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野》刘铁柱的QQ空间

1、离乡 2004年

　　2004年夏末，我家开在镇上的干货铺子撑不下去关了门。说“关门”已经是留了体面的说法，真实情况是我爸因为开地下赌档被警方抓了，为了争取立功表现，又主动交代了自己拿劣质假干货冒充正品干货卖给客人的事。第二天铺子就被贴上了封条，当天下午封条就被愤怒的乡亲们撕了下来，大伙冲进去把店里砸得一干二净。
　　我爸被警方抓进去之后，那些平日里跟他称兄道弟、你来我往的所谓“朋友”，一听说我家出了事儿、没了依靠，立马攥着一张张写好的欠条，接二连三上门来讨债，来的人多了，来来去去差点把我家那扇旧木门的门槛都给踏破了。那段日子家里本来就已经天翻地覆，日子过得兵荒马乱，可我妈没哭没闹没躲，骨子里带着一股旁人比不了的硬气，她咬着牙把家里能变现的东西都翻了出来，卖房子砸锅卖铁，凑出钱来先给每一个债主还了一部分，剩下实在凑不出来还不上的欠款，也只能跟人家说好话，慢慢往后拖着，一点点再想办法归还。
　　我家一夜之间成了村里的破落户，名声也臭了。在接连受了乡亲们几日的白眼之后，我最后跟我妈说了不读书了，我想赚钱，按照以往我妈的性格，听了这话早就巴掌落在我脸上了，不过那一夜我妈没说一句话，只是默默的给我包了顿香菇馅的饺子，香菇用的是我们自家晒的，肉也是去集市上挑的最便宜的下脚料。那顿饺子吃得很沉默，只有筷子碰到碗边的轻响。我知道那是家里最后一点体面，妈把能给的都给了。第二天清晨，我没拿书包，而是背起那个缝补过的旧帆布包，跟着村里去城里打工的大叔走了。镇子的风依旧吹着，但我知道，从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我再也不是那个只知读书的少年，而是一个必须为生存奔波的人。前路茫茫，唯有咬牙前行。我去镇上的招工报个名，没过几天就跟几个同乡一起挤上了南下东莞的长途车。
　　“......都说让你去城里找老李家的小子寻个出路，你就是不听。人家李威比你小一岁，上次回来都开上小汽车了......人家二喜都能拉下脸去给看场子，你怕个什么......哪怕工钱少开点呢？都一个村的，总不好害了你！”
　　哪怕都送我到了汽车站，老妈嘴里仍在不停絮叨，好像要把昨晚没说出口的话，都一股脑的倒出来才好。
　　我低着头，没敢看她的眼睛，只盯着自己磨破了边的鞋尖。车快开了，喇叭催得急，我匆匆把帆布包甩上肩，转身就往车上爬。身后传来一声压得很低的“到了回个信”，我没回头，怕一回头眼泪就掉下来。
　　“妈，我知道了......”
　　原想着跟以前一样喊她莫念了，但瞥见她两鬓多出的白发，我最终还是只挤出一句：“放心，我保证能混出个人样的。”
　　站在我妈的角度，投奔发达同乡无疑是个好出路，但有些情况她其实根本就不清楚。
　　事情还要从我爸被抓走前说起。
　　那天晚上他照常在铺子里跟几个狐朋狗友喝酒划拳，我收拾完卫生，拎着水桶准备回家。结果走到门口的时候，刚好听见他红着脸跟朋友吹，说自己睡过李可的媳妇。
　　李可正是我妈嘴里那个李威的堂哥，之前在镇上开五金店，后来跟人去云南做边贸，据说发了点小财。他媳妇叫王秀兰，是我们村出了名的贤惠人，平时连大声说话都少见，更别说跟外人有什么瓜葛。可我爸那天喝高了，舌头打结还硬要显摆，说什么“李可不在家，他媳妇寂寞得很”，还拍着桌子笑：“不信你们问老三，那晚还是他给我望的风！”
　　我站在门外，桶里的水晃出来打湿了裤脚，心里却像被冰水浇透。我知道这话要是传出去，王秀兰在村里就别想抬头做人了。更糟的是，李可那人脾气爆，早年在镇上就因打架蹲过几天，要是他知道这事……我不敢往下想。
　　果然，没过两天，李可突然从云南回来了。他没直接找我爸，而是先去了我家一趟，问我妈我爸在不在。我妈说在铺子里，他转身就走，脸色铁青。当晚，我爸就被派出所的人带走了——名义上是查赌档，但后来我听看守所里放出来的熟人说，举报信里写得清清楚楚，除了聚赌，还有“败坏风俗、造谣中伤”。不用猜，那封信八成是李可写的。
　　所以，我妈让我投奔李威，我哪敢去？李威是他堂弟，一家子血脉相连，就算面上不说，心里能没疙瘩？万一哪天旧事翻出来，我在人家手下干活，还不是任人拿捏？与其寄人篱下看脸色，不如自己闯条生路，哪怕苦点累点，至少脊梁骨还能挺直些。
　　只是这些东西我没法跟我妈说。因为我爸的事她已经在村里受了不知多少白眼，再知道他还在外面乱搞，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刘榕，别磨蹭了，车要发了！”
　　听到不远处车上同村人的喊声，我妈那双已经瘦了一圈却仍显粗糙的手才依依不舍的从我的蛇皮袋上滑开。
　　车子颠簸着驶出镇口，扬起一路黄尘。我靠在窗边，透过窗看见她背过身去，飞快地抹了把眼睛，随着车子的移动，她站在原地的身影最后缩成模糊的一团。
　　车上同乡们有的打盹，有的嚼着干粮，没人说话。车厢里弥漫着汗味、烟味和一种说不清的疲惫气息。
　　到了东莞已是深夜，城中村的巷子窄得只能容两人并肩，头顶电线如蛛网密布。带我们来的老乡熟门熟路地拐进一栋握手楼，在四楼敲开一扇铁门。开门的是个满脸倦色的工头，上下打量我几眼，问：“多大？”
　　“十七。”我答。
　　“身份证呢？”
　　我递过去——其实是借的表哥的，但没敢说。他扫了一眼，扔下一句“明天六点上工，做五金冲压，手快点，别愣着”，便指了指走廊尽头的通铺。
　　那晚我躺在硬板床上，听着隔壁传来的咳嗽声、远处工厂的机器轰鸣，还有自己擂鼓般的心跳。枕头底下压着我妈塞给我的一百块钱散钱，用红布包着，针脚细密。我知道，从今往后，每一分钱都得靠这双手挣回来，再没人替我遮风挡雨。
　　第二天清晨五点半，我就醒了。天还没亮透，但工友们已经窸窸窣窣起身。我学着他们的样子，用冷水抹了把脸，套上发下来的蓝色工装。冲压机的声音震耳欲聋，油污沾满指缝，一个上午下来，胳膊酸得抬不起来。可我不敢喊累，也不敢歇——因为刚来就被警告过：干不满一个月，工钱一分没有。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熬过去。白天在车间里重复同一个动作，晚上蜷在十人一间的宿舍里数天花板的裂缝。偶尔收到家里寄来的信，信纸薄得透光，字迹却一笔一划写得极认真。我妈说，村里人渐渐不再提我家的事了；说门口那棵老槐树今年结的果子特别多；说她把晒干的香菇又存了一坛，等我回去包饺子。
　　我没回信，不是不想，是不知道该写什么。报喜？我连吃饱都得算着饭票。报忧？更不能让她夜里睡不着。于是那些话就烂在肚子里，化成了手上一层又一层的茧。
　　直到三周后的一天，工头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汇款单。“你妈托人转来的，说是给你添件厚衣服。”我捏着那张纸，手指发颤——那上面的金额，是我爸欠债名单里最小的一笔数目，可对她来说，恐怕是卖了家里唯一一头猪才凑出来的。
　　那天晚上，我在路灯下站了很久，终于撕了半页作业纸，写了离家后的第一封回信。开头只有一句：“妈，我很好，别担心。”后面全是谎话，但每一笔，我都写得格外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