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章 上一章 目录 设置
24、第 24 章 你不拆穿我 ...
-
“黎珩。”
我咬了一口蛋筒的底部,脆皮在嘴里咔嚓作响。
“嗯。”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吵架是因为什么?”
他想了想:
“因为你把我给你买的围巾退掉了。”
“对。”
我说,
“你觉得那条围巾太贵了,我说我不要。你说‘我送你的东西你为什么要退’,我说‘我不需要这么贵的东西’。你很生气,不是因为我不领情,是因为我说‘不需要’。你说‘你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不是你说了算的’。”
“我说过这种话?”
他皱了皱眉,似乎不太相信。
“你说过。”
我笑了,
“然后你三天没理我。第四天你出现在我宿舍楼下,手里拿着同一条围巾,说‘你不要就扔了,反正我不会拿去退’。我下楼,你把围巾围在我脖子上,围得很紧,紧到我的脖子都不能动了。我说‘黎珩你想勒死我吗’,你说‘想’。然后你笑了,我也笑了。”
他看着我的表情很复杂——有怀念,有心酸,有一种“她真的什么都记得”的不可置信。
“你记这些做什么?”
他问。
“没有‘做什么’。”
我说,
“它们就在那里。我不是故意去记的,它们是自己留下来的。就像那些不好的记忆一样,它们也自己留下来了。”
他的表情沉了一下。
“不好的记忆,”
他说,
“你指的是哪些?”
我沉默了一会儿。
“我指的是我离开你的那天。”
我说。
他的手指微微蜷了一下。
我抬起头看着远处的天空。墨尔本的天空很蓝,不是那种深蓝,是那种灰蓝,像被水洗过很多次的牛仔布,颜色浅淡而温柔。一朵云慢慢地飘过来,形状像一只展开翅膀的鸟。
“那天早上你送我到火车站台,”
我说,
“我穿着白色连衣裙,抱着一束芍药花。你说‘早点回来’,我说‘我会的,你等我’。你站在站台上看着我上车,我坐在靠窗的位置,隔着玻璃看着你。火车开动的时候,你对我笑了一下。你说‘路上小心’。我说‘好’。”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你笑。”
我说,
“后来我再看见你的时候,你已经不笑了。”
他低下头,看着手里的蛋筒。蛋筒已经吃完了,手里只剩下一张皱巴巴的纸巾。
“你离开之后,我去找了你。”
他说,
“我去了机场,查了所有飞往中国的航班,没有你的名字。我去了你的宿舍,布佳延说你已经退房了。我去了所有你可能去的地方,到处都没有你。”
“然后你收到了我的邮件。”
我说。
“嗯。”
“邮件里我说了什么?”
他沉默了几秒。
“你说你在医院里,让我不要担心。你说你只是受了点轻伤,你会没事的。你说你做了一个决定,要忘掉一些事情。你说如果我以后见到你的时候,你不认识我了,让我不要难过——那是你自己选的。”
我闭上眼睛。
那些画面在我脑海里清晰地播放着——医院的白色天花板,刺眼的日光灯,消毒水的味道。我躺在病床上,右手上扎着留置针,手指肿得不能弯曲。我拿着手机,一个字一个字地打着那封邮件,眼泪不停地流,滴在屏幕上,模糊了我打出来的字。
我不是在跟他告别。
我是在跟他交代后事。
“黎珩。”
“嗯。”
“你收到那封邮件之后,做了什么?”
他沉默了很久。
“我去医院找你了。”
他说,
“我找到了那家医院,找到了你的病房。我从门上的玻璃窗往里看,你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脸上有伤。你的右手上扎着留置针,手指肿得很厉害。你的嘴唇是干的,起了一层白皮。”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
“我想进去。但我没有。因为我答应过你——你说,如果我找到你了,如果看着你的时候觉得你太痛苦了,就不要进去。让你重新开始。”
“你站在门外看了我多久?”
我问。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里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他说,
“如果我现在进去,你会不会认出我。如果你认出我,你会不会更痛苦。如果你更痛苦,我是不是做错了。”
“后来呢?”
“后来你醒了。”
他说,
“你睁开眼,看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转过头,看向门口。”
他的声音轻了下去。
“你看着我的方向。但你的眼神是空的。你不认识我。你的眼睛里没有光,没有恐惧,没有惊喜,什么都没有。你就是看着一个方向,像看一面墙,像看一扇窗,像看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然后你转过去了。”
“你没有进来。”
我说。不是问句,是陈述句。
“没有。”
他说,
“我站了一个小时,站到腿发麻,站到护士来问我找谁。我说我找错房间了。然后我走了。”
我睁开眼睛,看着他的侧脸。
阳光从左边照过来,把他的一半脸照亮,另一半藏在阴影里。明暗交界线从他的额头开始,经过鼻梁,划过嘴唇,一直延伸到下巴。他的表情很平静,但他的眼眶是红的,嘴唇在微微发抖。
“黎珩。”
“嗯。”
“你走了之后去了哪里?”
“机场。”
他说,
“我买了最近一班回墨尔本的机票。在候机厅里坐了一夜,第二天飞回了墨尔本。”
“然后呢?”
“然后我回了我们的公寓。”
他说,
“打开门,屋里还是你走之前的样子。你的拖鞋在门口,你的牙刷在杯子里,你的睡衣叠好放在枕头旁边。冰箱里有你走之前买的酸奶,保质期还有三天。灶台上有一锅你煮的粥,盖子没盖,已经干了。”
“你在那间公寓里住了多久?”
我问。
“三年。”
他说,
“三年后我回了北京。但墨尔本的公寓我没有退租,到现在还留着。你走的时候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你的拖鞋在门口,你的牙刷在杯子里,你的睡衣叠好放在枕头旁边。”
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不是默默地流,是那种忍不住的、大颗大颗的、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的哭法。我没有出声,但眼泪流得很凶,流得我整张脸都湿了,流得我看不清他的脸。
他伸出手,用拇指擦掉我的眼泪。擦了一颗又来一颗,擦了一颗又来一颗,怎么也擦不完。
“别哭了。”
他说,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
“你凭什么不让我哭?”
我哽咽着说,
“你等了五年,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
他愣了一下。
“我等你来找我,”
我说,
“也等了五年。可是,我不知道我在等谁,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等,不知道我等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但我每天都在等。我每次走过一个街角都会下意识地往远处看一眼。我每次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都会心跳加速。我每次做梦都在被人从水下往上拉,拉到快要浮出水面的时候就醒了,因为我怕看见那个救我的人的脸。”
“我怕看见他,然后发现我不认识他。”
“我不怕他不记得我,我怕他不记得他。”
我哭得说不出话了,把脸埋进他的胸口,眼泪蹭在他深灰色的毛衣上,洇开了一大片深色的水渍。他的手放在我的头发上,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摸着,像五年前一样。
他的心跳在我耳边,咚咚咚的,沉稳有力的,像一面鼓,又像一座钟。
那是墨尔本的时间。
是我忘记的时间。
也是我终于找回的时间。
我们在冰淇淋店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很久,久到太阳从东边移到了头顶,久到那条街上的行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久到那个没有门牙的希腊老人出来看了我们好几次,每次都笑着摇摇头又进去了。
“冷吗?”
他问。
“不冷。”
我说。
但其实有一点冷。墨尔本的冬天,即使有阳光,风还是凉的。我穿的那件藏蓝色羊毛大衣不够厚,风一吹就透了。但我不想说冷,因为如果说冷,他就会把外套脱给我,然后自己穿着短袖在风里站着,嘴唇冻得发紫,还说不冷。
他以前做过这种事。不止一次。
“你在想什么?”
他问。
“在想你以前把外套脱给我的那些时候。”
我说,
“你总是说不冷,但你的嘴唇是紫的。”
他笑了一下:
“你不拆穿我不行吗?”
“不行。”
我说,
“我以前不会拆穿你,是因为我怕你不高兴。但现在我不怕了。你不高兴了我也知道你是因为什么不高兴——不是因为我拆穿你,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说,
“你做得够多了。你不用再把外套脱给我了,因为我自己会带厚衣服了。你不用在雨里站一整夜了,因为我会接电话了。你不用再等我五年了,因为……”
我停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
“因为我回来了。”
他看着我,眼泪又掉了下来。
这个在商场上翻云覆雨、在家族斗争中杀伐果断、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示弱的男人,在我面前哭了一次又一次。他不是脆弱,他是在我面前不需要坚强。他可以把所有的伪装都卸下来,把所有的不堪都露出来,因为我不审判他,不评判他,不要求他做任何超出他自己意愿的事。
我只是看着他。
像五年前一样。
“走吧,”
他站起来,伸出手,
“带你去下一个地方。”
“哪里?”
“我们的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