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余暖（1） 过刚易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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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玉走的那天，没有像电视剧里常演的那般下着不大不小的雨，有着迷蒙哀绝的氛围。
那天是11月16日，正值深秋，天哪哪都是凉的，只有在接过她的骨灰盒子时我才感到那么一点暖意。
她就这样走了，在三十四岁这一年。
这一年，我五十九岁。
我茫茫然意识到，我比她大了二十五岁。
这个数，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了。
每次心头有波动时，只是一遍遍告诫自己，我是她的老师，比她大了许多岁。
但具体大了多少岁，这个答案随着岁月在我的记忆里渐次模糊了。
我头一回见到她的那一年，她刚上高一，十五六岁的年纪，一米七的个子，头发剪得短短的，但修的很有型，穿着校服——她瘦，但并称得上瘦削，所以撑的不错。
那时候她还干班长，天天在办公室年级部穿梭，临着我坐的一个新入职的小年轻老师见到她总喜欢感叹一句：“这小孩长得真好！”
而那时候，我已经四十一岁了。
二十五年的代际如同天堑，我不明白她究竟是怎么对我起了不该有的心思。
我更不明白，我又是怎么对她也起了那样的心思。
这更是罪孽。
然而真应了那句老话，“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渐渐的，我竟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她意识弥留时对我说，“老师，下辈子别结婚，别那么早要孩子，和我在一块儿……”
我应了。
我的丈夫、我的一双儿女都在旁边，而我应了。
她轻轻扯了扯嘴角，仿佛是笑，又仿佛是不信。
毕竟我骗过她那么多次。
再而后，她便闭上了眼睛，渐渐停了呼吸。
她走了，放下我走了。
她走的时候，还不及我遇见她时的年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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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洲玉高一时候的语文老师。
高一年级选科，她选科后分在了我的班上。
我不是她的班主任——我素来不干班主任，毕竟我还要带一个话剧社。
我与话剧的渊源很深。
我父亲是岑庭瞻，然而在他那个圈子里，他的字比他的名分量更重一些——他字岁聿——他走的早，活着的时候没赶上什么大奖，只得了1961年风粹杯首届金奖，以及在1979年建国三十周年的献礼演出中有过一席之地，旁的便再没有什么了。
他的多数荣誉都是死后加冕的。
2007年，剧协首次评选“中国话剧终身荣誉奖”，获奖者仅十位，其中七位已至耄耋，三位已故——父亲岑岁聿是已故者中最年轻的一位，年仅三十八岁。
中国文联后来做世纪回眸专题时，用了“中国话剧百年十大代表人物”作为标题，父亲的遗像排在上面——后来人们口中常说的“十大家”，源头就在这里。
父亲只有我一个女儿。
他很幸运，赶上了第一年的风粹杯，十八岁——何等炽热的年纪，成为首批进入华夏研院的学子，年少成名，意气风发。
他出身流岚剧派，也是继任者。他主持了70年代流岚剧派的改革，将中国话剧推向世界，也推向大众。他是中国话剧在国际舞台上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他对中国话剧的贡献毋庸置疑。
他是自杀的。那一年，我七岁。
我至今都没能搞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打击能够让父亲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是依稀听师伯师叔们提起过，似乎是父亲的哪个作品被无限期禁演，并让他因作品内容做检讨，父亲受不住，写了封信，便走了。
那封信一直在母亲手中，我始终不曾得见。只是猜着，大约是对自己的身后事做了安排——那时流岚剧派已被国家收编，令父亲挂念的也只有我与母亲母女二人以及胥竹师兄。
胥竹师兄姓墨，长我七岁，是父亲唯一的关门弟子。他无父无母，是个孤儿，打小就被父亲带在身边教导，我叫他一声“哥哥”，母亲也视他若亲子。
父亲死后，按着他的遗愿，胥竹师兄移至重湖师叔门下——她是父亲的师妹，在传统师门中，师父的师弟师妹都可统称“师叔”，并不区分性别。
重湖师叔姓兰——兰这个姓，在话剧圈里极有分量，流岚剧派的创始人就姓兰。她比父亲小了一轮，是1973年风粹杯金奖的获得者。
一部《蚀夜》，一个传奇。
那段敏感的历史时期，诸多非议纷至沓来，她也因此抑郁成疾，差点丢了命。
过刚易折。
这是师门中的长辈，对她以及父亲一致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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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将我与母亲，托付给了康老师。
七岁之前，我一直跟着父亲学表演，打基础；七岁之后，母亲怕了父亲的死，不允许我再学习话剧。
我那时候还小，没有哭闹，没有反抗，顺从了母亲。我只知道，我没有父亲了。
后来渐渐长大，我一直待在恒升念书，命运再次变轨发生在我高一的时候。
康老师一直负责恒升的话剧教育，他算是父亲的晚辈，是1971年风粹杯金奖的获得者。那个时候，恒升话剧还没有起步，南方瞬泽一家独大——康老师本就是瞬泽戏剧学院的毕业生，他回到家乡，与市教科院签下了“二十年”的军令状，至此在恒升这片北方大地上播下了耕耘的种子。
“二十年必出一个金奖”的军令状在我上高中的这个时间节点压了下来。瞬泽垄断风粹杯近三十年，打破他们的封锁，并不容易。
且不论师资，单论生源，恒升就被瞬泽甩了不知几条街。
瞬泽的学生，多是从小打基础，干的都是一年一年的长期活；而恒升的学生，百分之大几十的都是文化课走不通，到艺术这条道上找捷径来了，期望着高中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就能登上风粹杯拿到保送或降分名额。
不知道康老师是怎么说服的母亲，总之，我被推了出去。
1991年，“二十年”军令状截止的那一年，我读高二。也是那一年，我编演合一，领着恒升拿到了风粹杯团体金奖。
我同我的父亲一样，一战成名，在青少年时期，声名鹊起，一跃成为“风粹杯历届十佳人物”之首。
那一年的瞬泽戏剧学院，三十年来首次居于次位。那位带教老师——1985年风粹杯赛场上与墨胥竹平分秋色的苏容夏，特意到后台来见我，欢欣地与我拥抱，并做下约定：“期待来年的较量。”
可是来年，我连风粹杯的舞台都没有摸到。
我并非高三应届生，所以保送与降分名额跟我没有很大的关系，没有人觉得这样不公平，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觉得，我来年一样可以创造辉煌。
我也这样觉得。
然而命运再次变轨。
在我高三下学期正在全力准备风粹杯初赛时，墨胥竹死了。
自杀。
我再一次听到了“过刚易折“的评价。
彼时的我无心顾及，只是难过。我没有兄弟姐妹，父母就我一个孩子，小的时候，总是胥竹师兄带着我玩。我常常会在训练累时偷偷哭泣，父亲严厉，也一心扑在剧派改革上，无暇关注我，每次都是胥竹师兄哄我开心，给我按揉拉伤的肌肉。
即便父亲死后，我与他分别多年，可在我心里，他始终都是我的哥哥。
然而，还不待我从失去哥哥的悲痛中走出，随之，我的母亲“疯”了。
她以死相逼，要我放弃话剧。
我同意了。
我老老实实地学文化课，念了一个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了恒升，接过了康老师的担子，操刀恒升市的高中话剧。
那时候，我没有感受到一丝一毫的阻力——我的母亲已经死了两年了。
后来，我常常回想起我的教学生涯，每一次都觉得自己实在不该将命运的悲苦归罪于上天，他已偏爱我良多。
我1996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1997年宛央就送给了我一个金奖。外人皆道我能力出众，接手一年就让恒升重回巅峰，可说到底，无论老师如何厉害，终究也只是教育与引导，真正厉害的还是学生们。
向宛央，那个女孩，晚年的我有些记不清她的容貌了，只是记得那一双明亮含笑的眼睛。
那是个很明媚的女孩，我怎么也想不到，她步了我父亲的后尘。
她好好的一个话剧出身，在大学时却偏偏选修了纪录片导演专业，最后选修变主修——她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
南清徽这个人我是知道一些的，华夏研院首批开设纪录片专业的应届学子，毕业后转任恒升大学，一直从事国际上一条资金链的调研。
那里面的弯弯绕绕，我也弄不很明白，但也知道个大概，动了太多资本家的蛋糕，常年在卡乌塔边境区进行拍摄与调查，十分凶险。
宛央爱上了他，情愿为他放弃坚持多年的话剧，转修纪录片，并加入他的团队，在那艰苦危险的地方一呆就是十二年。
十二年后，她死在了枪口的硝烟之下。
过刚易折。
又是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如同一个诅咒，环绕了我整个人生。
也深刻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盛莳。
以及，我的洲玉。
作者有话说
第2章 余暖（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