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里没有冬天》美女邱莹莹

2、第 2 章 凤里没

　　凤里没有冬天

　　第二章

　　杨晓东死后的第三天，石狮下了一场雨。

　　不是那种痛快的倾盆大雨，而是闽南冬天特有的那种绵绵细雨，细得像针尖，密得像筛子筛出来的面粉，落在人身上几乎感觉不到，但待久了就会发现衣服已经湿透了，贴在皮肤上冰凉冰凉的。凤里中学的操场上积了几个浅水洼，倒映着灰蒙蒙的天空和榕树光秃秃的枝丫。学生们踮着脚尖绕开水洼走，女生们撑着花花绿绿的伞，男生们大多懒得打伞，把校服外套往头上一蒙就跑。

　　一切看起来都和往常一样。上课铃照常响，食堂照常开，篮球场上照常有人打球。只是教学楼后门那条巷子被一条红白相间的警戒线封了起来，线两头系在电线杆和垃圾桶上，被雨水打得湿漉漉的，在风里一荡一荡，像什么废弃舞台上的幕布。

　　警戒线里面什么都没有。血迹被雨水冲干净了，或者说被什么东西擦干净了。没有人承认擦过，但地面上确实只剩下一些模糊的深色痕迹，不仔细看的话，会以为只是普通的污渍。墙上的小广告被撕掉了好几张，留下几块浅色的方形痕迹，像是被什么人匆忙清理过。那台废弃的冰柜还在，但被人推到了墙角，门彻底掉了下来，歪歪斜斜地靠在一边。

　　周一早上，王老师站在三班教室的讲台上，面前放着一张写好的发言稿。他穿了一件平时不常穿的白色衬衫，领口扣得严严实实的，头发也梳得比平时整齐。但他的眼睛是红的，眼球上布满了血丝，眼袋肿得像是被人打了两拳。他端起搪瓷茶杯喝了一口水，手在微微发抖。

　　教室里坐满了人，但安静得不正常。以前早自习前的教室永远是闹哄哄的——抄作业的、聊天的、吃早餐的、用手机放歌的——但今天所有人都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有人低着头，有人看着窗外，有人盯着自己空荡荡的桌面发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笑，连咳嗽的人都在努力压低声音。

　　那个靠窗的座位空着。

　　杨晓东的课桌还在那里，抽屉里的东西没有被动过。上一周他交的数学作业本还摊在桌面上，翻到二元一次方程组那一页，最后一道大题只写了一个“解”字，后面是空白的。他的椅子被推进了课桌下面，椅背上搭着一件深蓝色的校服外套，是学校统一发的那种，袖口磨得起了毛边。好像他只是去上了个厕所，随时都会回来继续跟那道数学题较劲。

　　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不会回来了。

　　王老师清了清嗓子，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时候像是被什么东西刮了一下：“同学们，今天早自习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上周五放学后，我们班的杨晓东同学……在后门那边发生了一起意外。”

　　他停顿了一下。教室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

　　“杨晓东同学……经抢救无效，于十二月十五日下午六点四十分在医院去世。”

　　这句话落下去之后，教室里出现了大约三秒钟的绝对寂静。然后声音像炸开的油锅一样从各个角落同时爆发——有人在哭，有人在惊呼，有人在追问“怎么会”，有人捂住了嘴，有人转头去看那个空着的座位，好像希望这番话只是一个恶劣的玩笑，而杨晓东本人下一秒就会从后门走进来。

　　刘伟坐在第三排靠走廊的位置上。他从王老师走进教室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动过，双手放在膝盖上，胖乎乎的手指紧紧攥着校服裤子的布料。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王老师的脸，嘴巴微微张开，像是在等待一个转折、一个反转、一个“但是”。当“去世”那两个字从王老师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他的肩膀剧烈地抖了一下，然后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在了椅子上。

　　他没有哭。不是不想哭，而是哭不出来。他的胸口像是被一块巨大的石头压住了，压得他喘不过气，压得他连发出声音的力气都没有。他想起上周四的体育课，他和杨晓东坐在单杠下面分一包五毛钱的辣条，杨晓东说太辣了吃不了，他就把剩下的全倒进了自己嘴里。杨晓东看着他笑，说你是猪啊。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杨晓东笑。

　　现在他再也看不到了。

　　坐在最后一排角落里的是蔡小燕，杨晓东的同桌。她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正在写英语作业，笔尖停在了一个单词的第三个字母上，再也没有移动过。她侧过头看了一眼身边空荡荡的座位，目光落在桌上那本摊开的数学作业本上。她忽然想起上个星期自己把修正液借给杨晓东用，他用了之后说了声谢谢，她说不用谢，然后就再也没有跟他说过别的话。他们做了一年同桌，说的话加起来可能不超过二十句。她甚至不知道他家住哪里、他喜欢什么颜色、他听什么歌。她只知道他上课的时候喜欢在草稿纸上写字，写得很小很密，但从来不给她看。

　　她忽然很想跟他说一句话。随便什么都行。但已经没有机会了。

　　王老师又说了些什么——关于注意安全、关于配合调查、关于学校的心理辅导安排——但大部分人已经听不进去了。消息像地震波一样从三班扩散到整个年级，从教学楼扩散到食堂，从食堂扩散到操场的每一个角落。第一节下课的时候，几乎全年级都知道了。

　　二班的教室在三班斜对面，隔着一个楼梯口。第一节下课铃响的时候，杨嫣然正趴在桌上补作业——周五的语文读后感她拖到周日晚上才写完，写到凌晨一点，现在困得睁不开眼。她听到走廊上有人在说什么，声音很吵，但她懒得抬头。

　　然后王静怡从教室外面冲了进来，脸色白得像一张纸。

　　“嫣然。”王静怡的声音在发抖。

　　杨嫣然抬起头，揉了揉眼睛：“怎么了？”

　　“那个三班的……就是那个……”王静怡咽了一口唾沫，像是在努力组织语言，“给你写情书的那个，叫杨什么的——”

　　“杨晓东。”杨嫣然下意识地接上了这个名字，然后她的表情忽然僵住了。

　　“他死了。”

　　杨嫣然以为自己听错了。她的第一反应是想笑——不是觉得好笑，而是一种荒唐的、无法接受的反应，就像有人突然告诉她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她的脑子拒绝处理这条信息，于是产生了某种短暂的故障。

　　“别开玩笑。”她说。

　　“是真的。三班的班主任刚才在教室里面说的。被打了，在后门那边，送到医院没救过来。”

　　杨嫣然手里的笔掉在了地上，滚了两圈，滚到了课桌下面。她没有去捡。她坐在那里，耳边王静怡的声音变得越来越远，像是从水底传上来的。她的脑子里忽然闪过了很多画面——那个男生在国旗下讲话时傻傻地盯着她的后脑勺，在小巷里被她发现时涨红的脸，在走廊上迎面碰到她时慌张地移开的目光。还有上周苏一凡当众念信的时候，她路过三班门口，看到他站在那里，脸上那种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表情。

　　她当时低下了头，加快了脚步。

　　她当时觉得尴尬，觉得不想被卷进这件事。

　　她当时想的是——他给她的那些关注，像一个她不想收下的包裹，她想退回去，但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只好假装没看到。

　　现在她再也没有机会签收或拒绝了。

　　杨嫣然慢慢地趴回了桌子上，把脸埋进胳膊里。她的肩膀开始轻轻地抖动。王静怡在旁边轻轻拍她的背，但她能感觉到的只是那种从胸口深处蔓延出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那不是悲伤，至少不是纯粹的悲伤。那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内疚、恐惧、后悔、不知所措，所有这些情绪搅在一起，变成一锅浑浊的浓汤。

　　他喜欢我。杨嫣然在心里想。他喜欢我，然后他死了。这两件事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她总觉得它们被什么看不见的线连在了一起。如果她那天在走廊上没有低头走开，如果她走进去把那些信从苏一凡手里拿回来，如果她至少看了他一眼——他会不会还活着？

　　她没有答案。她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了。

　　而另一个念头，更自私、更难以启齿的念头，也在她脑子深处悄悄冒了出来——这件事会牵连到我吗？别人会不会说我也有责任？陈建斌会怎么想？

　　她为自己产生这样的念头而感到恶心，但她控制不住。

　　第三节是体育课。操场上，几个男生在打篮球，但打得心不在焉。一个球传偏了，砸在地上弹起来，滚到了场边的水洼里，没有人去捡。陈建斌站在三分线外，手里转着另一个球，目光却不在球场上。他的表情很奇怪——不是悲伤，他几乎不认识杨晓东，谈不上悲伤。而是一种被搅扰的烦躁，像一个正在愉快航行的人突然看到岸上有人落水，他不想改变航向，但那落水的声音让他无法继续享受航行的快乐。

　　“斌哥，还打不打？”有人喊他。

　　他把球扔了过去，说不打了。然后他走到场边的台阶上坐下，拧开一瓶矿泉水喝了两口。水是常温的，但他喝出了一股冰凉的感觉，从喉咙一路滑到胃里。

　　他想起了一件事。那是一个多月前的一个下午，他打完球从后门走，看见一个瘦小的男生坐在巷子里哭。他觉得眼熟，想了一下才记起是三班的那个，好像姓杨。他本来想上去问一句怎么了，但那时候杨嫣然已经在前面的路口等他了，他加快了脚步，从那个男生身边走了过去，甚至没有多看一眼。

　　现在他想起来了。那个人就是杨晓东。

　　他忽然觉得手里这瓶水很难喝。

　　中午，食堂。

　　刘伟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面前摆着一盘红烧肉盖饭，已经凉透了，一粒米都没有动。食堂里人来人往，嘈杂的人声和碗筷碰撞的声音混在一起，和往常没有任何区别。他看到一群四班的男生坐在不远处的桌子上大声说笑，其中一个正在绘声绘色地描述什么，手舞足蹈的，旁边的人听得津津有味。

　　刘伟站了起来。

　　他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他的腿在往前走，身体比大脑先行一步。他走到那张桌子旁边的时候，那几个男生停了下来，抬起头看着他。其中一个嘴角还挂着笑，半截红烧肉咬在嘴里。

　　“你们在说什么？”刘伟听到自己问。声音不大，但很哑。

　　“关你什么事？”那个嘴上有油的男生说。

　　“我说，你们在说什么？”

　　几个男生互相看了一眼，有人认出了他是三班的，笑容收了一点，但很快又重新挂了上去。“没说什么啊，就随便聊聊。”

　　“聊什么？”刘伟的手在抖，“聊杨晓东？”

　　那个男生的表情变了。他把筷子放下，靠在椅背上，用一种不咸不淡的语气说：“又不是我打死的，你冲我嚷嚷什么？”

　　刘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动手的。记忆在这个片段变成了碎片——他的手伸出去，拽住了那个男生的校服领子，把他从椅子上拖了起来。然后有人推了他一把，他的后背撞在了餐桌上，红烧肉的汤汁洒了他一身。然后有人在拉架，有人在尖叫，有老师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他被拉开的时候，发现自己满脸是水。不是眼泪——他终于哭出来了，眼泪和鼻涕混在一起，糊了一脸。他蹲在地上，抱着头，发出一种他自己都没听过的声音，像某种受伤的动物在嚎叫。

　　食堂里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看着他。

　　他不在乎。他只想让那个男生把那些话再说一遍——那些关于杨晓东被打时的笑话，那些从他嘴里蹦出来的带着笑的字眼。他想问问他，你认识他吗？你知道他最喜欢的作家是谁吗？你知道他写的东西有多好吗？你知道他妈妈今天早上在太平间里是什么样子吗？

　　你不知道。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只是把他当成了一个笑话。

　　而那个笑话，现在躺在了冰冷的铁柜子里。

　　杨晓东的家在石狮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是一栋三层的老式自建房，外墙贴着白色的瓷砖，年久失修，瓷砖缝里长出了黑色的霉菌。门口停着几辆电动车，其中一辆的后视镜碎了一半，用透明胶带缠着。

　　消息是在周六凌晨传到杨家的。

　　那天晚上，杨晓东的妈妈一直在等他回家吃饭。她做了他最爱吃的糖醋排骨，还特意去菜市场买了新鲜的虾，虽然家里不宽裕，但周五嘛，她想让孩子吃顿好的。饭菜凉了，她又热了一遍。又凉了，她又热了一遍。热到第三遍的时候，排骨已经热老了，咬起来像橡皮。她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是关机。她想可能是手机没电了，这孩子总是忘记充电。她想可能是在同学家玩，忘了时间。她想了很多种可能，每一种都合情合理，每一种都让她心安。

　　晚上九点多的时候，门铃响了。

　　她以为是杨晓东回来了，一边骂着“死孩子跑哪去了”一边去开门。门外站着两个穿制服的人，还有一个她不认识的、穿白衬衫的中年男人，看着像是学校老师。她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困惑，然后是某种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本能的恐惧。

　　“请问是杨晓东的家长吗？”

　　她点了点头。

　　后来发生的事，她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愿意回忆。她只记得自己坐在客厅的地板上，抱着杨晓东的书包，那个灰色的帆布书包，拉链坏了的那一个。她拉开拉链，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课本、作业本、笔袋、吃了一半的干脆面。还有夹层里那些折成小块的纸片，一张一张散落在地上，像一群死去的白蝴蝶。

　　她捡起一张展开来看。

　　“杨嫣然，今天的风很大，我看到你的头发被吹乱了，但是很好看。”

　　她看不懂。她拿起另一张。

　　“杨嫣然，我今天看见你笑了，但不是对我。”

　　她忽然明白了一些事。她抱着那些纸片，哭得几乎断气。杨晓东的爸爸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像一根被钉在地上的木桩。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嘴唇在剧烈地抖动，像是想说很多话，但所有的句子都卡在了喉咙里。

　　这个男人活了四十五年，在服装厂的流水线上干了二十年，从来没有哭过。他妈死的时候他没哭，下岗的时候他没哭，骑摩托车摔断肋骨的时候他没哭。但此刻他觉得自己眼眶里有什么东西正在往外涌，滚烫的、带着咸味的东西。他转过身，对着墙壁，用拳头狠狠砸了一下墙面。墙皮掉下来一小块，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他的手破了，血流了出来，但他感觉不到疼。

　　后来的几天像一锅煮糊的粥，混沌而漫长。去医院、去派出所、去学校。做笔录、签字、认领遗物。杨晓东的妈妈去了太平间，回来之后就不怎么说话了，整天坐在儿子的床上，抱着那个书包，一动不动。杨晓东的爸爸请了长假，在家照顾她，自己瘦了十几斤。

　　追悼会是在殡仪馆最小的那个厅里办的。来的人不多——家里的亲戚、几个邻居、三班的班主任王老师。杨晓东的同学们也来了几个，刘伟穿着一件明显大一号的黑衬衫，跪在灵堂角落里，对着杨晓东的遗像磕了三个头，磕得很响，额头上磕出了一块青紫。蔡小燕站在人群后面，手里攥着一朵白色的菊花，攥得太紧，花茎折了，花瓣落了一地。

　　杨嫣然没有来。

　　她的名字在花圈上的白纸条上出现过——二班全体同学敬挽——但她本人没有出现。她妈妈不让她去，说这种事小孩子不要去掺和。杨嫣然没有争辩。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关了整整一天。第二天早上出来的时候，眼睛肿得几乎睁不开。

　　陈建斌也没有来。

　　苏一凡和林芳燕更没有来。他们正在各自家里，被父母和律师反复叮嘱着同一套说辞。

　　苏一凡的家在石狮一个比较新的小区里，有电梯，有保安，有花园。他爸是开工厂的，做服装代工，生意不大不小，平时很少在家。他妈妈从周五晚上接到学校电话开始就一直在打电话——打给丈夫、打给律师、打给所有能打的人。她穿着一件丝绒的睡衣，头发乱糟糟的，焦躁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清脆而刺耳的声响。

　　苏一凡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手里拿着遥控器，一个频道一个频道地换。电视上的画面一帧一帧闪过——新闻、电视剧、广告、综艺——他什么都没看进去。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遥控器的塑料外壳被他捏得嘎吱作响。

　　“你把事情从头到尾再跟我说一遍。”他妈妈站住了，转身盯着他。

　　“说过了。”苏一凡没有看她。

　　“再说一遍。”

　　“我和几个同学放学后在后面那边聊天，那个杨什么的也来了，跟林芳燕发生了口角，两个人动了手。我去拉架，不小心推了他一下，他摔倒了。然后我们就走了。就这样。”

　　“你说的跟现场其他人说的是不是一样？”

　　“一样。”

　　“有谁看到你打他了？”

　　“没有。”苏一凡把遥控器扔在茶几上，发出咣当一声，“妈，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我没有打他。我就是推了他一下，他自己摔倒了撞到头。”

　　他妈妈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走过来坐在他旁边，把声音压得很低：“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只管记住一句话——你是去拉架的。其他的一概不知道。不管谁问你，不管用什么方式问你，都咬死这句话不放。明白吗？”

　　苏一凡点了点头。

　　“还有，不要跟任何人联系。林芳燕那边你爸已经打过招呼了，统一口径。你那个黄毛朋友，让你爸处理，给他点钱让他闭嘴滚蛋，以后不许再跟他来往。”

　　苏一凡又点了点头。

　　他妈妈站起来，拿起手机又打了一个电话。苏一凡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客厅里的吊灯很亮，光线穿过眼皮，在视网膜上映出一片暗红色。在那片暗红色里，他看到了一些他不想看到的画面——杨晓东蜷在地上，护着头的双手慢慢松开，血从耳朵里流出来，眼睛半睁着，里面已经没有光了。

　　他猛地睁开眼。

　　“怎么了？”他妈妈问。

　　“没事。”

　　他告诉自己，这不关他的事。他又没有想打死他。他只是想教训教训他，给他点颜色看看。谁知道那小子那么不经打，打几下就不动了，装什么装。他见过比他更惨的场面——去年在酒吧门口，一群人围着一个醉汉踢，踢了快十分钟，那人最后还能爬起来骑着电动车走。杨晓东怎么就不能？

　　他又闭上了眼睛。那摊暗红色的血在脑海里铺开，越来越大，大到快要溢出他记忆的边界。

　　林芳燕的家在石狮另一个方向，是老城区那种典型的握手楼，两栋楼之间窄得伸出手就能摸到对面人家的窗户。林芳燕的房间在三楼，窗户对着一条黑漆漆的巷子。平时她总是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但那天下午她没有拉窗帘，只是盘腿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发呆。

　　她的手机被她妈收走了。家里的座机也拔了线。她妈是个瘦小的女人，在超市做收银员，平时管不了她，但这次动了真格——她把林芳燕反锁在房间里，说除了吃饭上厕所，哪里都不准去。林芳燕没有反抗。让她意外的是，自己竟然一点都不想反抗。

　　她从床头柜上拿起一面小镜子，看着自己的脸。她的右手指甲缝里有一小块干涸的血迹，洗了好几遍都没有完全洗掉，还残留着一道淡淡的褐色痕迹。那是她扇杨晓东耳光的时候，指甲划破他的脸颊留下的。

　　她把镜子放下，闭上了眼睛。那天下午的场景在脑子里自动播放，像一部画质粗糙的录像带。杨晓东蹲在巷子里，攥着那些信。她的手掌落在他的脸上，一下，又一下，又一下。他倔强地站在那里，不躲不闪，甚至没有伸手挡。他只是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她，那种眼神不是愤怒，不是恐惧，而是某种类似于理解的东西。

　　他好像真的理解她。好像他们之间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共同点。好像他知道她为什么这么恨，为什么这么想伤害一个人。

　　可他凭什么理解她？她不需要任何人的理解。尤其是他。

　　她想起第一次在学校里注意到杨晓东的时候。那是一个很普通的课间，她站在走廊上，看到他站在二班门口，假装看布告栏上的通知，实际上目光一直在往教室里飘。她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看到了杨嫣然。然后她就什么都明白了。

　　在那之后，她开始不自觉地注意这个不起眼的男生。看他怎么在操场上远远地跟着杨嫣然，怎么在食堂里挑一个能看见杨嫣然侧脸的位置，怎么在她走过的时候紧张得连筷子都拿不稳。她觉得他很可笑，像一只跟在主人身后摇尾巴的流浪狗，主人甚至连他存在都不知道。

　　但她心里有另一个声音在说——你跟他有什么区别？

　　她喜欢陈建斌，陈建斌喜欢杨嫣然。杨晓东喜欢杨嫣然，杨嫣然不喜欢他。他们都被困在同一张网里，只不过杨晓东在网的底层，她在稍微高一点的地方。但都一样，都够不到岸。唯一不同的是，她选择向别处发泄这种痛苦，而杨晓东选择承受。

　　现在杨晓东不用再承受了。他把所有的痛苦都打包带走了，留下她一个人面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指甲缝里的血还没有洗干净。

　　走廊上传来她妈的脚步声，她赶紧躺下来假装睡觉。门开了一条缝，她妈探进头来看了看，然后又关上了。她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那块被雨水洇出的水渍。那块水渍的形状很像一张脸，五官模糊，看不太清楚。她越看越觉得那张脸在看着她，用一种安静的、没有恨意的目光。

　　她把被子蒙在头上，翻了个身，缩成一团。

　　调查是在一种诡异的安静中进行的。派出所来学校做了几次笔录，问了当时在场的学生。但“当时在场的学生”这个群体本身就在不断缩小——有些人说不在场，有些人记不清了，有些人统一了口径。校方在配合调查的同时，也在极力控制事件的影响范围。教育局的人来了两趟，开了几次闭门会议，最后定下的基调是——学生之间的肢体冲突，导致意外伤亡，涉事学生及家长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双方正在协商善后事宜。

　　没有人提“校园暴力”这四个字。没有人提“群殴”。没有人提“致死”。

　　一切都用最干净的词汇包裹起来，包得严严实实，像裹着一层又一层的保鲜膜。从外面看，什么都看不出来。

　　一月的时候，消息终于传开了。不是通过官方渠道——官方渠道永远不会主动传播这种事——而是通过学生们的嘴、家长们的微信、社区里的八卦、菜市场里的闲聊。整个石狮都知道了凤里中学死了一个学生。但话题的热度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在闽南这座永远潮湿温热的城市里，永远有更新鲜的事等着人们去讨论。房价又涨了，谁家的媳妇跑了，港台歌星要来开演唱会了。一个初中生的死，很快就被新的谈资覆盖。

　　新学期开学的时候，一切回归了正常。

　　三班那个靠窗的座位被移走了。不是撤掉，而是移到了教室最后面的角落里，和扫帚簸箕放在一起。没有人再提起杨晓东的名字。课代表收作业的时候，名单上还有一个“杨晓东”，新来的语文老师不知道，照着名单念了一遍，念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教室忽然安静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解释。语文老师感觉到气氛不对，跳过这个名字继续往下念。

　　刘伟被调到了前排的座位。他不再跟任何人讨论那天的事，整个人变得沉默寡言，瘦了很多。他的眼神变了，不再是以前那种没心没肺的样子，而是多了一层什么东西，像是被什么重物压过之后留下的痕迹。

　　蔡小燕每次经过教室后面那个角落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往那边看一眼。空桌椅还在那里，上面渐渐落了灰。她想，如果那个周五下午她多跟他说一句话，哪怕只是一句“今天作业是什么”，事情会不会不一样？她知道这个想法很幼稚，但她控制不住。

　　杨嫣然和陈建斌的关系在寒假之后变得微妙起来。他们还在一起，但那种最初的甜蜜感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尴尬的沉默。两个人在走廊上迎面碰到的时候，陈建斌的眼神会不自觉地飘向别处——他在躲她，虽然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杨嫣然感觉到了，但她什么都没说。她也不知道能说什么。

　　有一天傍晚，她一个人去了那条巷子。警戒线早就撤了，地面上的血迹也彻底看不到了。那台破冰柜还在，柜身上被人用喷漆涂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大概是后来哪个小混混的杰作。她站在那个冰柜前面，想起王静怡跟她说过的那些细节——杨晓东最后躺在哪里，头朝着哪个方向，手里攥着什么。

　　她蹲下来，在地面上仔细找。她不知道自己想找到什么，也许是某种痕迹，某种证明这一切真的发生过的证据。但水泥地面已经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

　　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身要走。

　　然后她看到了地上的一个小东西。墙角靠近下水道的地方，有一小团被水泡烂又被晒干的纸。很小，大概只有指甲盖大小，粘在地上几乎和水泥地融为一体。她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把它从地上揭起来。纸片已经脆弱得随时会碎掉，上面的字迹也模糊不清，只能勉强辨认出一个字——

　　“你”。

　　杨嫣然把那片碎纸攥在手里，站了很久。

　　天黑了之后，她走回了家。经过校门口的时候，她看到门卫室里的电视正在放什么娱乐节目，几个住校的老师的孩子围在窗户外面看。榕树在夜风中发出沙沙的声音。一切都那么正常，正常得让人想哭。

　　她把那片碎纸夹在了语文书的第一页里。

　　多年以后，当她收拾旧物准备搬家的时候，那本语文书从一堆泛黄的课本中掉了出来。那片碎纸还在，已经脆得一碰就碎。她看着那个模糊的“你”字，愣了很久。

　　她的女儿跑过来，问她在看什么。

　　她说没什么，一本旧书。

　　然后她把那片碎纸重新夹回书里，合上，放进了打包纸箱的最底层。

　　纸箱上写着——杂物，不需要拆。

　　那是一个十五年后依然不被拆封的秘密。但她再也没有忘记过那个名字。

　　那几个在巷子里犯下不可饶恕罪行的人，散了。

　　苏一凡转了学，去了泉州一所私立初中，离石狮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他爸花了很大力气把这件事压了下来——赔偿、封口、运作关系，每一步都精准而冷漠。苏一凡在那所私立学校里过得不差，他天生就是那种在任何环境里都能找到自己位置的人。只是他再也不招惹别人了。有人找他的茬，他忍着。有人挑衅他，他绕道走。不是改邪归正，而是一种更深的恐惧——他怕自己再失控一次，而这次不会再有他爸替他擦屁股。有人说他后来读了职专，学汽车维修，在晋江一家修车厂干了几年之后自己开了店。有人说他后来因为别的事进去蹲了几年，但那些都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

　　林芳燕搬了家。没有人知道她搬去了哪里，有人说是去了福州，有人说是去了广东。她的手机号换了，QQ空间清空了，校内网头像变成了默认的灰色剪影。她在一夜之间从所有人的世界里消失了，像一滴水蒸发在闽南湿热的风里。她的去向成谜，很多年后有人说在厦门见过她，在一个超市做收银员，瘦得脱了相，身边带着一个孩子，看着像是她女儿。问她什么她都不说，只是低头扫码，一瓶酱油，一包盐，一袋速冻水饺。

　　杨嫣然考上了高中，然后是大学，离开石狮去了更远的地方。她遇到新的人，经历新的感情，那个初中时短暂交集过的男生渐渐变成了记忆深处一个模糊的影子。她不太愿意回想那段日子——不是因为那个男生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她自己什么都没做。

　　陈建斌后来怎么样了，没有人知道。他在高中毕业之后就淡出了所有人的视野，有人说他出国了，有人说他在上海做什么生意，有人说他早就回了石狮，结了婚，有了孩子，过着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生活。他的校内网最后一条状态停留在二零零九年夏天，内容是“走了”，配图是一张模糊的车窗外风景。没有人点赞，没有人评论。

　　那一届凤里中学的学生们，各自奔向了各自的人生。有些人考上了大学，有些人去打工，有些人早早结了婚，有些人离开了石狮再也没有回来。那些在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站在巷子里围观、起哄、沉默、或逃走的人，每一个都在后来的日子里，以不同的方式消化着同一段记忆。那件事偶尔会在深夜毫无征兆地浮上心头，像一根细小的骨刺卡在喉咙里——吞不下去，吐不出来。

　　但他们不会再谈论它。他们只是在某个失眠的凌晨，或者某个喝醉的深夜，忽然想起一个名字，然后迅速地把这个名字重新压回记忆的最底层。没有人愿意承认，那个冬天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它只是被海风吹散了，吹成了无数细小的碎片，落进了每个人的骨头缝里。

　　而杨晓东的父母，在那个冬天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

　　杨晓东的爸爸在那一年老了很多。他戒了烟，不是因为医生劝他，而是他说抽烟费钱，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杨晓东的妈妈问他还有什么要用钱的，他没有回答。他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出门上班，晚上八点回来，吃饭，看电视，睡觉。日子过得像一台被设定了程序的机器，精准而空洞。杨晓东的房间他一直没动。床上的被褥还是那天早上的样子，掀开了一半，枕头歪歪斜斜地靠着。书桌上的台灯还是坏的那一盏，灯管闪几下才亮，他一直说给儿子换一个新的，一直没有换。

　　杨晓东的妈妈在每个周末都会做糖醋排骨。做满满一盘，端到儿子的书桌上放着，等凉了再端走，倒进垃圾桶里。她知道他吃不到了，但她停不下来。做菜是她唯一还能为他做的事。她的精神出了问题，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正常生活，坏的时候抱着那个破书包坐在门口，对着每一个路过的少年喊“晓东，你回来了”。杨晓东的爸爸带她看过很多医生，吃过很多药，好了一阵子，又复发，反反复复，像闽南的雨季，你以为天晴了，转眼又是满天的云。

　　而每年冬至，他们都会去凤里中学的校门口。

　　这个习惯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的。也许是从杨晓东死后的第一个冬至。那天杨晓东的妈妈忽然说想去学校看看，杨晓东的爸爸就骑着那辆后视镜碎了一半的电动车带她去了。到了校门口，她从包里掏出一沓纸钱——不是特意准备的，只是刚好前几天祭祖剩了一些——蹲在校门口的榕树下，一张一张地烧。杨晓东的爸爸站在旁边看着，没有阻止，也没有帮忙。橘红色的火焰映在他浑浊的眼睛里，纸灰被海风吹起来，像一群黑色的蝴蝶，飞过围墙，飞过操场，飞过那棵榕树，消失在没有月亮的夜空里。

　　从那以后，每年冬至，不管刮风下雨，他们都会来。校门口的保安换了好几茬，每一个新来的保安都会试图驱赶他们，然后被老保安拦住，拉进保安室里低声说几句。新保安出来之后就不说话了，站在门口看着那对蹲在地上烧纸钱的老夫妇，眼神复杂。

　　他们烧的纸钱越来越多，不只是冬至，清明也来，中元节也来，杨晓东的生日也来。纸灰在风中飞舞，落在校门口的水泥地上，被过往的学生踩成细碎的灰色粉末。没有人知道这些灰来自哪里，也没有人想知道。

　　有一年冬至，天特别冷。不是那种北方的干冷，而是闽南特有的湿冷，那种冷钻进骨头里就再也出不来。杨晓东的妈妈蹲在校门口烧纸，手冻得直哆嗦，打火机打了好几次都打不着。杨晓东的爸爸蹲下来帮她挡风，两只粗糙的、长满老茧的手拢在一起，终于把火点燃了。火光映在两个老人脸上，把那些皱纹照得像干涸的河床。

　　纸烧到一半，杨晓东的妈妈忽然说了一句：“老头子，你说他冷不冷？”

　　杨晓东的爸爸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不会冷。他在那边不会冷的。”

　　杨晓东的妈妈点了点头，继续往火里添纸。火焰舔舐着纸钱的边缘，纸上的金箔在高温中卷曲、焦黑、碎裂，化作一缕青烟升起来，消失在湿冷的空气里。

　　凤里没有冬天。

　　但有些冷，是烧多少纸钱都暖不回来的。

　　那一年的石狮，海风照常吹过每一条街道，太阳照常从海上升起，照常在傍晚时分沉入远方的山脊。那些十三岁的少年们还在继续长大、老去，经历各自的悲欢离合。凤里中学的榕树又长出了新的气根，垂下来，在风里轻轻摇晃。操场上依旧有人在跑步，有人在打球，有人在走廊上偷偷看某个人的背影。

　　新的名字被写在草稿纸上，折成小块，塞进书包夹层。新的暗恋在某个不起眼的课间悄悄萌芽，新的痛苦和甜蜜在无数个少年的胸口膨胀。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所有的青春都大同小异——一样的勇敢和怯懦，一样的炽热和残忍，一样的希望和绝望。有人活下来了，有人没有。活下来的人继续往前走，把那段日子打包封存，贴上“过去了”的标签。

　　只是偶尔在某个深夜，他们会梦见那条巷子。那条窄窄的、两边贴满小广告的、尽头堆着一台破冰柜的巷子。梦里的巷子很长，怎么走都走不到头。脚下的水泥地是暗红色的，踩上去黏黏的，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铁锈味。

　　然后他们会猛地醒过来，满身冷汗地坐在黑暗里，听着窗外的海风呜呜地吹。

　　远处的码头上，一艘货轮拉响了汽笛，低沉而悠长，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哭声。

　　没有人知道它在哭什么。

作者有话说

杨嫣然爱陈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