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花 --《没有开始的关系》前传》大密

18、第十八章 缺口 刚进医院没

　　刚进医院没多久，我便发现，最难的从来不是诊断。而是药。那天门诊来了一个肺炎病人。是个十几岁的男孩子，烧得厉害。母亲陪着他来的。护士把病历递给我时，小声说：“又是肺炎。”我翻开记录，听诊，量体温。检查结果几乎都写在脸上。病房里安静得很。大家都知道该用什么药。也知道医院剩下多少药。主任看完病历，把本子合上。“青霉素还有多少？”护士翻了翻登记册。“只够两个人的量了。”房间里一下安静下来。没人说话。因为病房里需要用药的人，远远不止两个。主任沉默了很久。最后把药留给了隔壁病房一个情况更重的孩子。那位母亲不停点头。说理解，说没关系，说医生已经尽力了。可她抱着孩子离开的时候，我还是看见她偷偷擦眼泪。

　　下班以后，我在药房门口站了一会儿。木架上的药瓶空了很多。有些格子甚至已经空了好几个月。药剂师低着头整理账册。像是在计算一场永远不够分配的战争。医生能治病，却不一定救得了人。

　　那之后的几天，医院开始更频繁地讨论药的事。不是在会议室里。是在走廊。在换班的时候，在护士低声交接记录的时候。有人说，别的医院也一样。有人说，最近运货不稳。也有人什么都不说，只是把药柜再检查一遍。好像多看一眼，药就不会少一点。我开始被安排去做一些更基础的工作。整理病历。核对用药。陪护士去病房。这些事情都很琐碎。琐碎到不会被写进任何记录。但它们占满了一整天。
　　有一次夜班。一个病人突然需要止痛针。护士翻遍了药柜，最后只找到一支剩余剂量很低的镇痛药。她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我点了点头。我们都知道，这种时候“够不够”已经不是医学问题，是分配问题。注射完之后，病人暂时安静下来。但疼痛并没有真正消失，只是被压低了一点。像被迫退到身体更深的地方。

　　凌晨的时候，我一个人站在走廊尽头。窗外很黑。远处偶尔有车灯闪过去。医院里还亮着灯。但那种光不像是照亮什么。更像是在提醒这里还没有结束。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在美国的图书馆。冬天的窗户会起雾。我用手指写过一个名字。后来那些字慢慢被水汽吞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