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雨》细雨十四

19、秋声 二十五年了

　　民国三十六年，秋。

　　向屿停在闸北一家中学教国文，月薪法币四十七万，刚发下来还能买一袋面粉，拖到月底只够买两斤糙米。他每月十五号领薪，十六号去买米，十七号去买药。药是时雨声吃的，止咳，平喘，消炎，三种西药混在一个玻璃瓶里，没有标签，是向屿停从一个退伍军医那里辗转买来的。

　　时雨声不再代写书信了。他的眼睛坏了，在昏暗的阁楼里抄了太多年，左眼生了白翳，看东西像蒙着一层毛玻璃。右手食指的旧伤每到阴天就疼，左手又抖得厉害，握笔时墨汁溅得到处都是。他闲在家里，偶尔给向屿停改改学生的作文，用红铅笔，字大，歪斜，像小孩子写的。

　　出事那天是霜降。向屿停放学回来，手里拎着半斤切面，用纸绳捆着，挂在自行车把上。他推车进弄堂，看见阁楼底下围着几个人，穿藏青中山装的，不是警察，是便衣。自行车支好，切面还挂在把上，他上楼。

　　门开着。屋里被翻过了。书架上的书散了一地，《白香词谱》摊在地板上，扉页被撕掉了半张。方凳翻倒，煤球炉子凉着。时雨声不在。

　　向屿停站在门口，没进去。楼下有个穿便衣的年轻人仰头看他，说：“你是向屿停？”

　　“是。”

　　“时雨声是你什么人？”

　　“朋友。”

　　“他涉及反动嫌疑，被带走了。你最好也小心点。”

　　那人说完就走了，皮鞋踩在楼梯上，咚咚咚，像敲鼓。向屿停站在原地，看着屋里。切面从车把上滑下来，掉在泥地里，纸绳散了，面条沾了灰，像一团乱麻。

　　他找了三天。

　　先去警察局，说人在保密局上海站，不在他们这儿。去保密局，门口有岗哨，刺刀顶着他的胸，说没有这个名字，再不走就抓进去。他去找从前书局的老同事，老同事摇头，说现在风声紧，五二〇之后抓了多少人，填进黄浦江都没个响。

　　第四天，向屿停去了龙华。那地方他听过，没去过。坐电车到徐家汇，再走路，走了四里地。路边有农田，有荒地，有铁丝网围着的院子。门口没有牌子，只有持枪的兵。

　　他报上名字，说找时雨声。岗亭里的人翻了翻本子，说：“等着。”

　　他站在太阳底下等。秋阳还是烈的，晒得后脖颈发烫。他数自己的影子，从脚边数到墙根，再从墙根数回来。等了三个钟头，里面出来一个人，穿军便服，递给他一张纸。

　　“时雨声，昨晚死了。”那人说，语气像报天气，“肺结核，咯血，没抢救过来。这是死亡证明，你去领遗物吧。”

　　向屿停接过那张纸。纸是粗劣的道林纸，印着横格，上面用钢笔写着几行字，字迹潦草，“时雨声”三个字写成了"时雨声"，雨字多了一点。他盯着那个错字看了很久，久到拿纸的手开始抖。

　　“尸体呢？”他问。

　　“烧了。防疫。”

　　“骨灰？”

　　“统一处理。你要不要遗物？不要我回去了。”

　　“要。”

　　遗物是一个布包，蓝布，洗得发白，用麻绳捆着。向屿停抱着布包，坐在回城的电车上。车里很空，只有几个穿工装的工人，低着头打盹。他打开布包，一样一样地看：

　　一件灰布褂子，领口磨出了毛边，后背有一大片褐色的痕迹，是血，干了，硬得像浆过的衬里。一条裤子，膝盖处破了，用线胡乱缝着，针脚是向屿停认得的那种，歪歪扭扭，倔强地挺着。一只搪瓷杯，杯身上印着“赠难民”三个字，掉了一块瓷。半块肥皂，已经用得只剩薄薄一片，边缘嵌着指甲印。还有一副眼镜，镜片裂了一道缝，就是时雨声戴的那副，但右镜片碎了，只剩一个空框。

　　没有笔。没有纸。没有书。

　　向屿停把东西重新包好，抱在怀里。电车颠簸，他的头撞在车窗玻璃上，咚的一声，不疼。窗外是上海的郊区，农田，荒地，有孩子在路边拾柴，看见电车，仰起脸，脸上是灰的，只有眼睛是亮的。

　　他回到阁楼时，天已经黑了。

　　弄堂里静得反常，没有人家点灯，也许是怕费电，也许是怕惹事。他摸黑上楼，打开门，屋里还是早上被翻过的样子，书散在地上，方凳翻着。他没有收拾，只是把布包放在床上，然后坐在方凳上，坐着。

　　坐了很久。煤球炉子凉透了，屋里没有热水。他也没想喝水。只是坐着，看着窗外的天从墨蓝变成灰白，又变成鱼肚白。

　　天亮时，他开始收拾屋子。把书一本一本捡起来，拍掉灰，放回书架。《白香词谱》的扉页撕掉了半张，剩下半张上有时雨声的批注，左手写的，“既见君子”四个字还在，后面的“云胡不喜”被撕走了。他把书合上，塞进书架最底层。

　　翻倒的方凳扶起来，用袖子擦了擦灰。煤球炉子端出去，倒了残渣，换上新煤球，但没去点。没有锅，没有面，没有要煮的东西。

　　他打开藤箱，从最底层摸出那半块砚台，又摸出时雨声留下的那半块。两块拼在一起，裂缝还在，对不上。他看了一会儿，把砚台重新包好，放回箱底。铜钱在贴身口袋里，贴着心口，他没拿出来。

　　床上还放着时雨声的枕头，荞麦皮的，枕面上有一圈油渍，是常年躺着留下的。向屿停把枕头拿起来，拍了拍，荞麦皮在里面沙沙地响。他忽然把脸埋进枕头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有一股药味，苦香的，混着汗味，还有时雨声头发上那股皂角的气息。向屿停埋着脸，肩膀开始抖。没有声音，只是抖，像一台老旧的风箱，拉动时带着杂音，却发不出完整的声响。

　　他不知道自己抖了多久。窗外传来弄堂里第一声声响，是倒马桶的，哗啦一声，然后是脚步声，远去了。他抬起头，脸上没有泪，只是眼眶发红，干干的，像两口枯井。

　　他把时雨声的遗物洗了。褂子泡在木盆里，血渍化开来，把水染成淡褐色，像兑了水的茶。他用手搓，搓不掉，那血已经渗进纤维里，和布料长在一起了。他不再搓，只是漂了漂，拧干，晾在窗台上。

　　风从窗缝里吹进来，褂子晃了晃，袖管空空的，像一个人抬起了手，又放下。

　　向屿停坐在桌前，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纸，一支笔。纸是学生的作文纸，格子很大。他提笔，在纸上写：

　　“时雨声，南京人，民国元年生，民国三十六年卒。曾任书局抄手，擅词，左手书。无妻，无子。丈夫向屿停立。”

　　写完了，他看着这张纸。字是端正的，一笔一划，没有潦草。但他觉得不够，又提笔，在后面加了一句：

　　“民国十二年秋，相识于南京钟英中学。三十四年秋，重逢于上海。三十六年秋，别。”

　　他把纸折好，放进那个蓝布包里，和搪瓷杯、肥皂、碎眼镜放在一起。包不大，很轻，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团空气。

　　出殡是在第三天。没有棺木，没有仪式。向屿停花了八万法币，在闸北的一家殡仪馆买了一只陶罐，说是骨灰，其实他知道里面是什么。殡仪馆的人把陶罐递给他，用报纸包了，说：“节哀。现在天天有，忙不过来，你自己抱好。”

　　他没有去坟地。法币贬值太快，坟地的价码一天一变，他买不起。他把陶罐抱回阁楼，放在书架的最高一层，旁边是那本缺了扉页的《白香词谱》。

　　夜里，他点了油灯，坐在灯下，把时雨声的眼镜拿出来。右镜片碎了，左镜片还完整，裂了一道缝。他对着灯光看，镜片把灯光折射成一道彩虹，细细的，在墙上晃了一下，又灭了。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钟英中学的图书馆里，时雨声把一本《饮水词》递给他，说“看完还我”。那时阳光很好，从窗子里照进来，落在时雨声的头发上，头发是黑的，亮的。他接过书，指尖碰到时雨声的指尖，温热的。

　　那是民国十二年。

　　二十五年了。

　　向屿停把眼镜放下，吹灭了油灯。屋里陷入黑暗，只有窗外的月光从窗缝里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苍白的线。他躺在床上，床是空的，只有他一个人。他侧过身，把脸朝向墙壁，墙壁是冷的，石灰剥落，露出里面的青砖。

　　他没有哭。只是睁着眼，看着黑暗，直到窗外的天泛了白。

　　民国三十六年，秋。上海物价飞涨，法币如纸，街头常有游行，常有抓捕，常有便衣的吉普车在深夜驶过弄堂。向屿停继续教书，每月领四十七万法币，买米，买煤，买药——药已经不用买了。

　　他每月去一次龙华，站在铁丝网外面，站一个钟头，然后走回来。没有人出来问他找谁，他也不再报上名字。只是站着，看着那堵灰色的墙，墙头上长着几棵野草，枯黄的，在风中摇。

　　阁楼的窗台上，那件灰布褂子一直在晾着，干了，被风吹得硬邦邦的，像一张晒干的皮。向屿停没有收。有时夜里刮风，褂子拍打着窗棂，发出啪啪的声响，像有人在敲门。

　　他不去开门。他知道不是时雨声。时雨声不会回来了。

　　民国三十六年，深秋。向屿停四十一岁，时雨声如果活着，也是四十一岁。但时雨声死在龙华的一间屋子里，死因是肺结核咯血，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死亡证明上没有写。

　　向屿停抱着那只陶罐，坐在阁楼里，听着窗外的风声。风声从北边来，带着火药味，带着铁锈味，像民国二十六年那个夏天一样。但这一次，没有人再计划去武汉，没有人再盘算船票和房租，没有人再说“你不好起来，谁教我填词”。

　　只有一件硬邦邦的灰布褂子，在窗台上晾着，袖管空空的，像一个人抬起了手，又放下，再也没有抬起来。

　　向屿停把陶罐贴在心口，贴着那枚铜钱。铜钱是温热的，陶罐是凉的。一温一凉，像两个人并肩躺着，像二十五年前的秋天，像一切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窗外，卖豆浆的梆子声从远处传来，笃笃笃，敲得很远，又很近。然后停了。

　　天光大亮，又是新的一天。

　　——正文完——

作者有话说

　　正文完结啦！撒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