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星河》晋小白

1、牌局从出生那天就开始了 宋景琰从小

　　宋景琰从小就知道，人和人的起点不一样。
　　他父亲宋国强是镇上水利站的副站长。副的，管三个人，一间办公室，一台用了六年的联想台式机。宋国强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是一九九八年汛期在堤上守了七天七夜，镇领导在大会上点了他的名。此后十八年，再没被点过名。
　　宋国强对儿子的规划清晰得像一份红头文件：考公务员，进体制，端铁饭碗。在他看来，世界上只有两种工作——体制内的，和不算工作的。宋景琰大学读的是文化产业管理，宋国强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也行，考个事业编。”
　　宋景琰没考。
　　他进了一家做乡村振兴项目的咨询公司，干了两年，觉得别人画好的饼不如自己烙的。辞职后，背着一台尼康D750和一台ThinkPad，跑到西南的古村落做田野调查。他要做的，是一套古村落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方案——民居、民俗、手工艺、非遗传承人，全部建档，做成数据库，卖给文旅开发商。
　　成本很具体。交通、住宿、设备折旧、数据存储，每个月支出四千到六千。卡里的余额够撑八个月。八个月，是他给自己的期限。
　　宋国强知道他辞了职以后，在电话里说了四个字：自生自灭。此后三个月没往他卡里打过一分钱。宋景琰也没开口要。他知道开口就意味着投降，投降就意味着回水利站接他父亲的班——副站长干到退休，退休金三千二。

　　唐泽深不喜欢做生意。
　　这件事在唐家几乎算叛国。唐家做建材起家，后转型地产，大哥唐泽远三年前接了班，把公司做到了上市。唐母刘芝兰最疼小儿子，从小送他学画画、学设计、学一切和赚钱无关的东西。唐泽深也争气，考上了央美，读视觉传达。
　　但唐家终究是做生意的。唐泽远刚签下高新区一个十二亿的市政配套项目，刘芝兰打电话叫他回家庆祝。饭桌上，唐泽深听见大哥对电话那头的工头说：“一线工人的补贴先压一压，现金流紧。”
　　唐泽深放下筷子说，工人是该涨工资的，不是该压的。大哥说，你学艺术的，不懂。唐泽深说，我不懂赚钱，但我懂人。两人吵了一架，唐泽深摔门走了。
　　他开着一辆Mini Cooper，从北城一路往南，没有目的地。开了两天，在高速服务区吃泡面的时候，他翻到一条帖子——川南有个叫青溪的古村落，保存着完好的明清建筑群。他把泡面汤喝完，上了车。

　　宋景琰在青溪村待了第五天。
　　村子在两山之间，三百多户人家，明清的吊脚楼和四合院还留着大半。年轻人走光了，留下来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宋景琰每天早上六点起来，背着相机和录音笔，挨家挨户地走。
　　他碰到一个问题：村民不信任他。他拿着问卷上门，老人们看他像看骗子。有个老太太把门关了，隔着门喊：“你走不走？不走我喊村长了。”
　　宋景琰站在门口，把问卷折好塞进口袋。他知道问题出在哪——问卷是学术格式，五点李克特量表，标准化选项。但这些老人连字都不一定认全，你让他们评价“本村传统手工艺的保护程度”？
　　他蹲在村口石桥上抽烟，复盘这几天数据。三天，二十七份问卷，有效问卷四份。其中三份还是他对着空房子估的。
　　这时候，唐泽深从桥那头走过来。

　　两个人是在石桥上认识的。
　　唐泽深背着帆布包，脖子上挂着一台富士X100V，一看就是出来旅游的文艺青年。他看见宋景琰蹲在桥头抽烟，旁边摊着一叠问卷，走过去扫了一眼。
　　“你做社会调查的？”唐泽深问。
　　宋景琰抬头看了他一眼。“乡村振兴项目的田野调查。”
　　唐泽深蹲下来翻了翻问卷，笑了。“量表设计得很规范，五点李克特，题项也没毛病。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老人平均年龄六十五以上，初中文化占大多数。你让他们理解‘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传统手工艺制品’——这是什么意思？”
　　宋景琰看着他。这个人说得对。他这几天也在想，只是一直没想出更好的办法。
　　“那你觉得该怎么做？”宋景琰问。
　　唐泽深说：“你们要的信息，与其用问卷，不如直接聊天。坐下来喝杯茶，聊聊家里还有什么老物件，爷爷那辈人会做什么手艺，信息比你勾几个选项丰富得多。”
　　宋景琰没说话。他不是不同意，他知道聊天得来的信息更丰富，但效率太低。他只有八个月，不可能和每家每户坐三小时。
　　“你说得对，”宋景琰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但我做的是数字化方案，最终要进数据库，结构化数据才能入库。聊天得来的信息，你帮我转成五点量表？”
　　唐泽深愣了一下，笑了。“你这人挺有意思。”

　　他们一起吃了顿饭。村里唯一的小饭馆，一份腊肉、一份土豆丝、一份番茄蛋汤。三十二块钱。
　　吃饭的时候，唐泽深说了离家的事。宋景琰听完没什么表情。他觉得唐泽深是个好人。但“好人”这个词在生意场上不算资产。
　　“你大哥压工人补贴，确实不对，”宋景琰说，“但你知道他为什么能签下十二亿的单子吗？因为现金流管理。他压的不是工人，是成本结构。你心疼工人，你出钱补贴啊——你有那个能力吗？”
　　唐泽深被他噎住了。
　　宋景琰继续说：“你觉得工人待遇低，那是因为你没见过真正穷的地方。你去村里看看，一个老手艺人做篾编，一天做十个簸箕，卖十五块一个，材料成本八块，利润七十。七十块钱一天。你觉得你大哥的一线工人一天挣多少？”
　　唐泽深沉默了。他说不出话来。他知道宋景琰说得对。
　　两个人对坐了一会儿，唐泽深说：“你这个人，挺冷血的。”宋景琰夹了一筷子腊肉。“不冷血，是算得清。”

　　两个人在村口碰到了村长。
　　村长姓周，五十多岁，精瘦，走路带风，身后跟着四个人，一看就不是善茬。周村长说他们没报备就进村搞调查，违规，要他们马上走。
　　唐泽深站起来要讲道理。他说这是公共空间，他们有权在这里活动。周村长不理他，摆手让身后的人上前。
　　宋景琰扫了一眼那四个人——都是四五十岁的村民，手里拿着锄头和扁担，站位松散，不是真要打，是吓唬人。
　　宋景琰做了唐泽深意想不到的事。他一脚踢翻了旁边的桌子，碗碟哐当落地，趁对方愣神的工夫，一把拽住唐泽深的胳膊就跑。
　　等跑到村外的公路上，唐泽深甩开他的手，喘着气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怎样？”
　　“你直接动手？”
　　“我没动手，我踢了自己的桌子。桌子是饭馆的，回头我赔。”宋景琰说，“打一架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你被记住。在这个村待不下去，你的调查也就黄了。”
　　唐泽深看着他，觉得这个人跟自己不是一路人。自己是讲道理的，他是讲结果的。道理能说服人，但结果能解决问题。唐泽深第一次意识到，这两件事有时候是矛盾的。

　　两个人在公路边分了手。太阳快落山，山影从东边压过来，把整条路浸在阴影里。宋景琰要去下一个村子，唐泽深往镇上的方向走。
　　第二天早上，唐泽深在旅馆门口碰见一个算命的老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桌上摆着一本翻烂了的《三命通会》。唐泽深不信这个，但闲着也是闲事，坐下来报了生辰八字。
　　老头掐了半天手指头，说：“你这个命，将来要成大事的。”
　　唐泽深笑了。“什么大事？”
　　老头说不出具体什么大事，只说你命中带贵，将来必有一番作为。唐泽深给了二十块钱，站起来要走。
　　老头又叫住他：“你最近会碰到一个人，这个人比你强。你跟不跟得上他，决定了你走多远。”
　　唐泽深回头看了他一眼，没当回事。
　　他不知道的是，这个老头在同一天下午也碰见了宋景琰。宋景琰也不信，坐下来听了听。老头说他命格主贵，将来是登顶之人。宋景琰给了二十块钱，转身走了。
　　两个不信命的人，各花了二十块钱。也许老头背了台词，也许不是。在这种地方，谁说得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