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逍遥侯》爱新觉罗泽轩

70、第七十章 译事 第七十章译

　　第七十章译事
　　会试之后到殿试之前，有将近一个月的空档。贾琮原本打算闭门温书，但会元放榜之后那首诗和那阕词传得太广，京城里几家书坊的掌柜轮番登门，请他整理一部诗文集。贾琮起初推了两次，后来周秀才有一次在花厅喝茶时说了一句：“你的诗传出去之后，外头都在看你的卷子，与其让人抄来抄去抄出错漏来，不如自己出一本干净的本子。”贾琮想了想，应了。

　　那部诗文集定名为《春闱集》，收录了他会试的诗和词、乡试和院试期间的作品若干，以及他在弘文馆任职期间写的一些短论和杂记。书稿由周秀才校订，香记那边的工坊用活字排印了初版，印了三百册。头一批书在放榜后的第十二天送到了棋盘街几家书铺里，不到五日便售罄了。加印的第二批在半月之内也卖得七七八八，连琉璃厂的书摊上都有人在问有没有货。文名从贡院门前的廊壁蔓延到书肆、茶馆和酒楼的桌面上，穿过巷陌和街市的层层热浪，终于在一座城市的呼吸里落定了下来。

　　真正让贾琮的文名从“今科会元”变成“文坛之望”的，是他开始翻译西洋诗歌之后的事。最早提出这个念头的是若瑟神父。有一日贾琮去南堂送新调的花露，神父把他叫到书房，从书架底层取出一本皮面精装的旧书，说：“这是我从广州带过来的，是英文的诗集。你既然通英文，不妨看看，能不能翻成我们的官话。”贾琮接过来翻开，是威廉·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纸页已经泛黄，扉页上还有一行褪了色的题签。他翻了几页，在“London”那首诗前面停了一下，说：“神父若信得过，我试试。”

　　他花了几个夜晚在灯下把布莱克那首《伦敦》译了出来。译完初稿之后又改了三四遍，才把英文那种密集的意象用中文的句法重新组装起来。过了几日他又译了几首短诗，有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最广为人知的那几首。他译的时候用的不是严格的格律体，而是一种介于诗和文之间的句法，既保持了中文该有的韵律，又保留了原诗中那些原本不属于这个语言系统的意象和句式。若瑟神父读完那几首译稿后说了一句：“这里头有一种新的声音。像铜钱在古琴上滚了几圈，撞出来的声音混了，但好听了。”

　　法国诗歌那边的翻译是通过安德烈和马修牵的线。安德烈从自己的旧书箱里翻出了一本龙沙的诗集和一本维庸的作品选，都是他当年从法国带来的旧书，纸页已经发脆了。安德烈在灯下念给他听，贾琮听着那些法语在安德烈嘴里流淌出来的音调和节奏，慢慢在脑海里寻找对应的中文句法。他译龙沙那首《致埃莱娜的十四行诗》用了五日，译完之后拿给安德烈看，安德烈读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抬起头来用法语说了一句：“你把我家那边的句子接上了另一条河。”

　　贾琮把这些译诗整理成了一部《西诗译稿》，跟《春闱集》并排放在书案上。《西诗译稿》的序言里他写了一小段话，大意是说诗和诗之间即使隔着几万里、隔着不同的语言和世代，只要人心相通，诗句便能穿过去。“譬如在冬夜里，北地的人围炉说故事，南边的人也在廊下望月。诗歌的好处就是让围炉的人听见望月的人心里想的是什么。”这篇序言后来被周秀才拿给几位相熟的文坛前辈看了，有人看后捻须不语，有人当晚便写信来说想见见这位新科会元。有老先生在回信里写：“译西诗不易，译而能存其神、得其骨，更不易。”又有一位在信中写道：“数百年后或有人把我们的诗译成西洋文字，亦如今日你译西洋诗入我大晋一般。”

　　两部书稿在一前一后，一部是他自己的诗文，一部是他从两种远方的语言里借来的声音。它们在书铺的架子上隔着几寸的距离，像两艘从不同港口出发的船在同一个黄昏里靠了同一座码头。京城文坛的反应比贾琮预想的更热切。先是几位翰林院的旧人私下传阅了《西诗译稿》的抄本，有人专程托人带话来说“那首《伦敦》里有几句译得像我们的古乐府”。后来甚至有一些外省的举子进京备考时专程到棋盘街的书铺来问“《西诗译稿》还有没有”。京城的几家书坊开始互相争抢《西诗译稿》的刊印权，周秀才替贾琮把这事挡了，让他安心准备殿试，等殿试之后再论这些。

　　那段时间新宅的正厅里时常坐着一两个陌生的文人。有人来看那幅《鹧鸪天》的中堂，有人来讨《西诗译稿》的初稿抄本，有人只是一杯茶坐着，说“这宅子里的梅花开得好”。贾琮见了他们，大部分时候周秀才也在场，周秀才递茶、闲谈、替贾琮挡下那些过界的话题。有一日黄昏，一位六十多岁的老翰林坐在正厅里翻了半个时辰的《西诗译稿》，抬起头说了一句：“你把这些诗句渡过来了，就像在两岸之间搭了一座桥。”贾琮把老翰林送到门口，站在廊下看着那位老人走远，在暮色里拢了拢袖口，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走回了正厅。那座桥搭起来了，桥上的人还在往两岸走。

　　真正让他把“搭桥”这个想法扩大的，是在《西诗译稿》刊印后不久，贾琮产生了办一份定期刊物的念头。那份刊物不同于诗集，也不同于时文选本，更像是一份按旬出版的“文汇”，内容包括三部分：文学版面的诗歌与译诗，由他主编，并邀请三春、林黛玉、史湘云等各自开设专栏；海外见闻与奇谈专栏，专程通过薛长庚的二房商路接薛宝琴进京，她自幼随父亲游历过南洋诸岛和西洋数国，由她口述、探春润色、黛玉审定，专门刊载异域风物与海外故事；科普与新知版块，介绍西方医学、地理、数学和博物学，包括人体血脉理论、大洲分布、几何原本与矿植物分类。为了这份刊物，贾琮专门在新宅花厅旁边收拾了一间屋子做编辑部，临窗摆了一张长案，上面摊着各地寄来的稿子、译稿和笔记。三春、黛玉、湘云和宝琴形成了一间文人圈层的核心编辑部，姐妹几个聚在长案周围，有时为了译稿的一个用词争执半日，有时为了宝琴口述的南洋见闻中的一处地名笑得前仰后合。探春负责校订译稿，湘云负责诗歌专栏，黛玉负责海外故事润色，宝琴负责口述见闻。迎春虽然不多发言，却主动揽下了誊抄散稿的活计，坐在长案一角的竹椅上，把那些草稿一张一张理平了再重新抄成工整的底稿。惜春有时坐在窗边听着众人讨论，不时在稿纸边缘画几幅小图，把宝琴口述中那些奇异的飞禽走兽和海上落日落墨在纸面上，那些细笔勾勒出的图样像一艘挤满了人和行囊的小船，在暗夜的走廊里缓缓靠岸。

　　刊物的名字最终定为《万国文汇》。创刊号在殿试前二十日印了出来，共印刷五百册，每册定价三十文，放在棋盘街和琉璃厂的书铺里发售。头一册的内容涵盖了诗词、海外故事和科普文章，其中黛玉润色的一篇宝琴口述的南洋见闻《海中之国》和若瑟神父审阅后刊发的一篇关于人体血脉运转的简短译介，成了最引人注目的两篇。科普文中用图示标出了大晋所在的大陆与其他大洲的方位关系，那些线条和地名在纸页上排开的时候，带给人一种把旧窗户推开一道缝的感觉。

　　第一批印出来后不到五日便售罄，第二印加了一千册，也迅速被订空。许多人在读完之后在茶楼里互相传阅，有惊讶的、有赞赏的、有不以为然的。一部分人对血脉论述和海外地理感到新奇和迷惑，一部分人认为它有些离经叛道。真正让《万国文汇》声名大噪的，是它传入了宫内。据说皇帝在养心殿翻阅了创刊号，看完了整册，当晚又让内侍把第二册的校样取了进去，阅后只批了两个字——“可读”。又过了一日，东暖阁那边传出话来，说太皇帝也翻过了，让人问了一句“写南洋见闻那篇，是哪个孩子写的”。消息传回新宅的时候，贾琮站在花厅外面的廊下，望着桃林深处那几根新抽的枝条。夜风从梅林那边穿过来，带着最后几朵残花的气息，细而冷。他站在廊下，没有进去，也没有走远，只是靠着廊柱站了一会儿。新刊的墨香还残留在指尖，风从墙头上翻过来的时候，把后园里那几株垂枝梅的枝条吹得微微晃了一下，又稳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