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产科规培历险记》石韫玉而山辉

16、目击者 最近心情好

　　最近心情好了一些，上个月休了三天假，回了一趟家，果然家才是我的避风港，无论在外遇到什么不舒心的事，回到家看到爸爸妈妈和小狗，再吃到老爸做的菜，心情马上就会好很多，仿佛全身都充满了力气。
　　休整了三天之后，我又回到了新院区的工作岗位上。这天又是我值班，下午有两台四级手术，忙完回到值班室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我连刷手服都没换，便急匆匆跑下楼去买泡面（医院唯一的超市20:00关门）。
　　泡面的热气在值班室惨白的灯光下氤氲着，我盯着电脑屏幕上导师新发来的修改意见，机械地往嘴里塞了一口面。又是满篇标红，这一段已经被打回来第五次了。我叹了口气，正准备关上文档，走廊里忽然传来一声尖锐的嘶吼。
　　“那个贱人在哪？！让她给我滚出来！”
　　我手里的叉子顿住了。
　　那声音像是被撕裂的布帛，带着一种近乎疯狂的歇斯底里，在空旷的病区走廊里回荡，听得人头皮发麻。我放下泡面，抓起白大褂就往声音来源的方向跑。
　　走廊尽头，护士站前，一个中年女人正揪着护士的衣领，脸上的表情扭曲到近乎狰狞。她约莫四十来岁，穿着一件驼色的羊绒大衣，脚上是一双细高跟的短靴，头发烫着精致的波浪卷，但此刻那些卷发凌乱地散在脸颊两侧，活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子。
　　“你告诉我，那个姓赵的小贱人在哪个病房？她是不是在这儿生孩子？你告诉我！”她的声音又尖又利，指甲几乎要掐进护士的胳膊里。
　　护士小周被她拽得踉跄了一下，脸色煞白，结结巴巴地说：“您、您先松手，我们有规定，不能随便透露病人的信息——”
　　“规定？！”女人冷笑一声，松开了小周的衣领，却一把推开了护士站旁边的一辆治疗车，上面的药瓶哗啦啦散了一地，“你们医院就是帮凶！帮着那个小三生孩子！你们知不知道她肚子里那个野种是谁的？是我老公的！我老公的！”
　　我快步上前，挡在小周面前，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这位女士，您先冷静一下。这里是医院，还有其他病人需要休息。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说——”
　　“冷静？”她猛地转过头，目光像刀子一样剜在我脸上，“你又是谁？你是那个贱人的主治医生？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你们是不是都在帮她瞒着我？”
　　“我是今晚的值班医生。”我试图解释，“我不是——”
　　“好啊，果然是你们在给他们打掩护！”她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忽然伸手抓住了我的白大褂领子，用力一拽，我整个人被她拽得往前踉跄了两步，差点撞在护士站的台面上。
　　“你们这些穿白大褂的，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什么龌龊事干不出来？帮着野男人养小三，帮着野种上户口，你们的心是不是都让狗吃了？！”
　　她的口水喷在我脸上，带着一股浓烈的酒气。
　　“我没有给任何人打掩护。”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里的那股火，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静，“我只是今晚值班的医生，您说的那位病人不是我经手的，我甚至不知道您说的是谁。请您先放开我，我们去办公室谈。”
　　“去办公室？”她忽然笑了，那笑声尖锐而刺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像是某种不祥的鸟鸣，“去办公室让你们继续骗我？我告诉你，我今天不把那个贱人揪出来，我就不走！”
　　她说着，忽然松开我的衣领，转身就往病房区冲。我被她推得一个趔趄，撞在护士站的台面上，后腰一阵剧痛，但我顾不上疼，赶紧追了上去。
　　她在走廊里一间一间地推门，每一扇门都被她“砰”地踹开，伴随着里面病人的惊叫声和家属的呵斥声。走廊里顿时乱成一锅粥，几个家属探出头来张望，有人骂骂咧咧地喊着“神经病啊”，有人掏出手机开始录像。
　　“女士！您不能这样！”我终于在走廊尽头追上了她，一把抓住她的胳膊，“这是医院！您这样会吓到其他病人的！”
　　她猛地甩开我的手，转身瞪着我，眼眶通红，眼白上布满了血丝。随后她忽然退后一步，靠在走廊的墙上，整个人像是被抽去了所有力气一样，慢慢地滑坐在地上。她低着头，驼色大衣的下摆拖在地上，高跟鞋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一只，头发彻底散开了，遮住了她的脸。
　　“我跟他结婚十五年。”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很平静，但这种平静比刚才的歇斯底里更让人难受，“十五年前，他什么都没有，连套像样的西装都买不起。是我爸出钱给他开了公司，是我陪他应酬到凌晨三点，是我帮他一步步走到今天。他说他不要孩子，我尊重他，我陪他丁克了十五年，我甚至为了他和我爸妈吵翻了天。前年他妈生病，我请了三个月的假，在医院端屎端尿地伺候，他妈拉着我的手说，这辈子最庆幸的就是儿子娶了我。”
　　她说到这里，忽然笑了，笑声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悲凉：“结果呢？去年他忽然说想要孩子了。我说我已经四十多了，生不了了。他说没关系，他说他有办法。我问他什么办法，他不说。后来我发现他手机里有个女人，二十四岁，怀孕七个月了。”
　　我心里一沉，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走廊那头——那个住在角落病房的年轻女人，确实姓赵，二十四岁，剖宫产术后第三天，孩子是个七斤三两的男孩。入院登记的时候，丈夫那一栏签的名字，我隐约记得，好像姓沈。
　　“他跪在我面前，哭着求我原谅他。”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一盏快要燃尽的油灯，“他说他就是想要个孩子，他说他还爱我，说那个女人只是工具，说孩子生下来就交给我养，说以后再也不见她。你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吗？”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得像是要滴血：“我居然信了。”
　　我蹲下身，递给她一张纸巾。她接过纸巾，没有擦眼泪，只是攥在手心里，用力得指节发白。
　　“今天下午，我无意间看到他手机上的定位——他居然给那个女人买了房，就在我们小区对面。我去看了，三室两厅，精装修，房产证上写的是那个女人的名字。他给她买房子，给她买车，给她请月嫂，给她订月子中心。而我呢？我前几天说想买件羽绒服，他说太贵了，让我等打折。”
　　走廊里忽然安静了下来，只剩下她压抑的抽泣声和远处胎心监护仪隐隐约约的嘀嗒声。我回头看了一眼，几个看热闹的家属已经被护士劝回了病房，走廊里只剩下我和她，还有头顶那盏嗡嗡作响的日光灯。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走廊那头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大步流星地冲过来，身后跟着两个穿制服的警察。那男人看起来四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剪裁得体的深灰色西装，手腕上戴着一块看起来价值不菲的表，但此刻他的额头上全是汗，脸色煞白，眼神里满是慌张。
　　“沈芳！你在这儿闹什么闹！”他冲过来，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声音里带着一种恼羞成怒的意味，“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丢不丢人？”
　　“丢人？”沈芳猛地甩开他的手，冷笑一声，“沈建国，你养小三的时候怎么不觉得丢人？你给小三买房的时候怎么不觉得丢人？你让小三给你生孩子的时候怎么不觉得丢人？”
　　“你胡说什么！”沈建国的脸涨得通红，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身后的两个警察，声音压低了，“有什么事回家说，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两个警察站在旁边，面面相觑。其中一个年纪稍长的警察走上前，轻咳了一声：“沈女士，刚才我们接到报警，说有人在医院闹事。您先冷静一下，配合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报警？”沈芳愣了一下，然后猛地转头看向沈建国，“你居然报警抓我？你养小三你不犯法，我来找小三你倒报上警了？”
　　“沈芳，你别胡说！”
　　“我胡说？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我有没有胡说！”
　　沈芳忽然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手机，手指飞快地滑动着屏幕，然后把手机举到警察面前：“警察同志，您看看，这是他和那个女人的聊天记录，这是转账记录，这是房产证上的名字——赵婉清，二十四岁，孩子七斤三两，就在你们医院生的！这些证据够不够？”
　　沈建国脸色煞白，伸手就要去抢手机，被年长的警察一把拦住。
　　“沈先生，您先别急。”年长的警察接过手机，扫了几眼，然后抬起头看着沈建国，“这些情况，您回头跟我们回所里做个笔录，详细说明一下。”
　　“我——”沈建国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站在一旁，看着这出闹剧，心里五味杂陈。报警电话是谁打的，我猜可能是护士站的人，也可能是其他被吓到的病人家属。而我第一次在医院的报警经历，竟然是为了替别人解决家务事。
　　警察在现场做了简单的调解，劝沈芳先回家，等情绪稳定了再做决定。她走后，我站在原地，看着走廊里那些人渐渐散去，忽然觉得一阵疲惫涌上来。我转身走回值班室，泡面已经彻底凉了，面条泡得发胀，浮在浑浊的汤面上，像一坨被遗忘的记忆。我叹了口气，把泡面扔进垃圾桶，正准备去洗手间洗把脸，忽然想起手机落在护士站了，便转身出了值班室。
　　走廊里已经恢复了安静，头顶的日光灯把走廊照得惨白惨白的。我轻手轻脚地走过一间间病房，走到护士站拿了手机，正准备往回走，忽然听到走廊尽头传来一阵细微的声响。
　　我脚步一顿，停在了值班室门口。
　　门没关严，留着一道窄窄的缝隙，里面没开灯，只有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勾勒出床上两个纠缠的身体。一个人穿着白大褂，趴在床边，白大褂的下摆被掀起来堆在腰上；另一个人跪在ta身后，也是白大褂，也是堆在腰上。
　　月光照在那两张脸上，让我的心脏猛地一缩。
　　那个仰面躺在床上的，是妇科的副主任医师。四十出头，体态丰腴，平时在科室里温声细语，对年轻医生和规培生特别好，总是一副温婉贤淑的模样。上个月科室聚餐，她还带着她老公和儿子一起来，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她老公给她夹菜、给她剥虾，羡煞旁人。
　　而那个跪在她身后的，是产科的主任医师，郑淮安。五十出头，头发有些花白，但保养得不错，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他平时不苟言笑，查房的时候严肃得让人大气都不敢喘，但业务能力极强，全院公认的产科一把刀。他老婆是同一个医院的护理部主任，两人结婚二十多年，育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去年刚双双考上重点大学。
　　这两个人，都是我尊敬过的老师。而现在，这两个我尊敬过的人，一个是有夫之妇，一个是有妇之夫，正赤身裸体地纠缠在值班室那张窄床上，用最不堪的方式，撕碎了我对他们仅存的那点敬意。
　　我猛地把头缩回来，后背紧贴着冰凉的墙壁，心脏狂跳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我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生怕发出一丁点声音，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蹑手蹑脚地后退，一步，两步，三步，直到退到走廊拐角，确认他们绝对看不到我，我才猛地转身，用一种近乎逃跑的速度冲回了值班室隔壁的小办公室。
　　关上门的瞬间，我整个人瘫在椅子上，双手还在不受控制地发抖。我闭上眼睛，试图把刚才那幅画面从脑子里赶出去，但它就像刻在了视网膜上，越是想忘，越是清晰。
　　我忽然想起一个词——“去魅”。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而我说，职业的光环也是。当你离得足够远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袭白衣，是救死扶伤的圣洁，是悬壶济世的崇高。但当你走近了，你就会看到白衣下面的污垢，看到那些光明正大的称号背后，藏着多少肮脏的交易、龌龊的私欲、和不堪入目的背叛。
　　我也忽然意识到，去魅不是坏事。当你不再用“神圣”这个词来形容一个职业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看清这个职业本来的样子——它不神圣，它不高尚，它只是一份工作。而穿上白大褂的人，也不圣人，他们只是普通人，有七情六欲，有私心杂念，有可能会犯错，有可能会堕落，有可能会辜负别人的信任。但正因为如此，那些真正坚守底线的人，才更值得尊敬。那些在诱惑面前不为所动的人，那些在利益面前不改初心的人，那些在平凡岗位上日复一日兢兢业业的人，他们才是这个职业真正的脊梁。
　　而我，只想成为那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