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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第 14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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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五月一到,石狮就像被塞进了蒸笼。
操场上的煤渣跑道被太阳晒得冒烟,踩上去软绵绵的,鞋底能粘上一层黑灰。教室里的吊扇从早转到晚,扇叶上的灰被吹得到处都是,落在第一排同学的课桌上,每天值日生要擦三遍。窗外的知了开始叫了,从早自习叫到晚自习,声音大得能盖过英语老师的录音机。许文强上课的时候把课本立在桌上当屏风,躲在后面用作业本折纸扇,折好了就给王仁江扇两下,扇过来的风是热的,但聊胜于无。陈静从家里带来一个小喷壶,课间往脸上喷水,也给王仁江喷一下,细密的水雾落在脸上凉丝丝的,能清醒三分钟。
期中考试成绩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贴出来了。王仁江站在布告栏前面,从最后一名往前找——这是他上学期的习惯,因为他的成绩总是在倒数十名之内。但他从倒数第一看到倒数第二十,都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的心跳快了几拍。他继续往上看,在第十八名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班级一共四十二个人,第十八名是正中间偏上。他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好一会儿,确认准考证号没有看错,确认那个歪歪扭扭的打印字体写的确实是“王仁江”,确认各科成绩加起来没有算错——语文78,数学82,英语75,生物80,历史76,地理74,政治70。总分五百三十五分,比上学期的期末总成绩高出将近一百分。
他站在布告栏前面,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不是想哭的那种酸,是那种——做了很久很久的事,终于看到了一点结果。他没有马上离开,而是把那张成绩单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许文强排第三十名,数学61分,刚好及格——他上次数学考了五十九,这次多了两分,进步了两分,但对他来说这已经是跨时代的胜利。陈静排在第五名,英语全班第一,总成绩比王仁江高出五十多分。
许文强从后面挤过来,先看了自己的名次,发出一声能把布告栏玻璃震得发抖的欢呼——“我数学及格了!”然后他帮王仁江找名次,从下往上找,找到第二十名还没找到的时候表情开始困惑,他以为王仁江又掉到倒数后十名里去了。王仁江指了指第十八名的位置。许文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愣了大概三秒,然后一巴掌拍在王仁江的后背上,力道之大让前面正在看成绩的女生回头瞪了他一眼。
“第十八!你考了第十八!你上次期末是第几来着?好像是三十三吧?你进步了十五名!十五名!”他的音量引来了周围好几个同学的侧目。
王仁江笑了笑,揉了揉被拍疼的后背。进步了十五名。上学期期末他排在班级倒数,数学差点不及格,英语单词听写每次都是错一半以上。这学期他每天用陈静送的那支歪笔尖钢笔写一页字帖,每天背二十个英语单词,数学作业每一道不会的题都去问陈静。陈静讲题的时候会用铅笔在草稿纸上画图,画线段,画数轴,把抽象的问题变成能看见的东西。她说数学其实就是画图,图看懂了,题就做对了一半。他以前觉得数学是看不懂的天书,现在觉得数学是一张可以慢慢拼的拼图。
陈静从人群中挤出来,走到他身边。她没有挤到布告栏前面看成绩——她大概早就知道自己考了多少,或者根本不在乎名次。她看着王仁江的脸,然后嘴角弯了一下:“看到了?”
“看到了。第十八。”
“数学多少?”
“八十二。”
“比我预估的还多了两分。”她把手插进校服口袋里,歪着头看他,带着她特有的、把得意藏在平静里的表情,“我批你模拟卷的时候预估是八十。你最后那道应用题列式对了,计算错了一步,扣了三分。但前面选择题有一道你蒙对了——就是你考试前一天晚上问我‘概率题到底怎么做’的那道。你说选C,我说选A,你最后选了A。那道题全班只有三个人选A,你是其中一个。”
“另外两个是谁?”
“我和数学课代表。”她说完自己先笑了。
王仁江忽然想起考试前一天晚上的场景。晚自习结束后,陈静坐在他旁边的空座位上,面前摊着一张草稿纸,上面画满了红球白球和树枝状的概率图。她已经讲了二十分钟,嗓子有点哑,喝水的时候呛了一下,但还是坚持把最后一道概率题讲完了才回宿舍。她走的时候走廊已经熄灯了,是摸黑扶着楼梯扶手下去的。他当时想说“你回去小心点”,但说出口的只是“嗯,知道了”。现在他考了八十二分,她想的是“比我预估的还多了两分”。这两分跟她没有关系,但她记得比他还清楚。
“这周末请你吃沙县。”他说。
“只请沙县?进步十五名至少得请两顿。”
“那就两顿。扁食加卤蛋,管够。”
许文强从后面探过头来:“我呢?我数学也及格了!你们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吃独食!”
“你也来。你付你自己的。”
“小气!”许文强嘴上骂着小气,脸上笑得很开心。
五月的第二个周末,石狮下了一场暴雨。雨从周六下午开始下,一直下到周日中午。操场上积水淹过了脚踝,煤渣被冲得到处都是,双杠下面那片沙地彻底变成了一个泥塘。广播里说台风在广东登陆,闽南这边只是擦了个边,但雨势不小。住校的学生们被困在宿舍里出不去,走廊上晾的衣服全被雨打湿了,有人收的时候发现衣服上沾了一层泥点子,骂骂咧咧地重新洗。
王仁江本来想回家一趟,他妈打电话来说村里路被水淹了,中巴开不进去,让他这周别回来。他挂了电话站在走廊上看雨,雨幕密得连对面的教学楼都看不清。操场边上那排刺桐树在风雨里被吹得东倒西歪,前几天刚冒出来的新叶被雨打得落了一地,铺在泥水上面像一层绿色的碎纸屑。他想,今天大概只能窝在宿舍里写作业了。
下午三点,雨小了。他从书包里拿出那本《泉州老街巷》翻了几页——他和陈静交换的那本,扉页上她写了一句“以后我们一起去走一遍”。他一直放在书包里,有空就翻一翻。书上说泉州西街有一家面线糊店开了四十年,老板每天凌晨三点起来熬汤底,汤底里的海蛎和虾仁必须用当天凌晨从码头上卸下来的第一船货。书上还说涂门街后面有一条叫胭脂巷的小巷,南宋的时候整条巷子都是卖胭脂水粉的铺子,巷口有一口古井,井水用来调胭脂特别显色。他把书合上,想着放暑假了一定要找机会去泉州,不是去找任何人,就是去那些老巷子里走一走,把书上写的那些地方都看一遍。
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他抬头一看,是许文强和陈静。许文强穿着那双还没晾干的球鞋,踩在走廊的积水上啪嗒啪嗒响。陈静打着一把伞——就是那把他们去海边时带的折叠伞,黑色的,伞骨有一根弯了,撑开来有一边稍微往下塌,她说是在城隍庙门口被人挤弯的,但还能用。
“我就知道你在走廊上看雨。”陈静收了伞,甩了甩伞上的水珠,从帆布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给你带了东西。”
“什么?”
“枇杷。我爸昨天从老家带回来的,很甜。”她把塑料袋递给他,里面装着十几个黄澄澄的枇杷,果皮上还带着细小的绒毛和水珠,大概是刚洗过的。有几颗的皮被蹭破了,露出里面淡黄色的果肉,散发出一种清甜的果香。
许文强在旁边咳嗽了一声。陈静又掏出一个塑料袋递给他:“你的。别再说我偏心。”
许文强接过枇杷,当场剥了一颗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甜!比上次那个龙眼干好吃!你爸老家是哪里的?怎么又有龙眼干又有枇杷?”
“漳州。平和县。那里漫山遍野都是果树。我小时候暑假回去,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果园里摘果子吃。龙眼、荔枝、枇杷、柚子,一年四季不断。”她靠在走廊的栏杆上,把那把弯了伞骨的折叠伞挂在栏杆边缘,看雨水顺着伞面滴下去。
“那你小时候过得挺幸福的。”许文强又剥了一颗,这次没塞嘴里,而是放在手心里端详了一下,“我小时候最幸福的事是我妈打麻将赢钱,赢了就给我买一包方便面。后来她老是输,我就没方便面吃了。”
“所以你现在的智商是方便面养出来的?”陈静问。
“应该是。方便面里有防腐剂,防腐剂可能对大脑发育有帮助。”
陈静笑得把枇杷核差点吞下去。王仁江也笑了。
雨在三人的笑声里又小了一些,变成了毛毛雨。教学楼的屋檐上还在往下滴水,落在花坛的泥地里发出有节奏的滴答声,像一只走得不太准的钟。空气里有雨后的清新、枇杷的清甜、以及远处海面上被雨水搅起的微微腥味。
“对了,”王仁江吐出枇杷核,用纸巾接住,“暑假你们有什么打算?”
“我回漳州老家。帮我舅打理果园,顺便吃一个暑假的免费水果。”陈静说,然后转向他,“你呢?”
“想去一趟泉州。”王仁江说。他说完之后停了一下,补充道,“不是去找人。就是想去那些老街巷走一走。”
陈静剥枇杷的手顿了顿。她没有抬头,但她听懂了。他说“不是去找人”,意思是“不用去找人”。因为他要找的人已经找不到了——或者说,已经不需要再找了。她去过泉州,在上学期的那个冬天,她去开元寺门口站了很久,在那棵活了几百年的榕树下面捡了一片叶子,夹在速写本里。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去过泉州,但王仁江知道。他看到她速写本里那片榕树叶的时候,没有问,只是在旁边放了一颗大白兔奶糖。
“你上次说泉州西街有一家面线糊店,”陈静说,把剥好的枇杷放在纸巾上,“开了四十年的那家。如果你去的话,帮我尝尝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
“好。”
许文强吃完了自己那份枇杷,手上全是果汁,往裤子上蹭了蹭,说:“我也想去泉州。上次去还是小学的时候跟我妈去开元寺烧香,烧完香就回来了,什么都没玩到。这次要是去的话,我要去清源山爬山,听说山顶上能看到整个泉州。”
“你爬得动吗?上次去海边走两步就喊腿酸。”陈静说。
“那是上学期!这学期我天天打篮球,体能已经今非昔比了。我现在能连续打两个小时篮球不休息,爬个清源山还不是小菜一碟。”许文强拍了拍自己的大腿,表示这两条腿已经脱胎换骨了。然后他转向王仁江,“暑假你定个时间,我跟你一起去泉州。陈静你也来,我们三个一起去。”
陈静想了想说:“我七月中旬从漳州回来。七月中下旬都可以。不过去之前要提前看天气预报,别再碰上台风。”
“那就七月底。我跟我妈说一声,让她给我多带点钱。”许文强已经开始在脑子里列行程了——先去开元寺,再去清源山,中午在西街吃面线糊,下午去涂门街看古厝,晚上如果还有时间就去那个胭脂巷找古井。他把这个计划说得天花乱坠,好像他不是去泉州玩一天,而是去探险亚马逊雨林。王仁江靠着走廊栏杆,听着许文强的宏伟计划,偶尔插一句“胭脂巷在西街后面那条路”“书上说开元寺的榕树有一千多年了”“面线糊加醋肉比加油条好吃”。这些细节都是从那本《泉州老街巷》里看来的,陈静一边听一边微微点头,她大概早就把书翻烂了,只是没说出来。
时间在枇杷核和旅行计划中不知不觉地滑过,雨终于停了。西边的云层裂开一道缝,一道金光从缝隙里射下来,照亮了整个操场。积水上映着破碎的天空,像是有人在地上铺了一面摔碎的镜子,每一块碎片里都装着一小片蓝天。
五月下旬,学校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校园文化节。这在石狮八中算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活动之一,各个班级都要出一个节目。许文强作为体育委员,提议搞一个男生篮球表演赛——就是让会打篮球的男生在操场上表演花式运球和扣篮。李国华在班会上否决了这个提议,理由是“花式篮球不是文化艺术节目,是体育节目,体育节目不归文化节管”。许文强不服,说文化节开幕式上的开场表演为什么每年都有武术表演,武术也是体育。李国华说武术是传统文化。许文强说篮球也是文化。最后的结果是许文强的提议被驳回,他被罚做了一周的班级值日。
最后定下来的节目是陈静提议的——诗朗诵加短剧表演。她选了课本里鲁迅的《社戏》片段,把它改编成一个小短剧,讲一群孩子晚上坐船去看社戏的故事。陈静自编自导,负责改编剧本、设计舞台动作、画黑板报宣传。她还拉了几个同学来当演员——王仁江演那个带着孩子们坐船的孩子王“迅哥”,许文强演船上的一个胖小孩。许文强一开始不肯演,说他的形象比较适合演反派,比如地主家的儿子或者欺负小孩的大个子。陈静说这个剧里没有反派,都是好朋友。许文强问那他有没有台词,陈静说有,一句——“快点划!”许文强想了半天,觉得“快点划”也算台词,而且只有三个字,好背,就答应了。
排练在每天下午放学后进行。教室里的桌椅被挪到两边,中间空出一块空地当舞台。陈静站在讲台上拿着剧本指挥,她的剧本写在几张从备课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字迹密密麻麻,台词旁边还画了小人示意图——每个小人旁边都标注了“王仁江站这里”“许文强站这里,面向观众,不要抠鼻子”。许文强每次排练都要抠鼻子,陈静已经提醒了不下十次。王仁江的台词最多,但他在陈静面前排练的时候反而比平时在课堂上发言更自然——他不需要面对全班四十多双眼睛,只需要面对陈静一个人举着剧本当提词器。
正式演出那天是周五下午。学校礼堂里坐满了人,台下的日光灯关了,只留舞台上的聚光灯。王仁江站在幕布后面,透过幕布的缝隙往外看——下面黑压压的一片人头,有同班的同学,有其他年级的学生,有坐在第一排评分的老师。教导主任也在,正低头在评分表上写着什么,脸上没表情。他深吸了一口气,手心有点出汗。他想起上学期在六楼走廊上拿刀对着王家芳时手抖得比现在厉害得多。那次他是一个人。这次不一样——幕布的另一边,许文强正在把戏服往身上套,那件戏服是陈静用旧床单改的,穿在身上像个麻袋;陈静站在舞台侧面,手里拿着剧本和一支笔,正朝他微微点头。
幕布拉开。聚光灯很亮,照在脸上有点热,台下的人脸反而看不太清了,只见一片模糊的轮廓和偶尔反光的眼镜片。王仁江说了第一句台词,声音比他预想的要稳。许文强在他说到第三句的时候接上了“快点划”,喊得特别大声,台下的观众都笑了。王仁江忍住没有笑场,继续往下演。短剧只有十五分钟,他们排练了两周,每一个走位、每一句台词的停顿都反复练习过。演到最后一幕的时候——一群孩子划船归来,在月光下告别——王仁江站在“船头”,背对着观众,说最后一句独白。他背诵的声音在礼堂里回荡,穿过聚光灯刺眼的光区传向暗处。
演完之后谢幕,台下响起掌声。教导主任在评分表上写了什么,然后把评分表推给旁边的老师。王仁江没有去看分数,他已经不在乎能不能拿奖了。他站在舞台上,幕布在他身后缓缓合拢,身边站着气喘吁吁的许文强和抱着剧本的陈静。他们三个并排站在舞台中央,像是碉堡墙上那三个名字从水泥里跳出来变成了真的人。
陈静转头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用口型说了四个字——“演得很好。”
那天晚上,王仁江回宿舍之后坐在床上,拿出钢笔和字帖。今晚不用写一页,但他还是写了。他写:“今天在全校面前演了一出戏。谢幕的时候观众鼓掌了。陈静说演得很好。许文强台词只有三个字,但他喊得最响。这是我们三个第一次一起完成一件事。记下来。”他把字帖合上,钢笔放回枕头底下。
六月的第一个周末,他们又去了一次那片废墟。去的路上,他经过丽苑花园门口,习惯性地往六楼窗户看了一眼。窗帘还是拉着的,但这次他看到了一束光——不是台灯的光,是明亮的、大片的、把所有窗帘都拉开的阳光。午日画室换了新主人,大概是某个新搬来的住户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那扇门上的“午日画室”牌子已经摘了,门框上只留下一块长方形的不干胶痕迹,颜色比周围的油漆淡一些,像是一个再也挂不上任何东西的旧伤疤。
他没有停下来。他继续往前走,穿过那条种满芒果树的街。芒果树上已经挂满了青色的果实,一个个拳头大小,藏在茂密的叶子中间,要仔细看才能发现。等到七八月,它们就会变黄,变甜,然后落在地上摔开花,把甜腻的香味铺满整条街。
废墟又缩小了一圈。推土机已经推到了距离涂鸦墙不到五十米的地方,东边的一大片空地被压得平平整整,上面插着几根测量用的木桩,桩顶绑着红色的塑料绳,被风吹得不停地打转。碎砖被码成了整齐的堆垛,等待着被卡车运走。但涂鸦墙还在,那面承载了太多秘密的墙还在。王仁江站在墙前面,看着上面那些层层叠叠的痕迹。
王家芳最初画的侧脸已经褪得快看不清了,只留下一圈淡淡的红色轮廓。他喷的红叉还在,但颜色也旧了,从鲜艳的血红变成了暗沉的铁锈色。王家芳用白漆写的那句“你说得对。她确实是”——字迹还在,但在风吹日晒下也淡了一些,边缘开始出现细微的龟裂。他自己刻的“我知道了”——那是他用碎砖头一笔一划刻上去的字,刻得又深又用力,砖痕嵌进了水泥的肌理里。陈静后来用粉笔写的“我也知道了”被雨水冲掉了大半,只剩几个模糊的笔画。但王仁江上次描过的那三个字还在——“彼此的”,他的粉笔迹叠在她的粉笔迹上面,两重白色叠在一起,比墙上任何字迹都更亮。
陈静站在他旁边,从口袋里掏出那半截粉笔。还是那半截——寒假前她用的那半截,他走之前捡起来放进书包里,开学后又还给了她。她说这半截粉笔是幸运物,每次来废墟都带着。她在墙上又写了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的,用的是左手——“王仁江考了第十八名。”
王仁江从她手里拿过粉笔,在旁边写:“许文强数学及格了。”
许文强从后面探过头来,看了看那两行字,然后也接过粉笔写了一句——“陈静编的剧演完了,观众鼓掌了。我台词只有三个字,但我喊得最响。”
他写完之后退后两步端详了一下,问:“像不像诗?”
“像。三流诗人。”陈静说,把粉笔接过来放回口袋。
然后三个人同时沉默了。海风从废墟的西边吹过来,带着推土机翻出的泥土味、推倒老房子时扬起的灰尘味、以及更远处海水的腥咸味。他们看着那面墙,墙上现在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有王家芳的画和王仁江的恨,有王家芳的回答和王仁江的接受,有陈静的回应和王仁江的承诺,有许文强的幽默和三个人的日常。这面墙从最初的一个人的秘密变成了两个人的对话,又变成了三个人的共同记录。它见证了王仁江从恨到接受的全部过程,见证了王家芳离开石狮的那天早晨,见证了陈静从躲在断柱后面到站在阳光下面,见证了许文强从传播流言到说“她们都很好”。
“这面墙不知道还能留多久。”陈静说,看着五十米外那台推土机锈迹斑斑的铲斗,它在午后的阳光下静静地蹲着,但谁都知道它随时会重新启动。
“推了就推了。”王仁江说,把双手插在口袋里,“墙上的字会被推平,但写过字这件事——发生过。发生过的事,不会因为墙被推了就没发生过。”
许文强难得没有接话。他站在陈静旁边,胳膊肘碰了碰王仁江的肩膀。这个动作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说明问题。他不需要说话——他的存在本身就是语言。他是那个在所有人都沉默时喊出“快点划”的人,是那个把假耐克护腕戴在左手、投进生涯唯一一个三分球的人,是那个在凌晨三点听到上铺喊陈静的名字、爬起来摸黑写纸条的人。他不需要写诗,他用篮球和纸条写。
回学校的路上,许文强走在最前面,又开始用树枝探路,只不过这次不是找水坑,而是找路边的野果。他发现了一棵野桑树,树枝上挂着几颗紫黑色的桑葚,摘了一把分给两个人。陈静吃了几颗,嘴唇染成了紫色,像涂了一层不匀的口红。她发现之后想用手背擦掉,结果手背上也沾了紫色,越擦越花。王仁江看着她那张被桑葚染花的脸,嘴角弯了一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纸巾递给她——就是她给他备的那个牌子,薄荷味的。他现在每次去小卖部都会顺便买一包放在口袋里,从冬天到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不带脑子也能完成的习惯动作。
走到校门口的时候,夕阳正落在教学楼的屋顶上。整个校园被染成了暖橙色,操场上的煤渣跑道泛着暗红色的光泽,像是刚刚熄灭的炭火。校门口那棵凤凰木的枝头已经冒出了几个红色的花苞,再过几周就要开了。传达室的老陈换了一台新的收音机,正在放闽南语歌曲,是一个女声在唱,调子很慢,很柔,唱的是出海的人什么时候回家。许文强第一个冲进校门,回头朝他们喊“晚上食堂有红烧肉!快走!”然后往食堂方向跑去。陈静没有跑,她站在凤凰木下,眯着眼看着王仁江,抬手指了指自己的嘴角,又指了指他的口袋。
他明白了。伸手一摸,自己的嘴角也沾了一点桑葚汁。他抽出另一张纸巾,擦了擦嘴角。纸巾上留下了一道紫色的印子,像是用钢笔写的某个没有完成的字。
六月下旬,初一学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期末考试之前,陈静在晚自习的时候递给他一张纸条。不是左手写的,是右手写的,字迹清秀,每一笔都压得很用力。
“期末考试好好考。数学你现在的水平大概能考八十五以上,但最后一道大题如果有二次函数,记得先用配方法,别一上来就求导数——我们还不会求导。英语作文的题目如果是‘我的暑假计划’,记得多写几句,不要只写‘I will go to the beach’就结束。你的语法没问题,你只是写不长。”
“P.S. 考完试我有话跟你说。不是坏事。”
王仁江把纸条看了两遍,然后把“不是坏事”四个字又看了一遍。他抬头往陈静的座位看过去。她正低着头写作业,耳根红了一小片,比上次在操场上踮起脚尖亲他时红得更集中——像是知道自己正被看着,但假装不知道。
期末考试周过得很快。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果然有二次函数,王仁江用配方法一步一步做完了,配方的过程在草稿纸上写了六行,每一步都严格按照陈静教的流程。英语作文题目是《My Holiday Plan》,他写了八句话,比上学期期末英语作文多写了三句。最后一句是:“I will go to Quanzhou with my friends. We will walk through the old streets and eat mianxianhu.”——他不知道“面线糊”用英语怎么说,就直接用了拼音。英语老师批卷的时候大概会笑,但他觉得没关系。
所有科目考完的那天下午,王仁江回到宿舍收拾行李。他把枕头底下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放进书包里——那幅画,七张糖纸,陈静的信,许文强的纸条,泉州寄来的照片,海螺壳,干花,钢笔,还有那半截粉笔。他把那半截粉笔单独用一张纸巾包好,塞在书包夹层里。他想,这半截粉笔大概是他拥有的最不值钱也最珍贵的东西。它只是一截普通的白色粉笔,任何一间教室的讲台上都能找到同样的。但这半截粉笔在操场围墙上写过“王仁江的光”,在废墟墙上写过“我也知道了”,在他描“彼此的”三个字时沾过他的指温。它见证过他最笨拙的表达和最认真的承诺。
许文强从门外探进头来:“王仁江!校门口集合!陈静在等了!”他背上那个巨大的蛇皮袋,寒假时的那个,拉链已经坏了一半,用一根红绳子扎着。袋子里面塞着被子和枕头,还有一个篮球——他死活不肯把篮球留在宿舍里,说万一暑假有人来借球,他不放心。
王仁江最后环顾了一圈宿舍。这间宿舍住了八个人,上下铺各四个,天花板上的灯泡还是他开学第一天看到的那盏,窗户还是永远关不严,床板上的裂缝还是从这头裂到那头。他在这里住了一个学年。两个学期。从九月的炎热到来年六月的炎热,从满心嫉妒到心平气和,从一个人到三个人。他把窗帘拉上,窗户留了一条缝。下学期他还会回来,住同一间宿舍,睡同一张床,枕头底下还是那几样东西。
校门口,陈静已经在那里了。她没带行李箱,只背着那个帆布包,怀里抱着那本速写本。许文强站在她旁边,正用手指着凤凰木上的什么东西——大概又是鸟窝。王仁江背着书包走到校门口,正好听到陈静在跟许文强说她暑假的安排——七月中旬从漳州回来,然后他们一起去泉州。许文强说他已经存了三十块钱,够吃好几碗面线糊了。
“王仁江。”陈静看到他过来,从帆布袋里拿出一样东西,“这个给你。”
是那本速写本。王仁江翻开第一页——是那次去海边时她画的画。第一张是雨后的海,灰蓝色的海面,铅灰色的云层,云缝里漏下一束光。第二张是他坐在礁石上的侧脸——他以前只知道她在画,但从来没看过成品。画面上的他微微侧头看着海的方向,下巴的线条不锋利,表情很安静,颧骨的轮廓被铅笔轻轻地勾出来。王家芳画过他一幅画,那幅画画的是他坐在双杠下的沙地上,小小的,黑黑的,仰着头不知道在看什么。王家芳画的是他孤独的样子。而陈静画的是他安静的样子。两张画之间隔了整整一个冬天,隔了从孤独到安静的漫长距离。
第三张是许文强在海边抓螃蟹的场景——他蹲在沙滩上,一只手伸进石缝里,脸上的表情画得特别生动,连他被螃蟹夹到时嗷嗷叫的嘴型都画出来了。
“本来想画四张,”陈静说,“第四张没画完。等从泉州回来再画。”
“画什么?”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许文强从校门口的老凤凰木上扯了一小截开花的枝条,拿在手里当指挥棒,站在校门口朝他们喊:“七月二十号!校门口集合!不见不散!迟到的人请客!”
“你上次迟到半小时,结果请客的是我。”陈静说。
“那是意外!这次我定三个闹钟!”
王仁江把速写本小心翼翼地放进书包里,和那幅画、糖纸、信、海螺壳放在一起。他站在校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石狮八中的教学楼。那扇朝南的窗户,倒数第二排靠窗的座位,讲台上那根被黄老师敲弯的教鞭,食堂二楼靠窗的那张两人小桌,操场角落那面写满字的围墙。所有这些地方都存储着这一年的每一个片段,像一本用钢笔写满的厚字帖,翻过去每一页都有字,每一个字都是歪的但都是真的。
许文强把凤凰花枝往肩上一扛,大步往校门外走去,嘴里嚷着“暑假开始了”。陈静走在王仁江身边,和他保持着一拳的距离。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成三条,在校门口灰白的水泥地上交叠在一起。远处海面上,轮船汽笛声如约响起,低沉而悠长。
王仁江忽然想到一件事。去年九月开学那天,他站在这扇校门口,第一次看到王雅丽从三轮车上跳下来,马尾辫在空中甩了一个圈。那时候他以为那一幕是他青春里最重要的画面。现在他知道了,最重要的画面不在开学的校门口,不在午日画室的门缝里,不在六楼走廊的刀尖上,不在废墟墙的红色喷漆里——它在过去这一年中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在沙县小吃缺了口的汤碗边,在城隍庙花灯转动的光影里,在碉堡墙上歪歪扭扭的三行名字里,在每一个抽屉里静静躺着的糖纸和钢笔字帖里。没有光是唯一的。每一盏灯都有它自己的亮法。
他加快脚步,走到陈静旁边,和她并肩走出了校门。
(第十四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