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镜子后面的人 被押出仓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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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押出仓库的时候，外面的天空真的开始飘雪了，细小的雪花落在我的头发上，肩上，手铐上。
警车的门在我身后关上，把风雪隔绝在外。
车厢里很冷，只有铁皮和塑料的味道。
我坐在警车的后座，透过铁栅栏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柏林街景。
圣诞市场、彩灯、旋转木马、举着热红酒杯子的人群。
隔着玻璃，那个世界看起来温暖而不真实。
警车开到了柏林莫阿比特区的刑警总局。
审讯室很小，墙是灰绿色的，有一面大镜子，那面镜子后面站着人。
桌子的金属横梁上焊着一个铁环，我的手铐被锁在那上面。
对面坐着两个刑警，一男一女。男的四十多岁，秃顶，表情严肃。女的三十出头，棕色头发扎成马尾，看起来相对温和。
他们先确认了我的身份，然后男的开始问话。
“货是谁的？”
“不知道。”
“你是接到谁的指令去接货的？”
“不知道。”
“车是谁安排的？”
“不知道。”
男警官把笔拍在桌子上。
“陆先生，你应该明白，这批货的价值高达两百六十万欧元，你现在面临的是有组织走私的重罪指控。如果你配合调查，提供有效信息，我们可以考虑向检察官求情，降低量刑建议。”
“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女警官接过话头，声音温和一些。
“陆先生，我们在仓库里抓到的，只有你和你的六个人，货在你的货车上，钥匙在你的人手里，车辆是以你名下公司的名义租赁的。所有的实质性证据都指向你是这起走私案的主谋，你不配合调查，只会让你自己的处境更糟糕。”
“那就糟糕吧。”
审讯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
我一直是那句话：我不知道。
肯定不是讲义气，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问的那些东西。
严峙安排的一切，我根本没有插手过任何具体的环节。我只知道二十二号去罗斯托克接货，送到柏林分钱。货源的详细信息、运输公司的背景、仓库的所有者、甚至这次走私背后更上层的利益链条——这些我统统不知道。
我在严峙的计划里，只是一个棋子。
负责被牺牲的那颗棋子。
最后，两个警官放弃了继续审讯。
我被从审讯室带出去，做了笔录，按了手印，拍了照，领了一套看守所的囚服，然后被送进了一个临时羁押的牢房。
单人牢房，三面白墙，一面铁栏，角落里有一张固定在墙上的铁床，铺着薄薄的泡沫垫，一个不锈钢马桶，一个洗脸池。
铁门关上以后，我靠在墙边，慢慢滑坐到地上。
很安静。
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能听见走廊里偶尔响起的脚步声，能听见隔壁牢房里某个犯人在自言自语地说着听不懂的语言。
我闭上眼睛。
脑子里全是严峙站在二楼栏杆后面的样子。
他在笑。
他在对我笑。
这个笑是什么意思？
他在得意吗？他设了一个局，把我送进监狱，应该在得意。
但那个笑不对。
那个笑里有什么别的东西，太轻了，太淡了，太不像一个胜利者该有的表情。
我想不明白。
我躺到床上，把薄被子拉到下巴，盯着惨白的天花板上那只嗡嗡作响的节能灯。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五年前的汉堡，雨夜，仓库。
严峙推开铁门走进来，黑色风衣上全是雨水，他摘下皮手套，看了我一眼。
“你是陆渊？”
“是。”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和五年后他在仓库二楼的笑一模一样。
轻，淡，说不清，温柔。
然后他朝我走过来，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我面前也没有停，直接从我身体里穿了过去。
我猛地睁开眼。
牢房里的灯还亮着，走廊里传来钥匙碰撞的响声，是巡夜的狱警。
凌晨三点十七分。
我又闭上眼睛，但再也睡不着了。
我在看守所里待了四天。
第三天的时候，拘留期限满，检方正式向法院申请了审前羁押令，法官在电话聆讯中批准了，意味着我在正式开庭之前，都不能保释。
但第四天下午，事情出现了转折。
下午三点左右，狱警打开我的牢房门。
“有人来探视，律师。”
我跟着狱警走到探视室，隔着玻璃见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德国男人，银灰色头发，深蓝色西装，金丝边眼镜，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看起来非常精英，非常昂贵。
“我是沃夫冈·韦伯，你的辩护律师。”他坐下来，把公文包放在桌上，用一口标准到没有任何口音的德语说话，“有人支付了我的费用，委托我作为你的代理律师介入此案。”
“谁？”
“委托人不愿意透露姓名。”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
“韦伯先生，你在柏林法律界的收费标准怎么样？”
“每小时四百欧。”
“那这个人付了多少钱？”
“预付了二十万欧。”
二十万欧，不是一笔小数。
在柏林，有这个经济实力又愿意花在我身上的人，不超过三个。老孙算一个，但他不会不告诉我。剩下的——
“是严峙。”我说。
韦伯律师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他打开公文包，拿出一沓文件。
“根据警方目前掌握的证据，你面临有组织走私罪的指控。不利因素包括：货车以你名下公司的名义租赁，你的指纹出现在货车方向盘和货箱上，事发仓库的手机信号定位记录也显示你在之前去过那一带，虽然只有一次。有利因素也有：没有前科，你在德国有合法居留身份和稳定的生意。如果能证明你只是被雇佣的运输人员，而非走私链条的组织者，量刑可能大幅降低。”
“我没打算洗脱自己。”我说。
“那你想做什么？”
“我要你帮我查一件事。”
韦伯律师从眼镜上方看我。
“什么事？”
“那个仓库的所有权人是谁？”
“这跟你的案子有关系吗？”
“有。”
韦伯律师合上文件，想了想。
“可以，但需要时间。”
“我等。”
韦伯律师站起来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叫住了他。
“韦伯先生。那个付了二十万的人，他有没有让你带话给我？”
律师顿了顿。
“有。”
“什么？”
“他说，别死。”
我握着电话听筒的手收紧了。
“就这两个字？”
“就这两个字。”
探视结束后，我回到牢房，坐在床沿上。
别死。
这是严峙第二次对我说这两个字。
第一次是在Müller的事之后，在会所的洗手间里，他临走前说的。
现在是第二次。
别死。
我在看守所里又待了五天。
第六天，韦伯律师来了，这次他带来的文件更多，表情也不像上次那么平静。
“查到了。但不是很理想。”
“说。”
“那间仓库所有权属于一家空壳公司，注册地址在开曼群岛，表层股东是一个巴拿马籍的法人代表，根本查不到实际控制人。但我用了一点柏林本地的人脉，查到一件事。这间仓库五年前的租赁记录，当时的名下是一家在柏林本地注册的贸易公司，叫‘L&Y Import Export GmbH’。”
“L&Y？”
“对这家公司在三年前注销了。但是在注销之前，它仅有的两个股东，一个叫Yuan Lu，一个叫Shi Yan。”
我的脑子嗡了一声。
Yuan Lu。陆渊。
Shi Yan。严峙。
五年前，汉堡那次合作之后，我们注册过一家公司。
那家公司的全名我都快忘了，我只记得当时严峙说，既然要合作，就正正规规弄个壳子，方便走账。我当时同意了，签了一堆文件，给了他授权，让他去注册。
后来我们闹翻了。
再后来，他跟我说那家公司已经注销了。
我信了。
我没有去查过。
“这家公司注销以后，仓库的所有权是怎么转移的？”
“没有被转移。”韦伯律师翻了一页文件，“在注销前三个月，这个仓库的所有权以‘资产分配’的名义转到了其中一位股东名下，那个股东就是你。陆渊先生。”
我看着律师。
“你说什么？”
“根据目前我能查到的记录，这间仓库现在的登记所有人，是你。”
我慢慢地往后靠在椅背上。
“也就是说，警方查封的作案现场，作案工具之一的仓库，登记在受害人的名下？”
“不是你受害，仓库不是作案工具，是作案地点。但这件事在法律上确实非常荒唐，你被指控走私，而走私所用的仓库是你的，这会让整个案子的动机变得极其古怪。”
“会对我有利吗？”
“不一定。检方可以基于这个事实，推断出你不仅是运输人员，还有可能是走私链条中负责提供仓储的那一环，这对你不利。”韦伯律师回答，“但这件事还有另一个角度。如果我们利用得当，可以在法庭上制造合理怀疑——你是仓库所有者，但仓库里发生的事情你并不知情。仓库被谁使用、被谁设局、是谁报警......这些问题足够让法官对这个案子的证据链产生动摇。”
“那就按这个方向打。”
“但是代价是——”
“我知道。”
代价是，这个论点会把严峙拖进来。
如果他当时也在仓库，是谁给警方报的信？
警方为什么不抓他？
他和我之间是什么关系？
......
那家公司的账目和交易记录，迟早会被翻出来。
这会变成一场烂账官司，我和严峙都会被裹挟进去，沾一身的泥。
但如果不用这个论点，我就只能硬扛走私罪名，坐以待毙。
严峙。
这是你想要的吗？
你设局把我送进监狱，又给我请最好的律师，甚至给我留了一条开脱罪名的线索，你不可能不知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陆先生？”
我回过神来。
“按你说的办。用这个论点。”
“好。”
作者有话说
第7章 镜子后面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