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光曾碎过》北鹤江烙

42、第 42 章 九月，

　　九月，玄城大学迎来了新一届的大一新生。
　　校园里到处都是拖着行李箱、拿着地图、一脸迷茫地找路的年轻面孔。他们穿着崭新的衣服，眼神中带着对大学生活的好奇和期待，在学长学姐的引导下办理入学手续、领取宿舍钥匙、熟悉校园环境。那些稚嫩的脸庞和拘谨的神态，让莫雷想起了自己一年多前刚入学时的样子——那时候他也是这样，站在陌生的校园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不知道该做什么。
　　而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大三的学生了——虽然严格来说，他只是“插班生”，学籍管理和普通本科生不同，但在这个校园里待了一年多之后，他已经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成了这个集体的一员。
　　新学期的第一节课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讲课的老师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教授，姓林，短发，戴着一副金属框眼镜，说话语速很快，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和自信。她走上讲台，放下教案，环顾了一圈教室里的学生，然后开口说了第一句话：“这学期，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现代性’？”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林教授继续说：“这个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讨论了一百多年，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正因为没有统一的答案，它才值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去思考。”
　　她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了“现代性”三个字，然后在下面画了一道横线。
　　“这学期，我们会从鲁迅开始，一路读到王小波。我们会看到，不同时代的作家是如何理解‘现代性’这个问题的，他们的答案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相通之处。”
　　莫雷坐在教室中间的位置，握着笔，在笔记本上记下了“现代性”三个字，然后在旁边打了一个问号。
　　下课后，他走出教学楼，在门口遇到了方旭。方旭也选了这门课，坐在前排，一节课下来记了满满三页笔记。看到莫雷，他立刻迎了上来，脸上带着兴奋的表情：“莫雷！你觉得林教授怎么样？我觉得她讲得好好啊！她一开口我就被她吸引住了！”
　　“讲得确实不错，”莫雷说，“思路很清晰。”
　　“对吧对吧！而且她提到鲁迅的时候，我感觉她对鲁迅的研究很深，不是那种泛泛而谈的。我超级期待她讲《狂人日记》的那一节！”
　　方旭说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那种对知识的热情和渴望是藏不住的。莫雷看着他，忽然想起了一年前的自己——那时候他对这些文学作品和理论概念一无所知，但现在，他已经能够听懂林教授在讲什么了，甚至能够形成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这种进步，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但它确实发生了。
　　九月中旬，学校举办了一场学术讲座，邀请了一位国内知名的文化研究学者来演讲。讲座的主题是“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问题”，地点在学校的学术报告厅，可容纳三百人。莫雷本来没有特别关注这场讲座，但林教授在课上强烈推荐大家去听，说这位学者的研究视角很独特，值得学习。
　　于是，周五下午，莫雷和方旭一起去了学术报告厅。
　　报告厅里坐了大约两百多人，大部分是文学院的学生和老师，也有一些其他院系的学生慕名而来。讲台上站着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看起来朴素而随意。他说话的声音不高，但有一种沉稳的力量，不需要麦克风也能让整个报告厅里的人听清楚。
　　他讲了一个多小时，从“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讲到当下的“国学热”，从全球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讲到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碎片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既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又有细致的文本分析。莫雷坐在台下，一边听一边记笔记，感觉自己对这一年来学到的很多东西都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讲座结束后，进入了提问环节。几个学生先后站起来提了问题，学者一一作答，态度诚恳而谦逊。莫雷坐在座位上，没有提问——他还在消化刚才听到的内容，需要一些时间来整理自己的思路。
　　但方旭举手了。
　　他站起来，声音有些紧张，但问题问得很到位：“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平衡文化自信和文化开放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
　　学者听完问题，点了点头，然后说了一句让莫雷印象很深的话：“文化自信不是文化自负，文化开放不是文化投降。真正的文化自信，是有勇气承认自己的不足，也有底气坚持自己的优势。它既不是盲目排外，也不是盲目崇洋，而是一种清醒的、理性的自我认知。”
　　方旭坐下之后，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下了这句话。莫雷也记下了。
　　讲座结束后，莫雷和方旭走出报告厅，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秋天的晚风带着一丝凉意，吹动了路边的银杏树，几片金黄色的叶子在风中旋转着飘落下来，落在他们的头发和肩膀上。
　　“你那个问题问得很好。”莫雷说。
　　方旭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其实我想了好久才敢举手的。我怕我问得不好，会被别人笑话。”
　　“不会，”莫雷说，“你问得很好，老师的回答也很好。”
　　方旭笑了，露出了那两颗小虎牙：“谢谢你，莫雷。和你一起听课真好，你不会嫌我话多。”
　　莫雷没有说话，但他心里想的是——和方旭一起听课也挺好的。这个比他小将近十岁的年轻人，身上有一种他欣赏的特质：对知识的纯粹热爱，对世界的好奇心，以及敢于提问的勇气。
　　十月，国庆假期之后，学校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学术文化月”。各个学院都会在这段时间举办一系列学术活动——讲座、论坛、研讨会、读书会——旨在营造学术氛围，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
　　文学院的活动之一是“经典阅读马拉松”——参与者需要在二十四小时内读完一部指定的经典作品，然后写一篇读后感。今年的指定作品是钱钟书的《围城》。
　　莫雷报名参加了。
　　活动在一个周六的早上八点开始。参与者们聚集在图书馆的一个专用阅览室里，每个人领到一本崭新的《围城》，然后在各自的座位上坐下来，开始阅读。阅览室里很安静，只有翻书的声音和偶尔的咳嗽声。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块块明亮的光斑。
　　莫雷翻开书，从第一页开始读起。
　　他以前听说过《围城》这本书，知道它是一部讽刺小说，讲的是一个叫方鸿渐的留学生的故事，但一直没有机会读。这一次，他终于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地读一读了。
　　他读得很慢，不是因为读不懂，而是因为他发现钱钟书的文字太密了——每一句话里都藏着机锋和智慧，需要细细品味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妙处。那些精妙的比喻、犀利的讽刺、幽默的调侃，让他好几次忍不住想笑出声来，但看到周围的人都低着头认真地读着，他又忍住了。
　　他读了整整一天，中间只休息了三次——吃午饭、上厕所、站起来活动了一下筋骨。到晚上八点的时候，他读到了最后一页，合上了书。
　　他坐在座位上，闭着眼睛，在脑海里回顾了一遍全书的情节和人物。方鸿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赵辛楣——这些人物一个个从他的脑海中闪过，带着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的可笑和可悲，他们的希望和失望。
　　他睁开眼睛，拿起笔，开始在稿纸上写读后感。
　　他写了大约一千五百字，标题是《围城内外——读<围城>有感》。他没有写那些套话和空话，而是写了自己真实的感受——他觉得方鸿渐这个人，与其说是一个“被命运捉弄的可怜人”，不如说是一个“缺乏行动力的旁观者”。他总是在观望，总是在犹豫，总是在等待别人替他做决定。他的一生，就像是在一座围城里来回踱步，既没有勇气走出去，也没有决心留下来。
　　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放下笔，看了看墙上的时钟——晚上十一点四十分。他用了将近四个小时来写这篇读后感，比他预计的时间长了一些，但他觉得很值得。
　　他把稿纸交给工作人员，然后收拾好东西，走出了图书馆。
　　夜里的校园很安静。路灯在路面上投下一团团昏黄的光晕，银杏树的叶子在灯光下泛着金黄色的光泽，像是一片片碎金。他走在空荡荡的林荫道上，吹着十月的夜风，感觉到一种久违的充实和满足——那种读完一本好书之后，心里被某种东西填满了的感觉。
　　他回到住处的时候，莫柒还没有睡，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书。看到莫雷回来，他抬起头，问了一句：“读完了？”
　　“读完了。”
　　“感觉怎么样？”
　　莫雷想了想，然后说了一句：“钱钟书写得真好。”
　　莫柒没有追问，低下头继续看书。莫雷换了拖鞋，在沙发的另一头坐下来，也拿起了一本书——不是新书，而是他在西藏买的那个关于藏传佛教的画册，翻了翻，然后合上，靠在沙发背上，发了一会儿呆。
　　窗外的秋夜安静而深邃，远处传来几声蟋蟀的叫声，在夜风中飘散。他靠在沙发上，听着那些声音，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十一月，期中考试之后，天气骤然转冷了。
　　玄城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早了一些。十月底的时候还能穿着薄外套在外面走动，十一月中旬就已经需要穿上羽绒服了。校园里的银杏树在一场寒风中落尽了叶子，金黄色的叶片铺满了路面和草坪，像是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地毯。天空变成了灰白色，低沉而压抑，像是随时都会落下雪来。
　　莫雷在这段时间里，发现自己有了一些变化——他开始主动发言了。
　　以前在课堂上，他很少主动回答问题或发表意见。不是因为他不会，而是因为他习惯了倾听和观察，习惯了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里。但这学期以来，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愿意开口了——当老师提出一个问题，而他心中有答案的时候，他会举手；当小组讨论中出现分歧，而他觉得自己的观点有价值的时候，他会说出来。
　　这种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直到有一天，方旭在课间对他说了一句话：“莫雷，我发现你这学期变得爱说话了。”
　　莫雷愣了一下：“是吗？”
　　“是啊，”方旭说，“上学期的时候，你在课上基本不怎么说话，但这学期你经常发言。而且你说的话都很有道理，老师和同学们都很认可。”
　　莫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有一些话值得说了。”
　　方旭笑了：“那挺好的。我也喜欢听你说话。”
　　莫雷没有回答，但他心里知道，方旭说的是对的。他真的变了。而这种变化，他并不讨厌。
　　十二月，期末考试前夕，玄城下了一场大雪。
　　雪下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片白色。校园里的树木、草坪、道路、屋顶，全部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在清晨的阳光中泛着耀眼的白光。学生们踩着积雪去上课，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呼出的气息在空中凝成一团团白色的雾气。
　　莫雷站在教室的窗前，望着窗外那片银装素裹的世界，发了一会儿呆。他想起了一年前的冬天——那时候他刚结束第一个学期的学习，对大学生活还处于一种懵懂和探索的阶段。而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即将完成第三学期的学生了。
　　时间过得真快。
　　他转回头，走回座位上，摊开笔记本，开始复习。
　　窗外的雪还在下着，细细碎碎的，像是天空在筛着面粉。教室里很安静，只有翻书声和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响。暖气片发出轻微的咕噜声，在角落里散发着温暖的热量。
　　他低下头，继续复习。
　　期末考试结束后，寒假开始了。
　　莫雷没有急着回医院替班，而是先休息了几天。他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去图书馆借几本闲书，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看书、喝茶。阳台上的那盆小番茄——莫柒暑假里种的——已经结了第二批果实，红彤彤的，挂在枝头，像是一颗颗小小的灯笼。他摘了一颗，擦了擦，咬了一口，酸甜的汁液在舌尖上炸开，带着阳光和泥土的气息。
　　他靠在椅背上，嚼着那颗小番茄，望着远处那片冬日里显得格外清澈的天空，在心里默默地想着一些事情。
　　他想起了一年前的那个冬天——那时候他刚结束第一个学期的学习，对未来还有一些迷茫和不确定。而现在，经过了三个学期的学习和生活，他对自己想要什么、该往哪里走，已经有了比以前清晰得多的认识。
　　他不知道自己毕业后会去哪里，会做什么。但他知道，无论去哪里，无论做什么，他都会带着在这里学到的东西——那些知识，那些思考方式，那些和朋友们一起度过的时光——继续走下去。
　　寒假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大半。
　　春节前夕，莫雷收到了方旭寄来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的正面是一幅水墨画，画着几枝梅花和一只小鸟，背面是方旭的字迹，写得密密麻麻的：
　　“莫雷，新年快乐！我回老家过年了，这边的梅花开得正好，就想给你寄一张明信片。谢谢你这一年来对我的照顾和帮助。下学期见！——方旭”
　　莫雷拿着那张明信片，在灯光下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夹在了他那本《围城》里。
　　窗外的夜色中，远处的爆竹声零零星星地响起来了。新的一年，又要来了。
　　……
　　春天再次来临的时候，莫雷发现自己在大学里的时间只剩下最后一个学期了。
　　这个认知是在某个极其普通的清晨悄然降临的。他走在通往教学楼的林荫道上，路边的迎春花已经开了，金黄色的花朵在晨光中闪闪发亮，像是一颗颗碎金撒在绿色的枝叶间。他习惯性地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日期——三月十五日——然后忽然意识到，再过三个月，他这个为期两年的“社会人士深造试点项目”就要结束了。
　　他停下脚步，站在那丛迎春花前，握着手机，发了一会儿呆。
　　两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七百多个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他想起自己第一天走进这所大学时的情景——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对大学生活一无所知的“插班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适应课堂的节奏，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和那些比自己小将近十岁的同学们相处，不知道自己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
　　而现在，这些问题都已经有了答案。
　　他适应了。他融入了。他找到了自己来这里的原因——不是为了逃避什么，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为了体验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生活，学习一些他从未接触过的知识，成为一个小小的、但真实的改变。
　　他站在那丛迎春花前，站了很久，直到上课铃从远处的教学楼里传来，他才回过神来，加快脚步朝教室走去。
　　最后一学期的课程比前几个学期少了一些，但任务更重了——毕业论文是必修项，所有学生都需要在学期结束前完成一篇不少于八千字的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莫雷选的题目是《论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及其现代意义》，指导老师就是上学期教现当代文学的林教授。
　　第一次和导师见面的时候，林教授翻看了他提交的开题报告，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摘下眼镜，看着他，说了一句：“这个题目不算新，研究鲁迅‘看客’形象的论文已经有很多了。但你有一个优势——你有临床医学的背景。你可以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去分析‘看客’心理背后的生理和心理机制。这是其他研究者不具备的视角。”
　　莫雷坐在林教授对面，握着笔，认真地听着。
　　“我给你一个建议，”林教授说，“不要只做文本分析。去查一些关于旁观者效应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资料，把它们和鲁迅笔下的‘看客’形象结合起来。这样做出来的论文，才会有你自己的特色。”
　　莫雷点了点头：“我明白了。谢谢林老师。”
　　走出林教授的办公室后，他站在走廊里，望着窗外那片春日的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八千字的论文，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他写过病历，写过手术记录，写过学术论文，但那些都是医学领域的，用的是医学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而现在，他要用文学研究的方法，写一篇关于鲁迅的论文。
　　他不知道能不能写好。但他知道，他会全力以赴。
　　接下来的两个月，莫雷的生活重心全部转移到了论文上。他重新通读了一遍鲁迅的主要小说作品——《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把其中涉及“看客”的段落全部标注出来，分类整理。然后他去图书馆借了十几本研究鲁迅的专著和论文集，一本一本地读，把重要的观点和论据摘抄下来。他还按照林教授的建议，查阅了一些关于旁观者效应和从众心理的心理学研究文献，试图从跨学科的角度来理解“看客”现象。
　　四月中旬，他完成了初稿，发给了林教授。
　　林教授回复得很快——三天后就发回了修改意见，用红色字体标注了十几处需要修改和完善的地方，大到章节结构的调整，小到一个标点符号的使用，都给出了详细的建议。莫雷看着那篇被红色标注得密密麻麻的文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打开电脑，开始逐条修改。
　　修改的过程比写初稿还要耗时。他花了将近两周的时间，反复打磨每一个段落、每一个论点、每一个注释，直到自己觉得满意了，才把修改稿再次发给林教授。
　　这一次，林教授的回复只有一行字：“改得很好。可以准备答辩了。”
　　莫雷看着那行字，在电脑屏幕前坐了很久。然后他关掉电脑，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五月中旬，论文答辩。
　　答辩在文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进行。答辩委员会由三位老师组成——林教授、另一位现当代文学方向的王教授，以及古代文学方向的周教授。莫雷站在讲台上，面对着三位老师，用了十五分钟的时间陈述了自己的论文内容和主要观点，然后接受了老师们的提问。
　　王教授问了他两个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周教授问了他一个关于鲁迅与其他作家比较的问题，林教授则问了他一个让他有些意外的问题：“你在论文中提到，‘看客’现象的本质是同理心的缺失。作为一个临床医生，你认为同理心是可以培养的吗？”
　　莫雷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回答说：“我认为可以。同理心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过教育和训练来培养的。在医学教育中，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共情训练’——通过模拟患者处境、反思性写作等方式，帮助医学生建立和强化共情能力。同理，在社会层面，通过文学教育、历史教育、公民教育等多种途径，也可以培养人们对他人处境的理解和感知能力。鲁迅写小说，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做这件事——他用文学的方式，唤醒读者的同理心。”
　　林教授听完，点了点头，没有再提问。
　　答辩结束后，三位老师合议了五分钟。然后林教授宣布：“论文通过，评定等级为优秀。”
　　莫雷站在讲台上，听到那个结果的时候，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有喜悦，有释然，也有一丝淡淡的不舍。论文通过了，意味着他的大学生涯即将画上句号。
　　他走出会议室的时候，方旭正等在门外。看到莫雷出来，他立刻迎上来，脸上带着紧张的表情：“怎么样？过了吗？”
　　“过了。优秀。”
　　“太好了！”方旭差点跳起来，“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过的！你的论文我读过一遍，写得真的很好！”
　　“你的论文怎么样了？”莫雷问。方旭的选题是“当代诗歌中的城市意象”，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
　　“我也过了，良，”方旭说，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没有你那么厉害，但我也满足了。”
　　“良已经很好了。”
　　“嗯！我也觉得！”
　　两个人站在走廊里，聊了一会儿论文答辩的感受，然后一起去食堂吃了午饭。午后的阳光透过食堂的玻璃窗照进来，在餐桌上投下一块块明亮的光斑。莫雷吃着饭，听着方旭在对面滔滔不绝地讲述他毕业后的大计——他打算先去一家出版社工作几年，积累一些经验，然后专心写自己的东西。
　　“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方旭说，眼睛里闪着光，“写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不是那种宏大叙事，就是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迷茫和坚持，他们的爱与失去。”
　　“听起来很不错，”莫雷说，“写完了记得给我看。”
　　“一定！”方旭笑了，露出了那两颗小虎牙，“到时候你要帮我写序言。”
　　“我？我何德何能给你写序言。”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啊，你不写谁写？”
　　莫雷沉默了一秒，然后说：“好。我写。”
　　六月初，所有课程都结束了。
　　最后一节课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林教授讲完了最后一个知识点，合上教案，看着台下的学生们，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这门课结束了。但文学不会结束。希望你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能继续保持阅读的习惯，保持对文字的敏感，保持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和关怀。”
　　教室里响起了掌声。莫雷坐在座位上，也跟着鼓掌。他看着讲台上的林教授，看着周围的同学们，看着窗外那片在夏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明亮的天空，在心里默默地记下了这一刻。
　　下课铃响了。学生们陆续站起来，收拾好书本和文具，走出教室。莫雷坐在座位上，没有立刻站起来。他环顾了一圈这间他坐了两个学期的教室——那些桌椅，那块黑板，那扇窗户，窗外那棵在风中摇曳的梧桐树——在心里默默地和它们告了别。
　　然后他站起来，背上书包，走出了教室。
　　六月下旬，毕业典礼。
　　典礼在学校的大礼堂举行。莫雷穿着学士服，戴着学士帽，和其他毕业生一起坐在礼堂的座位上，听着校长致辞、教师代表致辞、校友代表致辞。那些话语在礼堂中回荡着，有的激昂，有的深情，有的幽默，有的朴实。他听着那些话，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触——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穿上学士服，坐在大学毕业典礼的现场。
　　轮到文学院的学生上台领取毕业证书的时候，他站起来，和其他同学一起排队走上舞台。当他走到舞台中央，从校长手中接过那本红色的毕业证书时，他听到校长对他说了一句话：“恭喜你，莫雷同学。祝你在未来的道路上一切顺利。”
　　他握着那本毕业证书，看着校长，说了一句：“谢谢您。”
　　然后他转身，走下舞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他坐在座位上，握着那本毕业证书，感觉到它的重量——不重，只有几百克，但它承载的东西却远远不止于此。它承载了他这两年来的努力和付出，承载了他读过的那些书、写过的那些文章、思考过的那些问题，承载了他和朋友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
　　毕业典礼结束后，五个人在校园里拍了很多照片。温然穿学士服的样子比她想象中的要好看，她在镜头前摆出各种姿势，笑得灿烂而肆意。江澈依然是那副酷酷的表情，但在合照的时候，他的嘴角带着一丝藏不住的笑意。苏念站在花坛旁边，手里握着那本毕业证书，微笑着看着镜头，温婉而从容。莫柒站在人群的边缘，没有刻意摆姿势，但他的表情比平时柔和了许多。
　　莫雷站在他们中间，在按下快门的那个瞬间，感觉到了一种完整的、圆满的快乐。
　　拍完合照后，温然提议再去一次学校西门那家川菜馆，作为“毕业聚餐”。几个人欣然同意，于是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杀到了那家川菜馆，点了一桌子菜——水煮鱼、辣子鸡、麻婆豆腐、夫妻肺片、回锅肉、干煸豆角——摆了满满一桌。
　　“来，”温然举起酒杯，站起来，“第一杯，敬我们毕业了！”
　　“敬毕业！”几个人举起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
　　他们喝下那杯酒，然后重新坐下来，开始吃菜。气氛很热烈，温然和江澈在争论哪道菜最好吃，苏念在旁边微笑着给他们倒饮料，莫柒安静地吃着菜，偶尔插一两句话。莫雷坐在他们中间，吃着菜，喝着酒，听着他们的说笑声，感觉到一种踏实而温暖的满足。
　　吃到一半的时候，温然忽然放下筷子，看着大家，说了一句：“两年了。真快啊。”
　　其他几个人都沉默了一下。然后江澈说：“是啊，真快。”
　　“你们还记得我们第一天来报到的时候吗？”温然说，“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结果一转眼，我们就毕业了。”
　　“我记得那天早上，我差点迟到，”江澈说，“因为我走错了教学楼。”
　　“我也记得，”苏念说，“那天我有点紧张，怕自己跟不上课程的进度。”
　　“我也是，”温然说，“但后来发现，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莫雷没有说话，但他也记得那一天。他记得那天早上他站在文学院的教学楼前，看着手里的课表，沉默了很久。他记得那天他走进教室的时候，看到那些年轻的、陌生的面孔，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忐忑和期待。
　　两年过去了。那些忐忑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踏实的、确定的平静。
　　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然后说了一句：“谢谢你们。”
　　其他三个人都愣了一下，然后看向他。
　　“谢谢你们这两年的陪伴，”莫雷说，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真诚，“如果没有你们，我不会坚持到现在。”
　　温然的眼睛有些红了。她端起酒杯，用力地碰了一下莫雷的杯子：“说什么谢不谢的！我们是朋友啊！”
　　“对，”江澈也端起了酒杯，“朋友之间，不用说谢。”
　　苏念没有说话，但她端起了酒杯，微笑着看着莫雷，眼睛里闪着光。
　　莫柒也端起了酒杯——他坐在角落里，一直没怎么说话，但此刻他也举起了杯子，看着莫雷，说了一句简短的话：“都在酒里。”
　　五个人的杯子碰在一起，在灯光下发出清脆的声响。
　　那天晚上，莫雷回到住处，坐在书桌前，把那本毕业证书放在了书架最显眼的位置。他退后两步，看着那本书架——上面摆着他这两年读过的教材和课外书，摆着他写的论文和文章的打印稿，摆着他在西藏买的那个关于藏传佛教的画册，摆着方旭送他的那张梅花明信片，摆着许多其他的东西。
　　每一件东西，都是一段记忆。
　　他在书架前站了很久，然后关掉灯，走回卧室，躺到床上。
　　窗外，夏夜的虫鸣声此起彼伏，像是大地在轻声吟唱。他在那些声音中，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两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