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成都》冰雪森林

111、保姆玛丽安 家里请的第

　　我叫玛丽安，波兰人，在阿姆斯特丹住了快十年。

　　以前在酒店做客房清洁，一天铺十几张床，跪在地上擦浴缸，累得腰都直不起来，钱还不多。后来经同乡介绍，来给运河边一户人家做保姆。说实话，当初看到地址和房子外观——挺漂亮的老房子，运河边的黄金地段——我心里还有点打鼓，怕雇主不好相处，规矩多，要求高。

　　结果？

　　我大概是全阿姆斯特丹，不，全荷兰，最幸福的保姆了。

　　先说说我的“工作”吧。

　　平时，我根本不用去“上班”。对，您没听错。我住在离她们家步行大概十五分钟的一间舒适的小公寓里，一室一厅，带个小阳台，阳光很好。租金？不用我交。是女主人之一的苏婉女士直接帮我租下并支付的。她说：“你住得近，方便，自己也舒服些。”

　　这省了我一大笔开销。在阿姆斯特丹，租房可是大头。我以前在酒店打工的时候，跟三个人合租一间阁楼，连转身都困难。现在我一个人住一室一厅，还有阳台——有时候坐在阳台上喝咖啡，看着运河上的船来来往往，我都会掐一下自己，确认这不是在做梦。

　　那我的“工作时间”呢？

　　大部分时间都是我自己的。我可以去上我的荷兰语课，可以去超市慢慢逛，可以去运河边散步，或者就窝在公寓里看我喜欢的波兰电视剧。只有当苏婉女士和顾清女士两人都需要外出——比如一起去参加什么颁奖典礼、社区活动，或者偶尔的短途旅行——家里四个孩子需要人照看的时候，她们才会提前联系我。

　　电话通常是苏婉女士打来，声音总是那么温温柔柔的：“玛丽安，明天下午我和顾清要出去一趟，大概三个小时。方便的话，能请你过来帮忙看看孩子们吗？他们应该都在家做作业或者玩。顺便……如果方便，简单打扫一下客厅和厨房就好，不着急，有空做做就行。”

　　看，连安排工作都这么客气，用的是“请”和“如果方便”。

　　活儿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主要就是“看着”孩子们。

　　这四个孩子——知微、知著、林初、苏见——是我见过最省心的小孩。大的两个，知微和知著，已经挺独立了，会自己安排时间，做作业，看书。小的两个，林初和苏见，活泼点，但也很讲道理，不会胡闹。我最多就是提醒他们喝水，吃点点心——苏婉女士通常会提前准备好水果或小饼干——或者在他们因为玩闹有点小争执时，温和地调解一下。他们都很尊重我，叫我“玛丽安阿姨”。

　　有一次，苏见跑过来拉着我的手说：“玛丽安阿姨，你会折纸鹤吗？”

　　我说我不会。

　　他说：“那我教你！”

　　然后他真的花了二十分钟，非常认真地教我折了一只歪歪扭扭的纸鹤。临走的时候，他把那只纸鹤送给了我，说：“这是你第一次折的，要留作纪念。”

　　我把那只纸鹤放在公寓的书架上，每天看到都会笑。

　　“顺便”打扫卫生？真的就是顺便。

　　家里平时就非常整洁干净，苏婉女士和顾清女士都是极其有条理的人。我通常就是擦擦桌面，用吸尘器过一遍地毯，把厨房台面和水槽清理一下。活儿很轻，一点也不累人。

　　有一次我实在找不到什么事情做，就试着把客厅的窗帘拆下来洗了。结果苏婉女士回来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玛丽安，窗帘不用洗那么勤的……不过谢谢你，洗得很干净。”

　　后来我才知道，那窗帘是林墨女士从某个国家带回来的特殊面料，干洗一次的费用够我吃一个星期。但苏婉女士没有责怪我，只是温和地告诉我下次先问一下就好。

　　这样的“工作”频率，平均下来，一周也就一两次，每次不过三四个小时。有时候甚至一周都没有叫我。

　　但我的薪资，却非常可观，是按照阿姆斯特丹住家保姆的市场均价支付的，而且还是税后！苏婉女士每月准时把钱转到我的账户，一分不差，还会在逢年过节时，额外给我一个红包，说是“辛苦费”或“节日快乐”。

　　可我哪里辛苦了？我简直像是在白拿钱！

　　我知道家里另外两位女主人——叶晚女士和林墨女士——经常不在家，满世界飞。她们在家时，就更用不上我了，她们自己会花很多时间陪孩子。

　　林墨女士有时候会在家的工作间折腾，弄得乱七八糟，但那是她的地盘，苏婉女士特意交代过，不用我收拾，她自己会处理。虽然经常处理不完，最后还是苏婉或顾清笑着去收拾残局。我第一次看到林墨女士的工作间时，以为遭贼了——布料、图纸、针线、颜料扔得到处都是，桌上有半杯不知道放了多久的咖啡，表面已经结了一层膜。但林墨女士就坐在那片混乱的正中央，戴着耳机，专注地在一张设计图上勾画，完全不受环境影响。

　　她看到我站在门口，抬头说了句：“哦，你是新来的玛丽安？那个房间不用管，那是我的合法犯罪现场。”

　　然后她又低下头继续画图，仿佛我不存在。

　　叶晚女士在家时很安静，喜欢看书，或者和孩子们一起做些手工。她话不多，但每次见到我都会微微点头，说一句“你好，玛丽安”。有一次我在厨房擦灶台，她走进来倒水，经过我身边时，忽然停下来，说了一句：“汤很好喝。上次那个红菜汤。”

　　我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我之前试煲的那锅波兰红菜汤。我没想到她会记得，更没想到她会主动跟我说这件事。

　　“谢谢您。”我说。

　　她点了点头，端着水杯走了出去。

　　对我来说，这已经是长篇大论的赞美了。

　　这个家，怎么说呢，和我以前认知里的“家庭”很不一样。

　　四个女人，四个孩子，没有男主人。但每个人都很好，彼此之间有一种深厚的、不言而喻的亲密和信任。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性格都好极了。

　　顾清女士，就是那位常上本地新闻的“杰出女性代表”，在外面那么风光，回到家，会系上围裙和苏婉女士一起做饭，会耐心地辅导孩子作业，说话总是轻轻柔柔的。有一次我看到她蹲在地上，帮苏见系鞋带，苏见在她耳边说了句什么，她笑了起来，那笑容跟她在颁奖台上的那种“标准微笑”完全不同——眼角皱起来，露出牙齿，像个普通的、开心的妈妈。

　　苏婉女士就更不用说了，是我见过最温柔、但也最有力量的女人。她把家里家外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对每个人都体贴入微。我第一次来面试的时候，紧张得手心冒汗，她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坐在我对面，像聊天一样问了我的情况。她问我会不会做中国菜，我说不会，她说没关系，她可以教我。她问我有没有孩子，我说有一个儿子在波兰跟外婆住，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你可以每个月多休两天假，回去看他。路费我来出。”

　　我当时差点哭出来。

　　她们从未把我当作“下人”，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待我。会问我最近荷兰语学得怎么样，会在我感冒时提醒我多休息，还会把“潮汕厝边”新做的点心打包一份让我带回去尝。圣诞节的时候，她们给我准备了一份礼物——一条羊毛围巾，颜色是我最喜欢的深蓝色。包装纸上写着：“给玛丽安，谢谢你成为我们家的一员。”

　　我活了三十多年，打过十几份工，从来没有一个雇主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哦，对了，上次顾清女士又拿了一个奖——家里奖杯真的多，客厅书架上一排排摆着，金光闪闪的——苏婉女士去颁奖。那天下午她们叫我过去照看孩子。

　　我去了，孩子们在看电视。我打扫完，用苏婉女士留下的食材，试着给她俩煲了一锅波兰传统的红菜汤，放在灶上温着。

　　晚上苏婉女士发信息给我，说汤很好喝，谢谢我。还给我转了一笔“汤费”，比我一天的工资还多。

　　我拿着手机，看着那条信息和转账，心里暖烘烘的。

　　但同时我也在想：她们是不是觉得，只要给我钱，就能表达感谢了？

　　其实不用啊。

　　我只是想让她们知道，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关心着这个家。

　　有一次，我问苏婉女士，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她想了想，说：“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在外面漂着，不容易。”

　　她没有多说，但那一句话，让我明白了很多。

　　后来我从顾清女士那里听说了一些苏婉女士的经历——十七岁从南澳岛独自到成都，三天两夜的硬座，在堂姑的店里睡阁楼。我也听说了一些其他人的故事——林墨女士在川西山沟里长大，叶晚女士在莫斯科郊区由外婆养大，顾清女士二十年前离家出走再也没回过哈尔滨。

　　她们都知道“一个人在外面漂着”是什么滋味。

　　所以她们对我好，不是因为我有多了不起，而是因为她们记得那种滋味。

　　这份工作，大概是我漂泊生涯中，最幸运的遇见了吧。

　　我只希望，我能一直为她们工作下去，在这个温暖又奇特的家庭旁边，过着我自己平静、满足的小日子。

　　毕竟，这么好的老板，可得珍惜一辈子。

　　而且——说实话——我真的很想知道，林墨女士下一次又会把工作间搞成什么样。那个“合法犯罪现场”，每次都有新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