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里没有晚风》美女邱莹莹

3、第 3 章 第二章

　　第二章

　　120的鸣笛声在凤里镇漆黑的夜里响了整整一路。

　　许珊珊坐在救护车的角落里，后背紧贴着冰凉的金属车厢壁，两只手攥着校服的衣角，攥得指节发白。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躺在担架上的杨晓东，盯着那个穿着白大褂的急救医生在他身上忙来忙去——剪开衣服、贴上电极片、往他嘴里插管子。那些动作又快又熟练，熟练得让人害怕。

　　杨晓东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的脸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右眼肿胀得完全睁不开，嘴唇裂了好几道口子，血迹从嘴角一直淌到耳根。他的校服被剪开了，露出瘦弱的胸膛，上面布满了青紫色的淤痕，一块挨着一块，几乎没有一寸完好的皮肤。最触目惊心的是他左侧肋骨的位置——那里塌下去了一小块，皮肤表面泛着一种不正常的暗紫色，像是里面有东西碎了。

　　许珊珊看着那处塌陷，胃里翻江倒海。

　　她想起巷子里他挡在她面前的样子。想起食堂门口他被人踩在地上的样子。想起天台上他浑身是伤、蜷成一团的样子。所有的画面在她脑子里搅在一起，变成了一团血红的、无法辨认的混沌。

　　“血压在掉，再快点！”急救医生朝驾驶室喊了一声。

　　司机应了一声，救护车猛地加速，惯性把许珊珊甩得撞在了车厢壁上。她没感觉到疼，她的眼睛一直没离开过杨晓东的脸。

　　那张脸在九月的第一天，曾经转过来看着她，结结巴巴地说：“没、没人，你坐。”

　　那时候他的脸是完整的。干净的。带着一点害羞的红。

　　现在呢？

　　现在他躺在这里，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地方。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

　　这个念头像一把锈掉的锯子，一下一下地锯着许珊珊的胸口。她张开嘴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一个音节都发不出来。她的眼泪已经流干了，在废弃厂房里流干了，现在眼眶里只剩下一种干涩的、火辣辣的疼。

　　救护车拐了一个弯，车身的晃动让杨晓东的眉头皱了一下。许珊珊猛地坐直了身体，以为他要醒了。但他没有醒。那只是身体的本能反应，不是意识的回归。

　　急救医生抬头看了她一眼：“你是他同学？”

　　许珊珊点了点头。

　　“通知他家里人了没有？”

　　许珊珊愣了一下。她不知道杨晓东家里的电话。她给他的那张写着她爸手机号的纸条还放在他的口袋里，但她不知道他家的号码，不知道他家住哪里，不知道他爸妈叫什么名字。

　　她什么都不知道。

　　她只知道他坐在她旁边，只知道他在她被欺负的时候会冲出来，只知道他每次挨了打都不肯说“服”。但她不知道他家有几口人，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不知道他校服上的扣子为什么总是少一颗。

　　她对这个人几乎一无所知。但这个人却为了她，一次又一次地挡在拳头面前。

　　“我不知道他家里电话。”许珊珊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我……我可以回学校查。学校应该有档案。”

　　急救医生没再说什么，低下头继续处理伤口。救护车在夜路上飞驰，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光影一道一道地掠过杨晓东的脸。许珊珊看着他，忽然发现他的嘴角好像动了一下。

　　她扑到担架旁边，抓住了他的手。

　　他的手很凉，手指上有好几个伤口，指甲缝里嵌着灰尘和干涸的血迹。他在地上挣扎过，在水泥地上、在厂房的地面上，他用这双手试图把自己撑起来，试图挡住那些落下来的拳脚。

　　“杨晓东，”许珊珊的声音在发抖，“你坚持住，快到医院了，你坚持住——”

　　他的手指在她的掌心里动了一下。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但许珊珊感觉到了。

　　她的眼泪又涌了出来。她以为眼泪已经流干了，但还有。她握着那只冰凉的手，把它贴在自己的脸上，眼泪顺着手指的缝隙流下来，滴在担架的床单上。

　　“对不起，”她的声音碎成了一片一片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她不知道自己在跟谁道歉。跟杨晓东？跟他妈？跟老天爷？她只是觉得“对不起”这三个字是她此刻唯一能说的话。如果她当初没有让他帮忙，如果她在他第一次挨打之后就远远地躲开，如果她不把那句“你别再这样了”说得那么轻飘飘——他会不会就不用来这个地方？

　　她不知道。

　　救护车终于停了。后车门被从外面拉开，冷风灌进来，带着医院特有的消毒水味道。几个护士推着担架床等在门口，急救医生跳下车，语速飞快地跟接诊的医生交代着什么，嘴里冒出的一连串术语许珊珊一个都听不懂。但她听懂了最后一句——

　　“情况不太好，直接送抢救室。”

　　担架被推下去了，轮子在水泥地上发出刺耳的响声。许珊珊跟着跳下车，跟在担架后面跑。她的腿在发软，好几次差点摔倒，但她还是跌跌撞撞地跟着，穿过急诊大厅的自动门，穿过惨白灯光的走廊，一直跟到抢救室的门口。

　　“家属在外面等。”一个护士伸手拦住了她。

　　“我不是家属，我是他同学——”

　　“同学也不行，在外面等。”

　　抢救室的门在她面前关上了。门上的红灯亮起来，刺眼的红光照在走廊的白墙上，像一摊凝固的血。

　　许珊珊站在门外，双腿终于撑不住了，顺着墙壁滑坐下来。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头顶日光灯嗡嗡的电流声和远处护士站偶尔传来的电话铃声。她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无声地抖动。

　　她应该通知杨晓东的家里人。但她不知道怎么通知。她应该告诉学校，但她不知道该告诉谁。她应该报警——但她敢吗？报了警，邱文辉、王岩达、瘦高个、矮胖子，所有人都会知道是她报的警。然后呢？

　　她忽然觉得特别冷。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那种冷。

　　她把校服的拉链拉到最高，把脸埋进领口里。校服上有一股淡淡的樟脑丸味道，是她妈洗衣服的时候放的。这个味道让她想到了家，想到了她妈在阳台上晾衣服的背影。她忽然很想给她妈打个电话，听到她妈的声音，告诉她妈她现在在医院，她很害怕。

　　但她没有动。因为她不知道打通了之后要说什么。说她害了一个人？说她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为她被打得快死了？说她明知道邱文辉是什么人却还是选择了答应他，只因为她怕王岩达会继续打他？

　　她答应邱文辉，本来是想保护他的。

　　但她的保护，把他送进了抢救室。

　　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许珊珊抬起头，看到了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从走廊那头走过来。一个年纪大一点，四十多岁，头发剪得很短，脸上的表情很严肃。另一个年轻一些，二十出头的样子，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

　　他们在抢救室门口停下来。年纪大的那个警察低头看了许珊珊一眼：“你是跟伤者一起过来的？”

　　许珊珊点了点头。

　　“你是他什么人？”

　　“同……同学。”

　　“叫什么名字？”

　　“许珊珊。”

　　年轻警察在本子上记了下来。年纪大的警察在许珊珊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刚想抽，看了看墙上的禁烟标志，又放了回去。

　　“医生怎么说？”

　　“还在抢救。”许珊珊的声音闷闷的，“不知道。”

　　“谁打的？你看到了吗？”

　　许珊珊的身体僵了一下。她低着头，盯着地面上的一块污渍。那块污渍像是很久以前洒了什么液体，被拖把拖过之后留下了一道浅褐色的印子。她盯着那道印子，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

　　如果她说出邱文辉和王岩达的名字，他们会怎么样？会被抓起来吗？邱文辉他爸认识校长，认识镇上的人，警察会不会也认识他爸？如果邱文辉没事，回头找到她怎么办？找到杨晓东怎么办？

　　但如果她不说呢？

　　如果她不说，杨晓东就白挨打了。他一个人躺在抢救室里，浑身是伤，可能连命都保不住。而打他的人还在外面逍遥，可能明天就会去学校，继续打下一个“杨晓东”。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喉咙里像是有一只手在掐着，想说的话怎么也说不出来。

　　“同学，”年纪大的警察看着她，声音放得很缓和，“你不用怕。你看到了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会保护你的。”

　　保护。邱文辉也说会“保护”杨晓东。只要她答应做他女朋友，他就让王岩达不动他。保护。这个词什么时候变成了一种威胁的筹码？

　　许珊珊深吸了一口气，抬起了头。她的眼睛红红的，眼眶里还噙着泪，但她的声音比刚才稳了一些。

　　“我看到——”

　　抢救室的门忽然开了。一个护士探出头来，声音急促：“伤者大出血，需要紧急输血，血库的O型血不够了。你们谁是O型血？”

　　许珊珊愣住了。她不知道自己的血型。她茫然地看了看警察，两个警察也摇了摇头。

　　“我不是O型。”年纪大的警察说，转头问年轻的那个，“你呢？”

　　“我是B型。”

　　“我去广播。”护士缩回头，门又关上了。

　　走廊里重新安静下来。广播很快响了起来，一个女声在喇叭里反复说着同一句话：“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现有患者急需O型血，请O型血的医务人员和家属到一楼采血室献血。再通知一遍……”

　　那个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一遍又一遍。许珊珊听着那个声音，忽然站起来，往护士站跑去。

　　“我可以测血型吗？”她趴在护士站的台子上，声音急得变了调，“我可能可以献血，但我不知道我的血型——”

　　护士看了她一眼：“你多大？”

　　“十……十四。”她虚报了一岁。

　　“未成年不能献血。”护士摇了摇头，“要满十八周岁才行。”

　　“可是——”

　　“没有可是，这是规定。”

　　许珊珊的手从台子上滑下来，垂在了身体两侧。她转过身，慢慢地走回抢救室门口，重新坐了下来。她的身体在发抖，不是冷，是一种从里到外的无力感。

　　她什么都做不了。

　　她拦不住邱文辉，拦不住王岩达，现在连给杨晓东献血都献不了。她就像一个站在岸上的人，看着一艘船在暴风雨里一点一点地沉下去，而她手里连一根绳子都没有。

　　广播还在响。那个女声已经喊了七八遍了，声音里开始带上了一丝焦急。许珊珊把耳朵捂上，但那个声音还是穿透手掌钻了进来。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现有患者急需O型血……”

　　忽然，走廊那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许珊珊抬起头，看到两个人影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跑在前面的是一个女人，四十多岁的样子，头发乱糟糟的，穿着一件洗得掉色的碎花衬衫，脚上蹬着一双塑料拖鞋。她的脸色白得像一张纸，眼睛直直地盯着抢救室的门，嘴唇在发抖。

　　跟在后面的是一个男人，身材不高，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工装外套，满身酒气。他跑得慢一些，步伐有些踉跄，不知道是喝醉了还是腿脚不好。

　　许珊珊站起来，往旁边让了让。她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但她看到那个女人的脸时，心里咯噔了一下。

　　那张脸的轮廓，和杨晓东很像。尤其是眼睛，都是那种细长的、微微下垂的眼型。

　　“晓东！晓东在哪里！”女人冲到抢救室门口，伸手去推那扇门，被旁边的警察拦住了。

　　“你是伤者家属？”年纪大的警察问。

　　“我是他妈！”女人的声音尖锐得几乎破音，“我儿子在哪里！他在哪里！”

　　是杨晓东的妈妈。

　　许珊姗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撞在了墙上。她看着杨晓东的妈妈在抢救室门口哭喊，看着她两只手死死地抓着警察的胳膊，整个身体都在往下坠，像是被抽掉了骨头。

　　“求求你们让我进去看看他——求求你们——”

　　“大姐，医生正在抢救，你在外面等——”

　　“我不要等！我要看我儿子！他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他还跟我说晚上想吃什么菜——”

　　她的声音断在了半空中，变成了一种撕心裂肺的哭声。那哭声不大，甚至有些压抑，好像她已经习惯了不让自己哭得太大声。但正是这种压抑的哭声，比任何嚎啕大哭都让人难受。

　　许珊珊站在角落里，看着这一幕，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一只手攥住，一点一点地捏碎。

　　杨晓东的爸爸一直站在几步远的地方，没有说话。他靠在墙上，低着头，两只手插在工装外套的口袋里。他的脸在走廊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沧桑，眼袋很重，胡子好几天没刮了，下巴上一片青灰色的胡茬。

　　他的表情不是悲伤，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奇怪的空白。好像他的灵魂已经从这个躯壳里飘出去了，只剩下一个空壳站在那里。

　　“你说话啊！”杨晓东的妈妈忽然转过身来，对着他吼道，“儿子被人打成这样，你就站在这里一句话都不说？！”

　　杨晓东的爸爸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那个眼神让许珊珊后背一凉。

　　那是一种被生活磨平了所有棱角之后才会有的眼神。没有脾气，没有斗志，甚至没有痛苦。只有一种沉甸甸的、近乎麻木的疲惫。

　　“我说什么？”他的声音粗哑，像是嗓子里卡着一口痰，“我说了他别惹事，他不听。”

　　“你说什么？！”杨晓东妈妈的声音一下子炸开了，她冲过去，两只手抓住他爸的衣领，拼命地摇晃，“你说那是他惹的事？！他被人打成那样，你说是他惹的事？！”

　　杨晓东的爸爸被她晃得后退了两步，但没有还手，也没有说话。他只是把她的手从衣领上掰开，然后转身走了。

　　走了。

　　沿着走廊，一步一步地，头也不回地走了。他的背影在走廊尽头消失，和昏暗的灯光融为一体。

　　杨晓东的妈妈站在原地，看着那个消失的背影，整个人像是被人抽走了最后一根支柱。她慢慢地蹲了下来，把脸埋在手掌里，肩膀剧烈地抖动。

　　许珊珊再也忍不住了。

　　她走到杨晓东妈妈面前，慢慢地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递了过去。

　　“阿姨，”她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对不起。”

　　杨晓东的妈妈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她。她的眼睛和杨晓东一模一样，细长的，微微下垂的，看人的时候有一种天然的温和。即使是现在，那双眼睛里也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深的、无边无际的悲伤。

　　“你是谁？”她问。

　　许珊珊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是谁？我是他同桌。我是他为了她挨打的人。我是那个害你儿子躺在抢救室里的人。我是那个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在外面等着的人。

　　“我是他同学。”最后她只是这么说，“我叫许珊珊。”

　　杨晓东的妈妈看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她伸出手，握住了许珊珊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掌心全是干裂的茧子，但握得很紧，像是在握一个救命的浮木。

　　“他……他会不会有事？”她问。

　　许珊珊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她只能反握住那只粗糙的手，用力地握着。

　　“他会没事的。”她说。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没有抖。她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底气说这句话，但她说了。也许是因为她觉得在这个时刻，她必须说出这句话。不是为了安慰杨晓东的妈妈，是为了安慰她自己。

　　走廊里的广播终于停了。有人献了血，血库的O型血够用了。护士站那边的电话铃响个不停，护士们来来往往的脚步声急促而有规律，像某种冰冷的倒计时。

　　许珊珊和杨晓东的妈妈并排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两个人的手一直握在一起。杨晓东的妈妈没有再哭，只是呆呆地盯着抢救室门上的红灯，眼睛一眨不眨。

　　许珊姗看着那盏红灯，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那是两周前的一个下午。教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其他同学都去上体育课了。她因为感冒没去，他因为腿上的伤没好也没去。两个人各自趴在各自的桌上，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忽然开口了。

　　“你怕不怕？”

　　她没反应过来：“怕什么？”

　　“怕他们再找你。”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怕。”

　　他没有马上回答。过了好一会儿，她以为他不打算说话了，他的声音才从旁边传过来，闷闷的，像是把脸埋在胳膊里说的。

　　“我也怕。”

　　那是杨晓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她面前承认自己害怕。在此之前，他在她面前的形象一直是那个挡在她面前、跟所有人说“我不服”的倔强少年。但那天下午，他把那层硬壳卸下来了一角，让她看到了里面的东西。

　　许珊珊那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现在她想起来了，却已经来不及回应了。

　　抢救室的灯亮了整整四个小时。

　　在这四个小时里，周明来了，是接到许珊珊的电话赶来的。他穿着拖鞋和睡衣，外面套了一件校服外套，头发乱得像个鸡窝，眼镜片上全是雾气。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抢救室门口，看到许珊珊和杨晓东妈妈坐在一起，愣了好几秒。

　　然后他什么都没问，只是在她们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两只手交握着放在膝盖上，低着头，安静地等待。

　　在这四个小时里，学校的教导主任也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姓陈，戴着金边眼镜，说话的时候总是先清一下嗓子。他问了警察一些话，又问了许珊珊一些话，然后在走廊里来回踱步，脸上写满了“这件事最好不要闹大”的表情。

　　许珊珊没有跟他说太多。她只说杨晓东被人打了，在东边废弃的纺织厂里，其他的她没说。她知道教导主任和邱文辉他爸认识。

　　在这四个小时里，警察又来了两拨。第一拨是来给杨晓东妈妈做笔录的，问了她一些关于杨晓东的基本情况——有没有既往病史、有没有过敏药物、最近有没有跟人结仇。杨晓东妈妈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说不知道、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第二拨是刑警。一个穿着便衣的中年男人，面无表情地在抢救室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和之前那两个警察在走廊尽头低声交谈。许珊珊隐约听到了几个词——“多人作案”、“故意伤害”、“等伤情鉴定”。然后那个便衣警察走了，脚步匆匆，皮鞋踩在走廊的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回响。

　　凌晨两点，抢救室的红灯终于灭了。

　　门被推开的时候，走廊里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杨晓东的妈妈第一个冲上去，抓住了医生的胳膊。

　　“医生！我儿子怎么样？！”

　　医生摘下口罩。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医生，脸上带着长时间手术后特有的疲惫。他看了杨晓东妈妈一眼，又看了看旁边的警察和学校领导，最后把目光落在杨晓东妈妈脸上。

　　“手术做完了，”他说，“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杨晓东妈妈的腿一软，整个人往下倒。许珊珊和周明赶紧扶住了她，把她架到椅子上坐下。她坐在那里，大张着嘴，想哭，但已经哭不出声音了，只有眼泪不停地往外涌。

　　“但是，”医生又说，这个“但是”让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伤者的伤势非常严重。左侧多根肋骨骨折，其中一根刺穿了肺叶，造成了血气胸。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腹腔内有内出血。最严重的是头部——颅骨骨裂，伴有硬膜下血肿。我们做了开颅手术清除了血肿，但脑部受到的损伤有多大，要等他醒来以后才能知道。”

　　走廊里一片死寂。

　　“什么意思？”杨晓东妈妈的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什么叫‘要等他醒来以后才能知道’？”

　　医生沉默了一秒，像是在斟酌措辞：“意思是，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脑部损伤会不会对他的意识、记忆、语言或行动能力造成影响。一切都要等他醒来再说。”

　　“那他什么时候能醒？”

　　医生又沉默了一秒。这一秒比上一秒更长。

　　“不一定。”

　　这两个字像两块巨石，砸在了走廊里所有人的心上。

　　杨晓东被推出了抢救室。他躺在移动病床上，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脸上戴着氧气面罩，脖子上固定着颈托，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他的脸色白得像身下的床单，嘴唇没有一丝血色。

　　许珊珊看着他被推过去，看着那张她熟悉又陌生的脸从她面前缓缓滑过。他的眼睛闭着，睫毛在苍白的皮肤上投下两道浅浅的阴影。如果不是氧气面罩上那层随着呼吸微微起伏的白雾，她几乎以为他已经不在了。

　　病床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护士把家属拦在了门外，说探视时间已经过了，让他们明天再来。杨晓东的妈妈不肯走，最后还是周明和教导主任一起把她劝走了。教导主任开车送她回家，说第二天一早再来接她。

　　走廊里终于空了。只剩下许珊珊和周明两个人。

　　周明靠在墙上，眼镜歪在鼻梁上，他没有去扶。他呆呆地看着重症监护室的门，像是在看什么东西，又像是什么都没在看。

　　“是我告诉许珊珊的。”他忽然说。

　　许珊珊转过头看着他。

　　“你去厂房之前，”周明的声音闷闷的，“你在校门口跟那个瘦高个说话，我看到了。我觉得不对劲，就告诉了许珊珊。”

　　他顿了顿，摘下了眼镜，拿睡衣的衣角擦着镜片。他的手在抖，镜片越擦越模糊。

　　“她一听就冲出去了。我跟在她后面跑，但她跑得太快了，我追不上。等我到厂房的时候，她已经跪在他旁边了。”

　　他把眼镜重新戴上，转过头看着许珊珊。他的眼眶红了，但眼泪一直没有掉下来。

　　“要是我早点说就好了。”他说。

　　许珊珊看着他，看着他红着眼眶强忍着不哭的样子。她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怪你。”

　　她只说了这三个字。因为她知道，在这个夜晚，所有人都在问自己同一个问题——要是我早点做什么就好了。她问了。周明问了。杨晓东的妈妈问了。也许连杨晓东自己，在昏迷的某个瞬间，也在问自己——要是我早点服软就好了。

　　但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

　　凌晨三点，周明被他爸打电话叫回家了。临走前他把自己身上的校服外套脱下来，披在许珊珊身上。校服很大，袖子长出一截，许珊珊把手缩进袖子里，感觉周明的体温还残留在布料上。

　　她一个人坐在重症监护室外的长椅上，没有走。

　　护士过来劝了她两次，说这里不能留人过夜，让她回家。她说好，但护士一走，她又坐了回去。第三次护士再来的时候，看了看她的表情，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给她拿来了一条薄毯子和一杯热水。

　　“天亮就得走。”护士说。

　　许珊珊点了点头，把毯子裹在身上。毯子很薄，不怎么能保暖，但至少是一种安慰。

　　走廊里彻底安静下来了。日光灯嗡嗡地响着，天花板上的灯管忽明忽暗，有一根快要坏了，每隔几秒就闪一下，发出细微的滋滋声。重症监护室的门上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窗，透过它能看到里面淡绿色的灯光和各种仪器屏幕上跳动着的曲线。

　　那些曲线代表着杨晓东的心跳、呼吸、血压。它们还在跳动，还在波动，还在证明这个人还活着。

　　许珊珊盯着那些曲线，盯了很久很久。她不敢闭眼，怕一闭眼那些曲线就会变成直线。她裹着薄毯子，缩在长椅上，下巴搁在膝盖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扇门上的小窗。

　　在那些漫长的、无声的、只有仪器蜂鸣声陪伴的小时里，她开始回忆。

　　她回忆开学第一天，她站在教室门口往里看，想找一个空位。教室里闹哄哄的，前排坐满了女生，后排被几个看起来不好惹的男生占了。她看到了一个靠墙的位置，旁边的男生正趴在桌上睡觉。

　　她走过去，弯下腰，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打扰：“同学，这里有人坐吗？”

　　那个男生抬起头来。他的眼睛还是迷糊的，头发被压得翘起来一撮。他看着她，愣了好几秒，然后猛地坐直了身子，手忙脚乱地把书包从旁边的椅子上拽过来，结结巴巴地说：“没、没人，你坐。”

　　那时候她就觉得，这个男生有点不一样。

　　不是因为他长得有多好看。他不算好看，太瘦了，颧骨有点高，嘴唇太薄，眼睛虽然好看但总带着一层阴翳。但他看她的眼神不一样。不是那种打量的、侵略性的眼神，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近乎虔诚的注视。像是他看到了什么珍贵的东西，怕一眨眼就会消失。

　　后来她渐渐地发现了更多的事。

　　她发现他上课的时候课本经常拿反。她发现他在食堂里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但每次她不经意地回头，都能撞上他慌忙移开的视线。她发现他在她遇到麻烦的时候，从来不会犹豫，想都不想就会冲上来——像一个傻瓜一样。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明明自己瘦得像一根竹竿，明明连一拳都挨不住，明明知道冲上来的结果只能是被人打趴下——但他还是冲上来了。一次又一次，像是不知道疼，像是不知道怕，像是他的身体里装着一个比他大十倍的人。

　　她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她的生活里，每个人都在算计。邱文辉在算计——他帮她，是为了让她做他女朋友。王岩达在算计——他打人，是因为有人给他钱、给他好处。甚至连她的父母都在算计——他们送她来凤里中学，是因为这里的升学率高，能让她考上好高中。

　　只有他不算计。

　　他帮她，不求回报。他挨打，不怪任何人。他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浑身插满了管子，而他在昏迷之前，用最后的力气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

　　她不知道。但她在厂房里看到的画面是：他被王岩达踩在脚下，满脸是血，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但他那双被打得只剩下一条缝的眼睛里，依然没有服软的意思。

　　那里面是什么？

　　是倔？是傻？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许珊珊把脸埋进膝盖里。薄毯子从肩膀上滑下来，她没有去捡。走廊里很冷，但她已经感觉不到了。

　　天快亮的时候，她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她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两周前的那个下午——教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他趴在桌上，闷闷地说了一句“我也怕”。

　　在梦里，她回答了他。

　　她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冲上来？”

　　他没有回答。他只是趴在桌上，侧着头看着她，那双细长的眼睛里映着窗外最后一缕阳光。

　　然后闹钟响了。

　　许珊珊猛地睁开眼，发现不是闹钟——是走廊那头的电话铃声。天已经亮了，灰蒙蒙的晨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把地上的瓷砖染成了一片惨淡的灰白色。

　　她揉了揉眼睛，看了看重症监护室的门。透过小玻璃窗，那些仪器的曲线还在跳动。

　　他还活着。

　　她把毯子叠好放在椅子上，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她的脖子和后背都疼得厉害，在硬邦邦的长椅上蜷了一晚上，全身上下的骨头都在抗议。但她没有心情在意这些。她走到重症监护室的门口，把脸贴近玻璃窗，往里看。

　　杨晓东躺在最里面那张床上。他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手指上夹着一个血氧饱和度监测仪，细细的电线连着头顶的仪器。他的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脸上的肿胀消退了一些，露出了他本来的轮廓。他的嘴唇还是干裂的，但颜色比昨晚好了一点。

　　许珊珊看着他，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感觉。不是安心——医生说他不一定能醒。不是悲伤——最悲伤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是一种很复杂的、交杂着庆幸和恐惧、希望和绝望的情绪。

　　她还活着，他也还活着。在这个层面上，这个夜晚没有白过。

　　但她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不是生理上的活——医生说他的生命体征在逐步稳定，各项指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她不知道的是，如果他醒了，他的脑子还是不是原来那个脑子。他还能不能认出她。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结结巴巴地说话、拿反课本、偷偷地看她。

　　如果他不能了呢？

　　如果他变成了一个不认识任何人、不会说话、不会走路的人呢？

　　那她欠他的，就永远都还不清了。

　　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许珊珊转过头，看到杨晓东的妈妈从走廊那头走了过来。她换了一身衣服，头发也梳过了，脸上的泪痕洗干净了，但眼睛还是肿的，嘴唇还是干裂的。她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包子和一杯豆浆。

　　看到许珊珊，她愣了一下。

　　“你一晚上没回去？”

　　许珊珊点了点头。

　　杨晓东的妈妈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把塑料袋递了过来。

　　“吃吧。”

　　许珊珊接过塑料袋，但没有吃。她把袋子放在椅子上，然后抬起头看着杨晓东的妈妈。

　　“阿姨，”她的声音很轻，“我能在这里等他醒吗？”

　　杨晓东的妈妈看着她，那双和杨晓东一模一样的眼睛里忽然涌出了泪水。她没有问“你为什么要等”，也没有说“这不关你的事”。她只是伸出手，把许珊珊拉进怀里，紧紧地抱住了她。

　　“好，”她的声音在许珊珊耳边响着，沙哑而温暖，“好，我们一起等。”

　　两个女人——一个母亲和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在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里抱在一起，哭了很久。

　　晨光慢慢地爬上了走廊的墙壁，把惨白的灯光染成了温暖的金色。新的一天开始了。杨晓东没有醒。

　　重症监护室的探视时间只有每天下午的三点到三点半，每次只能进一个人。杨晓东的妈妈进去了十五分钟，出来的时候眼眶红红的。她告诉许珊珊，杨晓东还是老样子，没醒，但医生说他的生命体征比昨晚更稳定了，这是个好现象。

　　许珊珊没有进去。她把探视的机会留给了杨晓东的妈妈。她自己站在门外，透过那扇小小的玻璃窗往里看。看着护士给杨晓东翻身的背影，看着他头顶那些跳动着的曲线，看着他苍白的侧脸在淡绿色的灯光下安静得像一尊雕塑。

　　下午四点，周明来了，带来了学校的消息。他说今天早上整个学校都在传杨晓东被打的事，有人说是邱文辉干的，有人说是王岩达，还有人说杨晓东自己先动的手。说什么的都有。教导主任上午在广播里念了一段关于校园安全的通知，一字没提杨晓东的名字，只是说希望同学们注意人身安全，有事及时向老师报告。

　　“就这？”许珊珊看着周明，声音里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冷意。

　　“就这。”周明推了推眼镜，“我听说邱文辉今天没来上学。王岩达来了，在教室里上了一天课，跟没事人一样。”

　　许珊珊的手指攥紧了。指甲掐进掌心里，一阵刺痛。她想起昨晚在厂房里看到的画面——王岩达的脸上没有愤怒，没有兴奋，只有一种绝对的、纯粹的漠然。他打人就像屠夫杀猪，做完了洗洗手就能坐下吃饭。

　　对她来说，那是她这辈子最恐怖的一个晚上。对王岩达来说，那只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四。

　　“警察那边怎么说？”周明问。

　　许珊珊摇了摇头：“还没消息。昨晚来了两拨警察，后来又来了一个便衣，问了我几句话就走了。”

　　“你跟他们说了是王岩达打的吗？”

　　许珊珊沉默了。

　　她应该说的。她知道她应该说的。如果她不说，如果没人说，王岩达就会继续在学校里横行霸道，下一个“杨晓东”可能就在不远处等着。但如果她说了呢？如果她说了，王岩达被抓了，邱文辉会怎么想？邱文辉他爸会怎么做？那个在镇上人脉广泛的摩托车修理铺老板，会不会用他的方式让这件事情不了了之？

　　她不知道。她只有十四岁，这些问题对她来说太复杂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她最后只是这么说，“我怕说了之后，事情会变得更糟。”

　　“还能更糟吗？”周明看着重症监护室的门，“他已经躺在里面了。还能比这更糟吗？”

　　许珊珊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黄昏时分，一个让许珊珊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了医院。

　　是邱文辉。

　　他一个人来的，没带瘦高个，没带矮胖子，连王岩达都没带。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卫衣，帽子拉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他在走廊那头站了很久，似乎在犹豫要不要过来。最后他还是走过来了，脚步很慢，低着头，不敢看许珊珊的眼睛。

　　“你来干什么？”周明挡在许珊珊前面，声音冷冷的。

　　邱文辉没有说话。他看了看周明，又看了看许珊珊，然后看了看重症监护室的门。他的嘴唇动了几下，最后挤出了一句话。

　　“他……怎么样？”

　　“你还有脸问？”周明的声音一下子高了，“你们把他打成这样，你还有脸来问？！”

　　邱文辉没有反驳。他站在那里，两只手插在卫衣口袋里，肩膀微微弓着，整个人看起来比平时小了一圈。许珊珊看着他，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不是愤怒，不是仇恨，而是一种接近于怜悯的东西。

　　在所有人眼里，邱文辉是凤里中学的大哥，呼风唤雨，谁都不敢惹他。但在这一刻，站在医院走廊里，他看起来不过是一个做错了事的十四岁少年，低着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造成的后果。

　　“我不知道会这样。”邱文辉的声音闷闷的，“我以为就是打一顿，跟以前一样——”

　　“跟以前一样？”许珊珊终于开口了。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以前也这么打过他？”

　　邱文辉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又飞快地把头低下了。

　　“不是……不是这么打的。以前就是教训一下，打几拳就完了。昨天……昨天我不知道王岩达会下手那么重。”

　　“你不知道？”许珊珊往前走了一步，站在邱文辉面前。她的眼睛红肿着，声音沙哑着，但她目光里的东西让邱文辉后退了一步。“你在场。你站在那里看着。你没有阻止。你现在跟我说你不知道？”

　　“我——”

　　“你说‘别打脸’。你说‘其他地方随便’。邱文辉，你以为不打脸就不是打了吗？你知不知道他的肋骨断了三根？一根刺穿了肺。你知不知道他脑袋里面有血块？做了开颅手术。你知不知道他现在躺在里面，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她的声音没有提高，但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砍在邱文辉身上。他的脸色越来越白，嘴唇抿成了一条线，两只手在口袋里攥成了拳头。

　　“我不是故意的。”他说。这句话轻得几乎没有声音。

　　“那谁是故意的？王岩达？”许珊珊的声音终于开始发抖，“你把他叫来，你让他帮你打人，你说‘别打脸，其他地方随便’。现在你跟我说你不是故意的？”

　　邱文辉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他转身，对着墙壁，一拳砸了上去。

　　那一拳很用力，指关节砸在瓷砖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他的手破了，血从指缝里渗出来，在白色的墙砖上留下了一道红色的印子。他没有收手，又砸了一拳，然后是第三拳。

　　周明愣住了。许珊珊也愣住了。

　　“你干什么！”周明冲上去拉住了他的胳膊。

　　邱文辉甩开他的手，转过身来。他的眼眶红了，脸上的表情扭曲着，那不是愤怒，是一种近乎崩溃的不知所措。

　　“我也不想这样！！”他的声音忽然炸开了，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我就是……我就是喜欢她！我就是想让她多看我一眼！我做错了吗？！”

　　他指着重症监护室的门，声音在发抖：“但我没想把他打成这样！我要是知道王岩达会下死手，我不会叫他来的！你信也好不信也好，这就是实话！”

　　走廊里安静了。

　　许珊珊看着他——看着这个不可一世的邱文辉、凤里中学的大哥、所有人都不敢惹的存在——此刻站在医院的走廊里，手指在流血，眼眶在发红，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

　　她忽然觉得很累。

　　不是身体上的累，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渗透到骨头缝里的疲惫。她不想恨他了。恨一个人需要能量，而她已经没有多余的能量了。

　　“你走吧。”她说。

　　邱文辉看着她，嘴唇动了动，似乎还想说什么。

　　“走。”许珊珊又说了一遍。

　　邱文辉走了。他沿着走廊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重症监护室的门。然后他把卫衣的帽子重新拉上，低着头，快步消失在了走廊的尽头。

　　周明看着他的背影，推了推眼镜，脸上的表情复杂得难以形容。

　　“你说，”他忽然开口，“他是真的后悔了吗？”

　　许珊珊没有回答。她也不知道。后悔这个东西，对每个人来说意义不一样。有的人后悔是因为做了错事，有的人后悔是因为事情闹大了。邱文辉属于哪一种，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不管他后不后悔，杨晓东都醒不过来。

　　傍晚的时候，学校的班主任刘建国来了。他拎了一袋水果，站在重症监护室门口，跟杨晓东的妈妈说了很久的话。他问杨晓东的医药费够不够，说学校可以先垫一部分；他问警察那边有没有进展，说学校会全力配合调查；他还说已经通知了教育局，上面很重视这件事，一定会给一个交代。

　　他说了很多，但杨晓东的妈妈只是默默地听着，偶尔点一下头。等刘建国说完了，她才开口说了一句话。

　　“刘老师，我儿子在里面躺了两天了。那些打他的学生，现在在哪里？”

　　刘建国的脸色变了一下。他清了清嗓子，扶了扶眼镜，开始说一些“正在调查”、“会给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之类的话。但杨晓东的妈妈打断了他。

　　“我是问，他们现在在学校里吗？”

　　刘建国沉默了几秒：“……在。”

　　杨晓东的妈妈没有再说话。她转过身，面对着重症监护室的门，背对着刘建国，用沉默结束了这场对话。

　　刘建国又站了一会儿，然后放下水果，说了声“那我先走了”，就匆匆离开了。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和昨晚杨晓东爸爸离开时的脚步声如出一辙。

　　许珊珊看着这两个背影，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但有些人，即使没有走，也从来没有真正来过。

　　第三天，杨晓东醒了。

　　许珊珊没有亲眼看到他醒来的那一刻。那天下午，她在走廊里坐着，周明在她旁边打瞌睡。重症监护室的门忽然开了，一个护士快步走出来，脸上带着一种不太确定的表情。

　　“杨晓东的家属在吗？”

　　杨晓东的妈妈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在！我在这里！”

　　“病人有自主睁眼的反应了，医生正在给他做检查，你先在这里等一下。”

　　杨晓东的妈妈捂住了嘴，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转头看向许珊珊，泪眼模糊的眼睛里闪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光。

　　“他醒了，”她的声音在发抖，像是在确认，又像是在祈祷，“他醒了。”

　　许珊珊点了点头。她也在笑，但眼泪也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她伸手握住了杨晓东妈妈的手，两只手都是冰凉的，但握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有了一丝暖意。

　　周明被吵醒了，迷迷糊糊地问“怎么了怎么了”，然后听到了消息，一下子从椅子上弹了起来，眼镜都歪到了下巴上。他赶紧把眼镜扶正，连声问：“真的吗？真的醒了吗？太好了太好了——”

　　三个人的声音在走廊里交织在一起，有笑声，有哭声，有说不清楚的含糊的感叹词。那是杨晓东躺进重症监护室以来，这条走廊里第一次有了笑声。

　　但这份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

　　医生从重症监护室里走出来，脸上带着一种谨慎的表情。他把杨晓东的妈妈叫到一边，低声说了几句话。许珊珊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但她看到了杨晓东妈妈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越来越深的苍白。

　　等医生说完离开，杨晓东妈妈走回来的时候，她的脚步有些踉跄。

　　“阿姨，怎么了？”许珊珊赶紧上前扶住她。

　　杨晓东妈妈摇了摇头，努力地挤出一个笑容：“没事，医生说……医生说人醒了，但……但脑子受了伤，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具体什么影响，还要观察。”

　　她说得很含糊，但许珊珊听明白了。

　　杨晓东醒了。但他的脑子，可能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脑子了。

　　第四天，杨晓东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普通病房。护士把他的病床推出来的时候，许珊珊终于看清了他现在的样子。

　　他瘦了。在重症监护室里躺了四天，本来就瘦削的身体更加单薄了，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深地陷下去。头上的纱布拆掉了一圈，露出一小片被剃光的头皮和一道蜿蜒的缝合线。但他的眼睛是睁着的。

　　那双细长的、微微下垂的眼睛，此刻正睁着，茫然地看着天花板。

　　“晓东。”杨晓东的妈妈俯下身，轻轻地叫他的名字，“晓东，你能听到妈妈说话吗？”

　　杨晓东的眼睛转动了一下，慢慢地，从天花板转向了他妈妈的脸。他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几秒钟，然后嘴唇动了一下，发出了一个含混不清的声音。

　　那个声音不是“妈”，甚至不是一个完整的音节。它只是一个气声，一个模糊的、像是喉咙里卡着什么东西的呻吟。

　　但杨晓东妈妈却像是听到了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她握住杨晓东的手，把它贴在自己的脸上，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他的手背上。

　　“没事，不着急，慢慢来。”她笑着说，眼泪从笑容的缝隙里不停地往下淌。

　　许珊珊站在病房门口，看着这一幕，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她应该高兴——杨晓东醒了，他没有死，他还活着。但看着他那双茫然的眼睛，听着他发出的那个含混不清的声音，她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那个会结结巴巴地说“没、没人，你坐”的少年，那个在巷子里头也不回地说“跑啊，你快跑”的少年，那个在食堂门口被人踩在脚下却说“不服”的少年——他现在连“妈妈”都叫不出来了。

　　许珊姗深吸了一口气，走进了病房。

　　杨晓东的妈妈看到了她，擦了擦眼泪，让出了床边的位置。

　　“他可能还认不出人，”她说，“医生说他的认知功能受到了影响。”

　　许珊珊点了点头，在病床边坐了下来。她看着杨晓东的脸，那双茫然的眼睛此刻正盯着天花板，一眨不眨。他的呼吸很平稳，胸口的起伏有规律地带动着身上的被子。他的手指搁在被子上，手指上还有没完全愈合的伤口，指甲缝里的血迹已经被护士清洗干净了，只剩下淡淡的暗红色印子。

　　“杨晓东。”她轻轻叫他的名字。

　　他的眼睛动了一下，没有转过来。

　　“杨晓东，”她又叫了一遍，“是我，许珊珊。你的同桌。”

　　他的眼睛终于转过来了。那双细长的眼睛看着她，瞳孔里映着她的脸。许珊珊屏住了呼吸，等待着他的反应——他会不会认出她？他会不会露出惊讶的表情？会不会像以前那样脸一下子红到耳根？

　　但他的眼睛只是看着她，不带任何情绪的、平静得近乎空洞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许珊珊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她感觉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撞得她胸口发闷。

　　“你……你不记得我了吗？”

　　没有回答。他的眼睛从她脸上移开了，重新回到了天花板上。好像刚才那一瞬间的对视从来没有发生过。

　　杨晓东的妈妈赶紧说：“医生说了，刚开始是这样的，他需要时间恢复。过几天就好了，过几天就能认出来了。”

　　她的声音很轻快，但许珊珊听出了那轻快底下深深的恐惧。那是一个母亲在用谎言安慰自己——也安慰别人。

　　许珊珊点了点头，挤出一个笑容：“对，过几天就好了。”

　　她从病房里走出来，走到走廊尽头的窗边。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远处的凤里中学教学楼隐约可见，像一个灰色的积木块立在地平线上。操场上有人在跑步，小小的身影在跑道上来回移动。那是她熟悉的世界，但又好像离她很远很远了。

　　周明跟了出来，站在她旁边，没有说话。

　　“他不认识我了。”许珊珊说。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她自己都觉得意外。

　　“医生说需要时间——”

　　“他看了我一眼，然后把眼睛移开了。像是在看一个不认识的人。不是忘了，是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周明沉默了。

　　许珊珊把额头抵在冰冷的玻璃窗上，闭上了眼睛。她的心里翻涌着无数种情绪，但最强烈的那一种，不是悲伤，不是失望，而是一种冰冷的、坚定的、从未有过的决心。

　　“没关系。”她忽然说。

　　周明愣了一下：“什么？”

　　“他忘了我也没关系。他不认识我也没关系。我会等他，一直等到他想起来为止。”

　　她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玻璃上映着她自己的脸——眼睛红肿着，嘴唇干裂着，头发好几天没洗了，乱糟糟地扎在脑后。她不记得自己上一次好好吃饭是什么时候了，也不记得上一次睡超过两个小时是什么时候。

　　但她记得一件事。

　　那天下午，在教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他趴在桌上，闷闷地说：“我也怕。”

　　那时候她没有回答。现在她想好了答案。

　　“我也怕，”她对着玻璃上的倒影，轻声说，“但我不会走。”

　　第七天，杨晓东能说话了。

　　那天早上，杨晓东的妈妈照常给他擦脸。她拧了一把热毛巾，细细地擦过他的额头、眼睛、鼻子、嘴巴，一边擦一边说着话——今天的天气怎么样，病房外面那棵树上的鸟窝里有几只小鸟，隔壁病房住进来一个摔断腿的小男孩，特别吵。她说什么他都不回应，但她还是每天说，好像只要她不停地说，总有一天他会回她一句。

　　然后他回了。

　　“妈。”

　　那个字含混不清，像是舌头打了结，但它的的确确是“妈”。杨晓东妈妈手里的毛巾掉在了地上，她愣愣地看着杨晓东，然后猛地捂住了嘴。

　　“你……你再叫一遍。”

　　“妈。”他看着她，那双茫然了好几天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一丝微弱的光。

　　杨晓东妈妈扑在床沿上，把脸埋在床单里，失声痛哭。

　　那天下午，许珊珊来的时候，杨晓东妈妈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两个人在病房门口抱在一起又哭了一场。护士从旁边经过，看了一眼，摇摇头走开了。医院里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好消息和坏消息，生和死，记忆和遗忘。她们已经习惯了。

　　但许珊珊不习惯。她推门走进病房的时候，心跳得比任何时候都快。她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像开学第一天坐在他旁边时那样紧张。

　　杨晓东靠在枕头上，半坐着。他的脸色还是很苍白，但眼睛里的浑浊褪去了一些，多了一丝清明。他看到她进来，目光落在她脸上，没有移开。

　　“杨晓东，”许珊珊轻声说，“你还记得我吗？”

　　他看着她。看了很久。久到许珊珊以为答案会和昨天一样——他会把目光移开，回到天花板上，继续他的沉默。

　　但他没有。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发出了一个声音。

　　“许……许珊珊。”

　　他说的是她的名字。含混的，沙哑的，像是一个刚学会说话的婴儿在念字。但那三个字的音节，千真万确，是她的名字。

　　许珊珊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笑了，眼泪流进嘴里，咸咸的。她用力地点着头，声音碎成了好几段：“对，是我。是我。”

　　杨晓东看着她，那张苍白的脸上，嘴角慢慢地弯了一下。

　　一个笑容。很微弱，很勉强，嘴角只能翘起一点点。但那是一个笑容。

　　那是他躺进医院以来，第一个笑容。

　　“你……没走。”他说。

　　这两个字也很含糊，但许珊珊听懂了。他说的是“你没走”——不是“你来了”，不是“你在这里”，而是“你没走”。好像在他的认知里，她一直都应该在这里，而她没有走，这件事值得他用恢复说话能力之后最宝贵的几个字来表达。

　　“我没走。”许珊珊擦了一把眼泪，握住了他的手，“我哪也不去。就在这儿。”

　　他看着她，目光慢慢往下移，落在了她握着他的手上。他的手很凉，她的手也很凉，两只冰凉的手握在一起，却好像有了一点温度。

　　他低头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笨拙地，收拢了手指，回握住了她的手。

　　力道很轻，轻得像一只蝴蝶落在花瓣上。

　　但他回握了。

　　许珊珊低下头，看着他们交握在一起的手——他手背上还有留置针留下的青紫色淤痕，她的指甲里还嵌着那天在厂房外面抠墙留下的灰尘。两只手都不好看，但握在一起的画面，是她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看的东西。

　　“我做了好多梦。”杨晓东忽然说。他的声音还是很沙哑，说话很慢，像是每个字都要从记忆深处费力地捞上来。“梦到你在叫我。我想答应，但我说不出话。”

　　“我现在听到了。”许珊珊说，“你说。”

　　杨晓东看着她，那双细长的眼睛里忽然涌出了泪水。不是一滴一滴地流，是忽然之间涌满了眼眶，然后无声地淌下来，顺着瘦削的脸颊流进耳朵里。

　　“疼。”他说。

　　就一个字。但这一个字里装了太多东西。身体的疼，心里的疼，那无数个被噩梦惊醒的夜晚的疼，那被人踩在脚下却说不出“服”的疼，那看着自己喜欢的女孩被人揽在怀里却无力阻止的疼。所有的疼都浓缩在这一个字里，沉甸甸的，像一块石头。

　　许珊珊没有说“不疼了”，也没有说“会好的”。她知道这些安慰都是假的。疼就是疼，它不会因为有人说“不疼了”就真的不疼了。

　　她只是握紧了他的手，把额头抵在他的手背上，轻声说了一句：“我在这里。”

　　杨晓东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滴在了枕头上。

　　但他在笑。尽管眼泪还在流，嘴角却弯着。

　　那是她见过的最让人心碎、也最让人安心的笑容。

　　从那天起，杨晓东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开始是能说话了，然后是能坐起来了，然后是能在护士的搀扶下下床走几步了。他的恢复速度让医生都觉得意外，说年轻就是好，身体的修复能力强。

　　但医生也说了另外一件事。

　　“身体的伤能好，脑子的伤不好说。”那个中年男医生把杨晓东妈妈叫到办公室，指着CT片子上一块阴影区域说，“这是控制记忆和情感的脑区，受到的损伤比较严重。他可能会留下一些后遗症——记性变差、情绪不稳定、反应迟钝。具体到什么程度，要看后续的恢复情况。”

　　杨晓东的妈妈问：“能恢复多少？”

　　医生沉默了一秒：“有可能全部恢复，也有可能恢复不了太多。脑科学这个东西，有太多我们还不了解的领域。唯一能做的就是多跟他说话，多刺激他的大脑，剩下的，看他自己了。”

　　这些话，许珊珊都听到了。她站在医生办公室门外，背靠着墙，把每个字都刻在了脑子里。

　　那天下午，她回了一趟学校。

　　这是杨晓东出事以来，她第一次回学校。校门口那两排樟树还在，树叶已经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在冷风中瑟瑟发抖。操场上有人在踢足球，食堂那边飘来饭菜的味道，教学楼的走廊里有学生在追逐打闹。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和她走之前一模一样。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她站在校门口，看着那些熟悉的教学楼、熟悉的操场、熟悉的樟树，心里涌上一种荒诞的不真实感。这个世界还在照常运转，太阳还在照常升起，学生们还在照常上课下课。但对于杨晓东来说，世界已经在那个晚上的废弃厂房里停止了。

　　她走进教学楼的时候，正是课间。走廊里的学生看到她，窃窃私语的声音像涟漪一样扩散开来。有人用手肘戳了戳旁边的人，有人用眼神示意她的方向，有人压低了声音说“就是她，跟杨晓东坐一起的那个”。

　　许珊珊没有理会。她穿过走廊，走上了楼梯，径直往初一三班的教室走去。

　　走到教室门口的时候，她停住了。

　　她的座位还在那里——那张靠墙的课桌，她和杨晓东并排坐了两个多月的课桌。桌上还摆着她的课本，是她从医院回来拿作业那天忘了带走的。课本的封面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旁边的座位是空的。

　　杨晓东的座位。桌面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上周五他值日的时候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拾走了，大概是想周末带回家。他不知道那个周末他会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许珊珊走过去，在杨晓东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她伸出手，摸了摸桌面。桌面上刻着一些歪歪扭扭的字迹，不知道是谁留下的。她顺着那些刻痕摸过去，摸到了一行浅浅的字，刻得很轻，要仔细看才能看清。

　　“杨晓东 2007.9.1”

　　是开学第一天刻的。他用一支圆珠笔，在桌面上写了自己的名字，然后用力地描了一遍又一遍，描到木头桌面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凹痕。

　　许珊珊的眼泪差点又掉下来。她深吸了一口气，把眼泪忍了回去。她不能哭了。在医院里她已经哭够了。现在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她打开自己的书包，从里面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到空白的第一页，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10月15日，语文课，刘老师讲《背影》，你趴在桌上睡着了。”

　　这是她决定为杨晓东做的第一件事——记笔记。把每天上课的内容记下来，把教室里发生的事记下来，把老师讲了什么、同学们说了什么、谁在黑板报上画了什么，全都记下来。

　　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就不会觉得错过了什么。

　　做完这件事之后，许珊珊去了教导处。

　　教导主任陈老师正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看到她进来，脸上的表情变了一下。他放下茶杯，清了清嗓子：“许珊珊同学，你有什么事吗？”

　　“我来拿杨晓东的作业。”许珊珊说，“他出院以后需要补课，我想帮他把作业带回去。”

　　教导主任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许珊珊，关于杨晓东的事，学校的处理意见已经出来了。王岩达被开除了，邱文辉记大过，另外两个参与的，记过处分。”

　　许珊珊愣了一下。王岩达被开除了？她想起那个像熊一样的男生，想起他打人时那副漠然的表情。他被开除了，离开了这个学校，但他会去哪里？换一个学校继续打人吗？还是去社会上，用他的拳头给自己开辟一条新的路？

　　“那警察那边呢？”她问。

　　教导主任的表情变得更加不自然了：“警察那边……还在处理。杨晓东的家长已经报案了，但是伤情鉴定需要时间。而且，行凶者是未成年人，按照法律规定，可能……”

　　他没有说完，但许珊珊听懂了。

　　未成年人。未满十六周岁。不管打得多重，法律能做的都很有限。

　　“我知道了。”许珊珊说。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教导主任有些意外。

　　她拿了杨晓东的作业本，转身离开了教导处。在走廊里，她遇到了一个人。

　　邱文辉。

　　他站在走廊的尽头，靠着窗户，手里夹着一根烟。看到许珊珊走过来，他把烟藏到了身后。他的手指上缠着创可贴，是那天在医院墙上砸破的伤口还没好。

　　“你怎么来了？”他问。

　　“拿作业。”许珊珊的脚步没有停。

　　“他……怎么样了？”

　　“醒了。能说话了。”

　　邱文辉的表情变化了一下——是松了一口气，还是别的什么，许珊珊分辨不出来。他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沉默了好几秒。

　　“王岩达被开除了。”他忽然说。

　　“我知道。”

　　“他被开除以后去了镇上那个游戏厅，就是学校门口那条街上的。他说他不后悔，还说杨晓东活该。”

　　许珊珊的脚步停住了。她转过身，看着邱文辉。她的眼神让邱文辉往后退了半步。

　　“你告诉我这个，是想让我原谅你吗？”她问。

　　邱文辉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我不会原谅你的。”许珊珊说，“永远不会。但我现在不想恨你。恨你需要力气，而我的力气要用来照顾他。”

　　她说完，转身走了。走了几步，身后传来邱文辉的声音。

　　“你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

　　许珊珊停了一下，但没有回头。

　　“他是为了你才会变成这样的，”邱文辉的声音从后面追上来，“你不是应该感激他吗？你不是应该跟他在一起吗？”

　　许珊珊闭上了眼睛。她想起了躺在病床上的杨晓东，想起他那句含混不清的“疼”，想起他醒来之后看她的第一眼——茫然的、空洞的、不认识她的眼神。

　　“如果有一天，他能像以前一样，”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对自己说，“我会的。”

　　然后她抱着作业本，走出了教学楼。身后，走廊里传来上课铃声，刺耳地响着，和学生们的脚步声混在一起，很快就吞没了她的背影。

　　从那天开始，许珊珊每天放学后都会去医院。

　　她会在病床边坐一两个小时，有时候更长。她给杨晓东读当天的笔记——语文课学了什么课文、数学课讲了什么公式、英语老师又让大家背了哪些单词。她读到好笑的地方就笑，读到无聊的地方就吐槽，好像在对着空气自言自语。杨晓东有时候会听，有时候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但每次他醒过来，看到她还坐在那里，他的眼睛就会亮一下。那个光很微弱，很快就消失了，但许珊珊看到了。每次看到那道光，她就觉得，那些天在医院走廊里熬过的夜、忍住的眼泪、吞下去的恐惧，全都值了。

　　有一天下雨，她顶着雨跑到医院，浑身都湿透了。书包里的笔记本也湿了一角，她懊恼地拿纸巾吸着纸页上的水渍，嘴里嘟囔着“完了完了，今天的笔记花了两个小时写的”。

　　杨晓东靠在床上，看着她手忙脚乱的样子，忽然说了一句：“你……不用每天都来。”

　　许珊珊停下手里的动作，抬头看着他。

　　“你不想我来吗？”

　　杨晓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被子上的手。那些手指上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了，只留下几道淡粉色的疤痕。

　　“想。”他说，“但不想你……太辛苦。”

　　他的声音比刚开始清晰多了，但说话还是慢，像是在脑海里把每个字都检查一遍才敢说出来。医生说这是脑损伤的后遗症，语言功能需要慢慢恢复。

　　许珊珊把手里的笔记本放下，走到床边，坐了下来。她看着他那双细长的眼睛，那里面已经不全是茫然了。有时候，在某些瞬间，她能看到以前那个杨晓东的影子。

　　“我不辛苦。”她说，“你才辛苦。”

　　杨晓东摇了摇头，幅度很小，大概是怕扯到头上的伤口。

　　“不辛苦。”他说，“你在这里……就不辛苦。”

　　许珊姗看着他，忽然笑了。是那种很久没有出现过的、发自内心的、让眼睛弯成月牙形的笑容。

　　“你这句话说得挺溜的嘛。练习过？”

　　杨晓东愣了一下，然后他的脸红了。

　　从脖子一直红到耳根，和开学第一天她问他“这里有人坐吗”的时候一模一样。

　　许珊珊看着他红透了的脸，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她别过头去，假装在看窗外的雨，不让他看到自己眼睛里涌上来的泪水。

　　他回来了。那个会脸红的杨晓东，还在。

　　这个认知比任何一句“我爱你”都让她安心。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敲在玻璃上噼里啪啦地响。病房里的灯光很柔和，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靠得很近。

　　十一月过去了，十二月来了。凤里镇的冬天来得很急，一夜之间气温就降到了个位数。病房里开了暖气，窗户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雾。

　　杨晓东可以下床走路了。一开始要扶着墙，慢慢地走几步就喘。后来能走到走廊尽头再走回来，再后来能下楼去医院的小花园里坐一会儿。他的身体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但脑子里的伤，恢复得慢得多。

　　他还是会忘事。有时候刚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了。有时候许珊珊问他昨天做了什么，他要想很久才能想起来。他的情绪也变得不太稳定——大部分时候是平静的，但偶尔会忽然烦躁，把桌上的东西全扫到地上，然后又愣愣地看着一地的狼藉，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医生说这是脑损伤的正常后遗症，需要耐心，需要时间。杨晓东的妈妈说“没关系，慢慢来，妈妈等你”。许珊珊什么都没说，只是在每次他烦躁的时候，握住他的手，等他自己平静下来。

　　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周末，许珊珊来医院的时候，发现杨晓东坐在床上，面前摊着一个笔记本，手里拿着一支笔。他在写东西，写得很慢，每一笔都像是在刻字。

　　“在写什么？”许珊珊把书包放下，凑过去看。

　　杨晓东下意识地用手盖住了纸面，脸红了一下。但他很快就把手移开了，把笔记本推到了她面前。

　　“给你看的。”他说。

　　许珊珊低头看去。纸上的字歪歪扭扭的，有几行写着写着就歪了，像是手控制不好力度。有些笔画写重了，纸都划破了。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是什么。

　　一首诗。

　　很短，只有六行。

　　“九月阳光落在你头发上/我忘了课本拿反了/十月你被堵在小巷子里/我忘了自己不会打架/十一月我躺在黑暗里/只记得你喊我的名字”

　　许珊珊看着这六行歪歪扭扭的字，看了很久很久。久到杨晓东开始紧张了，小声说：“写……写得不好。脑子不好使了以后，想不出好词。”

　　许珊珊把笔记本合上，抬起头来看着他。她的眼眶里含着泪，但嘴角在笑。

　　“你知道你在写什么吗？”她问。

　　杨晓东愣了一下，脸又红了：“就是……随便写的。”

　　“你不是随便写的。”许珊珊把笔记本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握住了他的手，“你在写过去三个月发生的所有事。九月、十月、十一月。你都记得。”

　　杨晓东看着她，那双细长的眼睛里出现了一丝困惑。然后困惑慢慢消散了，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一种很淡很淡的、但确实存在的光芒。

　　“我记得。”他说，“我记得你。”

　　许珊珊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她低下头，把脸埋在他的手掌里，肩膀轻轻地抖着。

　　他记得。他的脑子受了伤，说话还不太利索，情绪也不稳定，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就可能忘记。但他记得九月、十月、十一月。记得她。记得她站在教室门口问他“这里有人坐吗”，记得她在巷子里拽他的衣角，记得她在厂房里喊他的名字。

　　对他来说，她是他混乱的记忆里唯一清晰的东西。

　　这就够了。

　　十二月二十号，杨晓东出院了。

　　医生说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基本恢复正常，脑部的损伤还需要长期的康复训练。他们建议杨晓东转到市里的大医院做专业的康复治疗，但杨晓东的妈妈问了一下费用，就沉默了。康复治疗一个疗程就要好几千，她一个月的工资才八百块。杨晓东的爸爸在那天晚上离开医院之后就再也没来过，连一个电话都没有。

　　最后是学校出面，从镇上的教育基金里拨了一笔钱，加上杨晓东妈妈自己东拼西凑借来的，勉强够在市医院做两个疗程的康复。

　　许珊珊把自己的压岁钱全部拿出来了，三千块，是她从小到大攒的。她把钱装在一个信封里，偷偷塞在杨晓东的书包里，没有告诉任何人。

　　杨晓东出院那天，天很冷，但没有风。阳光穿过光秃秃的树枝照下来，在地上投下交错的影子。杨晓东坐在轮椅上被推出来——不是走不了路，是医生说刚出院还是少走路比较好。他头上还缠着一圈纱布，但比之前薄了很多，外面戴了一顶毛线帽子，是他妈给他织的。

　　许珊珊推着轮椅，把他推到医院的门口。门口的花坛里种着几株腊梅，正开着淡黄色的花，冷空气里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清香。

　　“我下星期要去市里做康复了。”杨晓东说。他的声音比以前流利了很多，只是偶尔还会顿一下。

　　“我知道。”许珊珊说。

　　“可能会去很久。”

　　“我知道。”

　　“可能回来以后……还是好不了。”

　　许珊珊把轮椅停下来，走到他面前，蹲下身，平视着他的眼睛。

　　“杨晓东，”她说，“你还记不记得，开学第一天，我问你‘这里有人坐吗’，你说什么？”

　　他看着她，嘴角慢慢地弯起来：“我说……没、没人，你坐。”

　　“对。后来你又说了很多话。你说‘你别去告诉老师’。你说‘你走，快跑’。你说‘我不服’。你说‘我不会’。每一句我都记得。你说的话，你做过的每一件事，我都替你记着。所以你去市里安心做康复，等你回来，不管你脑子里还记得多少，我都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

　　她的声音很稳，没有发抖，没有哽咽。因为她不是在安慰他，她是在告诉他一个事实。

　　杨晓东看着她。阳光落在她的侧脸上，和九月的那天一模一样。她的马尾辫从毛线帽子里露出来几缕，被风吹得轻轻晃动。她的眼睛里映着他的脸，就像开学第一天映着他的脸一样。

　　他伸出手，很慢很慢地，碰了碰她的脸颊。

　　“你皱眉的样子，”他说，“真好看。”

　　许珊珊愣住了。然后她笑了，眼泪从笑容的缝隙里流下来，在冬天的阳光下闪着光。

　　“你脑子还没好利索，就别学人家说情话了。”

　　杨晓东也笑了。他把手缩回来，缩进他妈给他织的那件灰色毛衣的袖子里，袖口卷了两道，露出瘦瘦的手腕。

　　“等我回来。”他说。

　　许珊姗擦了擦眼泪，站起来，重新握住轮椅的把手。

　　“等你回来。”

　　她推着他，慢慢地走在凤里镇那条长满了老樟树的街道上。两边的店铺开着门，五金店里传来电钻的嗡嗡声，早餐铺子里飘出油条的香味，有人在路边支了一张桌子打麻将，哗啦啦的洗牌声传出去老远。

　　这是凤里镇的日常。平淡的，嘈杂的，带着烟火气的日常。

　　杨晓东坐在轮椅上，看着这条他走过无数遍的街道，忽然觉得它从来没有这么好看过。

　　他回头看了一眼许珊珊。

　　她正低着头看路，脸上还挂着没擦干净的泪痕。但她嘴角弯着，酒窝浅浅的，和九月第一天一样。

　　他转回头，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凤里镇冬天的空气。

　　冷。但里面混着一丝腊梅的香气。

　　活着真好。他想。

　　这个念头是他十三年的生命里，第一次出现的。

　　十二月的阳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灰色的水泥路面上，交叠在一起。轮椅的轮子碾过落叶，发出沙沙的声音，不紧不慢地，往家的方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