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雨》美女邱莹莹

3、第 3 章 十字路

　　十字路口的雨

　　第三章

　　中考前最后一个月，凤里镇进入了雨季。

　　不是那种酣畅淋漓的倾盆大雨，而是南方特有的、没完没了的梅雨。雨丝细得像绣花针，密密麻麻地从早落到晚，又从晚落到早，整个世界都被泡在一团湿漉漉的灰绿色里。衣服晾在阳台上三天不干，摸上去潮乎乎的，散发出一股若有若无的霉味。墙壁上渗出水珠，顺着瓷砖的缝隙往下淌，他妈拿干毛巾塞在窗台下面，半天工夫就湿透了。

　　杨晓东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去学校，雨衣是那种老式的绿色雨披，他爸从废品堆里翻出来的，上面印着某个已经不存在的化肥厂的logo。雨披太大，穿在身上松松垮垮的，风一吹就鼓起来，像一只绿色的蝙蝠。骑到学校的时候，裤腿还是湿了半截，球鞋里灌了水，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响。

　　倒计时牌上的数字已经变成了两位数。八十七、八十六、八十五。每过一天，秦老师就会在早自习的时候提醒大家：“又少了一天。”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但那种平静比任何吼叫都更有压迫感，像一把钝刀，不紧不慢地架在每个人的脖子上。

　　教室里的气氛变了。以前课间还有人聊天打闹，现在大部分人都趴在桌上做题，或者抓紧时间补觉。黑板上的板书永远擦不完，数学老师写完一黑板，物理老师接着写，物理老师写完，化学老师又来。粉笔灰在空气里飘浮，落在每个人的头发上、衣服上、摊开的课本上。

　　杨晓东的成绩在第三次月考时爬到了班级第七。数学考了九十一分，终于突破了九十的大关。秦老师在发卷子的时候破天荒地对他笑了一下，说了一句“继续保持”。那是杨晓东记忆中秦老师第一次在发卷子的时候对他笑。

　　他把卷子折好放进书包的时候，手指碰到了书包夹层里那把扳手。他把手伸进去摸了一下，冰凉的金属触感从指尖传上来，像一个无声的信号，把他的思绪从二次函数的对称轴拉回到了那个冬天傍晚的五金店里。

　　他已经很久没有特意去想唐雨了。不是不想，是不敢想。中考像一座大山压在头顶，他没有多余的心力去思念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人。但有些时候，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比如做题做到深夜抬起头看到窗外的月亮，比如骑车经过十字路口看到那家已经换了招牌的奶茶店，比如在抽屉里翻找橡皮时看到那本河南地理课本——那些关于她的记忆就会毫无预兆地涌上来，像潮水一样淹没他。

　　他学会了和这种突如其来的思念相处。不抵抗，不沉溺，让它来，等它走。像对待一种慢性病，知道它治不好，但也不至于要命。

　　六月初，学校组织了最后一次模拟考试。这次模考完全按照中考的规格来——考场布置、时间安排、试卷题型，全部模拟真实中考。用秦老师的话说，这是“实战演习”。

　　模考安排在周四和周五两天。第一天考语文和数学，第二天考英语和理综。杨晓东坐在考场里，面前摊着数学试卷，教室里安静得只剩下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和头顶吊扇转动的嗡嗡声。

　　他的状态不错。选择题做得顺手，填空题也没遇到什么障碍。做到倒数第二道大题的时候，他卡了一下——是一道二次函数和几何结合的题目，条件给得隐晦，需要画好几条辅助线才能找到突破口。

　　杨晓东深吸一口气，在草稿纸上重新画了一遍图。他画得很慢，每一条线都画得笔直，每一个点都标得清清楚楚。画完之后，他盯着图看了大概有三十秒钟，忽然想起了秦老师在课堂上反复强调过的一句话——“遇到二次函数和几何结合的题，先找定点，再找动点，最后找关系。”

　　他按照这个思路重新推导了一遍，找到了那个隐藏在两条抛物线交点之间的几何关系。辅助线一连，思路豁然开朗。他飞快地在答题卡上写下了推导过程，写到最后一个等号的时候，笔尖差点把纸戳破。

　　交卷铃响起的时候，他刚好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把笔放下，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窗外，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一缕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教室湿漉漉的窗台上，反射出一小片亮晶晶的光。

　　模考成绩三天后公布。杨晓东考了全班第五，年级前三十。这个成绩如果能在中考时稳住，上一中基本没问题。

　　李浩考了全班第十一，也还不错，至少能上二中。他拿到成绩单的时候用力拍了杨晓东的后背一掌，力气大得杨晓东差点把刚喝进去的水喷出来。

　　“咱俩都能上高中了！”李浩咧着嘴笑，露出两排不太整齐的牙齿，“我本来以为自己要去职高学修车了呢。”

　　“你爸不是说考不上高中就让你回家种地吗？”杨晓东揉着后背说。

　　“对啊，所以我这一个月玩命学，差点把眼睛学瞎了。”李浩推了推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确实布满了血丝，“你呢？一中稳了吧？”

　　“还不一定，要看临场发挥。”

　　“少来这套，你最近状态这么好，肯定没问题。”李浩把成绩单折成纸飞机，朝窗外扔出去。纸飞机在走廊里歪歪扭扭地飞了一段，撞到墙上，掉在地上。一个路过的女生捡起来看了一眼，又扔回了地上。

　　杨晓东靠在走廊的栏杆上，看着操场上那几棵被雨水洗过的榕树。榕树的气根上挂满了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串串透明的珠子。

　　“李浩。”他说。

　　“嗯？”

　　“你说，中考完了以后，咱们会变成什么样？”

　　李浩想了想，说：“我可能会睡三天三夜。然后让我爸给我买个新手机，我现在这个手机屏幕都裂了半年了。”

　　杨晓东笑了，没有继续问下去。他本来想问的不是这个。他本来想问的是——离开了凤里中学，离开了这条每天骑车上学的路，离开了这个满大街都是熟人的小镇，我们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人？那些现在觉得刻骨铭心的事情，会不会有一天变得云淡风轻？那个书包拉链上挂着铜铃铛的女孩，会不会有一天在记忆里模糊成一张褪色的照片？

　　但他没有问。十五岁的少年不太擅长表达这些，也不太敢表达这些。他们更习惯把那些最柔软的想法藏在玩笑和沉默后面，像把一颗易碎的珠子包在层层叠叠的旧报纸里。

　　中考前一周，学校停了课，让大家自己在家复习。秦老师说，最后几天不要做新题了，把以前做错的题拿出来重新看一遍，调整好作息，保持好心态。

　　杨晓东在家复习的那几天，每天早上七点起床，上午看语文和英语，下午看数学和理综，晚上把各科的错题本翻一遍。他妈的缝纫机在一楼嗡嗡地响，他爸的三轮车在巷子里进进出出，远处凤溪的水声隐隐约约。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复习时的背景音乐。

　　有一天下午，他做数学错题本做得头昏脑涨，站起来走到窗边透气。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又要下雨的样子。他看见巷口有一个女生骑着自行车经过，马尾辫被风吹得往后飘，校服是凤里中学的蓝白色。

　　他盯着那个背影看了两秒钟，直到她拐过巷口消失不见。马尾辫，蓝白校服，甚至骑车的姿势都有那么一瞬间的相似。但他的心跳没有加速。他知道不是她。不是所有骑车的马尾辫都是唐雨。唐雨只有一个。她已经走了。走了快半年了。

　　他把窗户关上，回到书桌前，继续翻错题本。错题本的边角已经卷起来了，里面的每一道错题他都用红笔标注了错误原因和正确解法。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他看到了一行小字，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写在空白处的——“二次函数对称轴公式：x=-b/2a。”在这行公式下面，还有一个他自己画的铜铃铛，歪歪扭扭的，像一个被人踩扁了的蘑菇。

　　他看着那个歪歪扭扭的铃铛，看了很久。然后他翻过那一页，继续看下一道错题。

　　中考那天，凤里镇终于放晴了。

　　六月中旬的太阳已经很有威力了，早上七点多钟就明晃晃地挂在天上，把地面晒得热气腾腾。前几天的雨水被蒸发上来，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湿热的水汽，呼吸起来像是含了一口温开水。

　　考场设在县城的实验中学，凤里中学包了两辆大巴车把考生送过去。秦老师站在大巴车门口，一个一个地检查准考证和身份证，检查完了才让上车。他的额头上全是汗，衬衫的后背湿了一大片，但表情比任何时候都严肃，像一个即将把士兵送上战场的将军。

　　杨晓东坐在靠窗的位置，李浩坐在他旁边。李浩紧张得一直在抖腿，膝盖撞在前排座椅的靠背上，发出有节奏的咚咚声，惹得前排的同学回头瞪了他一眼。他的手里攥着一张揉得皱巴巴的复习资料，上面的字被他手心的汗洇得模模糊糊。

　　“你能不能别抖了？”杨晓东说。

　　“我控制不住。”李浩的声音有点发抖，“你说我要是考砸了怎么办？”

　　“考不砸的。你模考不是挺好的吗。”

　　“那不一样。模考是假的，中考是真的。真的和假的能一样吗？”李浩把复习资料又揉紧了一点，纸张在他掌心里发出痛苦的摩擦声。

　　杨晓东没有回答。他知道李浩说得对，真的和假的确实不一样。模考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紧张，但现在坐在去考场的大巴车上，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比平时跳得更快、更重，像有人在里面敲着一面小鼓。

　　他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里。口袋里有一颗螺丝，是他今天早上出门前从抽屉里拿的。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带一颗螺丝去参加中考，就像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把那把扳手放进书包夹层里一样。他的手指摩挲着螺丝的六角头，冰凉坚硬的触感从指尖传上来，让他那颗躁动的心稍微安定了一点。

　　大巴车在县城的主街上缓慢地开着，因为中考期间部分路段限行，司机绕了一条小路。经过新华书店的时候，杨晓东隔着车窗看了一眼。书店还没开门，卷帘门紧闭着，门口蹲着一只橘猫，正在懒洋洋地舔爪子。

　　他想起正月里他在这里买的那两本书。《边城》他看了一半，故事里那个叫茶峒的小镇和凤里一点都不像——茶峒有渡船，有唱歌的后生，有在河边等待的翠翠——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看那本书的时候，总觉得书里那股淡淡的忧伤跟凤里夏天的雨有着同样的质地。《情书》他还没看，一直放在抽屉里，和扳手、地理课本、散文集放在一起。

　　实验中学到了。大巴车在考场门口停下，车门打开，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杨晓东走下车，阳光刺得他眯起了眼睛。实验中学的操场比凤里中学大得多，塑胶跑道是新的，红得发亮。教学楼有六层，外墙贴着白色的瓷砖，在阳光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芒。

　　考场外面已经站满了人，到处都是穿着各色校服的考生和送考的家长。有的家长手里举着遮阳伞，有的端着保温杯，有的在反复叮嘱孩子“不要紧张”、“仔细检查”。一个穿红裙子的妈妈拉着女儿的手，眼眶红红的，像是比女儿还要紧张。

　　秦老师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做了最后一次考前动员。他的声音在嘈杂的人群中显得有些沙哑，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同学们，三年了。我带了你们三年，该说的都说了，该练的都练了。今天，就是你们把三年的努力交出来的时候。我相信你们。不管结果如何，你们都是我的学生，我为你们骄傲。”

　　他顿了顿，推了推眼镜。杨晓东觉得秦老师的眼眶好像红了一下，但光线太强，他看不太真切。

　　“好了，检查一下准考证和文具，准备进场。”

　　杨晓东跟着人流走进考场大楼。考场在四楼，他沿着楼梯一级一级往上走，每一步都踩得很稳。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大概是考场前一天刚消过毒。墙上贴着考场分布图和考生须知，红色的箭头指向各个考场的方位。

　　他找到自己的考场——403教室。教室门口站着两个监考老师，一男一女，男老师手里拿着金属探测仪，女老师在核对准考证。杨晓东把准考证递过去，女老师看了一眼，在名单上划了一下，点了点头，让他进去。

　　教室里的桌椅已经按照考试要求重新排列过了，每张桌子之间隔着老远。他的座位在靠窗第三排，正好能看到窗外的操场。操场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个校工在收拾旗杆上的绳子，红旗被降下来了一半，大概是哪个开关卡住了。

　　他把准考证和文具摆在桌上。一支黑色签字笔，一支2B铅笔，一块橡皮，一把直尺，一个圆规。文具是昨天晚上他妈帮他准备的，每一样都检查了三遍。他妈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这么认真地检查东西，比他爸当年娶她的聘礼查得还仔细。

　　开考铃响起。

　　第一场是语文。杨晓东翻开试卷，先看作文题。作文题是一道材料作文，给出的材料是一段关于“路”的文字——说鲁迅先生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让考生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

　　杨晓东盯着“路”这个字看了十秒钟。他的脑子里闪过很多条路——凤里镇那条种满榕树的主街，从学校到五金店的那段斜坡，从家到河边的那条窄巷子，从凤里到县城的四十公里公路。每一条路他都走过无数次，每一条路上都叠着他的脚印。

　　但当他提笔开始写的时候，他写的不是这些路。他写的是十字路口。校门口那个十字路口。向左拐是回家的路，向右拐是五金店，直走是凤溪，回头是学校。他说，十五岁就是站在十字路口的年纪，四面都是路，但你不知道哪一条通往你想去的地方。

　　他写得很快，几乎没有停顿。笔尖在答题纸上飞速移动，留下一行行工整的字迹。写到最后一段的时候，他的手微微有些发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那些憋了大半年的话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

　　——“有些人在十字路口相遇，又在这个路口走散。但你走过的路不会消失，它永远在那里，等着有一天你回头的时候，还能认出自己留下的脚印。”

　　写完之后他停了笔，看着自己写下的最后一句话。监考老师从他身边走过，脚步很轻，几乎听不到声音。窗外操场上的红旗终于被校工拉了上去，在六月的热风里猎猎作响。

　　他深吸一口气，翻回前面，开始检查选择题。

　　两天的中考，在一种不真实的平静中过去了。

　　考完最后一门理综的时候，杨晓东走出考场，站在实验中学的大门口，被下午四点钟的太阳照得有些恍惚。考场的空调太冷了，在里面待了两个小时，整个人都被冻透了，现在被太阳一晒，像一块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肉放到了案板上，冷热交加，手臂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周围是考生们解放后的欢呼声。有人在击掌庆祝，有人在打电话报喜，有人把复习资料撕成碎片从楼上往下撒，白色的纸片在空中翻飞，像一场不合时宜的雪。一个男生冲出考场大门，振臂高呼了一声“解放了”，然后被地上的台阶绊了一下，差点摔了个狗吃屎。

　　杨晓东没有欢呼，也没有撕书。他在实验中学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看着人来人往，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不是高兴，也不是失落，就是空。三年了，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焦虑、所有的熬夜和早起，最后都浓缩成了那几张答题卡，被收进了密封袋里，即将被运往某个他不知道的地方，由一群他不认识的人来评判。而他什么也做不了了。试卷已经交上去了，答案已经写死了，一切尘埃落定。

　　他在台阶上坐了大概有十分钟。手机在口袋里震个不停，是李浩在班群里发消息，说考完了大家去镇上的大排档庆祝。消息后面跟了一连串的感叹号和表情包，炸得屏幕都在抖。有人在群里问“秦老师来不来”，有人说“秦老师说了他请客”，然后整个群就沸腾了，消息刷屏的速度快得看不过来。

　　杨晓东在群里回了一个“好”，然后把手机收起来，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朝大巴车的方向走去。

　　那天晚上的大排档，成了杨晓东整个初中生涯里最热闹的记忆。

　　他们包了街边大排档的三张大圆桌，秦老师确实来了，还真的掏钱请了客。平时在讲台上板着脸训人的秦老师，那晚喝了两杯啤酒之后脸红得像个番茄，揽着几个男生的肩膀说了好多话，说他们是他带过的最好的一届，说他其实知道他们背地里叫他“秦阎王”，说他每次骂他们的时候心里也不好受。

　　“但是不骂不行啊，”秦老师举着酒杯，眼眶确实红了，这次不是错觉，“我不逼你们，你们怎么考得上好学校？凤里这种小地方，你们要出去，只能靠读书。外面的世界大得很，你们得去看看。”

　　杨晓东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一瓶玻璃瓶装的可乐，慢慢喝着。他不喝酒，他妈说过，十八岁以前不许碰酒。李浩坐在他旁边，已经喝了三杯啤酒，脸红得像煮熟的虾，说话开始大舌头。他搂着杨晓东的肩膀，嘴里喷着酒气，说了一大堆平时绝对不会说的话。

　　“晓东，你知道吗？我其实可羡慕你了。”

　　“羡慕我什么？”杨晓东把李浩搭在他肩膀上的手拿下去，但那只手马上又搭了回来。

　　“羡慕你敢跟张振海打架。”李浩的眼睛在啤酒的作用下变得水汪汪的，“我要是女的，我也喜欢你这种。平时闷不吭声的，关键时候敢往上冲。张振海那么壮你都敢打，你他妈是条汉子。”

　　杨晓东把可乐罐在桌上转了转，没接话。

　　“话说回来，你还想着那个唐雨吗？”李浩问。他的声音压低了一些，虽然压低之后还是很大。

　　杨晓东的手指在可乐罐上停了一下。铝罐的外壁上凝结了一层冰凉的水珠，顺着他的手指往下淌。

　　“不想了。”他说。

　　“骗人。”李浩打了个酒嗝，一股啤酒味扑面而来，“你肯定还想着她。你每次路过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都会往那边看一眼。你以为我没注意到？”

　　杨晓东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他把可乐罐举起来喝了一口，碳酸气泡在舌头上炸开，刺刺的。

　　“想又有什么用。”他说，“人都不知道去哪了。”

　　李浩沉默了一会儿。大排档的音响里放着一首老歌，是Beyond的《海阔天空》，黄家驹的声音从劣质音箱里传出来，依然带着一股让人心头发热的力量。

　　“也是。”李浩拿起酒杯，把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然后重重地把杯子放在桌上，“来，喝酒。今天高兴，不说那些不开心的。咱们毕业了！初中的事情就让它留在初中吧。”

　　杨晓东用可乐罐碰了一下他的酒杯。易拉罐和玻璃杯碰撞的声音在嘈杂的大排档里几乎听不到，但他还是听到了——叮的一声，清脆的，像一个微小的句号。

　　中考成绩在七月初公布。

　　查分那天，杨晓东坐在家里的台式电脑前面，他妈站在他身后，两只手扶着他的椅背，手指捏得紧紧的，指甲都快掐进木头里了。他爸蹲在门口抽烟，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灰掉了一地。

　　网页加载的速度很慢，大概是同一时间查分的人太多了，服务器都快被挤爆了。进度条一点一点地往前爬，像一只蜗牛在屏幕上缓慢地挪动。杨晓东盯着那个转圈的小图标，觉得自己的心脏也跟着那个圈一起在转。

　　然后屏幕一闪，成绩出来了。

　　语文一百三十二，数学一百一十五，英语一百一十九，理综一百四十一，体育二十八。

　　总分五百三十五。

　　杨晓东盯着那个数字看了整整十秒钟，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怎么样？考了多少？”他妈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又急又紧张，每个字都像是被捏着嗓子挤出来的。

　　“五百三十五。”

　　身后沉默了两秒钟。

　　然后他妈的尖叫差点把他的耳膜震破。她一把抱住他的脑袋，把他的脸按在自己怀里，嘴里喊着什么他听不太清楚，大概是“考上了”和“太好了”之类的话。她的身上有缝纫机油的味道，还有晚上做饭时的油烟味，这些味道混在一起，是他从小到大最熟悉的气息。

　　他爸从门口站起来，把烟掐灭在门框上，烟头的火星在门框上按出一个新的黑色印记。他走进来，站在电脑后面，眯着眼睛看着屏幕上的数字，看了好一会儿，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像是想笑，又不太习惯笑，嘴角抽了几下，最后只是伸出手在杨晓东的肩膀上用力拍了一下。

　　“好。”他爸只说了一个字。

　　然后他转身走出去了。杨晓东听到他在楼梯口咳嗽了几声，声音很大，像是要把攒了好几年的什么东西一起咳出来。

　　五百三十五分。县城一中去年的录取线是五百一十二，前年是五百一十八。他的分数应该是稳了。

　　杨晓东从椅子上站起来，腿有点软，不知道是在电脑前坐太久了还是因为刚才的紧张。他妈还在旁边打电话，打给他姥姥，声音大得整栋楼都听得见——“妈，晓东考了五百三十五！一中稳了！”电话那头传来的欢呼声从听筒里漏出来，吱吱哇哇的。

　　他走到窗边，推开窗户。七月的热风灌进来，带着凤溪的水腥味和远处飘来的饭菜香。巷子里有人在骑摩托车，突突突地过去了。隔壁的狗在叫，对门的小孩在哭，有家人在门口边择菜边扯着嗓子聊天。

　　凤里镇的傍晚跟昨天、前天、大前天没有任何区别。凤溪还在流，榕树还在长，骑楼二楼的木窗户还是关着的。这个小镇不会因为一个人考了五百三十五分就发生任何改变。但对于杨晓东来说，一切都变了。

　　他要离开这里了。

　　八月中旬，录取通知书到了。

　　杨晓东被县城一中正式录取。录取通知书是一张硬纸卡，烫金的字，上面印着一中的校徽和一行“祝贺你成为我校新生”之类的官方措辞。他把通知书从头到尾看了三遍，然后装回信封里，放进了书桌的抽屉。

　　就是那个抽屉。放扳手的抽屉，放地理课本的抽屉，放散文集和《情书》的抽屉。

　　他把录取通知书放在这些东西旁边，关上抽屉的时候，手指在抽屉的边沿停了一下。然后他把抽屉重新拉开，拿出了那本《情书》。

　　正月买的书，到了八月还没翻开过。封面上的白色已经有些泛黄了，边角微微卷起。他靠在床头，翻开了第一页。

　　“你好吗？我很好。”

　　这是那封寄往天国的信的开头。杨晓东靠着床头，一页一页地往下看。台灯的光照在书页上，窗帘被夜风吹得微微晃动。楼下他爸的收音机里放着闽南语的戏曲，咿咿呀呀的唱腔从地板缝里钻上来。

　　故事讲的是一个叫渡边博子的女孩，在未婚夫藤井树去世后，往他以前的地址寄了一封信。本来以为那封信会寄到天国，结果却寄到了一个也叫藤井树的女孩手里。两个人开始通信，博子发现，和自己未婚夫同名同姓的这个女孩，原来是未婚夫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随着通信的深入，一段尘封多年的青春往事被慢慢揭开——那个叫藤井树的男孩，在中学时代曾经默默地喜欢过同名的藤井树女孩。

　　他把书看到一半的时候，看到了一段话。是成年后的女藤井树写给博子的信里的一段——

　　“那是在一个图书馆里。他把一本书递给我，书里夹着一张借书卡。他说，帮我还一下。我问他，你自己为什么不还？他说，我要转学了。然后他骑上自行车走了。那是他最后一次跟我说话。”

　　杨晓东把书放下，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裂缝还在那里，从他记事起就一直在，延伸了十几年也没延伸到墙角的另一边，就那么悬在半路上，不上不下的。

　　他想起了唐雨。

　　她走的时候，也没有跟他说再见。他最后一次见到她，是那个送铃铛的傍晚。她把铃铛系在书包拉链上，说“好听”。他以为那是开始，没想到那是结束。她甚至没有暗示过他，她们家就要搬走了，她可能再也来不了学校了。她什么都没说。就像藤井树离开的时候，也什么都没说。

　　杨晓东把书重新拿起来，继续往下看。

　　看到结尾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床上坐了三个多小时。书页停留在最后几页——多年以后，女藤井树学校的学妹们跑来给她看一本书。就是当年藤井树让女藤井树帮忙还的那本《追忆似水年华》。学妹们让她看书后面，她把书翻过来，看到了那张借书卡。

　　“我们把卡片翻过来，”一个学妹说，“背面有东西。”

　　女藤井树把借书卡翻过来。背面是一幅素描，画着一个女孩的侧脸。那个女孩是她自己。那是她中学时代的样子。

　　杨晓东把书合上，放在枕头旁边。

　　他躺下来，盯着天花板。台灯在书页上投下一个暖黄色的光圈。窗外有蟋蟀在叫，一声接一声的，像是谁在反复地拨动一根看不见的琴弦。

　　他想，如果有一天——只是如果——他能再见到唐雨，他要跟她说什么？是说“你当初为什么不告而别”，还是说“我一直留着那把扳手”，还是什么都不说，只是像那封信的开头一样，轻轻问一句——

　　“你好吗？我很好。”

　　他不知道。也许这一生都不会有这个机会。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他希望自己至少能说出点什么来。而不是像上次一样，在她面前红着脸说不出话，把所有的千言万语都浓缩成一句结结巴巴的“这个……送你的”。

　　八月下旬，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杨晓东做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他爸去隔壁镇收一批废品，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下了楼，走到一楼后面那间厕所旁边的小储藏室。储藏室的门是木板钉的，没有锁，只用一根铁丝弯了个钩子挂在门框上。他取下钩子，推开门，里面的灰尘被惊动了，在从门缝漏进来的光线里疯狂飞舞。

　　储藏室里堆满了东西——旧报纸、破家具、生锈的工具、发霉的衣服，还有几口不知道装什么的纸箱子。这些东西堆在这里不知道多少年了，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霉味和陈旧的气息，像时光本身的味道。

　　杨晓东在一堆旧报纸下面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

　　那是一个木箱子，不算大，大概有一本课本那么大，是用三合板钉的，做工粗糙，钉子都没钉整齐，有一颗歪在一边，露出半个钉头。这是初一那年手工课上做的，老师让每个人做一个收纳箱，他用学校发的材料胡乱钉了一个，得了六十分。

　　他把木箱子拿出来，吹了吹上面的灰。灰尘扬起来，呛得他咳了好几声。他用手抹了抹箱子表面，三合板的纹路在灰尘下面隐约浮现。

　　他把箱子拿到二楼，放在书桌上。然后他打开了那个抽屉。

　　先是那把扳手。他拿起来，在手里掂了一下。沉甸甸的，红色的防滑胶套上沾了一小片干掉的机油，是他上次用它拧了一颗螺丝后留下的。他把它放进了箱子。

　　然后是那颗M6的螺丝。那颗他第一次去唐雨店里时顺来的螺丝，一直放在抽屉里，和扳手放在一起。螺丝的螺纹已经有点氧化了，表面不再是那种亮闪闪的银色，而是一种暗暗的灰白。他把螺丝也放进了箱子。

　　那本河南地理课本。翻到印着二七纪念塔的那一页，他看了一眼那张图片，灰塔蓝天的郑州，然后在心里默默记下了页数，把书合上，放进了箱子。

　　那本封面印着风铃的散文集。里面有一篇写的是屋檐下的风铃声，几十年都忘不掉。那篇文章他后来读了好几遍，几乎能背下来。放进去。

　　那本《边城》。他看了一大半，还没看完。但他觉得没必要看完了。翠翠等的那个人回不回来，答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等过。放进去。

　　那本《情书》。昨天刚看完的。他把它放在最上面。封面上那棵树的剪影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孤单。放进去。

　　最后，他从口袋里摸出那颗M8螺丝——中考那天他带在身上、后来又放回抽屉里的那颗。他用手指摩挲了一下螺丝的螺纹，冰凉的触感从指纹间滑过，然后他把螺丝也放进了箱子。

　　他盖上箱盖，发现没有锁。他想了半天，从他爸的工具箱里找了一根细铁丝，穿进箱盖上那两个歪歪扭扭的铁环里，绕了几圈，拧紧。

　　一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封条。

　　他把箱子放在书桌下面最里面的角落。那个角落很不起眼，平时扫地的扫把都扫不到，他妈打扫房间的时候也不会特意去挪那个位置的东西。

　　做完这一切之后，他直起腰，看着书桌下面那个昏暗的角落。箱子安静地待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证人，见证着某一段他不想忘记、但也无法改变的年月。

　　他没有把它扔掉，也没有把它放在随时能看到的地方。他只是把它封起来，放在了角落里。不是告别，也不是纪念，而是——存档。就像电脑里的一个文件夹，点开之后里面的内容还是完完整整的，只是不会每天都去点开它。

　　楼下传来他爸三轮车回来的声音，引擎突突突地响了几声，然后熄了火。他爸在楼下喊他帮忙卸货。

　　杨晓东最后看了一眼那个角落，然后转身下了楼。

　　九月初，县城一中开学了。

　　杨晓东他爸开着三轮车送他去报到。三轮车的车斗里装着他的行李——一个行李箱，一床被褥，一个塑料桶，桶里塞着衣架、拖鞋、洗漱用品，还有一个搪瓷脸盆，盆底印着一条大红鲤鱼。这些东西堆在一起，用一根尼龙绳捆着，一路上颠得叮叮当当响。

　　从凤里镇到县城一中，三轮车开了快两个小时。他爸一路上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专心致志地开着车，偶尔遇到坑洼的路面就放慢速度，尽量让车开得稳一些。杨晓东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这回真的是副驾驶了，三轮车的驾驶座旁边有一个临时加装的铁架子座位，坐上去硬邦邦的，硌得屁股疼。

　　他看着窗外的风景。这条路他走过很多次了，跟他爸去县城交货的时候走过，中考的时候学校的大巴车也走过。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他不是去交货，也不是去考试。他是去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县城一中比实验中学还要大。主教学楼有八层，楼下是一片修剪整齐的草坪，草坪中间立着一座白色的雕塑，是一个举着书本的女学生，底座上刻着“求实创新”四个字。操场是标准的四百米塑胶跑道，中间是足球场，球门后面还有一排看台。宿舍楼在教学楼后面，六层楼，男生住一到三层，女生住四到六层。

　　杨晓东被分在高一（3）班，宿舍在二楼，六人间。他爸帮他把行李搬上二楼，在宿舍里帮他铺好床，把被褥叠整齐，把塑料桶放在床底下，把脸盆挂在墙上的挂钩上。一切收拾妥当之后，他爸站在宿舍门口，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信封递给他。

　　“这个月的伙食费。别省，食堂捡好的吃。”

　　杨晓东接过信封，捏了一下，厚度比他想象的要厚。他点了点头。

　　他爸站在门口，嘴唇动了动，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但最后只是伸出那只粗糙的手掌在他肩膀上重重地按了一下。那只手常年跟废品打交道，掌心的纹路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污和细小的铁锈痕迹。然后他转身走了。

　　杨晓东站在宿舍的窗户边，看着三轮车突突突地开出学校大门，拐上公路，渐渐变成一个黑色的小点，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

　　宿舍里还有三个人。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叫陈智，是从县城本地考上来的，家就住在学校后面那条街。一个圆脸微胖的叫王磊，来自隔壁镇，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另一个睡在杨晓东上铺的，是个皮肤黝黑、话很少的男生，叫赵凯，是从凤里镇下面一个村子里考上来的，说起来也算是老乡。

　　几个人互相认识了一下，寒暄了几句。陈智是那种自来熟的性格，聊了没十分钟就开始分享他知道的各种一中的八卦——哪个老师最凶，哪个食堂窗口打菜最大方，哪个宿舍楼的热水器容易坏。王磊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插嘴问个问题。赵凯一直沉默地整理自己的东西，偶尔抬头应一声，表示他在听。

　　傍晚的时候，四个人一起去食堂吃饭。一中的食堂比凤里中学的大了不知道多少倍，有两层楼，十几个窗口，还有空调。杨晓东端着餐盘在窗口前转了一圈，最后打了一份红烧肉、一份炒青菜、一份米饭。食堂的阿姨舀菜的手法很熟练，勺子在菜盆里抖一下，正好把最大的一块肉抖掉。他把餐盘端到座位上，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味道比凤里中学食堂的好不少，但比他妈做的还是差了一截。

　　吃完饭回到宿舍，陈智提议打牌，从书包里掏出一副扑克牌。王磊积极响应。杨晓东说他不打，赵凯也说不打。陈智也不勉强，拉了个隔壁宿舍的凑了个局，四个人盘腿坐在床上打起了斗地主。走廊里到处都是类似的场景，新生们在用各自的方式熟悉着这个全新的环境。

　　杨晓东坐在自己的床上，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翻看。不是课本，是他在学校图书馆借的——一中有一个三层楼的图书馆，这是最让他满意的地方。他借的是一本叫《活着》的小说，作者叫余华，封面上印着一头牛和一个老人的剪影。

　　宿舍里的牌局很热闹，陈智赢了一把，笑得很大声，王磊输了就在床上打滚耍赖。杨晓东偶尔从书页上抬起头看他们一眼，然后又低下头继续看。福贵正在输掉他的家产，命运的齿轮刚刚开始转动。

　　九点多的时候，熄灯了。宿舍里的声音渐渐小了下来，陈智他们收了牌，各自洗漱上床。黑暗里有人在低声聊天，隔壁宿舍传来断断续续的笑声，走廊上有脚步声来来去去。然后所有的声音都慢慢消退了，只剩下窗外偶尔驶过的汽车声和远处县城街道上模糊的喧嚣。

　　杨晓东躺在陌生的床上，盖着陌生的被子，枕头的气味跟家里的不一样。他睁着眼睛盯着上铺的床板——赵凯在上面翻了个身，床板咯吱响了一声。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天花板上画了一道细细的银线。

　　从今晚开始，他就要在这里生活了。每个周末回家一次，或者两周一次。他会认识新的人，学新的知识，走新的路。凤里镇会慢慢变成一个背景，一个他曾经待过的地方。那个十字路口、那家已经变成奶茶店的五金店、那个书包拉链上挂着铜铃铛的女孩——所有这些，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一点一点地推到记忆深处。

　　他闭上眼睛。

　　然后他听到了一声极轻极轻的声音，从脑海深处传来。

　　叮当。

　　他在黑暗中无声地笑了一下。翻了个身，面朝墙壁，把被子拉到肩膀上。

　　高中的第一周，杨晓东过得手忙脚乱。

　　一中的课程比初中紧张得多，每天早上六点半跑操，七点十分早读，上午五节课，下午四节课，晚上还有两节晚自习。课程内容也难了不止一个档次——数学上来就是集合与函数，物理开始讲质点运动学，化学直接上物质的量，英语课文长了整整一倍。每个老师都在第一堂课上就敲了警钟：“高中不是初中，用初中的方法学高中的内容，你们会死得很惨。”

　　杨晓东坐在教室里，看着黑板上那些陌生的公式和概念，笔记本上抄得密密麻麻，脑子却还是跟不上老师讲课的节奏。他旁边的陈智倒是学得很轻松，上课还能偶尔在课本空白处画个小人儿，下课了还问他：“这玩意儿初中奥数就学过，你没学过？”

　　没学过。凤里中学没有奥数班。

　　第一次月考在九月底。杨晓东考了全班第二十一，年级大概两百多名。对于一个从小镇中学考上来的学生来说，这个成绩不算差，但也不够好。一中的竞争比凤里中学激烈得多，每一个同学都是各个初中选拔上来的尖子生。他在凤里中学能排进班级前五，到了一中只能勉强待在中游。

　　拿到成绩单的那个晚上，杨晓东在晚自习后没有马上回宿舍，而是一个人在操场边上坐了一会儿。九月底的县城已经开始转凉了，晚风吹过来带着一丝秋天的凉意，跟凤里镇十月份还闷热的天气不一样。

　　他坐在操场边上的台阶上，看着跑道上零零星星几个还在跑步的学生。他们的脚步在塑胶跑道上发出有节奏的闷响，啪，啪，啪，像某种稳定的节拍器。他想起秦老师说过的话——“凤里这种小地方，你们要出去，只能靠读书。外面的世界大得很，你们得去看看。”

　　他现在出来了。但是出来了才发现，外面的世界不光大，还很挤。到处都是比他强的人，他需要拼尽全力才能不被甩到队尾。

　　他把成绩单折起来放进口袋里，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操场边上有一盏路灯坏了，明灭不定地闪烁着，把地上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

　　“慢慢来。”他对自己说。

　　回到宿舍的时候，陈智正在跟王磊讨论一道数学题，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赵凯坐在上铺戴着耳机背单词，嘴里念念有词。杨晓东坐到自己的书桌前，打开台灯，把今天发下来的数学卷子摊开。

　　错题，一道一道地改。

　　高一的日子就这样在紧张和忙碌中一天天地流过去。杨晓东慢慢适应了高中的节奏，成绩也在稳步上升。期中的时候考到了全班第十五，期末进了前十。他的数学和物理成绩尤其突出，化学稍微差一些，语文英语中规中矩。

　　周末的时候他回凤里镇。坐在从县城到凤里的大巴车上，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县城的高楼逐渐过渡到小镇的骑楼，心里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自己已经不是这里的人了，但又还没有完全成为县城的人。他夹在两个世界之间，像一颗悬浮在空中的尘埃，不知道该落在哪里。

　　每次回去，凤里镇好像都跟上次一样，又好像哪里悄悄变了。镇口那家卖包子的铺子关了，换了一家理发店。凤溪边上修了一段新的护栏，水泥还是新鲜的灰色。他爸的废品越收越多，一楼的废品堆已经快要堆到天花板了，他妈说再不处理就要把房子撑破了。他妈的缝纫机换了台新的电动的，踩起来声音比以前轻了很多，她为此高兴了整整一个星期。

　　有一次回家，他特意骑着自行车去了一趟学校前面的十字路口。那家叫“甜蜜时光”的奶茶店还开着，门口的粉色招牌被太阳晒得有些褪色了。几个穿着凤里中学校服的女生站在门口等奶茶，叽叽喳喳地聊着天。

　　杨晓东把车停在路边，走进去买了一杯珍珠奶茶。这是他第一次走进这家店。店里的装修跟以前的五金店完全不一样了——墙上贴着粉色的墙纸，货架换成了吧台和沙发，以前放橡胶管和水管的角落现在摆着一棵假的樱花树。柜台后面的女孩问他：“要什么？”

　　“珍珠奶茶，中杯。”

　　“八块。”

　　他付了钱，等奶茶的时候环顾了一圈。他试图在这间焕然一新的店铺里寻找一丝以前的痕迹——比如地板上的裂纹，比如墙角的污渍，比如头顶上那个老吊扇的挂钩。但他什么都没找到。装修把一切都覆盖掉了，所有的痕迹都被新的墙纸和新的地板遮住了，这里已经彻底变成了另一家店。

　　他接过奶茶，走出店门。站在门口吸了一口，奶茶很甜，珍珠很Q弹，跟这个小镇上所有的奶茶店卖的味道都差不多。

　　他回头看了一眼店名——“甜蜜时光”。

　　不，不是甜蜜时光。是那个充满了铁锈和机油味道的五金店，是那个台灯光照着的柜台，是那双单眼皮的眼睛，是那句带着河南口音的“要纸吗”。这些才是他记忆里的这个地方。

　　他把奶茶喝完，把杯子扔进路边的垃圾桶，骑上车回家了。

　　高二那年，杨晓东选了理科。

　　一中的理科班竞争比高一更激烈。全年级七百多人，理科班占了五百多，按成绩分成了三个层次——实验班、重点班和平行班。杨晓东被分在了重点班，不算最好，但也还不错。

　　分班后他搬了一次宿舍。新宿舍还是六人间，室友换了几个，陈智也选了理科，跟他分在了同一个班同一个宿舍，两个人继续做室友。王磊去了文科班，搬到了五楼。赵凯还在原来的宿舍，两个人偶尔在食堂碰到，会打个招呼，但也就是打个招呼。

　　高二的课程比高一又上了一个台阶。数学开始学导数，物理开始学电磁学，化学开始学有机。每一门课都在以一种让人喘不过气的速度向前推进，课本翻页的速度快得像被风吹过的日历。老师们的口头禅变成了“这个内容高考一定考”和“你们不是高一的新生了，应该学会自主学习”。

　　杨晓东的学习状态比高一好了很多。他已经找到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课前预习，课上听重点，课后做题巩固，周末总结归纳。他的成绩稳定在班级前十左右，数学偶尔能考进班级前三，物理也还不错。

　　他开始住校的时间越来越长，周末也不怎么回家了。一个月回去一次，有时候一个月也回不去一次。他爸有一次打电话来，问他怎么不回家了，他说学校补课。他爸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好好学习”，就挂了。

　　高一的那个寒假，他妈打电话来说家里的房子翻新了。一楼的废品清掉了一大半，腾出来的空间重新粉刷了一遍。他爸用这几年攒的钱把厨房和厕所重新装修了一下，换了新的瓷砖和马桶。他妈在电话里兴高采烈地描述新马桶是什么牌子的，冲水有多顺畅，“按一下就全下去了，干干净净的”。

　　杨晓东寒假回家的时候，站在焕然一新的一楼，有些恍惚。废品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面干干净净的白墙。墙角放了一张新的餐桌，是他妈在镇上家具店买的，桌面上铺着一块塑料桌布，印着小碎花的图案。厨房的灶台贴了新的白瓷砖，厕所的墙上装了一面镜子，镜子下面是一个小小的洗手台。

　　“怎么样？”他妈站在他旁边，满脸期待地看着他，像是一个等待表扬的小学生。

　　“挺好的。”杨晓东说。他确实觉得挺好的。干净、明亮、没有异味，比他记忆中的家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他上了二楼。自己的房间还是老样子，书桌还在原来的位置，床上铺着他妈洗过的床单，散发着一股洗衣粉的清香。他走到书桌前，蹲下来，看了看书桌下面最里面的角落。

　　那个木箱子还在。三合板的表面落了一层细细的灰，他伸手抹了一下，灰尘被抹开，露出下面木板的纹理。他用手指碰了碰那根绕在铁环上的铁丝，铁丝有点生锈了，摸上去涩涩的，不像是金属的触感，更像是砂纸。

　　他没有打开它。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走下楼去帮他妈端菜。

　　高二下学期的一个周末，杨晓东在学校门口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那天下午他刚从外面吃完饭回来，走到校门口的时候，看到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路边。他对这辆车有印象——不是这辆车本身，而是这种气派的黑色轿车，在小镇上不常见。车窗是摇下来的，驾驶座上坐着一个人，正在低头看手机。

　　杨晓东本来已经走过去了，但那个人抬起头来，两个人的目光在空气中撞在了一起。

　　张振海。

　　他变了不少。头发留长了，梳成了偏分，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了好几岁。眼角多了一道不太明显的疤，是那次在五金店打架时留下的。他的脸瘦了一些，颧骨的轮廓比初中时更加分明，嘴角那道从五金店带走的伤疤已经淡成了一根白色的细线，不仔细看几乎发现不了。

　　两个人都愣了一下。

　　然后张振海笑了。不是以前那种吊儿郎当的笑，而是一种更收敛的、带着点意外和尴尬的笑。他把手机放下，胳膊搭在车窗边沿上，冲杨晓东扬了扬下巴。

　　“杨晓东。”

　　“张振海。”杨晓东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在一中？”张振海上下打量了一下他，目光在他校服胸口的校徽上停了一下。

　　“嗯。”

　　“行啊你，考得不错。”张振海的语气里没有什么阴阳怪气，听起来是真的在夸奖。

　　“你呢？在哪读？”

　　“我没读高中。”张振海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把烟从鼻孔里喷出来，烟雾在车窗边散开，“去市里读了个技校，学汽车维修。念了一年觉得没意思，不念了。现在在我爸的石材厂帮忙。”

　　杨晓东注意到张振海的手上沾着一些白色的石粉，指甲缝里也是。那双曾经戴着名牌手表的手，现在粗糙了不少，食指的侧面还有一道被石料划出来的新伤，结了一层薄薄的痂。但不知道为什么，杨晓东觉得他现在这个样子，比以前那个梳着油头、戴着银链子的大少爷要顺眼得多。

　　“你呢？高中怎么样？”张振海弹了一下烟灰，烟灰落在车窗外面的地上。

　　“还行。累，比初中累多了。”

　　“那不是废话吗，一中是重点高中。”张振海笑了一声，“我们这种学渣体会不到。”

　　两个人又沉默了。校门口的学生来来往往，有人好奇地看了一眼这辆黑色的轿车和靠在车边抽烟的张振海，又匆匆走开。

　　“你知道吗，”张振海忽然开口，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我爸说要把厂开到郑州去。”

　　杨晓东的心跳漏了一拍。

　　“郑州？”

　　“嗯。那边有个大项目，要开分厂。”张振海把烟掐灭在车内的烟灰缸里，手指头转着方向盘的皮革套，“我主动申请去那边盯着。我爸还挺意外，说我终于知道上进了。”

　　他顿了顿，目光从方向盘上移开，看向校门口进进出出的学生，又好像在看着更远的地方。

　　“其实我他妈就是想去找找她。”

　　这句话说得很轻，轻到差点被风吹散了。但杨晓东听得清清楚楚。

　　他站在那里，手插在校服口袋里。口袋里没有螺丝了——高二以后他就没有在口袋里放过螺丝了。但他能感觉到自己的手指不自觉地蜷了一下，像是在抓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找到了吗？”他问。

　　“还没去呢。”张振海发动了车子，引擎轰的一声响了，在安静的校门口显得格外突兀，“下个月才走。”

　　他挂了挡，车子慢慢滑出去。开出几米，又停下来。张振海从车窗里探出头，回头看着杨晓东。

　　“她那条手链还在吗？”

　　杨晓东愣了一下，然后反应过来，摇了摇头。

　　“不知道。”

　　其实他知道。那条手链还躺在初三（2）班方阵旁边的草地上，被风吹日晒雨淋，最后大概被清洁工扫进了垃圾桶。但他不想告诉张振海。

　　张振海点了点头，嘴角动了动，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叹气。

　　“行吧。要是哪天我找到了，我告诉你一声。”

　　车子开走了。尾灯在傍晚的暮色里亮着两团红光，拐过路口，消失在车流里。

　　杨晓东在校门口站了很久。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他才转身走进学校。

　　高三来得比想象中更快。

　　黑板上的倒计时牌从三百六十五天开始，一天一天地往下减。每个老师都在强调一轮复习的重要性，二轮复习的关键性，三轮复习的冲刺性。教室里的气氛变得和初三最后几个月如出一辙，只是强度大了好几倍。黑板上的板书一层叠一层，粉笔灰在空气中经久不散，值日生一天擦三遍黑板都擦不干净。

　　杨晓东的高三生活是极度单调的。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跑操，七点十分早读。上午五节课，下午四节课，晚上晚自习到十点半。回到宿舍洗漱完十一点，躺在床上还要背一会儿英语单词，背到眼皮实在睁不开了才把书放下。

　　他很少再想起唐雨了。不是忘了，是大脑的内存被各种公式、定理、单词、诗句占满了，没有多余的空间去存放那些跟考试无关的东西。她变成了一种背景噪音，平时听不到，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比如失眠的深夜，比如下雨的午后，比如听到某种金属碰撞的声音时——才会忽然浮现出来，清晰得仿佛就在眼前。

　　但高三实在太累了。累到他很快就重新睡了过去。没有精力去伤感，没有时间去怀念。所有的情感和体力都被高考这台巨大的机器榨干了，只留下维持基本运转的能量。

　　有一次周末，他难得回了趟凤里镇。晚饭后帮他爸整理废品的时候，从一堆旧书里翻出了一本初中语文课本。他随手翻开，正好翻到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他想起了初三那年的早自习。唐雨刚消失的那几天，他在早自习上念的就是这一首。那时候他的脑子里全是她，读着诗，想着人，嘴巴一张一合，一个字也没真正念进去。

　　他把那本课本合上，放回了废品堆里。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他这样告诉自己。

　　但他知道这句话是假的。有些事情过不去。它们只是被埋在了更深的地方，上面覆盖了新的记忆、新的经历、新的知识，厚厚的一层，让你以为它们消失了。但只要你往下挖，挖到那个深度，它们还在那里，完好无损，像被封在琥珀里的昆虫，姿态还保持着当时的模样。

　　倒计时牌上的数字从三位数变成了两位数，又从两位数变成了个位数。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高考那天，杨晓东早上六点就醒了。他躺在宿舍的床上，盯着上铺的床板——他的上铺已经换成了陈智，陈智在上面翻了个身，床板发出一声熟悉的咯吱声。

　　一年前的中考，他坐在凤里镇的家里，紧张得手指发抖。现在他躺在县城一中的宿舍里，心里反而很平静。该学的都学了，该练的都练了，剩下的事情不是他能控制的了。

　　他起床洗漱，换上干净的校服——这是最后一次穿这身校服了。然后去食堂吃了早餐，两个包子一碗粥，陈智坐在他对面，一边往嘴里塞馒头一边背古诗，馒头渣掉了半张桌子。

　　“你能不能别背了，”杨晓东说，“都快考试了，你背那么多也记不住。”

　　“我这是心理安慰。”陈智含着馒头含糊不清地说，“万一我背的这句正好考到了呢？”

　　走进考场的那一刻，杨晓东的手习惯性地伸进口袋里。

　　口袋里是空的。没有螺丝，没有铃铛，没有任何东西。他愣了一下，然后把手抽了出来。

　　不需要了。他想。

　　然后他走进了考场。

　　（第三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