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渊》芝麻黄油

37、车库 车行的卷帘

　　车行的卷帘门放下来的时候，会在离地一米一的地方卡一下。周野修过三回：换过导轨滚轮，打过黄油，第三回把整条轨拆下来用直尺量，量出那一段弯了两毫米。两毫米，眼睛看不出来，手摸得出来，门自己知道。他没再修。他说这门跟人一样，别的地方都顺，偏有那么一小段，你拿它没辙。
　　那天夜里他没关到底。卷帘放到一米一，卡住，他就让它停在那儿。从店里往外看，那道一米一高的横缝里，是巷子的水泥地，是傍晚那场雨留下的一小块没干的水，是对面便利店漏出来的一截白光。
　　还有两根东西站在水里。很细，很黑，往下收，像两截烧过的钢筋。水没有被踩出圈来。它站在水里，水不动。
　　周野蹲在千斤顶旁边，手里捏着一只十四的梅花扳手，没有立刻站起来。他看着那两截东西在水面上停了大概四秒，然后往前挪了半步——挪的时候没有脚步声，只有一种很轻的、干的响，像牙齿在很远的地方互相碰了一下。
　　黎舟七点四十就从“潮汐”回来了，比平常早两个钟头。老板娘说灯坏了，今晚不弹。灯没坏，他知道——他走的时候看见吧台后面那面镜子里，除了自己还站着别的。老板娘也看见了。老板娘把抹布拧了一把，说：“小黎，早点回。”她一整晚没有再往镜子那边看第二眼。
　　“它到了。”黎舟说。
　　“嗯。”
　　“比昨天大。”
　　“比昨天大。”周野把扳手放回工具车第二格——他的工具车五格，从上到下按开口尺寸排，八到十四在第二格——然后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机油。
　　他没有关门。关门这个动作在这一夜里没有意义。半年前它还是一团饿的形状，贴着地跟着，不上前；三个月前它长出了肩；上个月它开始伸手。它不需要门开着才进来，它需要的是一个人心里那扇一直虚掩着的。周野只是把那道一米一的缝，看成一条界线。它在缝外站着。黑瘦，浑身是牙——不是嘴里的牙，是从肩到肘、从肋到胯、从每一处该长肉的地方顶出来的牙，白得发灰，一排一排，密得像谷穗。它一天比一天更像它名字里那个字：荒的年，欠的年。饥年不是一头兽，是一个年份。
　　巷口有人推着煤气罐过去，铁罐子在水泥地上滚，咕噜咕噜。那人走到离它两米的地方，把罐子往怀里侧了侧，绕了半个圈，从便利店那边的水沟盖上过去了。他没有停，没有回头，没有抬眼。这座城的人，对巷子里站着的东西，有一种训练过的、熟练的绕行。

　　铁梯在西墙，十一级，第七级中间那块焊得薄，一踩就响。黎舟先上，上到第三级又下来了，去把琴箱从工位边拖出来。那是一台六十一键的电钢，箱子加琴四十来斤，箱角包着两条黑胶带——去年冬天在“潮汐”门口摔过一次，周野用车行的胶带缠的，缠了三圈，说这样比原厂的耐操。
　　铁梯宽五十二公分，箱子六十七。黎舟量都没量，抬到第二级就知道过不去。他侧过来试，箱角撞在栏杆上，闷响一声。他停了两秒，把箱子放回地面，靠在墙边，锁扣朝上，扶正了。他扶那一下扶得很仔细，好像他要出的是一趟远门。
　　“放着。”周野说，“明天下来还在。”
　　“嗯。”黎舟又看了一眼，才转身上梯。第七级响了。他知道会响，还是被自己踩出的那一声惊了一下——人在这种夜里，会怕自己的动静。
　　隔间不到六平米。原先是老板堆库存的地方，后来老板不管了，周野住了进去。四条二手轮胎摞成一根柱子，顶上压一块木板当桌；三只旧机油桶靠东墙，桶身漆掉得只剩一个“润”字；一张单人床，一床洗得发白的被子；一盏十五瓦的灯泡吊在正中，泡上落着一层油灰，亮起来是那种带黄的、脏的光。墙角还有一把木椅，右后腿短两毫米，垫过一张对折的烟盒纸。这间屋子里能坐人的地方只有两处：床，和那把椅子。
　　周野把千斤顶从楼下拎上来。两吨的立式，摇柄插好，一头顶在门板中间的横档上，一头抵住对面那堵承重墙。他摇了七下，第七下门框吱了一声，木头被压得往里凹了一点点。他试了试，门纹丝不动。
　　“它开不了这个。”
　　“它不用开。”黎舟坐到椅子上，右后腿那张烟盒纸被压得挪了半分。
　　“我知道。”周野说，“我顶着，我心里好受点。”
　　他说这话时没有笑，语气也不像玩笑。这是他少有的一次把“心里”两个字说出口——修车的人讲的是尺寸、扭矩、间隙，不讲心里。
　　楼下，铁梯响了。第一级。第三级。第七级也响了——它踩到了那块焊得薄的地方，跟人一样。黎舟的手在膝盖上收了一下。周野走过去，坐在他脚边的机油桶上，桶盖是凹的，坐上去硌人。它没有再往上，在梯子中段停住，然后是一种很缓的、下滑的声音，回到楼下，蹲下了。牙碰牙，咔，咔。像有人在数一样东西。

　　“他们说，有人办出去了。”黎舟说。
　　“谁。”
　　“不知道。‘潮汐’的客人说的。说有个搞桥的，家里托关系办了个工作签，一个名额。”
　　周野从口袋里摸出烟，摸到一半又塞回去——屋里有机油桶，他不在这屋里点火，这规矩他给自己定了六年，从没破过。“咱俩没有护照。”
　　“嗯。”
　　这句话在他们之间说过不止一次，每一次说完都没有下文。周野初中没念完就出去打工，身份证是十六岁那年在派出所排队办的，办完一直塞在钱包最里层，皮子磨破了，边角发白。他这辈子没填过一张需要“最高学历”那一栏的表——填不出来，也没人要他填。黎舟更简单：他名下有三笔债，其中一笔还挂着别人的名字，他连自己能不能坐飞机都得先去问一句。出境这条路，对他们两个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所以他们比谁都早认命，也比谁都早开始想别的办法。
　　“那个搞桥的要是走了，”黎舟说，“剩下那个怎么办。”
　　“各自活。”
　　“那还不如……。”
　　“嗯。”周野说，“还不如。”
　　他们都没有把“还不如什么”说完。有些话说到一半就够了，说全了反倒像在替别人做决定。
　　黎舟低着头，手指在裤缝上蹭。他的手指很长，指甲修得极短，短到指尖的肉是鼓出来的——弹琴的人得这样，不然指甲敲在键上会出杂音。周野第一回注意到他的手，是在“潮汐”最后一排，一杯啤酒喝了一晚上，看那双手在琴键上走，走到某处停半拍，再往下落。他那时想的是：这人手上一点老茧都没有，这人过的是另一种日子。后来他才知道不是。黎舟手上没有茧，是因为不能有。有了茧，键就不听话。为了不长茧，他这些年干粗活都戴手套，冬天洗碗也戴。他把一双手保护得像保护一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那辆摩托是周野攒了半年的。九六年的二手铃木，车架锈得像一段被啃过的骨头，买回来时老板娘笑他买了一堆废铁。他从三月修到八月：换活塞环、镗缸、绞牙、把化油器整个泡在汽油里刷了两个下午、大灯灯碗自己拿砂纸六百目一千目打了两遍、油箱敲平补漆，喷了三层，最后那层喷得极慢，怕流。零件摊了一地，一地都是圈——他把每一堆螺丝按位置摆开，用粉笔在水泥地上画圈，圈里写字：左前，右前，油箱固定，后减震。他记不住那么多，就画圈。
　　黎舟有时候来，坐在旁边的小马扎上看他弄，不说话，一坐一晚上。偶尔递一下扳手，递错了，周野也不说，接过来放回去，另拿一把。有一回黎舟问他修这个干什么，他手上没停，说：“载你。”
　　就两个字。
　　“打车也不贵。”
　　“打车不一样。”周野说。他没解释哪儿不一样。他心里那句是：打车你坐在后头跟司机说话，这个你得抱着我。他没说出口。那年夏天说这个太早了，早到会把人吓跑。那年八月摩托第一次打着火的晚上，周野在轰鸣声里喊了一句：“能活几年算几年。饿过的人不怕再饿。”
　　他顿了一下。
　　“怕的是没尝过甜。”
　　黎舟当时坐在后座，双手撑在坐垫两边，没有抱他。他听见了。他隔着那件洗到起球的T恤，看见周野后背的肩胛骨在动。他心里明明白白地想过一遍：这个人会给我招来一头怪。也明明白白地想过第二遍：那就招吧。卷二确认关系那晚，他知道「饥年」会强。他还是往前挪了那半只脚。
　　“你那句话我记着。”现在他隔着一扇被千斤顶顶住的门说。
　　“哪句。”
　　“怕的是没尝过甜。”黎舟抬起头。灯泡的黄光落在他眼睛里，那里有一点亮——不是水，是别的东西，是一个饿了太久的人终于看见一碗饭时，眼睛里会浮起来的、非常轻又非常不好意思的光。
　　“你这甜也太贵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