佛这段时间没发生过任何事，我只是特意来递交一张成绩单。

　　我在草稿纸边上写了一句“北大有消息了”，看了几秒，又用笔涂掉。

　　同桌瞥见那团草稿纸，问我：“你到底给谁打电话？”

　　“家里。”

　　“少来。给家里还用打草稿？”他停了一下，声音压得更低，“给她？”

　　我没有回答。

　　“她还接你电话吗？”

　　“不知道。”

　　说完这句话，我才发现，这才是那天第一件真正让我紧张的事。

　　同桌没有继续开玩笑。我把练习册往那边一盖，只在心里把她的号码又背了一遍。那串数字我许久没有拨过，却比刚做完的公式记得牢。

　　我不只要告诉她北大的事。那两个坏消息在我这里发生在同一天，我却始终没想好该怎样让她知道。

　　那时的我很擅长处理题目，也越来越擅长处理坏事。我习惯先找能做的步骤，把没有用的情绪放到后面。于是我很自然地给这通电话排好了顺序：先说好消息，再说坏消息。仿佛前一件足够好，后两件就会轻一点。

　　晚自习结束的铃声一响，我几乎和从前一样，第一个冲出了教室。

　　教学楼到宿舍区的那段路，我跑过很多次。以前是为了在熄灯前多和她说几分钟，后来电话不再打了，我就跟着人群慢慢走。隔了那么久，两条腿居然还记得什么时候该拐弯，哪一级台阶可以一步跨过去。

　　从前我喘着气拿起听筒，她总能立刻听出来，问我是不是又跑了。我嘴硬说没有，她就不拆穿，只让我先把气喘匀。现在我又一路跑过来，电话还没接通，呼吸却已经下意识地放轻了，像怕被她听见这段时间留下的什么。

　　跑到能打电话的地方时，前面已经排了几个人。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站到队尾。前面的男生在问家里下次放假能不能带件厚外套来，声音很大；再前面的人大概刚挨过训，对着电话反复保证月考会进步。

　　每个人都知道电话那头是谁，也知道第一句该说什么。

　　轮到我时，我接过听筒，按下那串号码。按到第五位，我发现前面有一位错了，只好挂断，重新拨一遍。

　　这一次，我按得很慢。

　　听筒里响起等待音。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我的手心终于出了汗——比老师在走廊里说出“北大”两个字时更像一个有正常情感的人。

　　我忽然担心她不接，担心号码已经不用了，也担心她接起来以后，我们之间只剩下礼貌。可电话响到第四声时，那边传来轻轻的一声：

　　“喂？”

　　我握紧听筒。准备了一个下午的开场白，一句也没用上。

　　“北大那边有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