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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2 章 第二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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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那朵淡紫色的小野花在罗海伦的桌面上放了整整一个早读课,没有人知道是谁放的。
罗海伦是第一个到教室的——她向来比别人早到十分钟,这是她爸罗所长给她定的规矩,“做人要有时间观念,早到不亏”。她走到自己座位前,放下书包,伸手去拉椅子,然后愣住了。
桌面上躺着一朵花。淡紫色的,花瓣边缘微微卷曲,茎部被人用透明胶带笨拙地缠了好几圈,缠得歪歪扭扭的,看起来像是第一次做手工的小学生的作品。花下面压着一张对折的小纸条,纸条用的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边缘撕得参差不齐,一看就是用尺子压着撕的,但压得不太整齐。
罗海伦皱了皱眉。她拿起那张纸条,展开。
“对不起。”
只有三个字。没有署名。
字迹丑得很有辨识度,横不平竖不直,那个“起”字的走之底写得像一条被踩了一脚的蛇,歪歪扭扭地往下掉。罗海伦盯着那三个字看了三秒钟,然后把纸条重新折好,夹进了自己的文具盒里。花呢?她捏着那朵野花的花茎转了两圈,似乎想把它扔进垃圾桶,但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把它插在了课桌角落的笔筒里。笔筒是空的——她平时只用一支笔——所以那朵野花孤零零地立在铁皮笔筒里,看起来有点傻。
做完这一切之后,她若无其事地拿出语文课本开始早读。
陆陆续续有同学走进教室。有人注意到了那朵花,但没人敢问——罗海伦的脸色摆明了写着“别跟我说话”五个大字。只有一个和她关系不错的女生陈雨薇凑过来小声问了句“谁送的呀”,罗海伦头也不抬地回答了一个字:“没。”
陈雨薇识趣地没有追问。
杨晓东是踩着早读铃声响的前一秒冲进教室的。他气喘吁吁地跑到座位上,书包都没来得及放好,屁股刚挨着椅子,早读铃就响了。周胖子在旁边朝他挤眉弄眼,用口型无声地说了一个字:“花?”
杨晓东假装没看见,从书包里抽出语文课本,把脸埋进去,声音洪亮地跟着全班一起朗读课文。他读得特别卖力,特别大声,声情并茂得连语文老师路过门口都探头看了他一眼。
早读结束之后,罗海伦起身去办公室交班级日志。经过杨晓东座位的时候,她的脚步顿了一下——只有那么零点几秒,快到几乎察觉不到——然后继续走了过去。
但杨晓东察觉到了。他的心脏在那零点几秒里漏跳了一拍。
他不知道的是,罗海伦走出教室之后,在走廊上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心。手心里攥着一张小小的纸条,已经快被她捏皱了,上面那三个歪歪扭扭的字被她的体温捂得微微发烫。
她站在走廊的窗前,盯着外面操场上的樟树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纸条重新折好,放回了口袋里。
做完这一切之后,她深吸一口气,恢复了平时那副冷冰冰的表情,推开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
“报告。刘老师,这是今天的班级日志。”
十月的凤里镇终于凉快下来了。
那天是周五,放学前刘老师宣布了一个让全班哀嚎遍野的消息:下周一,第一次月考。哀嚎声还没落地,她又补了第二刀:月考之后开家长会,每个学生的成绩单会直接交到家长手上。
这两句话像是两盆冷水,把整个初一三班浇了个透心凉。开学一个多月来的轻松氛围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末日将至的恐慌感。后排几个平时上课睡觉的男生瞬间就清醒了,清醒之后开始疯狂地翻课本,嘴里念念有词地背公式。
“完了完了完了,我连有理数都没搞明白,怎么就要考试了?”周胖子抱着脑袋趴在桌上,发出杀猪般的哀嚎。
杨晓东没说话。他翻开数学课本,看着第一单元“有理数的运算”那一页。过去这一个多月,他确实比以前努力了——不再抄周胖子的作业了,上课不再走神了,回家之后也会翻翻课本了。但他的基础实在太差了,小学数学就是中不溜秋的水平,到了初中更是处处都是坑。尤其是数学,有理数的加减乘除还好,一到混合运算他就开始晕,什么先乘除后加减、括号优先、负负得正,这些规则在他脑子里搅成一锅粥。前天的小测验他考了五十八分,比小学的时候还低了两分。
五十八分。这个分数想靠近年级第一,大概差了一个银河系的距离。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把数学课本合上,又翻开英语课本。英语更惨。他们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上英语课了,但他从来就没认真学过,觉得反正也用不上。结果到了初中才发现,别人小学六年已经把初中英语的基础打完了一半,而他连二十六个字母的发音都说不标准。上次英语课老师让他读课文,他把“What's your name”读成了“我吃油奶”,全班笑得前仰后合,连罗海伦的嘴角都微微抽动了一下——那是杨晓东唯一一次看到罗海伦对他露出“冷漠”之外的表情,虽然那个表情写满了“这个人好可怜”。
那个周末,杨晓东破天荒地没有出去玩,而是把自己关在楼上的小房间里,摊开课本和练习册,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复习”。
周六早上,他妈看到他坐在书桌前的时候,惊讶得手里的抹布都掉在了地上。她站在房门口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轻手轻脚地下了楼。中午吃饭的时候,杨晓东的碗里多了两个煎鸡蛋——平时只有一个。他妈什么都没说,只是把鸡蛋夹到他碗里,然后继续低头吃饭。
杨晓东低着头扒饭,眼眶有点发酸。
他爸已经快一年没回来了。上次打电话来是中秋节,说了不到三分钟就挂了,说是工地信号不好。他妈挂掉电话之后在厨房里站了很久,久到锅里的油都烧冒烟了才回过神来。杨晓东在楼上听见他妈开油烟机的声音,那声音嗡嗡地响了很久,盖住了别的声音。
他想考好。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让谁刮目相看。他就是想考好。就这一次。让他妈拿到成绩单的时候,能笑一下。
周日晚上,他复习到半夜十一点,他妈上楼来关了他房间的灯,说“别熬了,身体要紧”。他假装睡着,等听到他妈下楼的脚步声远了,又从枕头底下摸出手电筒,蒙在被子里继续背英语单词。被窝里又闷又热,手电筒的光照在课本上,晃得他眼睛发酸。他背到第十二个单词的时候,上下眼皮开始打架,手电筒从手里滑落,砸在枕头上,光柱照在天花板上晃了两下,然后灭了。
他睡着了。
梦里他站在一个巨大的考场里,考卷上的题目他一道都不会做,急得满头大汗。监考老师走过来,他抬头一看,是罗海伦。罗海伦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的白卷,冷冷地说了三个字:“你完了。”
然后他就被吓醒了。
周一早上,杨晓东顶着两个黑眼圈走进了考场。
考场按入学成绩排名分班,年级前四十名在第一考场,四十一到八十在第二考场,以此类推。杨晓东入学成绩年级第九十七名,被分在第三考场。罗海伦自然在第一考场,两个人的考场隔了整整一条走廊。
考试铃响的那一刻,杨晓东深吸一口气,翻开试卷。
第一科是语文,还算顺利。他的语文底子不算太差,阅读理解磕磕巴巴地做完了,作文题目是《我的新同学》,他想了想,写了一个男同学的故事。写完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他放下笔,揉着发酸的手指,忽然觉得自己写得有点假——他真正想写的那个人,他一个字都没敢提。
第二科是数学,噩梦开始了。
选择题前五道还行,他算了半天,好歹选出了答案。从第六道开始,题目就变得越来越陌生。到了填空题,他已经开始冒汗了。计算题第一道他还勉强能应付,第二道卡了十分钟,第三道他看了三遍题目,连题目在问什么都不知道。
他咬着笔杆,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教室里的吊扇在头顶吱呀吱呀地转,但吹出来的风是热的。旁边的同学哗啦啦地翻着卷子,那声音让他更加心慌。他偷偷看了一眼周围——左边的女生在草稿纸上写得密密麻麻,右边那个戴眼镜的男生表情淡定得像在做一加一。杨晓东把目光收回来,盯着试卷上那片空白,忽然觉得特别绝望。
他想起了罗海伦。此刻她在第一考场,肯定已经做完了所有的题,正在从头到尾检查一遍。她做数学题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他会皱眉头吗?还是会像平时那样一脸平静,好像所有的题目都欠她钱一样?他记得有一次课间,他假装去扔垃圾,经过罗海伦的座位时偷瞄了一眼她的数学练习册。那一页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字迹工整的解题步骤,连一个涂改的痕迹都没有。他当时就想,人和人的差距怎么能这么大。
考试还剩十五分钟的时候,他的计算题第三道依然是空白的。
他握着笔,手心全是汗,笔杆滑得几乎握不住。他在草稿纸上写了一遍又一遍的算式,划掉,重写,再划掉,再重写。最后他把笔往桌上一拍,在答题区胡乱写了一个数字,然后把卷子翻到背面开始做应用题。应用题三道,他勉勉强强做出了一道半,剩下的一道半只来得及写了“解”字和一两步算式,就到时间了。
收卷铃响的那一刻,他瘫在椅子上,感觉自己的脑浆子都被榨干了。
上午的考试结束后,他在走廊上遇到了罗海伦。
她是和第一考场的几个女生一起走出来的,手里拿着一个透明的文具袋,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她走路的样子还是那样,背挺得笔直,步子不快不慢,马尾辫在身后轻轻晃动。经过杨晓东身边的时候,她的目光扫了他一眼——只有零点几秒——然后收了回去,继续跟身边的女生说话。
杨晓东靠在走廊的墙上,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片金黄。操场上的樟树在风中沙沙作响,有几片枯黄的叶子被风吹落,打着旋儿飘下来。
他低下头,看了看自己手里那张写满算式又被划得乱七八糟的草稿纸,忽然觉得那片阳光离自己特别远。
下午考英语。情况比数学好一点,但也好不了多少。听力部分他勉强能听懂几个单词,选择题基本靠蒙,阅读理解的文章他只看懂了大概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全靠猜。作文题目是“My Family”,他咬着笔头想了半天,磕磕绊绊地写了五句话,其中还有两句话的语法是从课本上照搬的。
“I have a mother.”他写道,然后顿了很久,又在后面加了一句,“I have a father too. He works far away.”
他写完之后看着那个“far away”,忽然觉得这两个单词放在一起特别难听。他把卷子翻过去,不再看了。
最后一科考完的时候,杨晓东感觉自己像是被人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浑身湿透了。他收拾好文具,背起书包走出教室,在走廊上遇到了周胖子。周胖子的表情比他还要惨,那张圆脸皱成了一团,活像一个被人踩了一脚的包子。
“你考得怎么样?”周胖子有气无力地问。
“数学完了。”杨晓东说。
“我也是。”周胖子哭丧着脸,“我妈说了,这次月考要是考不到年级前一百五,就停我一个月的零花钱。我觉得我的辣条生涯到此为止了。”
两个人对视一眼,同时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成绩是周三公布的。
那天早上,杨晓东走进教室的时候,就感觉到气氛不太对。平时早读前教室里闹哄哄的,今天却出奇地安静。所有人都坐在座位上,紧张地盯着门口,等着刘老师拿着成绩单走进来。
刘老师走进来的时候,手里果然拿着一沓打印好的成绩单。她推了推眼镜,表情看不出喜怒,只是平静地说了句:“成绩出来了,大家自己传着看吧。”
成绩单从第一排开始往后传。每传到一个人手里,都能听到一声或欣喜或哀叹的反应。有人看到成绩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有人当场趴在桌上不说话了,还有人小声地骂了一句脏话然后被同桌捂住了嘴。
杨晓东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深吸了一口气。他把那张薄薄的纸翻过来,从上往下找自己的名字。
第二十三名。杨晓东。语文七十一,数学四十三,英语五十二。
总分在全班排名第二十三。全班一共四十二个人,第二十三名正好是中不溜秋的水平——不上不下,不好不坏,和他小学六年一模一样。
他盯着那个数学“四十三”看了很久。四十三分。满分一百二十分的卷子,他只考了四十三分。那道空着没做出来的计算题,那道胡乱写了个数字的应用题,那些蒙错了的选择题,一个个红色的叉号像是刻在试卷上一样清晰。
一个多月的努力,每天晚上蒙在被子里背单词背到睡着,周末关在房间里做练习册做到眼睛发酸,换来的就是一个四十三分。
他把成绩单放在桌上,什么话都没说。
“晓东,你考得咋样?”周胖子探过头来,看了一眼他的成绩单,然后默默地把自己的成绩单递了过来。周胖子考了第三十一名,数学比他还低两分,英语倒是比他高不少。“咱俩半斤八两,”周胖子苦笑着说,“一起穷。”
杨晓东没接话。
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了斜前方。罗海伦正低着头看自己的成绩单,表情平静得像是在看今天食堂的菜单。他看不到她成绩单上的内容,但他知道那上面一定是一串让人望尘莫及的数字。
“罗海伦又是第一。”坐在前排的女生回过头来小声说,语气里带着羡慕和崇拜,“年级第一,数学满分,语文九十六,英语九十九。我的天,她是人吗?”
数学满分。
杨晓东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数学成绩单上那个刺眼的“43”,忽然觉得自己特别可笑。他在努力,人家也在努力。他在进步,人家也在进步。他用尽全力爬上了一级台阶,而人家已经站在山顶上了。差距并没有缩小,甚至可能变得更大了。
整整一个上午,他都没有再看罗海伦一眼。
中午放学的时候,他没有和周胖子一起去食堂,而是一个人坐在教室里。教室里空荡荡的,只有吊扇在头顶嘎吱嘎吱地响。他把数学试卷从书包里抽出来,摊在桌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那些红色的叉号像一只只红色的眼睛,冷冷地盯着他。
门突然被推开了。
杨晓东下意识地把试卷翻过去扣在桌上,抬头一看,愣住了。
罗海伦站在门口。
她大概是回来拿什么东西的——她的手里还拿着一个水杯,看起来是刚才落在教室里的。她没想到教室里还有人,看到杨晓东的时候也明显愣了一下,脚步顿住了。
两个人的目光在空气中撞在一起。
沉默。沉默持续了大概两三秒钟。
杨晓东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打个招呼也好,解释一下他为什么一个人坐在教室里也好——但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说不出来。他攥着试卷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纸被他捏出了一道褶皱。
罗海伦没有马上走。她看了他一眼,目光从他的脸上移到桌上——那张被他扣过去的试卷露出一角,红色的叉号隐约可见。然后她的目光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
杨晓东的心脏猛地提了起来。她要说什么?是要嘲笑他吗?还是要说“你这种人再努力也没用”?她完全有资格这么说。年级第一对全班第二十三名,数学满分对数学四十三分,说什么都不过分。
但罗海伦什么都没说。她只是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没有他想象中的嘲讽,也没有冷漠,而是一种他说不清楚的东西。很淡,很轻,像一个石子投进湖水里泛起的涟漪,一闪就没了。
然后她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拿起水杯,转身走出了教室。
门在她身后关上了。脚步声在走廊上渐渐远去。
杨晓东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半天没回过神来。
她刚才,是不是想说什么?
那天下午的体育课,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体育老师让大家练习跳远,在操场沙坑边排了两队。男生一队,女生一队,轮流跳。杨晓东排在男生队伍中间,前面还有三个人的时候,他听见女生那边传来一阵骚动。
一个叫林晓娟的女生从沙坑里爬起来,捂着膝盖,龇牙咧嘴地吸着凉气。她刚才落地的时候膝盖磕在了沙坑边缘的硬土上,破了皮,渗出了血珠。
“没事吧?”体育老师快步走过去。
女生们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地询问着。有人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有人跑去拿创可贴。林晓娟摆了摆手说“没事没事”,但她试着站起来的时候,膝盖一弯就疼得直抽气。
杨晓东站在原地没动。这种场合他一个男生凑上去不合适,而且他跟林晓娟也不熟,连话都没说过几句。
然后他看见罗海伦从女生队伍里走了出来。
她走到林晓娟面前,蹲下来看了看她膝盖上的伤口,然后站起来对体育老师说:“老师,我带她去医务室吧。”
“行,你扶着她,小心点。”
罗海伦把林晓娟的胳膊搭在自己肩上,一只手扶住她的腰,慢慢地往操场外面走去。林晓娟个子比罗海伦矮一截,整个人靠在她身上,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罗海伦稳稳地撑着她,一边走一边低头跟她说着什么,语气很轻很温柔。林晓娟原本疼得脸都皱在一起了,被她说得居然笑了一下。
那天阳光很好。操场上有人在跑步,有人在打篮球,体育老师的哨声此起彼伏。沙坑边上排队的同学们在叽叽喳喳地聊天,没几个人注意到那边两个人的背影。
杨晓东注意到了。
他站在队伍里,看着罗海伦扶着林晓娟越走越远。阳光洒在她身上,把她白色的校服照得发亮。她走得很慢,因为林晓娟的腿不方便,她就一直侧着身子配合她的步伐。马尾辫垂在肩膀上,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摆动。从背后看过去,她的肩膀很窄很瘦,但撑起了一个同学的全部重量。
这个画面不知道为什么,让杨晓东的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楚的感觉。
不是那种看见她漂亮就心跳加速的感觉。是另一种。是那种看到她蹲下来给别人看伤口的时候,忽然觉得她不只是成绩好、长得漂亮、会朗诵诗歌那么简单。她身上有一种东西,是成绩单上看不到的。
他忽然觉得自己更加没资格喜欢她了。
不是成绩的差距,不是家境的差距,而是——他觉得自己没有她那么“好”。不是成绩好的好,是骨子里的那种好。那种看到别人摔倒了会主动蹲下来、会把自己的肩膀借给别人靠的好。
跳远的沙坑边上,体育老师的哨声又响了。
“下一个!”
杨晓东回过神来,深吸一口气,助跑,起跳。他跳得很用力,像是要把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情绪全都甩在沙坑里。落地的时候,沙子灌了他一鞋,他的脚踝隐隐作痛。
他躺在沙坑里,看着头顶那片蓝得不像话的天空,呼哧呼哧地喘着气。
然后他坐起来,做了一个决定。
那天放学后,杨晓东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回家。他骑着自行车拐进了老街尽头的一家小书店,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皱巴巴的零钱,买了本数学辅导书。
书店老板是个戴老花镜的瘦老头,看到他手里那本《初中数学基础训练》的时候,惊讶得眼镜差点从鼻子上滑下来。这条街上的小孩他基本都认识,杨晓东在他店里买过的唯一的东西是漫画书,而且每次都是蹭着看,很少掏钱买。
“你买这个?”老头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狐疑地看着他。
“嗯。”杨晓东把零钱拍在柜台上,不给自己反悔的机会。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头嘀咕了一句,收了钱,把书递给他。
杨晓东把书塞进书包,跨上自行车往家骑。老街的青石板路坑坑洼洼的,车轮碾过的时候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路两边是低矮的店铺,卖五金的老陈正在收门口的卷帘门,理发店的旋转灯箱坏了半边的灯管,一闪一闪的像是在抽搐。空气里飘着隔壁餐馆炸带鱼的油烟味,混着秋天傍晚的凉意,说不清是香还是呛。
他把车停在小卖部门口,他妈正在货架后面整理方便面箱子。看到他进来,头也不抬地说了句“回来了?饭在锅里”。
“妈,”杨晓东把书包放在柜台上,“我数学考了四十三分。”
他妈的背影顿了一下。整理方便面的动作停了,但只有一瞬间,然后她又继续干活了。
“知道了。”她的声音听不出什么情绪,“吃饭吧。”
杨晓东以为她会骂他。上次数学考五十八分的时候,他妈拧着他耳朵念叨了整整一个晚上。这次考了四十三分,她居然只说了两个字。这种反常的平静让他心里更难受了。
他端着饭碗坐在小卖部的柜台后面,一边吃一边看英语单词表。他妈在旁边给顾客找零钱,偶尔瞥他一眼,什么都没说。
吃完饭之后,杨晓东帮着收拾了碗筷,就上了楼。他把新买的数学辅导书摊开,从第一页开始看。第一页讲的是有理数的概念,他之前总觉得这些东西太简单了不用看,但这回他决定从头来过,一个知识点都不跳过。辅导书的语言比课本通俗一些,他慢慢地看,一道例题一道例题地跟着做,不知不觉就做了三页。
他写着写着,忽然想起下午罗海伦扶着林晓娟走向医务室的背影。
那个背影和她在语文课上念诗的样子,和她在操场上跑步的样子,和她面无表情从他身边走过的样子,重叠在了一起。各种各样的她在脑子里转来转去,转得他头晕。
他用力甩了甩头,把这些画面暂时清空,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眼前的练习题上。
那天晚上,他房间的灯亮到了后半夜。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
月考之后,大家各自回到了自己的轨道上。考得好的同学开始为下一次考试养精蓄锐,考得差的同学也很快把成绩单忘在了脑后,该玩的玩该闹的闹。课间的走廊上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仿佛那场让所有人哀嚎遍野的考试从来没发生过一样。
但杨晓东没有再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他开始认认真真地听课了。数学课上不再偷偷在课本上画小人,而是跟着老师的板书一笔一划地记笔记,遇到听不懂的地方就在旁边打个问号,下课之后厚着脸皮去问老师。数学老师姓何,是个五十多岁的瘦高老头,教了大半辈子书,脾气不太好,看到笨学生就忍不住骂两句。杨晓东第一次去办公室问问题的时候,何老师惊讶得手里的保温杯差点没拿稳,然后板着脸说了句“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但还是拉过一把椅子让他坐下,从头到尾把那道题讲了三遍,直到杨晓东彻底弄明白为止。
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杨晓东在走廊上遇到了罗海伦。她正抱着一摞作业本往办公室走,两个人的目光撞在了一起。杨晓东下意识地往旁边让了一步,后背贴上了墙壁。罗海伦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他手里的数学练习册,脚步微微顿了一下,但什么都没说,径直走进了办公室。
杨晓东靠在墙上,心跳得砰砰响。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让路。走廊那么宽,她走过去根本不需要他让。但他还是让了,像是条件反射一样。
“怂。”他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然后抱着练习册回了教室。
英语课也开始认真听了。他把二十六个字母的发音重新学了一遍,每天早上早读的时候跟着录音带一遍遍地跟读,把不会的单词抄在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上,揣在口袋里,有空就掏出来看一眼。那个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单词和音标,封面上用圆珠笔写了四个字——“英语单词”,字迹还是那么丑,但比开学的时候整齐了一点。
有一次英语课,老师让他起来读课文。他站起来,握着课本,手指微微发抖。上次读课文被全班笑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深吸一口气,硬着头皮开口了。
“My name is Yang Xiaodong. I am twelve years old...”
他的发音还是带着浓重的凤里口音,但比上次好多了,至少“What's your name”没有读成“我吃油奶”。他读完一段之后,紧张地等待着全班的哄笑声。
但笑声没有来。
教室里安静了一两秒,然后英语老师点了点头:“Good. Sit down, please.”
杨晓东坐下了。他的膝盖在桌子底下微微发颤,手心全是汗,但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开心,也不是骄傲,而是一种“原来我也可以”的踏实感。那种感觉很好,比他以前任何一次抄周胖子作业得到“及格”都踏实。
他偷偷看了一眼罗海伦的方向。她正低头写着什么,马尾辫垂在肩头,似乎根本没注意到他刚才的朗读。
但她的笔顿了一下。只有一下,很快就继续写了。
杨晓东把目光收回来,翻开课本继续听课。
周胖子是最先注意到他的变化的。某天课间,杨晓东拒绝了周胖子“去小卖部买辣条”的邀请,埋头在桌上做数学练习题。周胖子站在他旁边,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景象,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
“兄弟,”周胖子一屁股坐在他旁边,用一种极其严肃的语气说,“你是不是生病了?”
“没有。”杨晓东头也不抬。
“那你是不是被人下了降头?我听说咱们镇上有那种会下蛊的老太太,你是不是得罪谁了?”
“滚。”
“那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周胖子痛心疾首地拍着桌子,“以前的你,作业抄我的,考试靠蒙,下课第一件事就是去小卖部。你现在跟换了个人似的,哥们儿我都不认识你了。”
杨晓东放下笔,转过头看着周胖子,想了想说:“我以前那样就很好吗?”
周胖子愣了一下。他挠了挠后脑勺,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然后说:“也不是很好。但很自在啊。”
“我不想自在。”杨晓东说,“我想……”他顿住了,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你想什么?”周胖子追问。
“没什么。”杨晓东重新拿起笔,继续做题。
周胖子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凑到他耳边,压低声音说:“是不是因为罗海伦?”
杨晓东的笔尖在纸上划了一道长长的墨痕。
“不是。”他说,但声音低得连自己都不太相信。
“得了吧,”周胖子嘿嘿一笑,“你这个样子,跟电视里那些为了心上人发奋图强的傻小子一模一样。我跟你说,你这样不行,你得——”
“得什么?”
“得让她知道啊!”周胖子拍着大腿说,“你在这里闷头做题,人家又不知道你是为了什么。你这不是白费力气吗?”
杨晓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
“不用让她知道。”他说,“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让她知道。”
“那是为了什么?”
杨晓东没有回答。他继续做题,但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他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也许是为了下次考好一点,让他妈拿到成绩单的时候能笑一下。也许是为了不再在罗海伦面前抬不起头来。也许只是不想再做那个在课堂上被全班嘲笑的人了。也许什么都不是,他就是单纯地想变好一点。
他把笔握得更紧了。
秋天的凤里镇是一年中最舒服的时候。
操场边那一圈樟树的叶子开始变黄了,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往下掉,铺满了煤渣跑道。值日生每天早上去扫落叶,扫完一堆,上课的时候风一吹又铺了一层,气得值日生把扫帚一扔,说“我不扫了,我要跟这些叶子同归于尽”。
镇子后面的山丘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开出了白色的小花,远远看去像是下了一场薄雪。空气里飘着一股淡淡的茶花香,混着泥土和枯叶的气味,让人忍不住多吸两口。早上的雾气也越来越浓了,杨晓东每天骑车上学的时候,能看到路边的稻田上浮着一层白茫茫的雾,像是一大床棉被盖在田埂上。太阳出来之后,雾气慢慢散去,露出金黄色的稻穗,沉甸甸地弯着腰。
再过几个星期就该割稻子了。到时候整个镇子都会弥漫着新稻的香味,镇上的大人们会放下手里的事情去田里帮忙,小孩们也会被拉去当壮丁,在田埂上跑来跑去地搬稻捆。杨晓东小时候最喜欢干这个,因为帮邻居搬稻捆能赚几块钱零花钱,够他买一整个夏天的冰棍。
但现在他不想这些了。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期中考试。
是的,月考的创伤还没完全愈合,期中考试的阴影就已经逼近了。刘老师在班会上公布了期中考试的时间——十一月中旬,还有不到三周。她还特意强调了一句:“期中考试之后,座位按照成绩重新排。”
这句话像一颗炸弹,在初一三班炸开了锅。
“重新排座位?”后排一个男生叫了起来,“那我不是要坐到最后一排去了?”
“你可以坐到第一排来啊,”刘老师笑眯眯地说,“只要你考进前十名。”
那个男生缩了缩脖子,不说话了。前十名对他来说,大概和登月差不多。
杨晓东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脏狠狠地跳了一下。重新排座位——成绩好的坐前面,成绩差的坐后面。这就意味着,如果他考不好,他就会被调到后排去,离罗海伦越来越远。
现在他坐在她斜后方,虽然她从来不跟他说话,虽然他每天只能看到她的背影,但至少他还能看到。如果他被调到后排去,可能连背影都看不到了。
这个念头让他浑身发冷。
那天晚上回到家,他把期中考试的时间用红笔写在了一张白纸上,贴在床头。旁边还贴了他自己写的一行字:“数学及格,英语及格,总分进前十五。”
这是他给自己定的目标。不是年级第一,不是全班前十,甚至不是“超过谁谁谁”。他的目标就是及格——数学及格,英语及格,总分比上次进步八个名次。
他用红笔把“及格”两个字圈了又圈,圈得像两个被锁定的靶心。
从那天起,每天晚上小卖部关门之后,他楼上的灯光都会亮到很晚。他妈有时候会上来看一眼,站在房门口,看着他趴在桌前写写算算的背影,欲言又止。她下楼的时候脚步很轻,像是怕打扰到他。
有一个晚上,他妈端了一碗热牛奶上来,放在他桌上。杨晓东抬头看了一眼,牛奶的液面上飘着一层薄薄的奶皮,是他妈煮牛奶时特意小火慢煮才能煮出来的那种。他端起来喝了一口,烫得直吐舌头,但还是一口气喝完了。
“别太晚了。”他妈站在门口说了一句,然后转身下楼了。
杨晓东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忽然觉得她的背影比以前小了一圈。以前他妈在他眼里是全世界最凶悍的女人——能一个人搬一箱啤酒从仓库走到柜台,能叉着腰跟供货商讨价还价半个钟头,能在店门口骂偷东西的小混混骂得对方落荒而逃。但刚才她站在门口的那个背影,看起来有点单薄,有点疲惫,肩膀微微塌着,像是累了很久了。
杨晓东把碗放在一边,重新拿起了笔。
期中考试前一周,发生了一件杨晓东没有预料到的事。
那天是周二,他值日。和他同一天值日的,是罗海伦。
开学两个多月了,他们两个每周二周四一起值日,但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罗海伦做她的,杨晓东做他的,两个人像是被一道无形的墙隔开,各自在各自的空间里完成各自的任务,井水不犯河水。
但那天不太一样。
放学后的教室里比其他时候都要乱。前排几个同学在收拾书包,后排有人在打闹,一个男生追着另一个男生从杨晓东身边跑过去,撞翻了他刚擦干净的水桶。脏水洒了一地,混着泥沙和粉笔灰,在地板上蜿蜒出一条灰黑色的河流。
杨晓东看着那条“河流”,深吸一口气,认命地拿起拖把。
就在这时候,他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惊呼。
他转过头,看见罗海伦站在椅子上,双手紧紧抓着椅背,脸色发白,眼睛死死地盯着地面。地面上有一只小虫子——其实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就是一只指甲盖大小的蟑螂,黑褐色的,触须一晃一晃的,正悠闲地沿着墙壁爬行。
杨晓东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罗海伦怕蟑螂。
这个发现太不可思议了,以至于他第一时间觉得自己产生了幻觉。罗海伦怕蟑螂?那个一脚把他踹进花坛的罗海伦?那个数学考满分、八百米脸不红心不跳、面对全校师生讲话都不打磕巴的罗海伦?她怕蟑螂?
但她的表情不是装的。她站在椅子上,手指紧紧攥着椅背,指节都发白了。她咬着嘴唇,死死盯着那只蟑螂的移动方向,整个人僵得像一根紧绷的弦,仿佛那只小小的虫子是什么洪水猛兽。
杨晓东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他走过去,弯下腰,手掌准确地扣住了那只蟑螂,然后捏起来走到窗边,把手伸到窗外,放走了它。
整个过程不到十秒钟。
然后他从窗台上拿了张废纸擦了擦手,动作随意得像是刚才只是捡了一支掉在地上的笔。做完这一切之后,他转过身,看了一眼站在椅子上的罗海伦。
“好了。”他说。
这是他开学以来第一次主动跟她说话。只有两个字,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罗海伦站在椅子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她的脸上还残留着一丝惊魂未定的苍白,但更多的是意外。她大概没想到这个在她心里被划入黑名单的男生,会在这个时候站出来。
“你——”她开口了,声音有点干涩,“你不怕?”
“蟑螂?”杨晓东把擦了手的纸团扔进垃圾桶里,“我家小卖部仓库里多了去了,习惯了。”
这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但他此刻说出来,却莫名地觉得有点自豪。那种感觉很奇怪,就像一个在你面前总是灰头土脸的人,忽然发现自己在某件小事上比你强一点点,虽然这点“强”不值一提,但至少让你看到了他不一样的一面。
罗海伦从椅子上慢慢下来,双脚落回地面,整理了一下被弄皱的裙子。她的耳朵尖又红了——杨晓东已经注意到,她一紧张或者不好意思的时候,耳朵尖就会红。这个细节让他心里某个柔软的地方被轻轻戳了一下。
“谢了。”她低声说了一个字,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目光看向别处,不看他。
然后她转身去拿自己的书包,往教室门口走去。
杨晓东站在原地,看着她往门口走。她的马尾辫在背后轻轻甩动,步子比平时慢一点,像是还在消化刚才那一幕。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停住了。
“那个。”
她的声音不大,但教室里很安静,杨晓东听得清清楚楚。
“你的数学,”她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措辞,“负数那部分要注意符号。期中考试会考。”
说完这句话,她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教室。
脚步声在走廊上渐渐远去。
杨晓东一个人站在教室里,手里还拿着拖把,整个人像是被点了穴一样一动不动。那句话在他脑子里反复回放了好几遍,每一遍都让他觉得不太真实。
罗海伦——主动跟他说话了。
不只是“谢了”那种不得不说的客套话,而是提醒他数学要注意什么。她知道他数学不好。她居然知道他数学不好。
杨晓东慢慢地把拖把放进水桶里,开始拖地上那滩脏水。他拖得很慢,很仔细,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教室里只剩下拖把和地面摩擦的沙沙声,还有他自己的心跳声。
他忽然想笑。不是那种哈哈大笑,而是嘴角不受控制地往上翘,想压都压不下去。他一边拖地一边咧嘴,如果这时候有人从教室门口路过,会看到一个男生对着一滩脏水傻笑,大概会觉得这孩子脑子有问题。
“负数那部分要注意符号。”
她把这句话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她说的时候用的是那种公事公办的语气,像是在履行班长的职责,给落后的同学提个醒。但她没有在课堂上说,没有当众说,而是在没有其他人的时候,好像很随意地说了一句。好像她已经想了很久,只是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把它说出来。
杨晓东把最后一滩水拖干净,把拖把拧干靠在墙角,背上书包走出了教室。
十月的傍晚,天色暗得越来越早了。操场上那圈樟树在晚风中沙沙作响,落叶铺满了跑道。篮球场上还有几个男生在摸黑打球,篮球砸地的声响在空旷的校园里回荡。教学楼里的灯光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映在灰蒙蒙的暮色里,像一排排暖黄色的方糖。
他把自行车推出车棚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教学楼二楼初一三班的窗户。窗户里还亮着灯,大概还有别的值日生没走。
他跨上自行车,用力蹬了一脚踏板。链条发出熟悉的嘎吱声,车轮碾过地上的落叶,发出清脆的碎裂声。
回到家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数学课本翻到负数那部分。
他发现自己确实在这部分有很多漏洞。正数加负数、负数减正数、负负得正——这些规则他之前背是背了,但做题的时候总是搞混,尤其是那种带绝对值的题,他基本上是一做就错。他翻出那本在书店买的辅导书,找到负数相关的章节,从头到尾把例题做了一遍。做完之后,他又把之前做错的题翻出来重新做了一次。
做到深夜十一点的时候,他终于把那部分的练习全部做完了。虽然还有几道题做得磕磕绊绊,但比之前进步了不少。
他合上练习册,靠在椅背上,揉了揉酸胀的眼睛。窗外一片漆黑,老街上的路灯坏了一盏,剩下的那盏发出昏黄的光,在风里一闪一闪的,像是随时也要灭掉。远处传来几声狗叫,然后是更深的寂静。
他想起了罗海伦那句话。
“负数那部分要注意符号。”
她把那句话说得那么随意,那么轻描淡写,好像只是一句无关紧要的提醒。但她不知道,那句话在杨晓东心里激起了多大的波澜。
也许她知道。也许她什么都知道。
杨晓东把这句话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琢磨了很久,然后得出一个结论:罗海伦也许没那么讨厌他。至少现在没有开学第一天那么讨厌了。她的态度松动了一点,只有一点点,像春天河面上的冰裂开了一道细缝,还远没有到融化的程度。但至少,有了那道缝,就可能有水流动了。
这个想法让他兴奋得半天没睡着。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烙饼,脑子里全是各种乱七八糟的念头。一会儿想着期中考试能不能考好,一会儿想着考好之后会不会调座位离她更近一点,一会儿又想着要是没考好怎么办。这些念头搅在一起,让他的大脑像一台关不掉的机器,一直运转到凌晨两点才渐渐安静下来。
第二天早上,他顶着两个比上次更大的黑眼圈去了学校。周胖子看到他,惊得手里的肉包子差点掉了:“兄弟,你是不是一晚上没睡?”
“差不多。”杨晓东打了个哈欠,在座位上坐下。他翻开数学课本,趁着早读前还有几分钟,把昨晚做的错题又过了一遍。
“你这样不行,”周胖子忧心忡忡地说,“期中考试还有一周呢,你就快把自己熬死了。到时候卷子发下来,你直接趴桌上睡着了,一个字不写,那不就白熬了吗?”
“不会的。”杨晓东说。他翻开错题本,用红笔在一道绝对值题旁边写了一行批注:“注意符号!!!”三个感叹号,每一个都画得又粗又重。
周胖子在旁边看了半天,然后摇着头叹了口气,说了一句他自己大概都不太理解的话:“爱情啊,真叫人受罪。”
杨晓东用课本拍了周胖子的脑袋一下。
但他没有反驳。
期中考试终于来了。
这次杨晓东没有被分在第三考场。因为上次月考的成绩排名,他下降了两个名次,被分到了第四考场。第四考场在教学楼一楼的最东边,以前是一间杂物间,后来改成了备用教室。这间教室比正常的教室小一圈,窗户朝北,常年晒不到太阳,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潮湿的霉味。
杨晓东走进考场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座位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头顶上就是一台嗡嗡作响的老吊扇,吹得桌上的考卷角不停地翻飞。他用文具盒压住卷角,深吸一口气,等待考试铃响。
第一科还是语文。这次他比上次更有把握,基础知识部分答得很顺,阅读理解也基本都在射程范围内。作文的题目是《那一刻,我长大了》,他想了想,写了一个男孩为了保护妈妈跟街上的小混混打架的故事。故事是虚构的——他妈经营小卖部这么多年,确实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打过交道,但从来没有发生过需要他挺身而出的场面。倒是有一回,一个喝醉酒的客人赖在店门口不走,他妈抄起拖把把人打了出去。那时候杨晓东才八岁,躲在货架后面吓得直哆嗦,连哭都不敢哭出声。
但在作文里,他把自己写成了一个挡在妈妈前面的少年。写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停下来看了两遍。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街灯亮了,他和妈妈坐在小卖部门口吃西瓜,妈妈笑了。
写完之后他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太假了。他把作文纸翻过去,不再看了。
数学科的时候,他明显感觉到不一样了。
这次他没有像上次那样拿到卷子就懵。前几道选择题,他做完之后居然有把握。那种感觉很奇妙——不是蒙的,是真的会做。他知道自己的计算是对的,因为他用的那些公式、那些步骤,都是他过去一个月反复练习过的东西。
做到选择题最后一道的时候,他卡了一下。那道题涉及负数的混合运算,他在草稿纸上算了两遍,得出了两个不同的答案。他深吸一口气,想起了罗海伦那句话——“负数那部分要注意符号。”他重新检查了一遍自己的算式,发现确实有一个符号搞错了。改过来之后,答案对上了。
他在心里默默地谢了她一下,然后继续往下做。
填空题有六道,他做出了四道,剩下两道实在不会,他老老实实地在答题区写了个“解”字和第一步算式——数学老师说,写出步骤也有步骤分,不能空着。
计算题和解答题,他的笔一直没停过。虽然他做不到像罗海伦那样行云流水,但他也不再像上次那样手足无措了。遇到一道比较难的二次根式运算,他想了很久,在草稿纸上写了两页,最后勉勉强强得出了一个答案。他不知道对不对,但他把每一步的步骤都写清楚了。
考试结束铃响的时候,他放下笔,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他的手掌上全是汗,草稿纸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算式。他没有检查完所有的题,最后两道大题的最后一问他没来得及做,只来得及写了个开头。
但他知道,这次肯定比上次好。
他把卷子交上去的时候,嘴角不自觉地翘了一下。监考老师接过他的卷子,看了他一眼,大概不太理解为什么一个考生交完卷子会笑。这位老师不知道的是,这是一个数学从来没及过格的学生,第一次在考场上感受到“我会做”的滋味。这种滋味比任何辣条和冰棍都让人上瘾。
最后一科考完之后,他没有像上次那样瘫在椅子上。他收拾好文具,走出教室,在走廊上伸了个懒腰。秋日的阳光照在他脸上,暖洋洋的,不刺眼,像是冬天里的一杯温水,刚好入口的温度。
他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看见罗海伦和几个女生从第一考场走出来。她正在跟身边的陈雨薇说话,说到什么好笑的事情,嘴角微微扬起,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
杨晓东看着她笑的样子,心里很平静。
那种平静不是以前那种“她太好我配不上”的自卑,而是一种踏实的、有底气的平静。那感觉很奇怪,像是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攒够了一点可以站在她面前不心虚的资本。
虽然她大概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但没关系。
走出校门的时候,杨晓东在人群里又看到了罗海伦。她站在校门口等什么人,背着那个深蓝色的书包,马尾辫在晚风中轻轻摇晃。她朝街角的方向张望了一下,然后忽然转过头,正好对上了杨晓东的视线。
四目相对,就那么一瞬间。
杨晓东的心跳漏了一拍。他下意识地想要移开目光,但这一次,他没有。
他朝她点了一下头。很轻很轻的一个点头,像是在说“嗨”,又像是在说“考得怎么样”。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手在裤子口袋里已经攥成了拳头,掌心全是汗。
罗海伦的目光微微闪动了一下。她的表情没有太大变化,但她也没有像以前那样直接移开视线。她看了他一秒钟——也许只有零点五秒——然后把目光移开了,看向街角的方向。一辆摩托车正突突突地开过来,骑车的是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男人,身材魁梧,面色严肃,一看就是派出所罗所长本人。
罗海伦朝摩托车走过去,走了两步,忽然回头看了杨晓东一眼。
那个回头的动作快得几乎像是一个错觉。然后她跨上了摩托车的后座,戴上头盔,摩托车突突突地开走了,留下一股淡淡的汽油味。
杨晓东站在原地,看着那辆摩托车消失在街角的暮色里。风从街巷深处吹过来,带着远处稻田里焚烧秸秆的气味,还有一点点凉意。街边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像一颗温柔的琥珀,把整条老街都染成了暖色调。
他心里那点微光,在这个秋天的傍晚,悄悄地亮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