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婚之后，我收了仇家的信物》Miimu

13、番外五 从前 苏明微很少

　　苏明微很少回忆从前的事。

　　从她十五岁那年起，回忆就变成了一件需要勇气的事。那些记忆太亮了，亮到后来所有的黑暗都显得更加刺眼。但她还是留着它们。像一个人在冬天里藏着最后一盒火柴，不点燃，只是偶尔拿出来摸一摸，确认它们还在。

　　苏府的后院有一棵海棠树。她出生那年，父亲苏远山亲手种下的。她三岁那年春天海棠花开了满树，她站在树下仰头看，花瓣落在她额头上，她以为是虫子，吓得哇哇大哭。父亲将她举过头顶，让她骑在自己脖子上，说：“明微不怕，那是花。海棠花。”

　　她伸手去抓那些花瓣，抓了一掌心。父亲笑着回头对母亲说，你看她，像不像一只逮住了蝴蝶的猫。

　　母亲周氏站在廊下，手里端着刚熬好的银耳羹，抿着嘴笑。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纹路弯弯的，好看极了。她说，你们父女俩别闹了，快来喝羹。父亲将她从脖子上抱下来，她不肯，揪着他的耳朵不肯松手。父亲疼得龇牙咧嘴，却还在笑。母亲走过来掰开她的小手，把她抱在怀里，一边骂父亲惯孩子，一边往她嘴里喂了一口银耳羹。羹是温的，甜丝丝的，她记得那个味道。后来她再也没喝过那样甜的银耳羹。

　　她的乳名叫阿棠。是父亲取的。他说，海棠的棠。苏明微长到七八岁时，嫌这个名字太娇气，不让人叫了。父亲偏要叫。每日下了朝回府，官袍还没换，就站在院子里喊：“阿棠，爹回来了！”她躲在书房里假装没听见，父亲就一间一间屋子找，找到她之后把她从椅子上捞起来，像她三岁时那样举过头顶。她大了，重了，父亲举她的时候手臂会微微发抖，但他每次都要举，一边举一边说，我家阿棠长大了，爹快举不动了。然后她就会笑，一笑就破功了，再也装不了生气的样子。

　　母亲说，你们父女俩上辈子大概是欠了对方的。父亲说，那一定是欠了很多很多。

　　苏远山在都察院做左都御史的那些年，是苏家最好的日子。左都御史的俸禄不算高，但苏家世代书香，日子过得不算富裕却也从容。父亲每日天不亮就出门上朝，散朝后去都察院办案，天黑透了才回府。不管多忙，他回来做的第一件事一定是去书房看她的功课。他从来不问她“今日学了什么”，而是拿起她写的字一页一页地翻，翻完之后说，这个“永”字写得比昨日好了，撇的收笔有劲了。他记得她每一个字的长进。母亲说他，你对都察院的案子都没这么上心。父亲说，都察院的案子是别人的事，阿棠的字是我女儿的事，那能一样吗。

　　苏明微后来在江南织造府翻查旧档、在钱文敬的账册上逐页逐行地核对数字时，常常想起父亲翻她功课的样子。那种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的耐心，她从没刻意学过，却刻在了骨头里。

　　有一回父亲翻她新练的字帖，翻到“直”字那一页，停住了。她那一横写得歪歪扭扭，竖也立得不够正，整体看着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小树。父亲指着那个字，说：“明微，这个字是你今日写得最差的一个。”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等着挨训。父亲却蹲下来，平视着她的眼睛，说：“但你敢写它。这个字不容易写——横要平，竖要直，中间那三横间距要匀。爹练了几十年，有时候还是写不好。可你今日敢把它写满一整页。爹很高兴。”

　　她当时不太懂父亲高兴什么。后来她被满城的人戳脊梁骨骂“罪臣之女”，被赵宣当众掷下退婚书，被赵贵妃在凤仪殿里用最温柔的语气威胁，每一次，她都会想起那个自己写得最差的字。横要平，竖要直。写不好不怕，怕的是不敢写。

　　苏明微的棋是父亲教的。从五岁教到十岁，父女俩下了几百盘棋，她一盘都没赢过。每次输了她就把棋子一推，说不下了。父亲就把棋子一颗一颗捡回来，按颜色分好，白子归白子，黑子归黑子，然后笑着看她，说再来一盘，爹让你三子。她说不让，我要凭本事赢。父亲笑得更大声了，说好，好，凭本事赢。这句话他重复了很多年，从五岁说到十五岁。他出事之前，她终于赢了他第一盘。父亲输了之后愣了好一会儿，然后站起来，郑重其事地向她拱了拱手，说，苏姑娘棋艺精进，苏某甘拜下风。

　　那是他最后一次叫她苏姑娘。后来在太和殿上，周秉直、皇帝、满朝文武都叫她“苏姑娘”，但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声音，和父亲那声一样。

　　她后来做的所有事——在及笄宴上走向谢长渊，在御史台递状子，在方秉正面前一层层剥开他的防线——父亲都没有看到。但她总觉得，父亲知道。因为父亲教过她，输了就把棋子捡回来，再来一盘。让对手三子不是本事，凭本事赢才是。她赢了赵家，凭的是本事。不是谁的恩赐，不是谁的怜悯，是她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和当年赢父亲那盘棋一样。

　　那天父亲出门前和往常一样——换上官袍，戴上官帽，走到门口又折回来，说忘了拿一样东西。他走到她面前，从袖子里掏出一个纸包，里面是她爱吃的桂花糖。他说，昨天下朝路过朱雀街，看见老陈的摊子新炒了一锅，顺手买的。少吃点，别让娘知道。她把糖塞进袖子里，仰头冲他笑了一下，说，知道了。

　　父亲走出院门时，回头看了她一眼。她正在给院子里的花浇水，嘴里塞着一颗桂花糖，腮帮子鼓鼓的。父亲笑了笑，说，阿棠，爹去去就回。

　　那天天黑时父亲没有回来。苏明微记得后来发生的一切——巷子里忽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那声音不像是路人，像是兵士行军的步伐，整齐、沉重、越来越近，踏碎了苏府门前青石板路上的寂静。接着是急促的叩门声，不是平日里客人轻叩三下的节奏，而是用刀柄砸在门板上的闷响，一声接一声，震得门楣上的铜环都在簌簌发抖。母亲周氏放下手中的针线，抬起头，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比窗纸还白。母亲去开了门，门外站着两排禁军，领头的是刑部的一个郎中，手里举着文书，念了一大段冠冕堂皇的话，苏明微一个字也没听清，她只听见了最后一句——“苏远山贪墨军饷，押入刑部大牢候审。”

　　父亲被带走的时候没有戴手铐。两个禁军押着他的胳膊，他的官帽掉在地上，没有人去捡。他从她身边走过时，脚步顿了一下。他想对她说什么，但身后的禁军推了他一把，把他推出门去。他只在推搡的间隙回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短，短到不够她说一个字。但她看清楚了——父亲的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歉意，好像在说：阿棠，爹不能陪你下棋了。

　　母亲追出去，在巷子里摔了一跤。她跑过去扶母亲，母亲的手冰凉，攥着她的手说，不要怕，不要怕。她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说“不怕”。她只记得她抬起头，巷子里已经空了。父亲的身影被禁军围在中间，像一支被掐灭的烛火，融进了长街尽头的夜色里。

　　门外的灯笼被风吹灭了一盏。那顶官帽还在地上，滚落在门槛边的尘土里，帽翅折断了半截，帽顶上的补子沾了泥。她弯腰捡起来，抱在怀里，站在门口。夜色吞没了巷子尽头的最后一点光亮。

　　那年她十五岁。

　　此后很多年，她再也没有吃过桂花糖。

　　后来她在青溪镇的书铺里，有一回隔壁陈嫂端了一碟糖渍桂花给她尝，说是自己腌的。她捏起一片搁在舌尖上，甜味漫开的一瞬间，眼眶就红了。她把剩下半片放回碟子里，说，太甜了。其实不是太甜了。是这颗糖里，没有父亲从朱雀街顺手带回来时，纸包上沾染的那点朝露和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