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这日子不能不过 我只能把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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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把全部的精力都砸在工作上。
重建进行到第二个月，下游渠道恢复到了六成。
原来陈晔管的那些下家，我亲自一个一个去谈，能挽回的挽回，挽回不了的找替代的。
瑞士的表厂在飞了四趟苏黎世以后终于松了口，恢复了供货，但要求预付款比例从三成提高到五成。荷兰的电子产品中间商在严峙那个直接对接人的帮助下被我彻底绕过去了，成本降了将近两成。
法国的酒商是最难搞的，他们的亚洲区负责人换了一个新上任的法国女人，四十多岁，态度傲慢，我发了十二封邮件她只回了一封，内容只有一句话:“来波尔多面谈。”
四月十号飞波尔多,当天往返,早上六点的航班从柏林起飞，在巴黎转机，到波尔多是上午十一点。
在梅多克的一家酒庄里等了那个女人三个小时，她姗姗来迟，翘着二郎腿吸细长的女士香烟，一边吐烟圈一边跟我说她对跟柏林那边的合作兴趣不大，因为“你们中国人做生意的信誉最近不太好”。
换成以前的我可能已经拍桌子了,但我想了想这条线如果再断了，法国葡萄酒的供货会全部被竞争对手吞掉，于是忍住了,把火压到胃底，继续聊。
聊到最后她松了口，说可以试一批小单，数量砍了三分之二，价格不变，如果这批没问题就恢复原有供货量。
我答应了，签了一份试单合同，从酒庄出来的时候喉咙要冒火了。
从波尔多飞回柏林，在巴黎转机的时候遇上航班延误，在戴高乐机场的地板上坐了两个多小时，回到柏林的公寓时已经过了凌晨。
推开门，灯是亮着的。
暖黄色的壁灯，照在沙发和茶几上，茶几上放着一个保温盒。
盒子是米白色的三层保温饭盒，最上面一层放着筷子。
我走过去打开饭盒——第一层是白米饭，还冒着热气。第二层是红烧排骨，酱汁浓郁，排骨的骨头看着已经炖得酥软。第三层是清炒西芹，油盐很轻。
这肯定不是外卖，那种红烧排骨的做法，酱油的量放得很克制，收汁收到刚好挂在肉上不往下淌……是川菜馆老板娘的手艺。
我站在茶几前面，手里拿着饭盒盖子，盯着这三层菜看了好一会儿。
不用说也知道是谁放的，柏林有我家钥匙的人，除了我自己，只有他。
我的指纹锁还没到货，准确地说就算到货了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换，每天出门回来累得连洗澡都是靠意志力撑着的。
我坐在沙发上，拿起筷子开吃。
已经快一天没好好吃东西了，在飞机上吃了一个三明治，干硬得难以下咽，在候机厅里饿得胃疼但机场的东西贵得离谱。
我把三层饭盒全部吃完了，连排骨的酱汁都拌进了米饭里，一粒米都没有剩。
吃完我靠在沙发上，盯着桌上的空饭盒发了一会儿呆。
然后拿出手机拍照，发给严峙。
“下次不要放排骨，放牛肉。”
他回复得很快，快得让我怀疑他是不是一直在等我发消息。
“波尔多的酒谈下来了？”
“谈下来了，试单。”
“试单也是单，恭喜。”
“你怎么知道我去波尔多了？”
“我问的小周。”
“你什么时候能不要问小周我的行踪？”
“等你主动告诉我的时候。”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好几秒。
等了几秒，他又发了一条过来。
“牛肉的话，水煮还是红烧？”
“水煮。”
“好，晚安。”
我拿着手机愣了一会儿，然后意识到一件事——
他给我带了饭，放在我家里，我吃了，我告诉他下次做什么菜，他说好。
这一整串对话的流程，像什么？
我想到这里赶紧关了对话框，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茶几上，起身去洗澡了。
洗澡的时候热水冲在身上，冲了很久才把疲惫冲掉了一些。
那之后又过了大概两周，日子表面上看没什么大的变化，底下的东西却在一点一点地变，变得我浑身不自在。
严峙对我的那种“好”，越来越不掩饰了。
以前他做什么还找个借口，比如“性价比”“大局为重”“合作伙伴应该做的”，就算借口很烂也会很理直气壮地说出来。
现在他连借口都懒得找了。
我在仓库清点到半夜，他的车就停在仓库外面的空地上，人坐在驾驶座里看手机，等我忙完了出来，他摇下车窗说一句“顺路，送你回家”。
从克罗伊茨贝格到普伦茨劳贝格，一个在柏林南边一个在北边，顺的哪门子路？
我问他，他就说“我说顺路就是顺路”。
有一次我为了躲他，故意提前一个小时收工，从仓库后门溜出去开车回家。
结果第二天早上出门，发现我车子的挡风玻璃上夹着一张便签，上面写着：
“昨晚怎么走那么早？冰箱里的饺子记得吃。——严。”
便签纸被雨露打湿了半截，显然是在外面夹了一整夜。
我把便签揉成一团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坐进车里发动引擎，开到半路又掉头回去，把纸团从垃圾桶里捡出来了。
我在车里对着那个被揉得皱巴巴的纸团骂了一句操，也不知道在骂谁。
四月中旬，柏林的气温终于回暖了一点，街边的栗子树开始抽芽，施普雷河上的冰完全化了。
我的生意恢复到了七成，下游渠道基本稳定，瑞士的表和荷兰的电子烟走得很顺，法国的葡萄酒试单也通过了，那个傲慢的法国女人破天荒地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说“可以继续合作”，虽然我被她的措辞弄得很不爽，但好歹是松了口。
忙是好事，忙意味着我没时间想东想西。
我把自己塞进一个密不透风的日程表里，早上六点起床，七点到仓库，白天跑渠道见客户，晚上回来对账对到凌晨，倒头就睡。
每天累到极限，脑子里就没有多余的空间去想严峙的事。
但他总有办法挤进来。
四月的第三个周末，我在Wedding那边新租的备用仓做翻新，自己动手刷墙。
原来的墙面被上一个做废旧金属回收的土耳其人租客搞得满是油污和铁锈，不重新刷一遍根本没法用。
我穿着一件旧T恤和工装裤，头发上沾着白漆点，一个人刷了三面墙，手臂酸得抬不起来。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仓库的铁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严峙走进来，穿着一件灰色的薄外套，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站在梯子上，手里拿着滚筒，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小周。”
“迟早把小周开了。”
“你开不了。”严峙把塑料袋放在仓库里唯一一张旧桌子上，抬头看我，“他掌握你所有的情报数据，你开他等于自断一臂。”
我从梯子上下来，把滚筒扔进油漆桶里，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手上的漆。
“你来干什么？”
“送饭。”他从塑料袋里把东西一样一样往外拿——两盒菜，一盒饭，一保温杯的热茶，还有一小盒切好的水果，“川菜馆的红烧牛肉，你要的水煮牛肉今天没有，老板娘说牛肉不够好，没做。这是红烧的，她用昨晚卤的牛腱子给你单独做的。”
我看着地上摆开的一排饭盒，又看了看他蹲在地上摆饭盒的姿势……他这么一个在柏林地下圈子里呼风唤雨的人，蹲在满是油漆味的仓库地上给我摆饭盒，把筷子从纸套里抽出来放在饭盒上，连筷子的朝向都摆得端端正正。
“你自己吃了吗？”我听见自己问。
“没有，带来的是两人份。”
我站在那里，满身的油漆和汗，手臂酸得发抖，胃里空荡荡的。
我想说“我不需要你送饭”，想说“你别再对我这么好了”，想说“你这样让我很难受你知不知道”。
但我说出来的只有两个字。
“......吃吧。”
我们就坐在仓库里唯一一张旧桌子上，用油漆桶当椅子，面对面地吃那顿下午四点的饭。
红烧牛腱子炖得很烂，筷子一夹就散，酱汁里放了八角和桂皮，咸香中带着一丝甜。
严峙吃得很少，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喝水，看着我吃。
“你怎么不吃？”我嘴里塞着牛肉问他。
“不太饿。”
“不饿你跑来送什么饭。”
“来看你。”
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没有任何强调，也没有任何羞赧或试探。
就是平平淡淡地陈述一个事实。
我低下头继续吃饭，假装没听到。
吃完饭他把饭盒收好装回塑料袋里，拎着垃圾走了。
走到仓库门口的时候回头说了一句：“刷墙别刷太晚，剩下的明天再弄。”
“你管我什么时候刷完。”
“你手臂已经在抖了。”他说完这句话，推门出去了。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拿着水杯的。
确实在抖。
肌肉疲劳到了极限以后的生理性震颤，我自己都没注意到。
操。
我把水杯重重地放在桌上。
四月下旬发生了一件事，是我跟严峙合作以来最大的一次摩擦。
起因是有一批从荷兰来的货，三千条电子烟，在汉堡港被海关抽查扣住了。
这批货的报关单上写的是“电子配件”，但汉堡海关最近换了一个新关长，查得特别严，开箱验货以后发现是电子烟，当场就扣了。
这批货价值大概六十万欧，是我和严峙共同出资的，他出了四成我出了六成。
货被扣的消息传回来的时候，我正在仓库里跟荷兰那边的供货商打电话。
供货商说报关文件是他们做的，责任在他们，但退款是不可能的，最多补一批货，而且补货要等三周。
三周？三周以后下家的订单全部要违约，违约金加起来比货值还高。
我挂了电话直接打给严峙。
“货被扣的事你知道了吗？”
“知道了，刚收到消息。”
“你在汉堡海关不是有人吗？”
“有，但是新关长上来以后把我的人调走了。”
“那现在怎么办？”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我今晚去汉堡，当面找人谈。”
“我也去。”
“你别去。”
“为什么？”
“汉堡那边现在不太平，Müller的残余人马还在活动，上次的事他们虽然伤了元气，但还有几个亡命徒在。你现在出现在汉堡，等于给他们一个靶子。”
“所以你觉得我怕他们？”
“不是你怕不怕的问题。”
“那你去？你去不也是靶子？”
“我是严峙，整个汉堡能拿我当靶子的人都得先掂量掂量。”
这句话把我惹火了。
“你觉得你能解决的事我解决不了？你觉得没有你我陆渊就摆不平这批货？”
“我没那个意思。”
“你就是那个意思。”我的声音拔高了，仓库里的小周被吓了一跳，赶紧缩到角落里假装整理文件，“严峙，你是不是觉得自从合作以后，我做什么都靠你？物流你出，人脉你出，出了问题也是你出面解决——你是不是觉得我陆渊离了你就转不动了？”
“我没有觉得。”严峙的声音依然很稳，但稳里面多了一层压抑，“这批货的问题不是我造成的，也不是你造成的，是海关政策变动造成的，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问题本身，不是在分谁的责任。”
“那为什么不让我去？”
“因为我怕你出事。”
这句话他说得很快。
说完以后电话那头沉默了将近五秒钟，安静到我能听见他呼吸的声音。
然后他又开了口，声音变回了一贯的稳重：“货我去处理，你留在柏林安排下家的沟通，违约金的事可以先拖一拖，我明天中午之前给你回信。”
他把电话挂了。
我拿着手机站在仓库里，小周在旁边小心翼翼地探过头来：“渊哥，你没事吧？”
“没事。”我把手机塞进裤兜，拿起桌上的车钥匙，“我出去一趟。”
“去哪儿？”
“汉堡。”
“渊哥，严哥刚才不是说——”
“他说他的，我做我的。”
我开车去了汉堡，从柏林到汉堡走A24高速，正常车速一个半小时，我把这两个小时的路程开成了一个小时零十分钟。
到了汉堡港区的海关大楼已经过了下班时间，只有值班的人在。
我找了值班的官员递烟套近乎，对方是个五十多岁的德国男人，秃顶，啤酒肚，对我的贿赂无动于衷，只板着脸重复“扣留货物按程序处理，请在工作日提交申诉材料”。
我在海关大楼门口站了快一个小时，打了七八通电话，能找的关系都找了，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帮忙。
新关长上任以后搞了一场内部反腐调查，现在汉堡海关人人自危，谁都不敢碰灰色地带。
我从海关大楼走回停车场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港口区的风很大，从易北河方向刮过来，带着一股机油和咸水的混合气味，远处的集装箱堆场亮着一排排白色的照明灯。
我靠在车上，点了一根烟，抽了半根。
手机响了。严峙。
“你在哪儿？”
“汉堡。”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声音变得急促。
“你在汉堡哪儿？”
“海关大楼停车场。”
“待在那儿别动。我过来。”
“干嘛——”
电话已经挂了。
不到二十分钟，他的奔驰出现在了停车场的入口。
车停在旁边，他推门下来，大步走到我面前。
他穿着一件深色的风衣，头发被港口的风吹得有些乱，脸上的表情是我认识他六年多以来见过最接近“恼怒”的样子，或者说恼怒。
“你来汉堡干什么？”他站在我面前，离我只有半步的距离。
“跟你一样，找海关的人。”
“找到了吗？”
“没有。”
“那你来有什么用？”严峙咬牙切齿，“我跟你说我会处理，你不信，你非要自己来汉堡，你知不知道今晚Müller的人在港区有活动？我收到情报，他们有一车货今晚从汉堡港转运，大概有七八个人在现场，你一个人站在海关门口的停车场里，等于把自己晾在灯光下面给他们当活靶子。”
“我管他们有多少人——”
“你不管，我管。”严峙打断了我，他伸手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从车门上拽起来，往他的车那边拉，“上车。回柏林。”
我挣开他的手。
“你别拽我。”
“陆渊。”
“我说了这批货我也有份，出了问题我也有责任来汉堡解决。你可以来我不可以？你以为你是谁？我妈？”我把手里的烟头摔在地上，用鞋尖碾灭，“严峙，你最近越来越过分了你知道吗？什么事都替我做主，什么决定都替我做，连我吃没吃饭你都要管。我三十五岁了，不是十五岁！我不是那个需要你半夜跑来盖被子的废物！”
严峙没有回话。
他站在港口的夜风里，头发被风吹得遮住了半边额头，风衣的下摆猎猎作响。
他的下颌线绷得死紧，嘴唇抿成一条线，眼睛里的光从恼怒变成了我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
但他还是没说话，再一次伸出手来拉我，这次拉的是我的手腕，力道比刚才更大，手指箍在我腕骨上像一道铁环。
“上车。”他说，声音不重，但语气里已经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我再一次挣开了。
这次我挣开的同时往后退了一步，拉开了和他之间的距离。
停车场的地面上画着白色的停车线，我退到了线外，他站在线内。
“严峙。”我因愤怒而发抖，但每个字都咬得很重，“这批货，我来汉堡是我的事，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你再对我好，我们就不过了。”
这句话出口的一瞬间，我自己脑子里都卡了一下。
“我们就不过了”这句话我从来没想过会从自己嘴里说出去。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我一时间自己都捋不清，只是觉得它符合那个语境。
不合作了，不过了，散伙了。
但在那个句式里，“你对我的好”和“我们过不过”之间被我用一种极不讲理的方式画上了等号——你对我好，我们就散。这个逻辑很荒唐，但在盛怒之下，它就是我自己也没法控制的。
我看见严峙的表情一下子变了。
变冷了。
刚刚眼底至少还有情绪，但我说完那句话以后，眼底什么也没有了。
他把伸出来的手收了回去，垂在身侧。
然后他慢慢地点了一下头。
“那我不对你好了。”
他的声音跟刚才判若两人。
轻，淡，没有波澜。
我听过严峙用很多种声音说话。嘲讽的，低沉的，暧昧的，恼怒的，温柔的，疲倦的。
但这种声音我没听过，它不带任何情绪，就像是一个开关被啪地关上了，所有的光都灭了。
我说完那些话的时候心里还在翻涌着火气，觉得自己占理：他凭什么处处管着我，凭什么半夜来我家，凭什么替我决定所有事。
但当他的表情变了以后，那些火气忽然被打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来由的慌乱。
这种慌乱让我更加暴躁，因为我不知道这种慌乱从何而来，也不想知道。
“你什么意思？”我问他。
严峙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他往前走了一步，跨过了那条白色的停车线。
这一步什么预设都没有，不攻击不保护不温柔不愤怒，就是纯粹地逼近。
我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后背撞在了我的车身上，德系车的金属外壳在夜风里冷得刺骨，冰得我打了个激灵。
“你干什么——”
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整个人翻了过去，压着我的后颈脸朝下按在了车前盖上。
车盖的金属板被压得微微下凹，寒冷透过衣服直接渗进胸腔，脸上的皮肤贴着金属被冻得发疼。
他的另一只手直接扣进我的裤腰，连皮带带拉链一起往下拽。
他的力道大得惊人，我的反抗完全是徒劳。
他的手掌几乎盖住了我整个后腰，手指压在我脊椎的凹陷处，把我钉在车盖上。
“严峙！”我拼命扭头想看他，但脖子被他按得死死的，“你干什么！放开！”
他不说话，他把自己的皮带扣解开了，我的裤子被扒到了膝盖以下。
四月的汉堡港风很大，冷风灌进来，吹在我的皮肤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的双手被他反剪到背后攥住，力道大得骨头都在咯吱响。
“严峙！”我挣扎，但他连动都没动一下。
他比我高小半个头，肩膀比我宽出一整圈，体重的差距在这种身体对抗中毫不含糊地显示出来——我挣不动他。
上一次我们互殴的时候，他还在让着我。他在让的时候，我以为自己跟他旗鼓相当，甚至觉得只要我多练几天，就能真正把他打趴下。
现在他不让了，我才意识到，以前的每一次旗鼓相当，都是他算好的。
【无证上高速被交警抓住了】
……
这不是在追求欢愉，这是在对我施加一种身体上的刑罚。
……
最后一起死寂下来。
我以为他会站起来走开。
但他没有。
他脱下自己的风衣，把我整个人裹了进去。
风衣很大，里衬还带着他的体温和古龙水味道。
他把我从车盖上抱起来，一只手托着我的后背，一只手托着我的膝弯，把我整个人抱进了他的奔驰后座。
他放下的时候动作很轻，后座的真皮座椅很软，风衣裹在我身上，里面的衬衫和T恤被汗和泪浸透了贴在皮肤上。
然后他自己也坐进来，把我的头按在他的胸口。
他的心跳很快，传到我耳朵里，快得不像他这么冷静的人该有的频率。
我靠在他胸口，浑身一点力气都使不上。
我全部的体力都被抽干了，我像一具被拧干了电池的人偶，瘫在他怀里，声音从破锣嗓子里断断续续地挤出来。
“操你妈......”
“嗯。”他的下巴抵在我的头顶，声音恢复了一点温度，不再像刚才那么冻人了。
“畜生......”
“嗯。”
“不是人......”
“嗯。”
他每“嗯”一声，嘴唇就在我的头顶碰一下，很轻很轻的碰，像是怕把我碰碎了。
“凭什么......”我的声音在发抖，眼泪和鼻涕全蹭在他那件衬衫上，“你凭什么......”
“因为我受不了你不让我对你好。”他的声音从头顶传下来，“你可以恨我，可以打我，可以骂我最难听的话，我都能受。但你让我别再对你好……我受不住。”
他的语气好脆弱。
这种脆弱放在严峙身上，比任何威胁都让我更手足无措。
我想骂他有病，但嗓子眼里只挤出了一声模糊的呜咽。
眼泪止不住，哭得浑身发抖，也不知道在哭什么。
哭他□□我？哭身体背叛了我？哭我对他说的那句“我们就不过了”？还是哭我心里某个我不敢去证实的感觉？
“别哭了。”他的手一下一下地拍着我的后背，“不哭了。”
“你他妈......凭什么......不让我哭......”我边哭边骂，鼻涕堵住鼻腔，声音又沙又闷。
“不是不让你哭。”他把我裹在风衣里的身体又往怀里拢了拢，低头亲了一下我还湿着的眼睫，然后抬起手，用拇指擦掉我眼角新涌出来的眼泪，“是怕你哭坏了。”
“......猫哭耗子......假慈悲......”
“不假。”
“你刚才的时候......怎么不假......”
“刚才不是假。”他低头看我的眼睛，额头抵着我的额头，声音放到了最轻，“刚才是我受不了。你骂我也好，打我也好，你怎么都行。但你说我对你好就不过了——你不该说这句。”
他没有责备我，他只是在陈述那句被我无心甩出去的话对他造成了什么样的冲击。
我把脸埋进他的胸口，闷声说道：“我说的不过了是散伙......不合作了......你是不是有病......往那上面想......”
“散伙也是不过。”
“是你妈个头。”
“你说是我妈就是我吧。”他又低头亲我一下，这次亲的是鼻尖，我鼻尖上还挂着没干的泪，被他亲得痒了，我往后躲了躲，他把我的后脑勺按住了，“反正从今以后，你再想散伙，我不会再点头。”
“你凭什么......”
“闭嘴，先睡一会儿，你嗓子哑得跟破锣似的。”
“那你把手从后腰上拿开......”
他没拿开，反而又往怀里搂了搂。
“刚才弄伤了，”他说，“回家给你上药。”
“不去你家。”
“去你家也行。”
“我说了不去你家，也不许你去我家。”
“那你趴在车盖上晾着。”
“你是不是想再挨一拳。”
“你现在挥得动拳头吗。”
我沉默了。
他说得对，我现在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操。
几分钟的沉默之后，车门被从外面轻轻关上了。
他发动车子，我靠在后座上，裹着他的风衣，脑子是一摊浆糊。
车开上了A24高速，往柏林方向。
我被裹在严峙的风衣里，闻着他的味道，身体里还残留着他的东西。
他从前排伸出手来，往后够，摸索着找到我的手，握住，把我的手完完整整地包在他的掌心。
我想挣开。
试了一下，没挣动。
又试了一下，还是没挣动。
最后我没再试了。
我此刻的心情被搅烂了，但又拼不起来。
他身上古龙水的味道和风衣上淡淡雪松的木质调混在一起，把我密密地裹住。
车停在公寓楼下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柏林的夜空很干净，几颗冷星缀在上面，楼下那棵老栗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
严峙熄了火，从驾驶座下来，拉开后座的门，弯腰想把我抱出去。
我拍开他的手，自己从后座挪出来，脚踩在地上的一瞬间腿软得像两根煮过的面条，膝盖差点直接跪在人行道的石板上。
他伸手捞住了我的腰，我没再拍开他。
不是不想，是实在没力气了。
他半搂半抱地把我弄上四楼。
在门口他问我钥匙在哪儿，我说裤兜里。
他伸手从我裤兜里摸出钥匙，手指碰到我的大腿外侧，我条件反射地缩了一下。
他没说什么，开了门，把我放在沙发上，然后去浴室放了热水。
“自己能洗吗？”他蹲在沙发前面问我。
“能。”我撑着沙发扶手站起来，走了两步，扶着墙回头看他，“你还不走？”
“等你洗完。”
“用不着。”
他没接话，也没站起来，就那么蹲在沙发前面看着我，一双深褐色的眼睛在昏暗里安静地亮着。
我懒得跟他再争，扶着墙走进浴室，关上了门。
热水冲在身上，疼和酸一起涌上来，后背在车盖上蹭出了一大片淤青，手腕被攥过的地方勒出了一圈淡紫色的指痕，大腿内侧的肌肉稍微一动就发酸。
最难受的是那个地方，火辣辣的，沾了热水以后疼得我倒吸了好几口凉气。
我把手撑在瓷砖墙壁上，低着头，让热水冲在后颈上。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
愤怒还在，恨意还在，但它们变得不再纯粹，不再锋利，被掺进了别的东西。
欢愉的记忆是最让我恶心也最让我困惑的部分。
我恨他在那种情况下强来，但我没办法否认自己的身体在他手里达到了从没体验过的欢愉高度。
这两件事同时成立，相互矛盾，又相互纠缠，让我连自己该站在什么立场上都搞不清楚。
洗完出去的时候，严峙还在，他没走，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了一杯热牛奶和一管药膏。药膏是新的，还没拆封，药房买的非处方消炎镇痛外用药。
他听见我出来的动静，抬头看了一眼，然后站起来，把药膏拿在手里。
“上了药再睡。”
“我自己来。”
“那个位置你自己够得着？”
我没找到反驳的话。
他又说对了，那个位置我自己确实够不着，或者说够得着也看不见，硬来只会弄得更疼。
我没有矫情到宁愿带伤睡觉也不让他帮忙的地步……矫情是给在意的人的，而我现在没有多余的心理能量在意任何事。
我趴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他跪在我旁边，拧开药膏的盖子。
冰凉的凝胶挤在皮肤上的时候我打了个激灵，他的手指很轻，轻到几乎感觉不到压力。
涂完药他把药膏放在床头柜上，站起来。
“明天多休息，仓库的事我让小周先盯着，你下午再过去。”
我把脸从枕头里侧过来看他，他站在床边。
停车场照明灯的光线下他看起来冷酷而陌生，现在卧室的暗光里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很疲惫的男人。
“严峙。”
“嗯？”
“你今天做的事，是□□。”
他沉默了两秒。
“我知道。”
“我不是在谴责你,我是在陈述事实,你做了这件事，我记着。以后我翻不翻旧账、怎么翻、什么时候翻，我说了算。”
“好。”
“还有。”
他站在原地等着我说。
“你下次再进我家门之前，敲门。不请自来这种事，到此为止。”
“好。”
“你走吧。”
他走了，皮鞋踩在木地板上的声音从卧室到客厅到玄关，开门、关门，锁舌咔哒一声落进锁槽。
公寓里重新安静下来。
我趴在床上，听着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逐渐远去，然后在大楼外面响起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轮胎碾过柏油路面，越来越远，直到消失。
我伸手把床头柜上那管药膏拿过来看了看。
德文标签，主要成分是布洛芬外敷剂和芦荟提取物。
我把它放回去，关了灯，在黑暗里闭上眼睛。
作者有话说
第13章 这日子不能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