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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同伙伴 “别走那么 ...

  •   “乖,去打4毛钱的醋。”
      “为什么不是弟弟去!”我嘟囔着嘴,不情愿地从秋千上下来。幸灾乐祸的弟弟在一旁冲我使眼色,得意极了。
      “他还小,再过2年。你快去,饭马上就好。”
      我冲弟弟哼着鼻子,接过爸爸手中的玻璃瓶和钱,脚狠狠地踩在地上,一步一咚,土地因脚力扑腾起了尘土,我又小心地放轻脚步,生怕弄脏了裤子。
      刚走十几米,从家前面的胡同窜出一个女孩,差点儿和我撞上。这个村子有很多条胡同,胡同错落有致,四通八达,能随意穿行,经常会出现刚出胡同就碰到另一条胡同的人的情景,最适合玩捉迷藏。南北两边各有一条主路,分别能通往南外环和五一路,这两条路是去往市区和的必经之路,路两旁分布着不同的商铺和流动商贩,流动商贩卖的是自家种的蔬菜和水果。我们差点儿撞上的是北边的这条主路,我上下打量了一下,她瘦瘦高高的,头发胡乱地绑着,穿一件脏兮兮的背心,手里拿着和我一样的玻璃瓶,攥着零散的几毛钱。也就是说,我们去的应该是同一家店铺。
      “你也是去打醋”?
      她先发制人,我低声嗯了一声,快速往前走。我妈经常会说一些“本地人会欺负外地人”“和任何人交往,都要少说少做”诸如此类的话。我是从安阳来到临汾的,从小长在这里,因多次搬家也没交到什么朋友,对陌生人总是谨慎些的。
      “别走那么快,咱俩厮跟上(临汾话:厮跟上=一起走跟读gan)。反正都是去红家。”她口中的红家是一家打(卖)饼子的店,也是附近唯一一家售卖油盐酱醋等各种调料的店。4毛钱能打满快一瓶的醋,3毛钱能买两个巴掌大的油酥饼。油酥饼作为早餐,携带方便,也顶饱,一咬掉渣,我最喜欢往饼里夹豆腐串和小山羊辣片。
      她追上我,自顾自地说:“我后妈可真坏!总是让我干这干那的,就不让弟弟妹妹干。你呢,亲妈,还是后妈?”
      “亲妈……啊!”我惊叫一声,路边的草丛突然游出一条蛇,很小只,白黄色的,不知有毒没毒。她赶紧嘘了一声,和我止步停下。待小蛇一点点游走,不见了踪影,又雀跃着说:“这是蛇仙!遇到它是要让路的,大人们说这是要遇好事的意思。我们要遇好事了。”我看看她,又看看土路上留下一道弯曲的浅色痕迹,心生敬畏,迈大步过去。
      “你几岁了?”
      “6岁。”
      “我也6岁,不过你看着像比我小。”她说自己叫程元夏,其实她不叫程元夏,叫程元霞,嫌这个名字土,都让别人叫她程元夏。一路上,她喋喋不休地说着,也不管我接不接话。她可真奇怪,我暗自想。
      “今天是你们两个小丫头打醋啊?”正在揉面的老板红见是邻居熟客,立马放下手中的活儿,拿起破烂不堪的不知是抹布还是毛巾擦了擦手,接过我们的玻璃瓶,便进了小屋。小屋门口有一个土疙瘩搭建的烤炉,和面、揉面、烤制都在门口。
      老板叫红,却是男的,我妈也叫红,是女的,有点儿搞笑。
      “红叔,今天再多给我打点儿,嘿嘿。”程元夏龇牙一笑。
      “你这小丫头。”红叔轻车熟路般,接过我们的玻璃瓶,把漏斗放置瓶口,拿起大缸壁上挂着的小醋桶,弯身往缸里一挖,又将小醋桶对着漏斗,让醋缓缓倾出,哗啦啦地流进玻璃瓶中,酸气扑鼻。他微倾着头与程元夏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问她中午什么,她说臊子面。问她在家是不是经常挨打?她嘿嘿地笑着:“我皮厚。”
      我默不作声。我从来不与别人多说什么,干什么就说什么,买东西就说买什么,付钱,等着别人给东西,离开。
      趁她们聊天、打醋的空余,我的眼睛四处乱飘着,小屋十几平米大小,高度很矮,个高的成年人都要碰到头顶了,货物放置得满满当当,还有几个大缸,一缸酱油,一缸醋,一缸花生油,缸的大小都能让人进去泡澡了。
      刚出小屋,程元夏举起醋瓶,昂着头咕咚咕咚地喝起来,我瞪大双眼:山西人果然爱吃醋!我家的工人阿姨,喝小米汤要加醋,吃包子也要戳个洞往里面灌醋!
      “你怎么这样看着我?”
      我赶紧恢复平静表情,直摇头说没什么。回胡同的路上,她雀跃得很,一蹦一跳的,像是吃到了零食般的满足。真怕她把醋瓶的醋再洒一些,回去挨打。
      “你还没说你叫什么呢?”
      “李冰鹤。”
      “李……冰……鹤……”她重复着念着,“你的名字可真好听。谁给你起的?”
      “我爸。”
      “你爸真会起名字!晚上咱们一起玩捉迷藏吧,我住在这条胡同的最后一家,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你有弟弟妹妹吗?”
      “我有一个弟弟。我住在那条胡同的第一家。”90年代,家家户户都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的组合。他们对“儿女双全”好像有执念。个别的家庭三个孩子,最夸张的一家有七个孩子,最小的是男孩。我没见过独生子女,起码在周家庄村没有。
      就这样,我和程元夏成了朋友,她也是我的第一个朋友。
      96年的夏天,我尝到了别样的童年快乐。
      一吃过晚饭,我和元夏就迫不及待地带着弟弟妹妹玩捉迷藏,去附近的菜地偷西红柿和青茄子。我第一次知道茄子可以生吃,元夏让我尝,我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小口,嚼了嚼,又吐掉,她不死心,让我再咬一大口,我看着她,又尝试狠狠咬了一大口,边嚼边说,也没有那么难吃嘛,随即两个人哈哈大笑;遇到起风时,我们拿着买完菜剩下的红色、黄色、白色塑料袋,用根线绑着,跑到田地里逆风奔跑,看谁的袋子飞得高。风筝,是我后来在课本上才见到的。
      当麦子还是绿色时,我们会拽断几枝,或蹲或站或盘腿坐在家门口两侧的石墩上,一颗一颗地挤出白色的麦仁,放在嘴里,软软的,甜甜的,混合着淡淡的麦香味。麦子成熟被收割时,我们就去捡没有被收割机收走的零散残缺的麦穗,这时的麦仁已经变硬,我们学着大人用机器碾压的模样,用石头做工具,砸成小碎粒,再磨成黑灰色的面粉,当成是过家家的原料,再用小花、小草做点缀,假装吃上一口,再陶醉的来一句“可太美味了!”。
      跟在元夏屁股后面,也认识了胡同里的几个同龄孩子:
      她所在胡同里的浩浩,城里来的小孩,操着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皮肤白白的,还会游泳。这儿是他姥姥家,每年暑假都会来。他教我们如何把背放平,如何摆手,呼吸。我们都不会游泳,他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还检验我们的姿势标不标准,做的好的,还会夸“你真棒”,我喜欢听他说话,听着舒服。浩浩有个姐姐,听说画画很好。他答应我,等下次姐姐来,一定让她教我学画画;
      我所在胡同的芝芝,家住在我家前面,我家的院子能看到她家的后窗。每次见芝芝,她都穿着漂亮的花裙子,像个小公主。她家是这两条胡同里唯一有彩色电视机的,她不止一次邀请我们去家里看中央一台的大风车和葫芦娃,我们都笑着摇摇头说不用了。
      她家的门比其他人家的都高,且高级。别人家的门是两扇,推开就全部推开了。她家的门,大门上有个小门,进出都从小门跨进,大门是固定不动的。门两边的石墩子也比别人大,别人家的石墩子是个扇形,她家是正方形,大小足够两个小孩坐,很阔气。她的妈妈和别人也不一样,别人是笑,眼睛也在笑,她笑,让人有种说不出来的距离感。只要她家大门一响,门外的我们会嗡得一下跑散开,然后就会听见她温柔地说:“芝芝,快回来午睡了,睡醒了再玩。”芝芝有个在外地上学的哥哥,我们从未见过。
      卖菜家的三个孩子:老大佳佳、老二婷婷、老三涛涛。她们姓付,就在红家的隔壁,这几条胡同的人买菜基本都是去他们家。奇怪的是,老二有名字,他们家或者其他人都不叫,只叫二女。比如饭点在路上遇到问“去哪儿?”,对方会说“二女家”,而不是说去买菜。后来,我们也干脆叫二女,二女姐姐,二女弟弟。付家的几口人个子都不高,付爸的大拇指是残缺的,我们问为什么,他们却说不知道,元夏说他们肯定有秘密。
      二女偶尔会偷一些长得歪瓜裂枣的黄瓜、西红柿给我和元夏吃。别看模样不好,味道却比长得周正的蔬菜还要好。她再三叮嘱我们:千万不能告诉她姐或弟弟!他们知道,爸妈就会知道。为了不让她挨打,我们守口如瓶;
      卖肉黑娃叔家的蛋蛋,大名叫庄超,他家的店铺就在付家隔壁,附近的人买肉都会去他家。两家中间隔着废弃工厂的大门。蛋蛋长得跟年画娃娃似的,手背的关节处是一个个小肉坑。轻捏他的脸蛋,就像拉皮筋一样有弹性。
      黑娃叔皮肤黝黑,身材圆滚滚的,脸上的皮肤坑坑洼洼,声音粗狂,说话的声调特别像跟人吵架。每次去买肉,他都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拿着刀切割半扇猪,动作娴熟利落,刀起刀落,什么五花肉、里脊、排骨、猪蹄很快就被分割好,摆在不同的盘子里。
      他家新出炉的卤肉香,隔一条街也能闻得见。卤肉料包是蛋蛋妈的秘方,配料从不摆在明面上,卤肉锅里也只有一个白色的卤料包或沸腾或静止。有人玩笑似地说让她公开一下,自己也好在家试试,蛋蛋妈让他滚远点儿。还真有好事的人偷偷去翻她家的垃圾桶,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蛋蛋偷偷告诉我们,卤料包的渣早就被他妈带回家了,她会把料包倒出来分拣,有些被当做垃圾扔掉,少量的被二次加工,发酵一两个月后当做有机肥埋在土里种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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