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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爱是心口的一道疤!是永远无法抽离的痛 余明辉想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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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心口一道狰狞的疤,每呼吸一次就扯着血肉疼。二〇〇四年的夏天,明辉从深圳回来的那个傍晚,西装口袋里揣着一沓折得四四方方的纸——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乔全坤这些年走过的每一步、咽下的每一口苦。他为了把这些拼凑完整,在深圳待了整整一周,请了九顿饭、喝了十几场酒,最后连她当年在华强北摆地摊事找谁借过钱、那笔钱分了多久才还清,都问得一清二楚。
他站在维多利亚港边上抽烟,风很大,烟灰落了一身。他看着她摩托罗拉那栋写字楼的方向,心口像被人拿铁钳夹着翻搅,疼得他弯下腰扶着栏杆站了好久。
她怎么还是这么傻?怎么比从前读书时还要傻?她如今是摩托罗拉香港分公司的经理,手里管着上百号人,可她还是那个老样子——下属家里出事她第一个掏钱,同事赶不上末班船她开车送人过海,供应商被总部刁难她亲自飞去美国替人家说情。她替所有人兜底,替所有人周全,可她自己的胃病犯了就在办公室吞两片药接着开会,脚踝扭了肿得像馒头还踩着高跟鞋去谈项目。她租的那套小公寓里冰箱永远是空的,因为根本没时间做饭,茶几上堆满了速食面的包装袋。
旁人看他余明辉,体面从容——英国留学回来的高材生,在香港开着自己的贸易公司,中环写字楼里百来号人叫他余总,出入有车,饭局不断。可只有他自己清楚,心底最深的软肋从来都是她。遇见她之后他才懂得,真正的喜欢从不是一时心动,而是看着她孤身硬扛所有风雨时,心口翻涌上来的那股酸涩,压都压不住。她太倔、太隐忍,明明一身疲惫、一肚子委屈,却从不对任何人示弱,永远一副清醒独立、万事不求人的硬骨头模样。越是如此,他越放不下,越想倾尽所有护她周全。
所以他做了很多事,多到她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那年春天,她正在谋划进军房地产,手里攥着一份企划书跑了十几家银行都被拒了——她没有地产背景,没有抵押物,那些西装革履的银行经理翻两页就笑着推回来。明辉知道后,把自己公司账上能动用的流动资金全部腾了出来,又去说服了两个英国的老同学一起凑了笔钱。他没有直接给她,而是通过一家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离岸基金,以“战略投资”的名义投进了她那个项目。合同是她亲自签的,她翻来覆去看了三遍也没看出背后的操盘手是他。签字那天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了一下午,最后接到她项目助理打来的感谢电话时,他攥着话筒半晌说不出一个字,只说了句“祝你们顺利”。
那年六月,她为了拿一块地皮,连续三周在香港和深圳之间来回奔波,凌晨五点的跨境巴士她坐了不知道多少趟。有一天暴雨,她从深圳见完土地局的官员赶回香港开董事会,船延误了,她站在码头淋了半个小时的雨,浑身湿透了才挤上下一班。明辉那天正好在码头附近办事,远远看见她孤零零站在雨里,瘦小的身子缩在站台棚子底下,抱着公文包,头发贴在脸上,嘴唇冻得发白。他在车里坐了很久,手搭在车门把手上,攥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攥紧。最后他开车走了,转头打了一通电话给码头那个小卖部的老板娘,让她拿条干毛巾和一杯热奶茶给“那个穿黑西装的短发女人”,就说“店里搞活动送的”。
她拿到毛巾和奶茶时愣了一下,抬头四处看了看,没看到任何人。她把奶茶握在手心里暖了很久才喝,喝完那杯奶茶,她那天下午的董事会上状态出奇地好,那块地皮最终被她拿了下来。他不知道的是,她其实远远瞥见了他那辆黑色的车从码头出口拐出去。她没追,也没问,只是把那杯奶茶的纸杯洗干净,晾干,放在了她办公桌抽屉的最里面。
那年秋天,她那个房地产项目到了最关键的前期审批阶段,需要跑十几个部门,盖几十个章。她白天要在摩托罗拉上班,只能利用午休和下班时间去各个部门递材料。有一回在屋宇署被办事员刁难,说材料缺一份证明,让她回去重新准备。她站在走廊里翻开文件夹,发现自己确实漏了那份文件,那一刻她靠着墙闭上眼,脸上全是掩不住的疲惫。明辉托人在屋宇署内部打听清楚之后,当天下午就让人把她缺的那份证明送到了她办公室前台,用一个没有署名的牛皮纸信封装着。信封里还夹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只有一行打印出来的字:“材料齐了,加油。”
她看到那张纸条时手抖了一下。她认得那个语气,认得那种隔着纸都能感受到的、小心翼翼的温柔。她把纸条翻来覆去看了好多遍,最后把它折好放进钱包夹层里,和身份证放在一起。
他给她送过很多次东西——有时候是一盒她从前读书时爱吃的蛋卷,放在她公寓门卫那儿,说是“隔壁客户多买了送的”;有时候是一瓶她常用的胃药,塞在她摩托车头盔里(她买了辆小摩托代步);有时候是一把伞,挂在她公司楼下的自行车架上,包裹上没有任何标记。他不敢留名字,不敢留字迹,所有纸条都用打印机打出来,怕她认出来。
他给她申请到了一个英国总部的培训名额——那是她们行业里含金量最高的进修项目,她之前提过一次说想去但申请竞争太激烈。他动用了自己在英国的人脉,通过三家关联公司写了推荐信,又私下联系了项目负责人吃了两顿饭。她后来收到录取通知时以为是总部看重她的资历,兴奋地请了整个团队吃饭。那天他远远坐在餐厅角落的卡座里,看着她被同事们围着敬酒、脸上笑得红扑扑的,自己低头喝了一整瓶红酒。
可他所有的奔赴与温柔,换来的永远是她冰冷坚决的拒绝。
他一次次约她见面,每一次都在心里排练了无数遍要说的话。他在中环订过最好的餐厅,提前一周去试菜,把她爱吃的菜一一记下。可真正见了面,满心的疼惜到了嘴边全变成了疏离的客套。他想说“你瘦了,别太拼了”,出口成了“你那个项目最近进展如何”;他想握一下她的手说“有我在呢”,最后只敢推过去一杯温水;他甚至有一次在餐厅看见她胃不舒服按着肚子,想叫服务员换碗热粥,话到嘴边硬生生咽了回去,怕自己显得太关切、太逾矩。
唯一一次失控,是听说她为了争那块地皮,被竞争对手在背后使绊子,传她“一个外行女人凭什么拿地”。那天他正在和一个英国客户谈合同,听到电话之后当场站起来说“抱歉改天再谈”,开车直奔那家竞争对手的公司楼下。他在车里坐了一个小时,指关节攥方向盘攥得咔咔响,最后没有上去。他转头打了三通电话,通过两家英国公司和一家新加坡基金,以联合体投标的方式把对方正在谈的另一个项目截了胡。对方焦头烂额去处理自己的烂摊子,再也没精力去刁难她。
这些她都不知道。她只知道后来那个对手突然消停了,她顺顺利利走完了所有审批流程。
他爱她,爱得汹涌又克制,爱得满腹委屈却舍不得让她知道半分。
可全坤比谁都清醒。她早就从他们共同的故交嘴里知道他有一个香港认识的妻子——因为她订婚嫁人只好来香港发展的第三年认识的,两人结婚已经五年了。从知道那件事的那一刻起,她就亲手把自己所有的感情出口全部堵死了。她不是不爱,是不能爱。她当年听从父母安排嫁给了刘大光,后来又离了,可那又如何?离过婚的女人,她知道自己在他那样的家世面前更配不上了。再爱就是没有结果的执念,是害人害己的深渊。
所以她逼自己绝情。他通过基金投进来的那笔钱,她后来查到了资金来源,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她心里跟明镜似的。她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连本带利把投资款退回了那个离岸账户,在账目备注栏里写了一行字:“投资有风险,请谨慎。”那行字他看了整整三天,最后把那张转账记录的复印件锁进了保险柜。
他送来的东西,她能退的都退,退不掉的就锁在那只铁皮盒子里——那只从深圳带过来的铁皮盒子,如今放在她香港公寓的床底下。盒子里面装着那些年他送过的东西里她能留下的:一张打印的纸条、一个洗干净了的奶茶纸杯、一把她从没撑开过的伞。她从来不打开,却也不舍得扔。
他约她吃饭,十次里她推掉九次。实在推不掉的那一次,她带了三个下属一起去,全程聊的都是地皮估值和容积率。那天他坐在对面,看着她公事公办的语气和疏离礼貌的笑容,一口菜都咽不下去,最后借着去洗手间的机会靠在墙上闭了好一会儿眼。
为了彻底斩断情愫,她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全部砸进事业里。白天在摩托罗拉开不完的会、签不完的文件,下了班就钻进房地产项目的工地和规划局。她一天睡不到五个小时,有次在工地上差点从脚手架踩空,被工人一把拽住才没摔下去。她愣了三秒说“没事”接着往前走。她以为只要够忙、够累、够拼命,就能把那个人从心里一点点挤出去。
可那天晚上她回到公寓,洗完澡坐在床边,看见床底下那只铁皮盒子露出一个角,她盯着看了很久,然后弯腰把它拖出来,打开,把那张打印纸条拿出来看了一遍。纸条上那行“材料齐了,加油”她看到第六遍的时候,眼泪砸在了纸上,洇开了一小团墨。
她不知道的是,那天晚上他也一个人坐在中环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那份她退回的离岸账户转账记录。他看了很久,然后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张泛黄的传真纸——那是好几年前她从深圳工厂发给他的,上面只有一行字:“货款已到,谢谢,不必再帮。”两张纸放在一起,一张是她退回来的钱,一张是她推开他的证据。他把两张纸叠在一起,放进了一个文件袋,封好,塞进了抽屉最深处。
两个人就这样,一个拼命靠近,一个拼命推开。
他在她公司对面那家咖啡厅不知道坐了多少个下午,靠窗的位置永远给他留着,因为几乎每天都来,点一杯美式,从五点坐到八点,就为了能看见她加班结束后走出写字楼时那个匆匆的背影。而她每次都知道他在那,每次经过时都目不斜视快步往前走,可每次走过了拐角之后都会停下来,靠在墙上闭上眼睛,攥着公文包的手青筋暴起。
那年平安夜,整个中环流光溢彩。他托人送了一盒她爱吃的蛋卷到她公寓门口,盒子里压着一张打印的卡片,上面写着:“圣诞快乐,别太累了。”她收到后把蛋卷分给了物业保安和邻居,那张卡片她揣进口袋回了屋,没有开灯,坐在黑暗里把那几个字看了又看。窗外灯火通明,她就那么坐在沙发上,攥着那张卡片,直到天亮。
后来她被摩托罗拉总部调去了九龙那边的写字楼办公,他听说后也悄悄把自己公司的一个分部开到了九龙,就在她新办公室隔了一条街的地方。他每天绕路从她楼下经过,有时候能看见她匆匆进出,有时候看不见,但哪怕看不见,他也会在那个路口把车速放慢,缓缓开过去。
再后来她的房地产项目越做越大,经常上报纸财经版。他买了一份又一份报纸,把有她照片的版面剪下来,偷偷收藏。有一次她在项目奠基仪式上讲话,穿着一身干练的黑西装,站在台上笑得很自信。他把那张报纸看了很久,然后剪下来,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来公司的人看见了问“余总,这是谁啊”,他就笑笑说“一个朋友”。
可那个“朋友”两个字,每次从他嘴里说出来都像含着刀片。
她其实什么都知道。她知道那笔基金的钱是他动的,知道那个培训名额是他铺的路,知道屋宇署那份证明是他想办法弄来的,知道码头那杯热奶茶是他让老板娘送的,知道那把一直没用过的伞和他车里那把是同一个牌子同一款。她都懂,可她都装作不懂。
她唯一做过的“越界”的事,是有一年他生日,她让他助理转交了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一本书——苏东坡的词集。扉页上她什么都没写,但那页刚好翻到那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他看了很久,把那本书放在床头,每天晚上翻一遍,直到现在书页都翻软了。
后来那个下雨天,在半岛酒店的咖啡厅里,两个人终于“偶遇”了一次。他看见她一个人坐着喝咖啡,走过去打了声招呼,她抬头看见是他,端着杯子的手顿了一下。他坐下来,两个人安静地坐了很久,窗外是绵绵的雨,港岛的霓虹在水汽里氤氲成一团一团的光。
他想说“这些年我一直在”,出口变成了“听说你项目做得不错”。
她想说“我知道你做的所有事”,出口变成了“谢谢,都挺好”。
沉默。长久的沉默。
最后她站起来要走的时候,他起身替她拉开了椅子,她在经过他身边时停了一秒,声音很轻地说了一句话:“余明辉,别再做那些事了,算我求你。”
他没回话。他只是看着她撑开伞走进雨里,瘦小的背影慢慢消失在霓虹深处。他站了很久,直到服务生来收杯子,才发现他那杯咖啡一口都没动,凉透了。
那只盒子,像他的心意一样,永远没有递出去的那一天。
而她在出租车上把那把从没用过的伞撑开了又合上,合上了又撑开,最后把脸埋进伞面里,无声地哭了很久。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什么也没问,默默把暖气开大了一档。
最虐的从来不是不爱,而是爱到骨子里,却不能靠近半步;疼到心坎上,却只能装作若无其事。他给的温柔,她一样都不敢收;她想说的心动,一个字都吐不出。两个人守着各自的苦衷,把一场深情活成了永远的咫尺天涯。
后来她房地产项目做到第三期的时候,他托人送过一盆绿植到她办公室,没有署名。那是一盆很好养的绿萝,花盆底下压着一张打印纸条,三个字:“照顾好自己。”
她收到后把绿萝放在办公桌最显眼的地方,每天浇水,看着它从几片叶子长到垂下来长长的一串。所有人都以为是哪个客户送的,她也不解释,只是偶尔开会开累了会伸手碰一下那片最大的叶子,像是在摸什么东西。
而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也养着一盆一模一样的绿萝。两盆花隔着九龙的几条街,隔着各自的心事,隔着跨不过去的山海,静静长着。
后来的一年多,他们依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偶尔在同一场行业酒会上远远看见对方,点头致意,然后各自转身。没有微信,没有朋友圈,只有传呼机上偶尔闪过的没有署名的留言,只有托人转交的没有落款的物件,只有隔着人群遥遥相望的一眼又一眼。
他办公桌玻璃板底下的那张剪报泛了黄,她办公桌上的绿萝换了三个花盆、越长越旺。床底下那只铁皮盒子她从香港搬到了后来买的房子里,搬家那天她亲手抱着那个盒子上车,谁都不让碰。
那把伞她后来只用过一次,是在一个夏天的暴雨里,她撑着它走了很长一段路,走完之后把伞擦干,重新收好,放回盒子旁边。
余生那么长,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着——他守着那些没送出去的东西,她守着那些不敢收下的温柔。两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道疤,轻轻一碰就渗出血来,可谁也舍不得让它结痂。
因为那是爱过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