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埔烟火》邱莹莹

7、第 7 章

　　东埔烟火

　　第七章过年

　　腊月二十四，泉州下了一场小雨。

　　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五金街的铁皮雨棚上，发出沙沙的声响，不像台风那天那样狂暴，倒像是有人在屋顶上轻轻走路。蔡华榜蹲在店门口擦一批铜质水龙头，戴着邱美珍织的那顶灰色毛线帽子，铜件在他的手里一个一个地变得锃亮，泛着金灿灿的光。他的手已经被冻得有些发红，指关节处裂了两道小口子，但他不在意，依旧一个一个地擦着，动作不快不慢，稳稳当当。

　　整条五金街都笼罩在一种年末特有的气氛里。有的店铺已经开始打扫卫生，把一年的灰尘和垃圾清扫出来堆在路边；有的老板在门口贴出了“年二八至正月初三休息”的告示；有的外地工人已经提前请假回家了，街上的三轮车少了，显得比平时空旷了许多。空气里除了常年的机油味，还多了一股炒花生、蒸年糕的甜香——那是街尾那家杂货铺老板娘在准备年货。

　　“华榜，你什么时候走？”阿辉从店里探出头来，手里拿着一把扫帚，扫帚上沾满了从墙角扫出来的蜘蛛网和灰尘。他今天被阿香嫂逼着大扫除，正一脸不情愿。

　　“腊月二十八。”蔡华榜头也不抬。

　　“我也是二十八。老周昨天就走了，说四川远，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阿辉把扫帚往墙上一靠，在蔡华榜旁边蹲下来，“你坐什么车回去？”

　　“客运站的大巴，到石狮再转车回东埔。”

　　“我也是。到时候一起走？”

　　“行。”

　　阿辉看了看蔡华榜头上那顶帽子，嘿嘿笑了两声：“帽子天天戴着，不嫌热啊？”

　　“不热。”蔡华榜面无表情。

　　“行行行，不热就不热。”阿辉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我继续扫地去了，阿香嫂那眼神跟刀子似的。”

　　蔡华榜继续擦铜件。擦完最后一个水龙头，他把它们一个一个地码进纸箱里，放上防潮剂，盖上盖子。然后他把纸箱搬到仓库，登记在库存清单上。做完这一切，他去水龙头下洗了手，用肥皂搓了两遍，把指甲缝里的机油印子搓掉。

　　今天是腊月二十四，再过四天就要回家了。

　　他已经一年没见到阿爸阿母了。上次回家还是去年过年，那时候他刚来泉州半年，瘦得跟竹竿似的，阿母看了直掉眼泪。今年不一样了，他长壮了，也存了点钱，不会让阿母再掉眼泪了。他在心里盘算着今年过年要给家里带的东西：阿母的药不能断，要提前买好两个月的量；阿爸的护腰带用了两年了，弹性已经不行了，得换条新的；家里的菜刀钝了好几年了，阿母每次都凑合着用，这次从店里拿一把回去——这个不用买，邱叔说了，店里的次品菜刀虽然表面有点划痕，但钢口没问题，让他拿一把回去用。

　　他走进店里，在柜台上的日历上又划掉了一天。日历是邱叔每年年底从总仓领回来的赠品，红底金字，上面印着“鑫发五金商行”几个字。从腊月初一开始，蔡华榜就养成了每天划日期的习惯，每划掉一天，离回家就近了一步。

　　离见到她也近了一步。

　　“华榜，电话！”阿香嫂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

　　蔡华榜快步走过去接起话筒。

　　“喂。”

　　“是我。”邱美珍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她最近的声音比以前轻快了不少，质检组的活没有车间那么累，也不用天天加班，整个人都松快了许多。“你腊月二十八几点走？”

　　“早上的车。大概八点到客运站。”

　　“我们厂也是那天放假。我也打算一早走。”

　　“那一起？”

　　“好。”邱美珍顿了顿，“今天中午你有空吗？我想去你们那边一趟。”

　　蔡华榜有些意外。邱美珍平时很少主动来五金街，他们见面几乎都是他骑车去印花厂接她。这半年来，她只在台风过后来吃过一顿火锅。

　　“有空。你什么时候到？”

　　“大概一个小时后。我坐公交车过去，不用你来接。”

　　“好。”

　　挂了电话，蔡华榜跟阿香嫂说了一声，阿香嫂立刻放下手里的活，脸上露出一种早有准备的笑容。蔡华榜转身开始整理店门口的东西，把堆在台阶上的钢管码放整齐，把散落的螺丝捡回盒子里，又拿扫帚把店门口的地面扫了一遍。然后他洗了把脸，对着水龙头上方那块破镜子照了照，把那顶灰色毛线帽子戴正了。阿辉蹲在门口全程围观，一边嗑瓜子一边摇头晃脑地说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蔡华榜这么勤快过。

　　一个小时后，一辆公交车停在五金街路口。邱美珍从车上下来，手里拎着两个红色塑料袋，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她今天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围着一条白色的围巾——那是她自己织的，比帽子织得好多了，针脚均匀，花样简单大方。头发扎了一个低马尾，脸上被风吹得有些发红。

　　蔡华榜迎上去，接过她手里的大塑料袋。透过塑料袋能看到里面是一箱芦柑，金黄饱满，带着新鲜的绿叶，看起来是刚从市场精挑细选出来的。

　　“怎么带东西？”他问。

　　“过年嘛。”邱美珍说，又晃了晃手里那个小塑料袋，“这个是给你的。”

　　走进五金店，阿香嫂热情地迎出来，拉着邱美珍的手往里让：“美珍来了！冷不冷？快进来坐，我泡茶。”

　　邱美珍被按在店里唯一一把像样的椅子上——那把藤椅平时是邱叔的专座，别人碰都不让碰。阿香嫂沏了一壶铁观音，又端出一盘刚蒸好的碗糕，白色的糕体蓬松柔软，顶上点着一点红曲米做的红心，是闽南过年家家户户都要做的年糕。

　　“快过年了，碗糕先蒸了一笼，尝尝。”阿香嫂说。

　　邱美珍接过碗糕，咬了一口，连连点头说好吃。阿香嫂满意地笑了，然后给邱叔使了个眼色。邱叔放下手里的活，打量了邱美珍一眼，点了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他不是一个会跟陌生人寒暄的人，但能放下活专门看一眼，已经是最高礼遇了。

　　阿辉从仓库里探出头来，想凑热闹，被阿香嫂一记眼刀瞪了回去，悻悻地缩回仓库继续扫地，嘴里嘟囔着“不公平”。

　　蔡华榜站在一旁，看着邱美珍坐在藤椅上喝茶吃碗糕，和阿香嫂有说有笑。阿香嫂问她厂里什么时候放假，问她宿舍冷不冷，问她过年在家里待几天。邱美珍一一回答，语气自然大方，像是在跟自家亲戚聊天。她不是一个怕生的人，这点和蔡华榜不一样。但她的热情不是阿辉那种油嘴滑舌的热情，而是一种踏实的、让人舒服的热情。她和阿香嫂聊了十几分钟，从印花厂的伙食聊到东埔的海蛎煎，从台风天的惊险聊到过年的年货，两个女人越聊越投机，笑声能传出半条街。

　　聊了一会儿，邱美珍起身告辞，说下午还要回厂里上最后几天班。阿香嫂非要她带几个碗糕走，说这是闽南人的规矩，过年了不能空手走。又塞给她一包自己炸的酥饺，说让她带回宿舍分给工友尝尝。

　　蔡华榜送她去公交车站。两个人并肩走在五金街上，梧桐树的叶子已经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在风中轻轻摇晃。街上的店铺都在做年前最后的忙碌，有的在清仓甩货，有的在门口杀鸡宰鸭，有的在贴春联。街尾那家杂货铺的老板娘已经把炒好的花生摊在门口晾凉，香气飘满了整条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混杂的味道——机油、铁锈、炒花生、蒸年糕、烧金纸，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味道混在一起，却构成了五金街独有的年味。

　　“阿香嫂真热情。”邱美珍说。

　　“嗯。她很喜欢你。”

　　“看得出来。”邱美珍笑了笑，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被风吹红的鼻尖，“她跟我说，让我过年回家之前一定要来吃顿饭，不然她不高兴。”

　　“那就来。”

　　“好。”邱美珍顿了顿，“你呢？你什么时候回店里？”

　　“初三。”

　　“我也是初四开工。那我们……”

　　“初三晚上我去找你。”蔡华榜说，“你初四几点上班？”

　　“早上八点。”

　　“那我晚上送你回厂。”

　　邱美珍想了想，点了点头。她低头看着脚下的路面，梧桐叶被扫成了堆，黄褐色的叶片堆在树根周围，等着被清理走。她忽然轻轻笑了一声。

　　“你笑什么？”蔡华榜问。

　　“我笑我们俩，”邱美珍抬起头看着他，眼睛里有细碎的光，“像两个在算账的人。你初三回泉州，我初四开工，我们就在初三晚上见一面。时间要算得刚刚好，不然就见不着了。”

　　“那就算好。”蔡华榜说，“算好了就不会见不着。”

　　邱美珍没有接话。公交车站到了，那是一个简陋的站台，一根铁杆子上挂着一块褪色的站牌。她站在站台上等车，蔡华榜站在她旁边。风从街口吹过来，把她的马尾吹得微微晃动。

　　“那个芦柑，是给你老板和老板娘的。过年了，帮他们带点东西，算是我一点心意。”邱美珍指了指他手里的大塑料袋，“你不要自己留着，要给他们。”

　　“我知道。”

　　“小袋子里的，是给你的。”

　　“是什么？”

　　“回去再看。”邱美珍转过头，望着公交车来的方向。她的耳朵尖在冷风中微微泛红，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公交车来了。邱美珍上了车，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透过玻璃朝他挥了挥手。蔡华榜站在站台上，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目送公交车消失在街角。

　　回到五金店，他把大塑料袋交给阿香嫂。阿香嫂打开一看，是一箱品相极好的芦柑，高兴得直夸邱美珍懂事，说这姑娘会做人。然后她看了蔡华榜一眼，用一种过来人的语气说了句“这姑娘，你可不能错过”。蔡华榜装作没听见，回到小隔间，关上门，打开那个小塑料袋。

　　里面是一条围巾。

　　深灰色的，针脚比帽子好了很多，均匀而紧密，纹路清晰，花纹简洁大方——没有花哨的图案，只是最简单的元宝针，但每一针都织得认认真真。围巾的尾端绣了一个小小的“榜”字，用的是深蓝色的线，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但一旦发现了，就再也移不开目光。围巾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是邱美珍工整娟秀的字迹：

　　“帽子太简单了，围巾练了很久。天冷了，戴着。”

　　蔡华榜把围巾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手指轻轻摸过那个绣着“榜”字的地方。他想起在草庵竹林里她说“下次给你织条围巾吧”，想起她说这话时低着头绞棉袄下摆的样子，想起她说“我想给你织”时那股认真得近乎倔强的语气。那是十一月中旬的事，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

　　她真的织了。

　　他试着把围巾围在脖子上。毛线软软的，暖融融的，比阿香嫂织的那条更柔软。围巾的长度刚好在胸前绕两圈，不紧不松，刚好能把领口的缝隙全部堵住，不让一点风钻进去。他低头把脸埋进围巾里，闻到一股淡淡的洗衣粉味道——和她的白底蓝花裙子上一样的味道，也是东埔那家杂货铺里最便宜的那种洗衣粉，但在这一刻，他觉得全世界没有比这更好闻的味道。

　　他把围巾摘下来，小心地叠好，放在枕头边上，和那顶灰色毛线帽子放在一起。然后把纸条夹进了铁皮饼干盒里——和那张初三时写着“谢谢”的纸条、海螺壳、蓝兔子面人放在一起。

　　最后他数了数铁皮饼干盒里的钱。这一年，他攒下了一千五百块。不算多，但比去年翻了将近一倍。他打算给阿母八百块，给阿爸买一条新护腰带和两瓶虎骨酒，给家里置办点年货，剩下两百块留着自己用——其中一部分要给邱美珍买件新年礼物。

　　他还没想好买什么。但他还有四天时间。

　　腊月二十七，蔡华榜和邱美珍今年最后一次电话。

　　“明天早上八点，客运站，别忘了。”邱美珍说。

　　“不忘。”

　　“你东西都收拾好了？”

　　“收拾好了。你呢？”

　　“我也收拾好了。带了一箱芦柑给我阿母，还有一件棉袄给我弟弟，在石狮服装城买的，不知道合不合身。你呢？”

　　“给我阿母带了药，给我阿爸带了一条护腰带和两瓶虎骨酒。”

　　邱美珍沉默了一下，然后轻轻地说：“你阿母会高兴的。”

　　“你也给你阿母带东西了，她也会高兴的。”

　　“嗯。”

　　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钟。两个人都知道，明天就能见面了，不用再在电话里说话。但挂了电话以后，蔡华榜还是坐在柜台前发了一会儿呆。他忽然意识到，这是他们今年的最后一通电话。明天，他们将一起坐上车，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路，回到他们共同的故乡。

　　回到东埔。

　　那个有妈祖庙、有老榕树、有渔船汽笛的地方。

　　那个他们穿着蓝白校服、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却从来没说过几句话的地方。

　　那个他曾经在雨天的走廊上把伞塞给她的地方。

　　蔡华榜回到小隔间，最后检查了一遍行李。一个旧蛇皮袋，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给阿母的药、给阿爸的护腰带和虎骨酒，还有那把从店里拿的菜刀。铁皮饼干盒他不带回去，藏在床底下最里侧，用一块旧木板挡住。盒子里有一千五百块钱、写着“谢谢”的纸条、海螺壳、蓝兔子面人和今天新放进去的那张绣着“榜”字的纸条。他只带三百块在身上——回家的路费和过年买年货的钱。

　　他躺到床上，闭着眼睛。窗外五金街的灯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墙上投下几道浅浅的灰色影子。

　　明天。

　　回家。

　　腊月二十八，蔡华榜天没亮就起来了。

　　他穿上那件深蓝色衬衫——就是第一次和邱美珍吃面线糊时穿的那件，外面套上夹克，围上那条深灰色的新围巾，戴上灰色的毛线帽子。然后背上蛇皮袋，跟邱叔和阿香嫂告别。

　　邱叔给了他一个红包，说压岁钱提前给了。阿香嫂塞给他一大袋吃的，说路上吃，又说初三回来的时候带点东埔的鱼丸过来，泉州的鱼丸没有东埔的好吃。阿辉还没起床，但昨晚已经说了再见。老周早就回四川了，临走前托阿辉跟蔡华榜说了句“新年好”。

　　蔡华榜给邱叔和阿香嫂鞠了个躬，然后推出三轮车，把蛇皮袋放在车斗里。邱叔让他把三轮车骑到客运站以后停在车站旁边的存车处，存车处的老头是邱叔的牌友，会帮忙照看。他把邱美珍送的芦柑转送给了阿香嫂——“这是美珍的心意，给你们二老的。”

　　阿香嫂接过芦柑，眼眶微微泛红，嘴上却还是那副硬朗的语气：“你这孩子，跟着邱叔干了一年，学会客气了。快走吧，别让人家姑娘在车站等你。”

　　蔡华榜应了一声，脚下一蹬，三轮车吱吱呀呀地驶出了五金街。

　　清晨的泉州还在沉睡。路灯还亮着，在灰蒙蒙的晨光中晕开一圈圈昏黄的光。街上的店铺都关着门，偶尔有一两个环卫工人在扫街，竹扫帚划过柏油路面的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海风从泉州湾的方向吹过来，带着一股清冽的咸味，让人精神一振。路边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在晨风中轻轻摇晃，像是在跟他告别。

　　泉州客运站已经热闹起来了。虽然天刚亮，但赶着回家过年的人群已经把候车大厅挤得水泄不通。有背着大包小包的打工人，有抱着小孩的女人，有挑着扁担的惠安女，有拎着行李卷的四川民工，有穿着厂服还没换的年轻小伙。各种方言在空气中交织碰撞——闽南语、四川话、湖南话、江西话、安徽话——汇成一片嘈杂而热闹的人声海洋。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急切的表情，那是归家的急切，是一年辛劳后终于可以喘口气的急切。

　　蔡华榜把三轮车存好，背着蛇皮袋走进候车大厅。他在人群中寻找着邱美珍的身影。候车室不大，但人太多了，空气里混着泡面味、汗味、烟味和各种各样说不清来源的味道，闷热而拥挤。他在人堆里挤了几步，额头已经冒了汗。

　　“蔡华榜！”

　　他循声望去。邱美珍站在候车室角落的一排蓝色塑料座椅旁边，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围着白色的围巾，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脚边还放着一箱芦柑。她的头发散在肩上，额头上有一层薄薄的汗珠——大概是在人群里挤的。

　　蔡华榜挤过人群走过去，把她的蛇皮袋接过来。袋子很沉，勒得他的手一沉，分量比他的蛇皮袋重了不少。

　　“你装了什么，这么沉。”

　　“给阿母买的一口新锅，还有弟弟的棉袄，还有几本书。锅是铸铁的，特别沉。”邱美珍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我就说你不用来接我，我自己能拿。你非要来。”

　　“我没说我来接你。”蔡华榜把她的蛇皮袋扛在肩上，“我们是一起走。你说的一起走。”

　　邱美珍看着他把她那个沉重的蛇皮袋扛上肩膀，抿了抿嘴角，没有反驳。

　　去石狮的大巴车是八点半的，他们来得早，还有一个小时。蔡华榜去买了两杯热豆浆和两个肉包，两个人坐在塑料座椅上，就着车站里嘈杂的人声吃早饭。豆浆是纸杯装的，烫得捧不住，只能用指尖捏着杯沿小口小口地喝。包子是客运站门口的小摊上买的，皮厚馅少，但热气腾腾的，在这寒冷的早晨格外暖人。

　　“你昨晚睡得好吗？”邱美珍问。

　　“还行。”

　　“我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宿舍里的人都走了，就剩我和另一个今天下午才走的工友，冷清得很。”

　　“想家了？”

　　“有点。”邱美珍咬了一口包子，慢慢地嚼着，“你呢？想家吗？”

　　“想。”蔡华榜说，“想阿母做的海蛎煎。”

　　邱美珍笑了笑：“我们东埔的海蛎煎，比泉州任何一家店做的都好吃。我阿母做的也好吃，海蛎特别大颗，放很多蒜苗，煎得两面金黄。去年过年我吃了三盘。”

　　“我阿母做的也好吃。”

　　“那不一样，我阿母做的更好吃。”

　　“不一定。”蔡华榜难得地反驳了一句。

　　“那就各自回家尝尝，过完年回来告诉我谁的阿母做的好吃。”邱美珍看着他，眼睛里闪着顽皮的光。

　　“行。”

　　八点二十分，广播响了，通知去石狮的大巴开始检票。蔡华榜把两个蛇皮袋都扛在肩上，邱美珍抱着那箱芦柑，两个人随着人流往外走。车站的工作人员拿着铁皮喇叭维持秩序，声音已经沙哑了，但还是扯着嗓子喊“排队排队”。

　　大巴车就停在站台上，绿白相间的车身，车头上贴着“泉州—石狮”的牌子。车身有些旧了，漆面有几处刮痕，但轮胎是新换的，看起来还算可靠。人们争先恐后地往上挤，大包小包地往行李舱里塞，场面一度有些混乱。蔡华榜让邱美珍先上车，自己在下面把行李塞好，然后才挤上去。

　　车里很快就坐满了人。过道上也挤满了站票的人，扶着车顶的行李架勉强站住。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汽油味和泡面味混合的气息，车窗蒙着一层雾气，看不清外面的景色。蔡华榜和邱美珍坐在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置，两个蛇皮袋塞在座位下面，芦柑箱放在膝盖上。

　　大巴发动了，车身剧烈地抖了一阵子，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然后缓缓驶出了客运站。

　　窗外的泉州在晨光中渐渐醒来。街道上的店铺正在开门，有人在卸货，有人在擦玻璃，有人在挂红灯笼，有人在门口烧金纸，青烟袅袅地升起来，被晨风吹散。一个老人在街角卖春联，红纸上的金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邱美珍坐在靠窗的位置，蔡华榜坐在她旁边。车里的暖气开得有点大，她把围巾松了松，侧过头看窗外的风景。大巴在市区里走走停停，红绿灯多，车速很慢。

　　“这条路我们走过。”邱美珍忽然说，“每次星期天你骑车带我回厂里，走的就是这条路。”

　　“嗯。”蔡华榜也认出来了。这条路他骑了三轮车走了无数遍——从他第一次去印花厂送螺丝，到每个星期天接她出去玩，再到台风天顶着风雨去找她。路边的每一棵行道树、每一块路牌、每一个拐弯，他都烂熟于心。

　　“但今天不一样。”邱美珍说。

　　“哪里不一样？”

　　“今天是回家。不是你送我，是我们一起走。”

　　邱美珍说完这句话，就把头靠在车窗上，闭上了眼睛。大巴驶出了市区，上了往石狮的省道，车速快了起来。窗外的风景从城市的楼房变成了郊区低矮的厂房和民居，又从民居变成了大片大片的农田。冬天的田地是灰褐色的，刚收了稻子，田里只剩下短短的稻茬，有的田里种了冬菜，绿油油地铺了一地。田间的池塘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她今天凌晨四点多就醒了，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这几天每天晚上都在加班加点地赶工，眼睛下面是淡淡的青灰色。现在靠在车窗上，车身有节奏的晃动像催眠一样，她很快就睡着了。她的头随着车身的颠簸左右晃动着，围巾松开了，露出一截白净的脖子。

　　蔡华榜轻轻地把她的头扶过来，靠在自己的肩膀上。和去崇武那一次一样，她的呼吸均匀而绵长，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锁骨。但这一次，他没有僵硬地坐着，也没有紧张得不敢动。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让她靠着自己的肩膀睡着，偶尔侧过头看她一眼。

　　她睡得很沉。睫毛在脸颊上投下两片淡淡的阴影，嘴唇微微抿着，像是在做什么安稳的梦。红色的棉袄衬得她的脸格外白皙——离开了印花厂的染料味，她的皮肤慢慢恢复了原本的底色。她的手指蜷在他的臂弯旁边，指尖上有几道浅浅的划痕，那是质检组翻检布料时被布匹边缘刮出来的。不深，但细细密密的，像是被猫抓过一样。

　　一个多小时后，大巴到了石狮客运站。

　　“美珍，到了。”蔡华榜轻声叫她。

　　邱美珍睁开眼睛，发现自己靠在蔡华榜的肩膀上，愣了一下，迅速直起身来，理了理头发。她的脸颊上压出了一道浅浅的红印子，袖子上的纽扣刚好硌在了那个位置。

　　“我又睡着了？”她的声音还有些迷糊。

　　“嗯。”

　　“你怎么不叫醒我。”

　　“你睡得香。”

　　邱美珍没有再说话，低头整理围巾。她的耳朵微微泛红，不只是因为暖气太热还是别的什么。

　　两个人下了车，取了行李，站在石狮客运站的广场上。石狮比泉州小得多，客运站也简陋得多，广场上稀稀拉拉地停着几辆中巴车和摩的。他们要从这里再转中巴车回东埔。

　　石狮的阳光比泉州更明亮一些，海风也更咸更烈。广场上的风吹得邱美珍的头发满天飞舞，她把头发拢了拢，指着远处一辆中巴车说：“那辆是去东埔的。”

　　两个人上了中巴车。车上已经坐了不少人，看穿着打扮都是附近渔村出来的，有的在泉州打工，有的在石狮市区干活，都是赶着回家过年的。有几个面孔蔡华榜隐隐约约认得，大概是东埔哪家的远亲或者邻居，但叫不出名字。对方显然也认出了他，互相点了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

　　中巴车沿着海岸线往东开。车窗外，大海时隐时现，在阳光下闪着蓝灰色的光芒。海面上有几艘渔船正驶回港口，船头插着红色的旗子，大概是年前最后一次出海回来了。岸边的滩涂上，几个惠安女正在挖蛤蜊，弯着腰，手里的铲子在泥里翻飞。她们的装束在冬日的海风中格外鲜艳——蓝衣黑裤，花头巾，腰间的银腰带随着弯腰的动作叮当作响。

　　越靠近东埔，路上的人越少。中巴车驶过一座小桥，桥下是一条几乎干涸的小溪，溪边的芦苇已经枯黄，在风中摇曳。前方出现了一片低矮的石头房子，灰白色的花岗岩墙壁，红色的瓦片屋顶，错落有致地散布在海岸边的坡地上。村口的妈祖庙飞檐翘角，庙前的旗杆上挂着一面褪了色的红幡，在风中猎猎作响。

　　再然后，那棵大榕树出现了。

　　它还站在村口，和一年前一模一样。巨大的树冠遮天蔽日，气根从高处垂下来，有些已经落地生根长成了新树干。树下的石凳上坐着几个老人，穿着厚棉袄，缩着脖子晒太阳聊天。有个老人手里拿着一把破蒲扇——虽然这天气根本不用扇扇子，但他还是习惯性地摇着。

　　“你看，榕树还在。”邱美珍轻轻地说。

　　“嗯。三叔公不在了，拿蒲扇的换了人。”蔡华榜说。

　　“你记得三叔公？”

　　“记得。小时候在树底下听他讲古，讲郑成功□□。”

　　“我阿公也讲过。讲的是妈祖收妖。”

　　中巴车在村口的土路上停下来。两个人拎着行李下了车，站在那棵大榕树下。海风从渔港的方向吹过来，带着咸咸的鱼腥味和渔船发动机的柴油味，和泉州城里的海风不一样——这里的海风更纯粹，没有工厂的染料味，没有五金街的机油味，只有海的味道和渔村特有的气息。远处传来渔船的汽笛声，低沉而悠长，像是老人在叹气。

　　“回来了。”邱美珍深深吸了一口气，仰起脸迎着海风。

　　“回来了。”蔡华榜说。

　　两个人在榕树下站了一会儿。从这里往村子里走，是一条石板路，路两旁是石头房子，墙上爬满了枯藤，夏天的时候这些藤会开出紫色的小花，现在只剩下干枯的藤蔓在风中颤动。路上不时有村民经过，有的扛着渔网，有的挑着年货，有的骑着摩托车在石板路上颠簸前行，认出他们来就打个招呼。

　　“哟，华榜回来了？长壮了！”

　　“美珍啊，你阿母昨天还念叨你呢，说你今天到家，一早就起来杀鸡了。”

　　“你们俩怎么一起回来的？在泉州碰到了？”

　　邱美珍和蔡华榜一一回应着，说的都是闽南语，带着东埔特有的尾音。那些尾音在泉州的时候被他们刻意压着，因为厂里五湖四海的人都有，说方言别人听不懂。但回到东埔，乡音自然而然地就从嘴里滑出来了，像是从来不曾离开过。

　　走到村中间，路分成了两条。一条往东，通往靠海的那片房子，是蔡华榜家的方向；一条往西，通往靠山脚的那片房子，是邱美珍家的方向。

　　“那……我先回去了。”邱美珍从蔡华榜手里接过自己的蛇皮袋，手指碰到他的手背，微微顿了一下。

　　“好。”

　　“你阿母肯定在等你。”

　　“你阿母也是。”

　　邱美珍拎着蛇皮袋和那箱芦柑，往西边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

　　“蔡华榜。”

　　“嗯？”

　　“过年这几天，我们在村里肯定还会碰到的。到时候，你不用假装路过。”她笑了笑，那个笑容在东埔老家的海风中显得格外明亮。

　　蔡华榜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石板路拐角处，然后扛着自己的蛇皮袋，转身往东边走去。

　　蔡华榜家是一栋两层的石头房子，在村子靠海的这一头，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外墙是花岗岩砌的，几十年了，石头表面被海风侵蚀得有些粗糙，但依然坚固。门口晒着几张渔网，墙角堆着几个泡沫浮标，是他阿爸受伤前用的。院子里有一棵木瓜树，光秃秃的，只有顶端还挂着几片枯叶。

　　他推开院子的木栅栏门，吱呀一声。一条老黄狗从院子里跑出来，摇着尾巴围着他的腿打转，用鼻子拼命地嗅他的裤脚。

　　“黑仔，还认得我。”蔡华榜蹲下来摸了摸黄狗的脑袋。黄狗已经老了，眼角有了白毛，但眼神还是亮的，舌头热乎乎地舔着他的手背。

　　“华榜？”

　　阿母的声音从屋子里传出来。她扶着门框站在门口，身上围着一条褪色的花围裙，头发比去年白了不少，脸颊上的皱纹也多了几道，但眼睛在看到蔡华榜的那一刻亮了起来。

　　“阿母。”蔡华榜站起来，走到她面前。

　　阿母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又摸了摸他的肩膀和胳膊，像是在确认他没有缺胳膊少腿。她的手粗糙干瘦，布满了常年做家务留下的老茧和裂口。眼眶红红的，嘴唇动了动，最后说出来的还是那句老话：“有没有呷饱？”

　　“有呷饱。阿香嫂做饭好吃，顿顿有鱼有肉。”蔡华榜说。

　　阿母点了点头，转过身去擦眼角，嘴里嘟囔着：“呷饱就好，呷饱就好。阿母今天做了海蛎煎，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蔡华榜走进屋里。石头房子里面很简陋，但收拾得整整齐齐。客厅正中供着妈祖像，像前摆着香炉和供品，三炷清香正袅袅地燃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檀香味。墙上贴着他两个姐姐的结婚照和一张他初中毕业时的照片——照片上他还穿着蓝白校服，又瘦又黑，表情拘谨，和现在的他判若两人。墙角放着一台老旧的电视机，屏幕上蒙着一块防尘布，那是两个姐姐合伙买了送给阿母的，阿母平时舍不得看，过年了才掀开罩布。

　　阿爸坐在客厅角落的藤椅上，腰上还绑着那条磨得发白的旧护腰带。他比去年更瘦了，脸上棱角分明，头发剃得短短的，花白了一大片。他撑着扶手站起来，动作很慢——腰伤让他不能久站，但为了迎接儿子回家，他还是坚持站了起来。

　　“回来了。”阿爸的声音沙哑，话比儿子还少。

　　“回来了。”蔡华榜放下蛇皮袋，从里面拿出那条新护腰带，走到阿爸面前，“阿爸，给你带了条新的。还有两瓶虎骨酒，擦腰的，你试试。”

　　阿爸接过护腰带，在手里掂了掂，没有说话。他低着头把护腰带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去，朝厨房的方向喊了一声：“他妈，加个菜。”

　　蔡华榜知道，这是阿爸表达高兴的方式。阿爸从来不会说“我很高兴”或者“谢谢儿子”，他能说的就是“加个菜”。

　　他把阿母的药拿出来，一盒一盒地放在桌上，告诉她每种药怎么吃、一天吃几次、饭前还是饭后。又拿出那把菜刀，说是在店里拿的，虽然是次品，但钢口好，比家里那把钝了好几年的强。阿母拿着菜刀在手里试了试分量，说好刀，比家里那把强多了，然后就转身去厨房切菜了，刀起刀落干脆利索。

　　蔡华榜又从蛇皮袋底下摸出用塑料袋包好的八百块钱，悄悄塞进阿母挂在厨房门后的围裙口袋里。他知道当面给阿母不会收，塞口袋里她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回泉州了。这是阿香嫂教他的办法——“你阿母那个脾气，当面给她肯定说‘你自己留着用’，你就偷偷放她口袋里，等她发现了你也走了，她只能骂你两句，但钱她已经花了。”

　　中午，蔡华榜家的饭桌上摆满了菜。除了海蛎煎，还有酱油水煮杂鱼、炒海瓜子、紫菜蛋花汤、一盘白灼虾和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线——闽南人过年吃面线，寓意长长久久。阿母把最大块的海蛎煎夹到他碗里，看着他低头吃饭的样子，眼眶又红了。

　　“阿母，你吃。”蔡华榜把碗里的海蛎煎夹了一半给阿母，又夹了两只虾给阿爸。

　　“你这孩子，在城里学会照顾人了。”阿母用袖子擦了擦眼角，把那块海蛎煎又夹了回去，“你多吃点，看你瘦的。明天阿母给你炖鸡汤。”

　　蔡华榜没有再推。他低着头，把脸埋在饭碗里，大口大口地吃着阿母做的饭。海蛎煎外酥里嫩，海蛎颗颗饱满，咬下去汁水四溢。杂鱼鲜得连舌头都要吞下去，海瓜子用蒜蓉炒得喷香，蘸着酱油吃能下三碗饭。

　　这是家的味道。他在泉州吃了一年阿香嫂做的饭，阿香嫂手艺好，顿顿不重样，但和这个味道不一样。阿母做的菜里有一种他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东西——是妈祖像前的檀香味，是院子里木瓜树的气息，是从窗口望出去能看到的灰蓝色海面，是一年里只能尝到一次的东埔海蛎。

　　吃完饭，蔡华榜帮阿母洗碗。阿母在灶台边忙活，他在水龙头下冲碗，水流声哗哗地响着，母子俩谁也没有说话，但那种沉默是舒服的、踏实的。洗完碗，他扶着阿爸到院子里晒太阳。十二月的阳光温温的，不烫人，海风被院墙挡了大半，吹在身上凉而不寒。老黄狗趴在阿爸脚边打盹，尾巴偶尔扫一下地面。

　　“你在泉州，有没有认识什么朋友？”阿爸忽然问。他不是一个会拐弯抹角的人，突然问起这个，大概是阿母让他问的。

　　“有。”

　　“什么人？”

　　“店里的工友。一个叫阿辉，一个叫老周。老板姓邱，老板娘叫阿香嫂，人都很好。”蔡华榜顿了顿，“还有一个……同学。”

　　“同学？”阿爸转过头看着他。

　　“邱美珍。也是东埔的，五鸿中学同班同学。她在印花厂打工。我们经常一起出去。”蔡华榜说。他没有说“谈恋爱”，也没有说“女朋友”。但阿爸从他说话的语气里，听出了点什么。

　　“邱美珍？”阿爸想了想，“是不是老邱家的女儿？靠山脚那家，她阿爸是跑远洋的，叫邱大福？”

　　蔡华榜愣了一下。他不知道邱美珍的阿爸叫什么。但东埔就这么大，姓邱的人家也不多，阿爸说的应该就是。

　　“应该是。”

　　“嗯。邱大福家，她阿母我认识，小时候还一起上过学。他们家还有个儿子，在上高中？”阿爸望着远处的海面，沉默了一会儿，“那姑娘人怎么样？”

　　“很好。”蔡华榜说。他没有多加形容词，没有说“漂亮”也没有说“懂事”，只说了“很好”两个字。但这两个字的重量，比任何形容词都重。

　　阿爸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傍晚，蔡华榜去村里的杂货铺给阿母买酱油。杂货铺是一栋老式石头房子，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招牌，门槛被来来往往的人磨得凹下去一道槽。铺子不大，货架上摆满了各种日用品——酱油、醋、盐巴、火柴、肥皂、洗衣粉，应有尽有。柜台后面是一个戴着老花镜的阿婆，正在用算盘算账。

　　蔡华榜走进铺子的时候，看见柜台前站着一个穿红色棉袄的身影。

　　是邱美珍。

　　她也来买东西。手里拎着一瓶酱油和一包红糖，正从兜里掏钱。她也看见了他。

　　两个人对视了一秒，然后同时笑了。那笑容里有种说不清的默契——好像他们都早料到了会在这里遇见。东埔就这么一个杂货铺，过年家家都要置办东西，碰不到才奇怪。

　　“给你阿母买酱油？”邱美珍先开口。

　　“嗯。你呢？”

　　“也是。还有红糖，阿母做年糕要用。”邱美珍付了钱，把东西装进布袋里，站在杂货铺门口没有马上走。

　　蔡华榜也买了酱油，两个人一起走出杂货铺。石板路在傍晚的暮色中泛着青灰色的光，路边的石头房子炊烟袅袅，空气里弥漫着烧柴火的香味，混着远处的海腥味，构成渔村傍晚特有的气息。远处谁家的收音机里放着一首闽南语新年歌，咿咿呀呀的，唱得热闹。

　　“你们家今天中午做什么好吃的？”邱美珍边走边问。

　　“海蛎煎，杂鱼，海瓜子。你们家呢？”

　　“卤面。阿母知道我今天回来，一早起来擀的面条。她说外面的面线糊哪有自己家擀的面好吃。”邱美珍笑了笑，“我觉得她说得对。”

　　两个人慢慢地走在石板路上。这次他们不用赶时间，不用看末班车，不用在天黑之前回到各自的厂门口。他们可以慢慢地走，从村中间走到村口，再从村口走回来。

　　走到榕树下的时候，夕阳正好。榕树的树冠在夕阳中变成了一团巨大的金色云朵，气根被晚霞照得泛着淡淡的橙光。树下已经没有纳凉的老人了，石凳空着，被太阳晒了一整天，摸上去还温温的。远处妈祖庙里有人在烧香，青烟袅袅地升起来，被晚风吹散在榕树的枝叶间。

　　“今天是腊月二十八了。”邱美珍在大榕树下站住。

　　“嗯。后天就过年了。”

　　“以前在五鸿读书的时候，每年过年最开心了。不用上课，有压岁钱，有新衣服，村里还放电影，在妈祖庙前面的空地上拉一块白布，全村人都搬小板凳去看。”邱美珍仰着头看榕树，目光穿过层层叠叠的气根，望向树冠缝隙中透出的天空。

　　“我记得。”蔡华榜说，“你坐在女生堆里，和淑芬她们一起嗑瓜子。”

　　邱美珍转过头看着他，眼睛在暮色中闪着光：“你怎么知道？”

　　蔡华榜没有说话。他的耳朵在毛线帽子下面微微发红。他当然知道。初一到初五放的那些露天电影，他每年都去看。不是看电影，是看她。他就站在男生的最后面，远远地看着女生堆里那个扎马尾的背影。她笑起来会侧过头跟旁边的淑芬说话，马尾就甩到另一个肩膀上。那个画面他记了好多年，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

　　邱美珍看着他沉默的样子，也没有追问，只是嘴角弯了弯，把酱油瓶换到另一只手里，往山脚的方向走了几步。

　　“明天，你会去妈祖庙拜拜吗？”她回头问。

　　“会。阿母说腊月二十九要去还愿。”

　　“我们家也去。早上八九点。”

　　“那我也早上八九点去。”蔡华榜说。他没有说“一起去”，但邱美珍听出来了。

　　“明天早上八九点，妈祖庙。”她说，“你可别忘了。”

　　“不忘。”

　　邱美珍转身朝山脚的方向走去，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他一眼。暮色已经深了，她的红色棉袄在灰暗的石板路上渐行渐远，最后拐进了巷子里，只留下石板路上一串轻轻浅浅的脚步声。

　　蔡华榜拎着酱油瓶往海边走。海面上最后一抹晚霞正在褪去，天空变成了深蓝色，几颗早起的星星已经在天边闪着微弱的光。渔港里停满了渔船，桅杆上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在水面上投下摇摇晃晃的光影。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海腥味——那是鱼虾螃蟹混杂的味道，也是他从小闻到大的味道。

　　他路过邱美珍家的巷口时，脚步不自觉地慢了下来。他往巷子里看了一眼——巷子深处是一栋石头房子，门口贴着红春联，窗户里透出温暖的灯光。能听到里面有人在笑，大概是邱美珍和她弟弟在说话，中间还夹着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应该是她阿母。

　　他没有停，继续往自己家的方向走去。

　　回到家，阿母已经把晚饭做好了，正等他回来。阿爸坐在饭桌前，面前摆着一小杯虎骨酒，他已经用新护腰带换上了旧的，腰上那条崭新的护腰带在灯光下泛着深蓝色的光泽。

　　一家三口围着小方桌坐下。菜不多，中午剩下的海蛎煎热了热，又炒了一盘青菜，打了一碗紫菜汤。但每一道菜都是阿母的手艺，每一口饭都是家的味道。

　　吃饭的时候阿母问他在外面有没有交女朋友，说隔壁张婶的侄女今年也二十了，在石狮服装城上班，要不要过年见见。蔡华榜差点被饭噎到，缓过来以后老老实实地说不用介绍了。阿母看了他一眼，问为什么。蔡华榜没有回答，只是低头扒饭，耳朵微微泛红。

　　阿爸在旁边夹了一粒花生米，慢慢嚼着，缓缓说了一句：“孩子大了，别问了。”

　　阿母看了看阿爸，又看了看蔡华榜，似乎明白了什么。她没有再追问，只是往蔡华榜碗里又夹了一块鱼，说了句“多吃点，别光吃海蛎煎”。

　　吃完饭，蔡华榜去院子里收晒了一天的被子。海风吹了一整天，被子变得干爽蓬松，散发着阳光和海风的味道，那是泉州工厂里无论如何也晒不出来的味道。他抱着被子站在院子里，抬头看着夜空。东埔的夜比泉州的黑，黑得纯粹，星星比泉州的多，密密麻麻地挤在天上，银河隐隐约约地横跨天际。没有工厂的烟囱，没有加班的灯光，只有远处渔港里星星点点的灯火和更远处海浪拍打礁石的低沉回响。

　　明天，腊月二十九。

　　妈祖庙。

　　腊月二十九，蔡华榜早早地起了床。阿母已经在厨房里忙活了，灶上炖着鸡汤，锅里蒸着年糕，满屋子都是食物的香气。

　　吃过早饭，蔡华榜换上了那件深蓝色衬衫，套上夹克，围上围巾，戴上帽子。阿母收拾了供品——三牲、红龟粿、发糕、水果、清茶，装在一个竹篮子里，又拿了一束香和一叠金纸。阿爸因为腰不好，走路不方便，今年就不去了。蔡华榜拎着供品篮子，陪着阿母往妈祖庙走去。

　　妈祖庙在村子靠海的那一头，离蔡华榜家不远，是一座红砖红瓦的闽南传统建筑，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庙前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都是来拜拜的村民，有的端着供品，有的牵着小孩，有的在门口的金炉前烧金纸，金纸的灰烬在风中飞舞，像一群黑色的蝴蝶。庙门口挂着一对大红灯笼，灯笼上写着“天上圣母”四个金字，在晨光中闪闪发光。庙前的石狮子嘴里的石球被人摸得光滑发亮，据说摸了石球能带来好运。

　　蔡华榜扶着阿母走进庙里。庙里香火缭绕，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檀香味和烧金纸的焦味。正殿的妈祖像慈眉善目地端坐着，穿着绣金的红袍，头上戴着凤冠，面容丰腴而祥和。像前的供桌上堆满了各色供品，香炉里插满了香，青烟袅袅地升上天花板。

　　阿母在供桌前摆好供品，点燃三炷香，跪在蒲团上，闭上眼睛，嘴里念念有词。蔡华榜也跟着跪下来，双手合十。

　　他以前拜妈祖，心里想的事情都很简单：保佑阿爸腰好起来，保佑阿母身体健康，保佑自己多挣点钱。今年他跪在蒲团上，心里想的事情多了一件。

　　保佑她。

　　他睁开眼睛的时候，阿母还跪在那里念着。他起身走到庙门口，站在石狮子旁边，望着广场上的人群。

　　然后他看见了邱美珍。

　　她今天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呢子外套，围着白色围巾，头发扎成了一个整齐的马尾。她挽着一个中年妇女的胳膊——那应该是她阿母，一个瘦瘦小小的女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深紫色的棉袄，脸上带着和邱美珍相似的眉眼。母女俩手里都拎着装供品的竹篮子，正有说有笑地从广场那头走过来。

　　邱美珍也看见了他。她先是一愣，然后朝阿母说了句什么，松开了挽着阿母的手，朝他走了过来。

　　“你来得挺早。”她在他面前停下来，微微喘着气。

　　“你也是。”蔡华榜说。

　　邱美珍今天的气色很好，脸上没有染料印子，眼睛下面没有青灰色，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许多。她回家后大概好好睡了一觉，在印花厂加班积累的疲惫被家的温暖一点一点地消解了。

　　“我阿母在那边。”她指了指身后，“穿紫色棉袄的就是。”

　　“嗯。我阿母在殿里拜拜。”

　　“你阿爸呢？”

　　“腰不好，在家歇着。”

　　邱美珍点了点头，往身后看了一眼。她阿母正站在金炉前烧金纸，一边烧一边跟旁边的熟人聊天，暂时没有往这边看。

　　“你昨晚睡得好吗？”

　　“好。你呢？”

　　“也好。家里的床比宿舍的舒服。”邱美珍笑了笑。她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停顿了一下，又说，“我阿母昨天也问我了。”

　　“问你什么？”

　　“问我在外面有没有认识什么人。”邱美珍抬起头看着他，目光直直地，“我说有。一个老同学。”

　　蔡华榜的心跳重了一拍。

　　“你阿母怎么说？”

　　“她没说什么。就是笑了笑，让我过年带回来看看。”

　　“那你怎么说？”

　　“我说……”邱美珍刚要回答，身后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美珍！”

　　邱美珍的阿母拜完了，正朝这边走过来。她手里拿着空了的供品篮子，站在几步外打量着蔡华榜，目光从蔡华榜的脸上扫到他头上那顶灰色毛线帽子，又扫到他脖子上那条深灰色围巾，最后停在他拘谨的脸上。

　　“阿母，这就是我说的老同学，蔡华榜。在泉州城东的五金店上班。”邱美珍往旁边让了让。

　　蔡华榜站得笔直，微微鞠了一躬：“阿姆好。”

　　邱美珍的阿母上下打量了他好一会儿。她的目光不像阿香嫂那样热情洋溢，也不像邱叔那样严肃，而是一种母亲特有的审视——不冷，但很仔细。从帽子到围巾，从站姿到眼神，从头到脚地看了一遍，每一寸都没有放过。

　　“你是老蔡家的？”她问。

　　“是。”

　　“你阿爸是不是在远洋渔船上干过？后来伤了腰？”

　　“是。”

　　“你阿母是不是身体不好，常年吃药？”

　　“是。”

　　邱美珍的阿母点了点头，表情从审视变成了某种了然。东埔就这么大，谁家的事都瞒不住人。她又看了一眼蔡华榜头上的灰色毛线帽子和脖子上的围巾，然后转头看了邱美珍一眼——那个眼神像是在说“我还以为你真的只是跟老同学出去玩”。邱美珍被她阿母看得低下头，假装整理手里的竹篮子。

　　“有空来家里坐坐。”邱美珍的阿母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语气平平和和的，听不出是客套还是认真的。

　　蔡华榜听出了这句话的分量。农村人的“有空来家里坐坐”从来不是一句客套话，那是真正愿意让你踏进家门的邀请。

　　“好。过年这几天一定去。”他说。

　　邱美珍的阿母点了点头，然后拉着邱美珍往妈祖庙里走去。邱美珍回头看了蔡华榜一眼，朝他比了个电话的手势——虽然没带手机，但那意思很明确：回头再说。

　　蔡华榜站在石狮子旁边，看着邱美珍和她阿母走进妈祖庙的正殿。阳光正好，妈祖庙的红砖金瓦在晨光中熠熠生辉。

　　除夕。

　　东埔村的年味从一大早就开始了。天还没亮，公鸡打鸣的声音还没响遍全村，鞭炮声就零零星星地响了起来，那是早起的小孩在院子里放小炮仗，噼里啪啦地吵醒了整个村子。到天亮以后，整个村子都像是被鞭炮声点燃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火药味，混着烧金纸的焦香和各家各户飘出来的饭菜香，厚厚地裹着整个村庄。

　　蔡华榜家的春联是他自己写的。他的字没有邱美珍好看，但胜在端正有力，一笔一划都像是用尺子量过的。上联是“一帆风顺年年好”，下联是“万事如意步步高”，横批“五福临门”。贴春联的时候，他踩着板凳，阿爸在下面扶着，说左边高了，右边再往下一点。母子俩折腾了好一阵才贴好。阿母端着一碗米浆从厨房里出来，站在门口端详了一会儿，说这字比去年写得好——去年的春联是请邻居老秀才写的，今年是儿子自己写的。

　　阿母从上午开始就忙得脚不沾地。她要做年夜饭，闽南人的年夜饭讲究多，要有鱼——年年有余，要有鸡——大吉大利，要有年糕——年年高升，要有发糕——发财高升，要有长年菜——长长久久，要有鱼丸汤——团团圆圆。蔡华榜在一旁打下手，帮忙洗菜切菜剁肉，帮阿母往灶膛里添柴。灶火把他的脸映得红彤彤的，锅里的鸡汤咕嘟咕嘟地冒着泡，鸡油浮在汤面上，亮晶晶的。

　　阿母做了满满一桌子菜：清蒸鲈鱼、白切鸡、红烧猪蹄、酱油水煮明虾、炒米粉、发菜蚝豉汤、长年菜、鱼丸汤。长年菜是闽南年俗里必不可少的，用整片整片的芥菜叶子不切断地煮汤，寓意长长久久连绵不断。蔡华榜帮阿母摆好碗筷，又倒了三杯酒——阿爸一杯虎骨酒，阿母一杯米酒，自己一杯啤酒。

　　阿爸举起酒杯，看着蔡华榜，沉默了好一会儿。他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但在除夕夜的饭桌上，他还是把憋了一年的话倒了出来。

　　“这杯酒，敬你。”阿爸的声音有些沙哑，“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阿爸腰不好，帮不了你什么。这个家，这一年，全靠你撑着。阿爸没用，让你受苦了。”

　　“阿爸，你不要这样说。”蔡华榜端着酒杯的手有些发紧。

　　“你阿爸不会说话。”阿母在旁边插嘴，眼眶已经红了，“他的意思是，你辛苦了。”

　　阿爸没有反驳。他端起酒杯，仰头干了。

　　蔡华榜也干了。啤酒的苦味在舌尖上蔓延开，但他的心里是甜的。他想起一年前刚去泉州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被阿辉笑话是“土包子”，连普通话都不敢大声说。一年过去了，他站住了脚，学会了算账、认零件、跟顾客打交道，每个月能给家里寄钱，年底还攒下了一千五百块的积蓄。

　　更重要的是，他遇见了她。

　　“阿母，阿爸，”他放下酒杯，认真地看着父母，“我不辛苦。我在泉州遇到了好人，邱叔和阿香嫂对我像对自己儿子一样。明年我会更努力的，你们放心。”

　　阿母用袖子擦了擦眼角，往他碗里夹了一只大虾。虾是她托人从刚归港的渔船上直接买的，活蹦乱跳地下了锅，鲜甜弹牙。阿爸没有说话，只是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慢慢地喝着，看着蔡华榜的目光里带着一种只有父亲才有的深沉和骄傲。

　　吃完饭，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春节联欢晚会。电视的画面有些模糊，信号不太好，时不时飘几片雪花，但谁也没有去调天线。蔡华榜坐在阿母和阿爸中间，阿母看着看着就靠在他肩膀上睡着了，他轻轻地把阿母的头扶到枕头上，给她盖上毛毯。阿爸在旁边抽着烟，不说话，但嘴角是弯着的。

　　午夜十二点，全村鞭炮齐鸣。蔡华榜站在院子里，看着夜空中绽放的烟花。烟花是从村子里各处升起来的，五颜六色的，在漆黑的夜空中炸开，照亮了整个东埔村。红色、金色、绿色、紫色，有的像菊花，有的像流星，有的只是啪地一声炸开一团光，然后迅速地暗下去。远处有小孩在放焰火，有年轻人在互相扔摔炮取乐，有老人在喊“新年好”。鞭炮声震耳欲聋，持续了整整二十分钟，整个村子都笼罩在硝烟味和火光中。

　　他的手机——不对，他没有手机。他口袋里有的是邱美珍的宿舍电话号码，那串数字他倒背如流。但此刻邱美珍就在东埔，在同一个村子里，在离他步行不到十分钟的山脚下。他不需要打电话，但他还是习惯性地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那张钞票，他后来把号码抄在了纸上，钞票早就花掉了，但纸条一直放在铁皮饼干盒里。

　　烟花炸开的瞬间，他的脑海里浮现出邱美珍的脸。浮现出她今天早上在妈祖庙前被阿母拉走时回头的那个眼神。浮现出她说“我阿母让我过年带回来看看”时微微发红的耳根。浮现出她递给他灰色毛线帽子时不好意思的笑容。浮现出那盒在食堂厨房里一刀一刀切出来的卤面。

　　新年快乐，邱美珍。

　　他在心里默默地说。

　　正月初一，蔡华榜起得很早。今天是拜年的日子。

　　他穿上阿母给他准备的新衣服——一件深红色的翻领毛衣，是阿母在石狮服装城买的，尺码偏大，袖子长了一点，她把袖口往里缝了半寸。蔡华榜穿上以后照了照镜子，觉得太红了，但阿母说本命年就要穿红的，辟邪，他只好穿着。

　　吃过早饭，他陪着阿母去给村里的长辈拜年。东埔村的习俗是正月初一小辈给长辈拜年，初二回娘家，初三开始走亲访友。阿爸因为腰不好，留在家中等亲戚上门。蔡华榜扶着阿母走了几户人家，每家都坐一会儿，喝杯茶，吃点糖果，说几句吉利话，收几个红包，给出几个红包。阿母见人就夸他儿子在泉州学了一身本事，会算账、会站柜台、会认上千种螺丝的型号，说得蔡华榜的脸比那件红毛衣还红。

　　走到靠山脚那一片的时候，阿母忽然说：“对了，老邱家就在那边，要不要去拜个年？”

　　蔡华榜的脚步顿了顿。

　　“你阿爸说，你那个同学就是老邱家的女儿？”

　　“嗯。”

　　“那就去拜个年。都是东埔人，过年走动走动是礼数。”

　　蔡华榜扶着阿母往山脚走去。邱美珍家的房子是一栋三层的石头小楼，比蔡华榜家的房子新一些，外墙用白色的石米重新抹过，看起来比村里大多数房子都气派。门口贴着大红春联，上联是“瑞气盈门家和顺”，下联是“春风入户业兴隆”，横批“迎春纳福”。字迹娟秀端正，蔡华榜一眼就认出那是邱美珍的笔迹。

　　他的心忽然跳得快了一些。他不是第一次来她家附近——前天送酱油回来他路过这里，昨天放完烟花他散步到过这里。但走进这个院子，还是头一回。

　　院子的铁门半开着，能看见里面停着一辆摩托车，晾衣绳上挂着花花绿绿的衣服，有几件是蔡华榜眼熟的——那件浅蓝色衬衫，那件白底蓝花的连衣裙，在冬日微风中轻轻晃动。院子里也种着一棵木瓜树，比蔡华榜家的那棵高，顶端还挂着几颗青黄相间的木瓜。

　　阿母敲了敲门，提高了声音朝里面喊了一声：“大福嫂在不在？老蔡家的来拜年了！”

　　几秒钟后，屋里传来脚步声。门开了，邱美珍的阿母站在门口，围着围裙，手里还拿着一把正在择的韭菜。她看见蔡华榜母子站在门口，先是一愣，然后脸上浮现出一种“果然来了”的笑容。那笑容不是意外的笑容，而是意料之中的了然。

　　“哎呀，蔡家嫂子，快进来快进来！什么风把你吹来了！”邱美珍的阿母热情地招呼着，把两人往屋里让，“华榜也来了，正好，美珍在楼上帮她弟辅导功课，我这就叫她下来。”

　　蔡华榜跟着阿母走进屋里。邱美珍家的客厅比蔡华榜家的大，家具也更齐全——一套布艺沙发、一台二十九寸的彩电、一个玻璃门的酒柜。但最显眼的是供桌上那尊妈祖像，和蔡华榜家的一模一样，都是一尺来高的白瓷像，慈眉善目地坐在莲花座上。像前摆着供品和香炉，青烟袅袅。

　　阿母和邱美珍的阿母坐在客厅里聊了起来。两个中年女人见面，无非是聊孩子、聊身体、聊这一年家里的情况。蔡华榜坐在阿母旁边，端着一杯茶，眼睛却不由自主地往楼梯口瞟。

　　“你家华榜长这么壮了，上次见他的时候还在上初中呢，又瘦又黑，现在完全变样了。”邱美珍的阿母打量着蔡华榜。

　　“在泉州五金店干了一年，搬货练出来的。这孩子老实，他老板喜欢他，过完年还要给他涨工钱。”阿母说起儿子来，语气里的骄傲藏都藏不住。

　　“美珍也在泉州，印花厂。这两个孩子也是巧，居然在泉州碰上了，还是老同学呢。”邱美珍的阿母说着，目光在蔡华榜脸上停了一秒。

　　“听说是华榜去印花厂送货碰到的。”

　　“那就是缘分了。”

　　蔡华榜低下头喝茶，耳朵开始发烫。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轻快而急促。邱美珍从楼上跑下来，手里还拿着一本翻开的课本。她今天穿着一件乳白色的毛衣和深色长裤，头发散着，没有扎辫子，脸上干干净净的，和昨天在妈祖庙前的样子又有些不一样——更居家了，更随意了。

　　她看见蔡华榜坐在客厅里，脚步顿了顿，然后努力让自己的表情保持自然。

　　“蔡婶好。华榜，你来了。”她的声音很镇定，但如果仔细看的话，能看到她握着课本的手指微微发紧，课本的边缘被她捏得有些皱了。

　　“美珍啊，你陪你同学坐一会儿，我和蔡婶聊聊天。”邱美珍的阿母朝她使了个眼色，然后继续和蔡华榜的阿母聊天，仿佛完全没有注意到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微妙气氛。

　　“要不要去院子里走走？”邱美珍对蔡华榜说。

　　蔡华榜放下茶杯，站起来跟着她走出了客厅。

　　院子里，午前的阳光暖暖地照着。木瓜树的叶子在风中轻轻摇晃，投在地上的影子也跟着晃动。晾衣绳上的衣服被风吹得轻轻飘动，那件白底蓝花的连衣裙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熟悉——那是他第一次约她出去时她穿的衣服。院子里有一张小石桌，桌上摆着几盆植物——一盆文竹、一盆芦荟、一盆开着小黄花的不知名的花草。

　　“我妈昨天回来就一直念叨，说你阿母肯定会来拜年。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你猜。”邱美珍站在木瓜树下，双手插在毛衣口袋里，“没想到她还真说中了。”

　　“我阿母说，过年走动走动是礼数。”蔡华榜站在她旁边，闻到了她头发上一股淡淡的洗发水味道——和在清源山闻到的一样，清甜的花香味。

　　“你阿母说的对。”邱美珍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一声，“我们俩现在是什么情况？”

　　“什么什么情况？”

　　“我们俩的事，”邱美珍难得地有些窘迫，手指在毛衣口袋里绞着，“两家阿母都见过面了。这算不算……”

　　她没说完。但在东埔，一个男孩子被阿母带着去女孩子家拜年，两家阿母坐在一起喝茶聊天，这意味着一件事。这件事不用明说，两个人都懂。

　　“算。”蔡华榜说。

　　邱美珍抬头看着他。午前的阳光正好落在他的脸上，照着他的侧脸轮廓分明，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她见过很多次的笃定——就是在洛阳桥上他说“不管你在哪里我都会找到你”时的眼神，就是在台风天他浑身湿透出现在食堂门口时的眼神，就是在草庵竹林里他说“让你出来”时的眼神。那种眼神，她从第一次在印花厂车间里看到他时，就一直记得。

　　“那……”她抿了抿嘴唇，“你怕不怕？”

　　“怕什么？”

　　“怕我阿母不同意。怕别人说闲话。怕以后……”邱美珍没有说完。

　　“不怕。”蔡华榜打断了她。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用锤子敲在铁板上，稳稳当当，掷地有声。

　　“我在泉州一年多，学到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好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材质，都能留得住。石头也好，螺丝也好，都是这样。你跟我，也是这样。”

　　邱美珍看着他，眼眶微微泛红。她低下头，用手指轻轻擦了一下眼角，然后抬起头，露出一个带着泪光的笑容。

　　“你这个人，越来越会说话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连叫我名字都要犹豫半天。”

　　“那时候不敢。”

　　“现在敢了？”

　　“敢了。”

　　院子里安静了一瞬。木瓜树的叶子沙沙地响着，晾在绳子上的白底蓝花连衣裙被风吹得轻轻飘起来。客厅里传来两个阿母的笑声，大概是聊到了什么开心的事，笑声大得连院子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那我问你，”邱美珍往他面前走了一步，抬头直视着他的眼睛，“我们现在算是在一起了吗？”

　　蔡华榜没有回答。他看着她的眼睛，那双从印花厂车间里第一次认出他时就亮起来的眼睛。从七月到现在，从盛夏到隆冬，从崇武的海边到清源山的山巅，从洛阳桥的红绸带到草庵的摩尼石刻，从台风天的风雨到除夕夜的烟花——他们走了这么久，去了那么多地方，经历了那么多事，等的不过是这一刻。

　　他伸出手，握住了邱美珍的手。她的手凉凉的，在冬天的院子里被风吹得有些发僵，但握住之后，就慢慢变暖了。她的手指上有薄薄的茧，是在印花厂干了两年的痕迹，也是他第一次在车间里握到这只手时就感受到的痕迹。他把他这辈子能想到的最郑重、最笃定的语气，都放在了一个简单的字眼里。

　　“算。”

　　邱美珍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但嘴角是弯着的。她低下头，把他的手握得紧紧的，指甲微微陷进他的手背。

　　客厅里，两个阿母的聊天声还在继续。蔡华榜的阿母说华榜今年给家里买了新护腰带和虎骨酒，邱美珍的阿母说美珍今年给阿母带了芦柑和弟弟的棉袄。她们也许看到了院子里的一切，也许没有。但不管怎样，她们都没有出来打扰。

　　午前的阳光落在两个年轻人的身上，落在那棵木瓜树的叶子上，落在那件随风飘动的白底蓝花连衣裙上。远处渔港里传来渔船的汽笛声，悠长而低沉，像是一个老人的祝福。

　　“我们回去吧。”邱美珍擦了擦眼泪，松开他的手，“阿母们该等急了。”

　　“好。”

　　两个人走进客厅的时候，两只手已经分开了。但两个人的脸上都有藏不住的笑意，那种笑容是掩饰不了的——嘴角要笑不笑地抿着，眼睛却亮得像是偷了天上的星星。

　　邱美珍的阿母看了女儿一眼，目光在她微微泛红的眼角停了半秒，又看了看蔡华榜。她没有问，只是端着茶抿了一口，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蔡华榜的阿母也看到了儿子脸上的表情，和邱美珍的阿母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两个中年女人几乎是在同一瞬间达成了某种默契——一种只有母亲才懂的默契。

　　“蔡婶，中午别走了，留下来吃顿饭。”邱美珍的阿母放下茶杯站起来，“大福的船今天上午刚靠岸，他是除夕夜在海上过的，回到家还没吃上一顿热乎饭。今天正月初一，人多热闹。”

　　“这怎么好意思……”蔡华榜的阿母推辞。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都是东埔人，还是老同学。快别说了，我去厨房准备。”邱美珍的阿母已经往厨房走了。

　　“那华榜你去帮你阿姆的忙。”蔡华榜的阿母指挥儿子。

　　蔡华榜站起身来，邱美珍跟在他后面，两人一起往厨房走去。厨房里，邱美珍的阿母正在往灶膛里添柴，灶台上的铁锅冒着热气，锅里咕嘟咕嘟地炖着不知道什么汤，香气四溢。灶台旁边摆着切好的菜——一盘鱼、一盘肉、一盘青菜，还有一盆泡在水里的米粉。

　　“我来烧火。”蔡华榜蹲在灶膛前，抓起一把柴草塞进灶膛。他从小就会烧火，火候掌握的比很多大人还好。

　　“我帮你切菜。”邱美珍拿起菜刀，手起刀落，砧板上的葱姜蒜被切得匀称细碎，动作利落干脆。

　　邱美珍的阿母站在一旁看着这两个年轻人——一个烧火，一个切菜，配合默契得像是练过一样。她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弯起了嘴角。

　　中午，两家人——其实也算不上两家人，就是两家阿母加两个年轻人——坐在邱美珍家的饭桌前。桌上摆满了菜，虽然没有除夕夜那么丰盛，但在正月初一的午饭里已经算是很隆重了。邱美珍的阿爸也回来了，被女儿从楼上喊下来吃饭。他是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手上有常年拉渔网磨出来的厚茧，下巴上冒着一片青灰色的胡茬。他从蔡华榜进门起就在打量他，吃饭的时候坐在蔡华榜对面，时不时问他几句话——在泉州做什么工，一个月挣多少钱，家里阿爸阿母身体怎么样，以后有什么打算。蔡华榜一一回答，语气平实，不卑不亢。

　　邱美珍的阿爸问完最后一个问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蔡华榜碗里，说了句：“年轻人，多吃点。”那句话的语气不冷不热，但把肉夹到碗里的动作，本身就是一种认可。邱美珍在桌子下面悄悄握了握蔡华榜的手指，然后迅速松开。

　　吃饭的时候，邱美珍的阿母和蔡华榜的阿母聊起了两个孩子的初中时代。邱美珍的阿母说美珍初中三年成绩一直不错，在班里能排前十，要不是家里条件不好，她应该能上高中，说不定还能考大学。蔡华榜的阿母说华榜成绩一般，但动手能力强，在五金店干了一年就能独当一面了，他老板说全五金街找不到第二个这么实在的学徒。

　　“我们华榜字写得不好，春联写了三遍才贴上去。”

　　“我们美珍字倒是写得好，但她不会烧火，上次让她烧个水差点把厨房点了。”

　　两个阿母互相夸着对方的孩子，又各自贬低自家的孩子，这是闽南长辈们特有的客套方式。但说着说着，话题就变了味——开始互相夸起对方的孩子来了，那语气怎么听都有点像在夸自家的准儿媳、准女婿。

　　蔡华榜埋头吃饭，邱美珍也埋头吃饭。两个人的耳朵都红红的，但嘴角的弧度谁也藏不住。

　　正月初三，蔡华榜要回泉州了。

　　一早起来，阿母就红着眼眶给他收拾东西。她把家里能带的东西都往蛇皮袋里塞——自己晒的鱼干、腌的咸菜、炸的酥饺、做的碗糕，还有给阿香嫂带的一大包虾皮和两瓶自家腌的沙茶酱。蔡华榜说太多了装不下，阿母说装不下也要装，泉州买不到这些。

　　阿爸站在院子里，腰上还绑着那条新护腰带。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蔡华榜把蛇皮袋绑在三轮车上，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走过去，把蔡华榜那条深灰色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他的脖子。那个动作笨拙而生硬，做完以后就转过身去，望着远处的海面。

　　“阿爸，我走了。”

　　“嗯。”

　　“腰好一点了就多走动走动，别老坐着。”

　　“知道了。”

　　“阿母的药我放在你枕头底下了，你记得每天吃。”

　　“知道了。”阿母已经忍不住在抹眼泪了。

　　蔡华榜走到阿母面前，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那是他昨天特意准备的，里面装着五百块钱。他把红包塞进阿母手里。

　　“阿母，这是我攒的。你拿着，买点好吃的，别天天省着。”

　　阿母推了两下没推动，眼泪就掉下来了。她握着红包，用袖子擦了擦眼泪，嘴里念着：“你这孩子，在外面自己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还给阿母钱。阿母不要你的钱，你留着自己用。”

　　“我有钱。年底邱叔给我涨了工资，饼干盒里还有。”蔡华榜说。他没有说饼干盒里其实只剩下几百块了，但他说得理直气壮。

　　阿母把钱收下了，又往他怀里塞了两个热乎乎的茶叶蛋，说路上吃。然后她站在门口，看着蔡华榜的背影渐渐消失在石板路的拐角处，手里攥着那个红包，一直到红包的边角都被她的手指捏皱了也没有松开。老黄狗追着他的三轮车跑到村口，蹲在大榕树下望着他离去的方向，呜咽了两声，然后耷拉着尾巴慢慢走回了家。

　　蔡华榜推着三轮车走到村口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了榕树下的红色身影。

　　邱美珍已经到了。

　　她今天穿着那件粉红色的呢子外套，围着白色围巾，手里拎着一个比回去时更鼓的蛇皮袋，脚边还放着一个大塑料袋。榕树的气根在晨风中轻轻摇晃，有几条垂下来搭在她的肩膀上，她伸手拨开又搭上来，索性不管了。她大概是来了有一会儿了，鼻尖被海风吹得微微泛红。

　　“你阿母又给你塞东西了吧。”邱美珍看着蔡华榜那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笑着说。

　　“你也是。”

　　“阿母恨不得把家里所有能吃的都让我带上。我弟弟还在旁边起哄，说姐姐你要是拿不动我帮你送过去。”邱美珍无奈地笑了笑。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然后同时笑了。那笑容里有种默契——他们都经历了同样的事。阿母的红眼眶，阿爸的沉默，塞得快要撑破的蛇皮袋，沉甸甸的挂念和说不出口的爱。

　　蔡华榜把邱美珍的行李也放到车斗里，两个蛇皮袋加两个塑料袋，把车斗塞得满满当当。然后他跨上车座，邱美珍坐在车斗边上，两条腿悬在外面，手扶着栏杆。

　　三轮车吱吱呀呀地驶出了东埔村。经过村口那棵大榕树的时候，邱美珍回头看了一眼。榕树还站在晨光中，和每一次她离开时一样。树下没有老人乘凉——大年初三的早晨，老人都在家里烤火呢。但石凳还在，斑驳的阳光洒在上面，安静而温暖。

　　“今年走的时候，感觉不一样。”她说。

　　“哪里不一样？”

　　“以前走，是一个人走。今年有人一起。”邱美珍迎着海风，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好像没那么舍不得了。”

　　蔡华榜没有说话，但他蹬车的节奏轻快了几分。换了新链条的三轮车吱呀吱呀地响着，沿着海岸线往石狮的方向骑去。身后是越来越小的东埔村，是妈祖庙的飞檐翘角，是那棵大榕树越来越模糊的轮廓，是大海越来越远的海岸线。

　　到石狮客运站的时候，正好赶上一班去泉州的大巴。两个人上了车，还是坐在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置。车窗外，石狮的街道正在从春节的慵懒中醒来，店铺陆续开门，街上的行人也多了起来。

　　邱美珍没有睡觉。她看着窗外的风景从海边的渔村变成城市的楼房，忽然开口了：“刚才我阿母站在门口送我，让我跟你说句话。”

　　“什么话？”

　　“她说，让你有空再来坐坐。”邱美珍转过头看着他，眼睛里带着笑意，“上次说这句话的时候，她还不知道你织的帽子是给我织的。这次她知道了。”

　　蔡华榜把脖子上的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了微微发烫的耳朵。围巾上那个绣着“榜”字的角落刚好贴在他的下巴上，软软的，暖暖的。

　　到了泉州客运站，蔡华榜把邱美珍的行李搬上三轮车，然后载着她穿过泉州城。泉州城还沉浸在过年的气氛中，街道两旁的店铺大多还关着门，只有少数几家小吃店和杂货铺已经开门营业。街上的行人不算多，偶尔有小孩在路边放鞭炮，鞭炮的碎纸屑撒了一地，被风吹得四处飘散。

　　路过中山南路那家面线糊店的时候，邱美珍拍了拍蔡华榜的后背：“阿祥伯的面线糊店开着。”

　　蔡华榜放慢了车速。果然，那家小小的面线糊店门口冒着白气，阿祥伯正坐在门口择菜，看见两个年轻人骑着三轮车经过，还朝他们挥了挥手。他大概认出了这两个常来的年轻人——那个总是抢在前面付钱的小伙子，和那个吃面线糊会细细品味每一口的姑娘。

　　“等过两天你下班了，我们再来吃。”邱美珍说。

　　“好。”

　　到了印花厂门口，门卫还是那个老大爷。过年期间他也留守在厂里，穿着一件崭新的蓝色棉袄，正坐在传达室外面的凳子上嗑瓜子晒太阳。看见蔡华榜的三轮车，他站起来，笑眯眯地打量着两个年轻人。

　　“哟，一起回来的？”

　　“阿伯新年好。”邱美珍从车斗里跳下来，从蛇皮袋里掏出一包家里做的酥饺，递过去，“给您的，东埔特产。”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老大爷接过酥饺，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你们俩，这是——”

　　“阿伯，您吃您的，别瞎问。”邱美珍笑着打断他，朝他摆了摆手，然后从蔡华榜手里接过自己的蛇皮袋。

　　“初三晚上你什么时候来？”她问，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

　　“吃了晚饭就来。”蔡华榜说。

　　“那我在传达室等你。”

　　“好。”

　　邱美珍拎着行李跑进了厂门，粉红色的呢子外套在空荡荡的厂区里显得格外鲜艳。那个湖南妹子已经不在门口等她了，阿秀也已经回了安溪，但她的脚步并不孤单。她跑到车间拐角处，回头朝蔡华榜挥了挥手，然后消失在拐角后面。

　　门卫老大爷咬了一口酥饺，满足地叹了口气，然后朝蔡华榜竖了个大拇指。那个大拇指的意思很明确——小伙子，行啊。

　　蔡华榜没有回应那个大拇指，但他的嘴角弯了一下。他骑上三轮车，往五金街的方向蹬去。

　　回到五金街的时候，鑫发五金商行还关着门。卷帘门上贴着一张红纸，写着“正月初四开市大吉”，字是邱叔自己写的，歪歪扭扭的，没有蔡华榜写得好，更不如邱美珍的春联。街道两旁的梧桐树还是光秃秃的，在冷风中轻轻摇晃。

　　蔡华榜拿出钥匙开了门，把阿母塞的东西放在厨房里，把虾皮和沙茶酱放在阿香嫂的灶台上——她明天一早回来就能看到。然后他开始打扫卫生，把放假前没来得及清理的角落都扫了一遍，把货架上的灰尘擦掉，把柜台上的日历翻到正月初三那一页。做完这些，他去水龙头下洗了把脸，换了件衣服，对着破镜子把围巾围好、帽子戴正。

　　傍晚，他推出了三轮车。

　　初三晚上，去找她。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蔡华榜蹬着三轮车到了印花厂门口。门卫老大爷正在传达室里看电视，抬头看见他来了，从窗口探出头来，手里还拿着一把瓜子。

　　“找美珍？她在宿舍呢。你去吧，大过年的，不用登记了。”

　　蔡华榜把三轮车停在厂门口，走进厂区。印花厂在过年期间停工了，车间里黑洞洞的，没有了往日的轰鸣声，安静得有些不真实。只有宿舍楼有几扇窗户亮着灯——那些是留守在厂里的工人，有的是因为家太远没回去，有的是因为需要值班。邱美珍说初四才开工，今晚她是提前回来住一宿。

　　邱美珍已经在传达室门口等着了。她换了身衣服——那件浅绿色的短袖T恤在冬天穿太薄了，外面套了一件厚厚的棉睡衣，脚上是一双棉拖鞋。她的头发刚洗过，还有点湿，散在肩上，在路灯下闪着微微的水光。

　　“你吃过饭了？”她问。

　　“吃了。你呢？”

　　“食堂的大姐给我煮了碗面。过年期间厂里就几个人留守，大姐说不用刷卡，免费吃。”邱美珍从传达室里走出来，和蔡华榜并肩站在路灯下，“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都还没回来。有点不习惯。”

　　“那出去走走？”

　　“好。”

　　两个人没有骑车，就在厂区附近的街道上慢慢地走着。初二的夜晚很安静，街上的店铺大部分都关着，只有零星几家小吃店还亮着灯。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一前一后，有时候重叠在一起，有时候又分开。远处偶尔有鞭炮声传来，大概是哪家在庆祝过年。

　　“你说明年我们会怎么样？”邱美珍忽然问。

　　“什么怎么样？”

　　“就是，你还在五金店吗？我还在印花厂吗？我们还会每个星期天出去吗？”她停下来，转过身看着他，“我不想到明年这个时候，发现一切都变了。”

　　“不会变。”蔡华榜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会一直骑三轮车去找你。你星期天有空，我就带你去吃面线糊。你没空，我就在厂门口等你。你加班，我就把茶叶蛋送到食堂。你被裁——”他顿了顿，“你不会被裁。但如果真有那一天，我帮你找新的工作。”

　　邱美珍看着他，嘴唇微微动了动。风从街道的尽头吹过来，把她的湿头发吹散了，她把头发拢了拢，低下头，然后轻轻笑了一声。

　　“要是邱叔不招我呢？”

　　“那我就陪你一起找。找到你满意为止。”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笃定。”她的声音有些发颤，不知道是冷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因为是实话。”蔡华榜说。

　　邱美珍没有再说话。两个人继续慢慢地走着，走过那条他们走了无数遍的中山南路，走过文庙旁边那条有南音传出来的小巷，走过那家沙县小吃——今天过年没开门，走过那个夜市——过年期间摊位比平时少了一大半，只有卖烤红薯的老头还在老位置上守着他的铁皮炉子，炭火把炉壁烧得通红。

　　回来的时候，路灯已经全亮了。印花厂门口的灯光是白亮白亮的——那是台风后新换的LED灯，不再是以前那盏忽明忽暗的老灯了。

　　邱美珍在厂门口停下来，转过身面对着蔡华榜。新路灯的白光照在她的脸上，把她刚洗过的头发照得亮晶晶的。她的眼睛里映着路灯的光，亮得像那天在崇武海边看到的夕阳碎片。

　　“帽子戴着。”她指了指他头上的灰色毛线帽子。

　　“一直戴着。”

　　“围巾也戴着。”

　　“戴着。”

　　“那就好。”她笑了一下，然后忽然踮起脚尖，在蔡华榜的脸颊上轻轻地亲了一下。

　　那个吻很轻很轻，轻得像一片树叶落在水面上，连涟漪都没怎么扩散开来。但蔡华榜觉得，那一瞬间，全世界的风都停了，全世界的灯都亮了，全世界的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她的嘴唇在他脸颊上留下的那个微凉的、柔软的、只停留了不到一秒的触感。

　　邱美珍退后一步，脸在路灯下红得像她身上那件粉红呢子外套。她没有说话，只是用手背蹭了蹭自己的嘴唇，然后转身跑进了厂门，棉拖鞋在水泥路面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小。

　　门卫老大爷从传达室里探出头来，嘴里还叼着一根牙签。他看了看蔡华榜呆站在原地的样子，又看了看邱美珍跑远的背影，咧嘴笑了一下，然后缩回头去，继续看他的电视。屏幕里正在重播春节联欢晚会，小品演员夸张的笑声从传达室里传出来，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显得格外热闹。

　　蔡华榜站在原地，抬手摸了摸被亲过的脸颊。那个位置上还残留着一丝微凉的触感，像是被海风吹过一样。他的心跳得很快，快得像是刚蹬了半个小时的爬坡路。

　　他骑上三轮车，往五金街的方向蹬去。一路上他的嘴角都是弯着的，怎么压也压不下去。他伸手摸了摸脖子上的围巾——那个绣着“榜”字的地方，被晚风吹得凉丝丝的。然后他抬起手，隔着毛线摸了摸自己右边脸颊。

　　这个年，是他这辈子过得最好的一个年。

　　回到五金街的时候，阿辉已经回来了，正在门口扫地，抬头看见他，刚想喊“华榜新年好”，却被他脸上的表情吓得扫帚差点掉了。

　　“你笑什么？”阿辉警惕地看着他。

　　“没笑。”蔡华榜面无表情地停好三轮车，但那个努力压制的、怎么也压不下去的嘴角还是出卖了他。

　　阿辉盯着他看了半天，然后摇摇头，继续扫地，嘴里嘟囔着：“谈恋爱的人，脑子都不正常。”

　　蔡华榜没有反驳。

　　他回到小隔间，把铁皮饼干盒从床底下拿出来。打开盖子，里面的东西一样没少——一千五百块钱，不对，现在是三百块了，其余的都给了阿母。写着“谢谢”的纸条，泛黄了，但字迹还是端端正正的。海螺壳，螺旋的纹路在灯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蓝兔子面人，歪着头，抱着胡萝卜，耳朵上还沾着一点在草庵蹭到的灰。还有那张写着“帽子太简单了，围巾练了很久。天冷了，戴着”的新纸条。

　　他把今天新放进盒子里的一支棒棒糖拿出来看了看。那是今天路过中山南路时买的，草莓味的，粉红色的，还没拆封。他本来想今晚送给邱美珍，但忘了。明天吧，明天初四她开工，他可以在中午休息的时候骑车过来送给她。

　　他把棒棒糖放回盒子里，盖上盖子，塞回床底下。然后他躺到床上，双手枕在脑后，盯着天花板上那盏白炽灯。灯泡上还落着那层灰，和去年七月他第一次躺在这里时一模一样。但他的生活，已经和那层灰下面的灯泡一起，被擦得锃亮。

　　他抬手摸了摸右边脸颊。

　　那个吻的温度，还在。

　　明天，初四。她开工。他可以骑车过去，把这支草莓味的棒棒糖送给她。然后跟她说，阿香嫂说了，初三以后花生汤还留着一碗，给她喝。

　　后天，初五。如果她不加班，他想带她去看看泉州清净寺。那是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据说有一千多年了，和洛阳桥差不多年纪。他们还没去过那里。

　　大后天，初六。如果阿香嫂同意，他想让她来店里吃顿火锅，就说是补过年的。上次台风后那顿火锅她吃得很开心，阿香嫂也说让她常来。

　　未来的每一天，他都想好了。

作者有话说

　　蔡华榜爱邱美珍
现在已经在泉州定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