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然夜话》眯眼的暴暴君

5、第二章 痴（1） 我叫江淹，

　　我叫江淹，字子逸，永兴镇上写过几首歪诗的读书人。
　　"子逸"这个字是我十五岁那年自己取的。那时候我爹逼着我读《离骚》，读到"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这一句，他老人家眼睛一亮，说："好字！逸者，超脱也，飘逸也——我儿将来要做个超脱世俗的才子。"我当时心里想的是另一回事：超脱个屁，我只想不用背书。
　　但我还是把这两个字用上了。一用就是十几年。如今镇上的人见了面，有的喊我"江相公"，有的喊我"江才子"，还有几个酒肉朋友直接喊"子逸兄"。我全应着。名字嘛，叫什么叫不都一样？反正到头来，不过是一个代号罢了。

　　先说说我这个人吧——或者说，外面那些关于我的传言里，有几分真、几分假。
　　永兴镇上的人说起江家二少爷，大体是两句话。第一句："人才。"这话不是我自己吹的，是有据可查的：我七岁能诵《三字经》，九岁能作对联，十二岁那年在镇上的文昌赛诗会上拿了个头名，奖品是一方端砚和十吊钱。我爹高兴得摆了三天酒席，逢人就说："看我家淹儿，将来的进士苗子！"第二句呢？"风流。"这就不是夸奖了——至少在我娘听来不是。她说这话的时候总是叹着气，一边给我缝补被烟头烫出洞的长衫袖口，一边嘟囔："好好的书不读，天天往那些不干不净的地方跑，传出去像什么样子。"
　　她说的"不干不净的地方"，指的就是暗香楼。
　　曹四娘的那座楼，我在永兴镇上算是常客了。去的次数多到什么程度呢——曹四娘见了我都不用问，直接冲后厨喊一声："江相公的老位置，温一壶'梨花白'，再上一碟茴香豆。"小二手脚麻利地布置妥当，我就坐在靠窗那张桌子上，一边喝酒一边看来来往往的人。有时候写几句诗，有时候跟熟客聊几句天，有时候就那么坐着，看着窗外的日影从东墙根挪到西墙根。
　　有人说我是在等姑娘。
　　其实不全对。我去暗香楼，一开始确实是为了姑娘——哪个血气方纲的男人没去过那种地方？但后来……怎么说呢，后来就变成了一种习惯。一种在自家书房里坐不住、在私塾里待不下、非得找个热闹地方混着才觉得活着有点意思的习惯。
　　我这种人，镇上有个说法叫"浪子"。浪子嘛，听着潇洒，说白了就是没有定性、没有正业、没有让家里老人省心的一天。
　　可我爹不在乎这些说法。或者说，他在乎过，后来就不在乎了。
　　因为我让他更操心的事，只有一件——
　　江家无后。

　　这件事得从头说起。
　　我江家在永兴镇上不算显赫，但也称得上"诗礼传家"。我曾祖父江公讳怀远，做过一任县学教谕，虽然官不大，但在周边几个村镇里桃李颇广，算得上受人尊敬。我祖父江公讳清源，没有考过功名，但写得一手好字、画得几笔兰草，在镇上以"风雅"闻名——虽然"风雅"换不来银子，但好歹挣了一份清名。
　　到了我爹这一代，家道不算旺也不算败。我爹江公讳崇文，名字起得端正——崇文嘛，崇尚文治。他一辈子最大的指望就是我能考取功名、光耀门楣，顺便——这是重点——生一堆孙子，让江家的香火热热闹闹地续下去。
　　前半截指望，我让他失望了。
　　不是我考不上——恰恰相反，我二十二岁那年就中了举人。这在永兴镇上算得上光宗耀祖的大事，我爹摆了五天酒席，连县太爷都托人送了一块匾来，上书四个字："英才济济"。镇上的人见了我爹，作揖的角度都比往常深了几分。
　　可中举之后，我没再往上考。
　　不是考不动——是我的心思根本不在那上面。别人读书是为了做官，为了权力，为了光宗耀祖；我读书是因为我喜欢文字本身。我喜欢一个字一个字地排列组合，看着它们从笔尖流淌出来变成一首诗、一篇赋、一封信；我喜欢琢磨一句话怎么写才能让人读了心里一动，或者嘴角一撇，或者眼眶一红。至于这些东西能不能换来功名、能不能让我穿上官袍、能不能在朝堂上跟一群老头子争论国事——我不关心。
　　我爹为此跟我吵过无数次架。最凶的一次，他把我的诗文稿子一把火全烧了，指着我的鼻子骂："你是个废物！你满腹经文却不想报效朝廷，你中举有什么用？你不如不中！"
　　我没反驳他。
　　因为他说得对——按照他的价值观来说，他说得完全正确。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儿子，不是一个合格的读书人，不是一个合格的江家人。我是一个只会写几句酸诗、喝几壶劣酒、在风月场里打滚的浪子。
　　可后半截指望——香火——才是真正要命的。
　　我跟柳氏成亲六年，膝下无一男半女。
　　这件事比落榜、比当浪子、比我爹烧掉我的所有稿子加起来，都更让我难受。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柳氏是邻村柳员外家的女儿，比我小三岁，长相端庄，性情温和，是正经媒人说合的正经姻缘。成亲那天，镇上来了不少人，贺礼堆了半堂屋。我穿着大红喜服，骑着高头大马去迎亲，一路上被人拦着灌了十几杯酒，醉醺醺地把新娘子接进了门。
　　新婚之夜该发生的事，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我跟柳氏之间从来没有过原版那种"不行"的问题——我身体很好，非常好。该有的都有，该行的都能行，甚至可以说，在这件事上，我是颇为自负的。毕竟我一个读圣贤书的儒生，若连这等本事都没有，岂不是枉为男人？
　　可问题是——柳氏的肚子始终没有动静。
　　一年过去了，没有。两年过去了，没有。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依然没有。
　　我们去看过大夫。看了五个，个个把脉之后都皱眉，说什么"气血不和""宫寒肾虚""阴阳失调"，开了些汤药，熬了一大罐又一罐，柳氏喝得脸色发黄、吃什么都吐，肚皮还是平得像一面鼓。
　　我问大夫："到底是谁的问题？"
　　大夫们没有一个敢正面回答。他们要么说"两人都有些不足，需调和阴阳"，要么说"此事天意，强求不得"，还有一个老大夫捋着胡子说了句玄乎的："江相公，您这人……才华太高，恐是文曲星照命太过旺盛，压住了子嗣星。"
　　我当时听了差点笑出来。文曲星压子嗣星？这种话也就骗骗乡下妇人。但我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因为我发现一个事实：**也许真的是我的问题。**
　　不是身体上的问题。而是……别的问题。
　　我太风流了。
　　这话听起来像是自吹自擂，但在我这里，它不是一个褒义词，而是一种隐隐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我从二十岁开始就在外面沾花惹草——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纳妾养外室的风流，而是更低层次的、更混乱的、更不负责任的风流。醉香楼的姑娘我睡过不少，镇外的野店我也去过几次，甚至有一次在府城赶考的路上，我还跟一个卖唱的女子缠绵了两夜。
　　这些事情我没有瞒着谁——或者说，我懒得瞒。反正镇上的人迟早会知道，与其藏着掖着让他们猜，不如大大方方地承认：对，江淹就是个浪子，怎么了？
　　可六年过去了，所有跟我有过瓜葛的女人——无论是柳氏还是外面的——没有一个怀上过我的孩子。
　　一个都没有。
　　我开始怀疑一件事：是不是老天爷在惩罚我？
　　惩罚我用情不专、惩罚我把女人当成消遣、惩罚我把自己的风流韵事当成炫耀的资本？如果是这样，那这个惩罚也太精准了——它不让我生病，不让我破财，不让我丢脸，只是不让我有后。让我眼睁睁地看着江家的香火，可能要断在我这一代人的手里。
　　这种想法一旦冒出来，就像一根刺扎进心底，拔不出来，也吞不下去。

　　我爹比我想得更远。
　　他知道我在外面的那些烂事儿——镇上这么大，哪有不透风的墙？但他从来不当面提。他只是在每年春节给祖先上坟的时候，跪在墓碑前磕头，嘴里念叨着列祖列宗保佑江家香火绵延，声音越来越低沉，越来越沙哑，到最后几乎是在哽咽。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淹儿啊，"有一年上完坟回来的路上，他忽然开口了，声音苍老得不像一个五十出头的人，"你是不是……在外面玩得太花了？"
　　我没说话。
　　"爹不是要管你，"他叹了口气，"爹只是怕……怕江家到你这儿，真的就断了。"
　　我还是没说话。
　　可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喝了半壶酒，看着窗外月亮，忽然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那种空不是缺钱、缺权、缺名声的空——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永远抽走了、再也填不满的空。
　　我叫它无后的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