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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再见成都 林远洲在普 ...

  •   林远洲在普通病房又观察了五天。各项指标稳定之后,主治医生在一个周五的早晨查房时终于松了口:“可以出院了。回家休养,按时吃药,定期复查,不能劳累,不能受凉,不能吃太咸。”他把这些“不能”一个一个写在出院小结上,字迹潦草但条目清晰。林予安站在床边,把每一条都记在手机备忘录里,每周三次社区医院心功能监测,每天早晚各量一次血压,低盐低脂饮食,戒烟限酒,适量运动。

      陈敏坐在床沿,把出院小结折好放进包里,然后开始收拾床头柜上那些陪护日子里攒下的零碎物件。新保温杯、小剪刀、几双没拆封的一次性拖鞋、一盒没用完的酒精棉片。她的手在拿起那条腕带时停了一下,腕带上印着林远洲的名字、住院号和过敏药物,是他在CCU那几天戴在手腕上的。她把腕带翻过来看了看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行机器打印的条码,然后把它放进包里,和其他东西放在一起,动作恢复了之前的节奏。

      林予安本来计划等父亲出院后第二天就和周叙一起回纽约。姜然已经替她扛了好几个星期的项目,邮件里虽然说着“不着急”,但附件里的尽调补充材料已经攒了十几份。她自己的公寓也有一个多月没住过了,阳台上那六盆薄荷还等着她回去浇水。纽约那边有太多事需要她回去处理,她在心里列了一个清单:回复姜然的邮件、更新项目进度表、和刘姐确认周日鸡蛋的供应、去工作室看《归途》第二稿的进度。

      但陈敏在收拾完最后一个塑料袋之后,把袋子系好放在椅子上,走到窗台边,拿起那只从家里带来的旧水壶,给鸢尾浇了一遍水。鸢尾的新盆已经换好了,是陈敏从家里阳台翻出来的一个旧陶盆,比原来那个塑料盆大一圈,盆底垫了碎瓦片。老方的围裙被她洗干净叠好放在窗台角落,等着周叙带回纽约。她浇完水,把水壶放回窗台上,背对着林予安,说:“你带他去看看你长大的地方。”语气和她在电话里说“你爸最近想你了”一模一样,用最平的方式说最重要的话。

      林予安看着母亲的背影,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好。

      他们在成都多待了三天。

      第一天,她带他去看她小时候住的老房子。那栋楼在锦江区一条窄巷子里,是八十年代末建的单位宿舍楼,省图书馆的职工住房。六层,没有电梯,外墙的白色瓷砖经过几十年风雨已经发黄,有几块脱落了,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楼道口的防盗门锈迹斑斑,门上的对讲机早就坏了,只剩一个空洞的塑料壳,几根断掉的电线从里面戳出来。门旁边的墙上有一排歪歪扭扭的粉笔字,是楼上哪家小孩画的,画了一只猫和一棵树。

      她站在楼下仰头看六楼那扇窗。那扇窗的磨砂玻璃换过了,以前是木框的,刷着墨绿色的漆,现在换成了铝合金推拉窗,玻璃上贴了一层遮光膜。窗台上没有母亲当年种的那盆文竹了,但她记得那盆文竹的位置,在窗台最左边,挨着墙。她小时候每次放学回家,在楼下抬头就能看到那团绿色的影子。

      “以前这里有个花坛,”她指着楼下一片已经被铺上水泥的空地,“种了一排栀子花。夏天开花的时候整栋楼都是香的。我妈每次下班都会摘一朵别在衣领上,回家以后把它放在盛水的碟子里,能香一整晚。后来物业说花坛占地方,改成停车位了。”

      周叙站在她旁边,手里握着速写本,但没有打开。他只是看着她看那扇窗。她站在老房子楼下的姿势和她在纽约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在纽约她是林予安,投行能源组VP,衣柜按颜色排列,周日早上固定去刘姐便利店买咖啡和鸡蛋。在这里她是另一个人,那个在这栋楼里长大的女孩,那个每天放学自己走回家、脖子上挂一把钥匙、开门之前先垫脚看看门缝里有没有塞新报纸的女孩。

      “你以前住六楼。”他说。

      “你怎么知道。”

      “你刚才数窗户的时候在第六层停了最久。左边那扇,墨绿色窗框——现在是铝合金了。但你数的时候眼神停在左边。”

      她看着他,没有接话,但也没有否认。

      她带他走了一遍她小时候每天上学走的路。那条路改建过了,原来的石板路被铺成了沥青,路边那家卖糖油果子的店变成了一家连锁便利店,玻璃门上贴着移动支付和外卖平台的广告贴纸。那家她小时候买过无数支铅笔的文具店现在变成了奶茶店,门口排着几个穿校服的中学生。但街角那棵梧桐树还在,树干粗到两个人都合抱不过来,树冠遮住了半边路面。树皮上刻着很多歪歪扭扭的字,有些是新的,大概是现在附近学校的孩子刻的,有些已经长变形了,随着树皮的裂纹裂成了几片,只剩下半个偏旁还能辨认。

      她站在树前看了一会儿,伸出手在树干上找了一圈,手指在树皮上缓缓移动,摸过每一道裂纹和每一个刻痕,最后停在一处已经模糊得几乎看不清的刻痕上。两个字母,歪歪扭扭的,笔画很浅,有些地方已经被树皮长出来的新组织覆盖了。

      “LY。我十岁刻的。那时候刚学英文,只会写自己名字的缩写。用削铅笔的小刀刻的,不敢刻太深,怕我爸骂。”她转头看了他一眼,“但主要不是怕他骂。是他跟我说过,不要在树上刻字,树会疼。我说那我刻轻一点。他说那也不行。我后来没听他的,偷偷跑来刻了这两个字。每次经过都来看看,看这行字还在不在。二十年了。”

      周叙蹲下来,在这棵树的树根旁边找了一片刚落下的梧桐叶。叶子还是绿的,边缘有一点枯黄,叶脉清晰,叶柄上还残留着刚刚折断时的湿润。他把叶子夹进速写本里,放在她十岁时刻下的名字旁边。他没有说要画这片叶子,只是把它夹在那里,让两样东西在同一本速写本里挨着。

      她带他去看她读过的小学。校门锁着,周末不开。他们站在围墙外面,透过铁栅栏能看到里面那栋灰白色的教学楼和操场上空荡荡的篮球架,篮网已经破了,只剩一边还挂着几根白色的尼龙绳,在风里轻轻晃。升旗台在操场正前方,旗杆顶上的国旗在周末被收起来了,只剩一根光秃秃的金属杆子。

      “那栋楼,”她指着三楼最左边那扇窗,“一年级的教室。我坐在靠窗那排,每天早上都能看到升旗台。有一次升旗仪式,风太大,把国旗吹得卷在旗杆上。旗手是个五年级的男生,他拉了很久都拉不下来,脸涨得通红。后来我们班主任爬上旗杆去解——她是教语文的,姓刘,平时说话声音很轻,但那天她蹭蹭蹭就爬上去了,把国旗从旗杆上解开,然后抱在怀里滑下来。我们所有人在下面鼓掌,她下来以后脸也红了,说这个国旗是上周刚换的新的,不能让它缠在上面。后来她被评为那年的优秀教师,但她爬旗杆这件事从来没有被写进任何表彰材料里。”

      她说着这些的时候嘴角是弯的。那种弯和她在纽约吃到不辣的鸡肉卷时不一样,是那种只有在说起很久以前的事时才会有的笑,很淡,但一直挂在嘴角,不会消失。好像这些记忆是她身上最柔软的一块地方,平时被层层数据、模型、邮件裹着,只有站在这堵围墙外面才会露出一点边角。

      第二天下午,她带他去了安顺廊桥附近那条梧桐巷。这条巷子还是石板路,没有被改建过,两旁的梧桐树不知道长了多少年,树干粗壮,树冠在头顶交织成一条长长的拱形隧道。树叶刚开始转黄,边缘已经泛出了金边,阳光透过叶缝洒在石板上,斑驳的光影在微风里轻轻晃动。石板路上有几处积水,是昨天那场雨的残留,水面倒映着头顶的梧桐叶,黄的、绿的、半黄半绿的,在水影里模糊成一片。

      巷子里很安静,远处偶尔传来几声自行车铃声和一家茶馆里搓麻将的哗哗声。一个老人坐在自家门口择菜,脚边放着一个搪瓷盆,里面泡着刚摘下来的青菜。他抬头看了他们一眼,又低头继续择菜。

      她走到巷子中间停下来。“以前这条巷子很长,”她蹲下来,用手比了一下石板路上一块特别大的青石,手掌刚好盖住它的一半,“我小时候,放学走路回家会经过这条路。下雨天这条路特别滑,石板上会生苔藓。我爸背我去医院那天晚上,就是在这里滑倒的。”她站起来,看着这条路往远处延伸,尽头是一个十字路口,红绿灯正在闪烁。“从巷口走到巷尾,小时候要走很久。下雨天更长,石板路被雨水泡得发亮,踩上去滑溜溜的,每一步都要很小心。我每次走过这条路都怕摔跤,但我爸说不要怕,走慢一点就行。那时候觉得这条路好长,好像怎么走都走不完。”她看着他,“现在我站在这里,能看到巷尾那个红绿灯了。它变短了。”

      周叙看着她站在梧桐叶投下的阴影里,阳光落在她肩头,把她白衬衫的衣领照得微微发亮。“是你长了。”他说。

      她偏头看着他。他说这话时手里握着速写本,但始终没有打开。他不想错过她看这条巷子的任何一个表情。

      “你以前个子矮,看什么都觉得大。路是宽的,巷子是长的,梧桐树是高到天上去的。现在你长高了,路还是那条路,但它在你眼里已经不再那么长了。你父亲摔倒的地方还在那里,就是那块青石板,但你不用再怕它了。因为你已经可以自己走这条路,也可以陪别人走这条路。”

      她低下头,看着脚边那块青石板。雨水还没干,石板表面泛着一层薄薄的湿光。她父亲就是在这块石板上滑倒的。那时候她趴在他背上,听到膝盖磕在石板上的声音,咚的一下,很闷,像有人用拳头在敲一扇木门。从那以后她再也没让自己生过病。但此刻她站在这块石板上,膝盖完好无损。她的心跳平稳,呼吸顺畅,她没有发烧,她父亲也好好的。她长大了。

      她弯下腰,用指尖轻轻碰了一下那块青石板。石板是凉的,上面长了一层细密的青苔,摸上去滑溜溜的。“我小时候觉得这条路很长很长,走不完。现在觉得它没那么长了,但比以前更重了。是我在上面走了太多遍,每一步都带着以前走的时候的记忆。”她站起来,看着巷尾那个红绿灯。红灯变绿灯,绿灯又变红灯,没有人过马路。

      她转过身,面对着他。梧桐叶的影子落在他们两个人身上,把他的脸分成了明暗两半,把她的白衬衫染成了灰绿色。“你刚才说我可以陪别人走这条路。我从来没有陪任何人走过这条路。你是第一个。”然后她继续往前走,步伐很慢,但很稳。他跟在旁边,手里握着速写本,还是没有打开。

      第三天下午,林远洲让陈敏提前把周叙叫到家里。他们已经搬到了大学旁边的教师公寓,比老房子宽敞一些,阳台正对着学校的银杏林。银杏叶刚开始转黄,再过一个月就是满树金黄。客厅的陈设简单而整洁,沙发是棕色的皮革面,茶几上放着一套紫砂茶具,墙上挂着几幅水墨画,是林远洲以前的学生送的。

      林远洲坐在窗边的藤椅上,膝上搭着一条深灰色的薄毯。窗台上的鸢尾已经换了新盆,比原来在花店里那个大了一圈,盆底垫了碎瓦片,土是新换的营养土,混了珍珠岩。叶子还是有点发黄,但根已经扎稳了,叶心里冒出了一小截嫩绿的新芽。陈敏端了两杯茶过来,一杯放在周叙面前,一杯放在林远洲手边,然后说:“你们聊,我去厨房热牛奶。”她走出去的时候把厨房的门虚掩上了。

      林远洲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看着周叙。他的目光很安静,和他在CCU里第一次拍周叙手背时一样,没有审视,没有试探。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

      “予安从小不喜欢被人帮。她不是不需要,是不敢要。”他把茶杯放下,手指轻轻敲了一下杯沿,“小时候她发烧,我背她去医院。那天晚上下雨,安顺廊桥附近的石板路上有青苔,我滑了一跤,膝盖磕破了。其实没多严重,皮外伤,流了点血,急诊室护士用碘伏擦两下就好了。但予安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在我面前生过病。胃疼不算病,发烧自己吃两片药也不算病。是不敢生病。因为她怕我再摔倒。”

      他停了一下,看着窗外银杏林的方向。阳光落在树叶上,把整片林子染成一种介于绿和金之间的颜色。

      “她那时候才七岁。一个七岁的孩子,看到爸爸摔了一跤,就决定以后再也不生病了。我当时不知道。她从来没跟我说过。是她妈妈发现的。有一次学校体检,查出她贫血,老师打电话来家里问,她妈妈才知道她已经很久没有在学校吃午饭了。带了,不吃,说自己不饿。后来她妈妈慢慢问出来,她说如果她生病了,爸爸又要背她去医院。”

      他把手从毯子下面伸出来,端起茶杯,但没有喝。茶杯在他手里微微转了一圈。

      “后来她去美国读书,一个人。我想过她会不会孤独,会不会想家,会不会在晚上一个人坐在宿舍里看着窗外出神。但我从来没问过她。她妈妈也是——我们都不会问。怕一问,她就更不敢说了。我们家的习惯是把话吞回去。这个习惯是我传下来的。我在课堂上讲了三十多年的课,教过无数学生怎么分析问题、怎么表达观点、怎么写论文,但我从来没有教我女儿怎么说出她需要什么。这件事是我欠她的。”

      他放下茶杯,看着周叙。

      “但她遇到了你。她把你的画发给我看,发过好几张。你画的那幅背影,她站在布鲁克林大桥上,围巾被风吹起来。她发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只是说‘爸,你看这幅画’。但我看到她说的不是画。我看到她终于让一个人为她画了一幅画。你让她把话说出来了。上次她离开成都的时候,她站在窗边盯着阳台,站了很久。就是站着,看着窗外。她妈妈在厨房煮粥,没看见。但我看见了。以前她离开家的时候从来不会这样。你让她有了可以说话的人。”

      他往前倾了一点,手搭在膝头的薄毯上。

      “我没有什么要交代你的,周先生。只想让你知道一件事——你说她‘长了’,说得对。是你让她长了的。”

      周叙坐在那里,看着面前这个刚从心脏手术中恢复过来的老人。他的脸色还有些苍白,嘴唇有一点干裂,但他的眼神是平静的,和林予安在投行会议室里陈述方案时一模一样,专注、坚定、不带任何多余的情绪。他终于知道她这个表情是从哪里来的了。

      “叔叔,我没有让她长。她本来就长。您七岁背她的时候,她就已经长了——一个七岁的孩子会为了不让爸爸摔倒而决定再也不生病,那个孩子其实已经比大多数成年人更懂得爱人。我只是在旁边看着她,把她自己藏起来的那部分画下来了。她以前不敢被人帮,不敢要,是因为她觉得那些东西给了别人,自己就没有了。但她现在知道,有些东西她可以拿,也可以给。这是您让她知道的。您把她背过了安顺廊桥,她就知道什么是被人接住。我只是做了同样的事——用另一种方式。”

      林远洲听了这句话,轻轻点了点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他把茶杯放下,从毯子下面伸出手,轻轻拍了一下周叙的手背。拍得很轻,但放在上面的时间比上次在病房里更久。

      临走前,周叙站在门口,把老方那条旧围裙叠好,还给了林远洲。围裙已经洗干净了,上面还残留着淡淡的泥土气息,混着一丝鸢尾的清香。他说:“围裙还给您。鸢尾留在成都。老方说,鸢尾不怕冷,怕热。成都的夏天比纽约热,要放在通风的地方,不能暴晒。”林远洲接过围裙,点了点头。陈敏端着一杯热牛奶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周叙背上帆布包,把他送到楼梯口。她没有说“谢谢”,只是帮他整了整卷起来的领口,拍了拍他肩上一小片不知道从哪里蹭来的灰尘,用那种和女儿一模一样的、没有多余动作的姿势,然后说:“飞机上要喝热水。”

      他们从成都飞回纽约那天是傍晚。双流机场的候机厅里人不多,落地窗外是成都灰白色的天空,云层低低地压着,但没有下雨。她换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是母亲给她洗好熨平的,领口最上面那颗扣子扣得一丝不苟。她坐在登机口旁边的椅子上,从包里拿出手机,打开备忘录,在之前记录的“每周三次心功能监测”下面加了一条:帮爸买一个新的血压计。然后把手机放回口袋。

      周叙坐在她旁边,手里握着那本速写本。这本速写本在成都的这三天里只画了寥寥几页,梧桐巷口那棵刻着“LY”的老树,老房子楼下那只正在打盹的花猫,安顺廊桥石板路上一块特别大的青石,以及林远洲坐在藤椅上和他说完话之后低头喝茶的样子。

      飞机起飞后,她靠在椅背上,看着舷窗外成都的天际线渐渐缩小。那些高层住宅楼顶上成排的太阳能热水器、锦江上的桥梁、天府广场的灯光,最后都变成了灰白色云层下面一个模糊的轮廓。然后她把头靠在周叙肩上,力道很轻,像是确认了一下他的肩膀刚好在她的太阳穴和肩窝之间,然后停在那里。

      空乘推着饮料车经过,问他们要喝什么。周叙要了杯热水,放在她面前的小桌板上。她没有喝,只是看着纸杯里升起的蒸汽在舱内干燥的空气里慢慢散成极淡的白雾,然后闭上眼。他没有问她累不累,只是把肩膀调整了一个让她靠起来更舒服的角度,微微往下降了一点,让她可以把整个头的重量都放在肩窝里。然后他偏头看着舷窗外面,没有说话。

      窗外是大西洋上空的云层,被夕阳染成一种介于暖金和浅粉之间的颜色,铺满了整个天。他在心里把那面空墙上的底色调了一遍,不是钴蓝,不是那不勒斯黄,是这种暖金混着浅粉的颜色。转身的光。他终于找到了。

      他把这个颜色记在心里,然后闭上眼,让她靠在他肩上的重量成为他此刻唯一需要感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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